黄辛建、冯雨晨：北大藏清末彩绘舆图《西藏全图》及其蕴含的治藏安康思想研究

【内容摘要】北大藏清末彩绘舆图《西藏全图》，绘制者不详，绢本设色，卷轴装，虽名“西藏”，但绘制范围远超西藏，对区域分界、交通道路及水系分布的标注亦十分细致系统。国图藏《西藏全图附说》所记核心特征，与《全图》高度契合，篇目体系、书写范式亦一致，《附说》与《全图》合璧，方为完整的《西藏全图》，《全图》的绘制者、绘制年代、绘制原由等核心问题由此厘清。《全图》的绘制者嵇志文，长期在川藏道及西藏任职，其绘制《西藏全图》的时间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末至次年年初之间。此时，正值英军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和《中英藏印条约》签订后不久，国难深重，西藏边疆危机重重。此图的绘制蕴含了作者嵇志文深厚的爱国情怀及治藏安康思想。《全图》在西藏舆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国图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当系以北大藏《全图》为底本摹绘而成，民族文化宫藏《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则是《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摹绘本。

【关键词】《西藏全图》；《西藏全图附说》；西藏舆图；治藏安康

【作者简介】黄辛建，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冯雨晨，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学。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2025年第11期。本文系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共建“涉藏研究学术共同体”之“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行使主权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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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出来的近400种、4000多幅清代地图和历史图像中精心挑选出近150幅彩绘地图公开出版，是为《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以下简称《皇舆遐览》）。在《皇舆遐览》中，收录了一幅名为《西藏全图》（以下简称“《全图》”）的清代西藏地图，彩色手绘，绢制卷轴装，纵54厘米，横254厘米，画面精美，图文清晰，为我国古代彩绘地图中的精品。《全图》绘制精美，内容丰富，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在我国西藏舆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因《全图》以图为主、文字极少，关键信息缺失，诸如作者、成书时间流传情况及重要价值等诸多关键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对其的关注也多在道路里程和驿站交通上。其中，《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将《全图》与安成所绘《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视为同一幅图，并将其更名为《四川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将是图收入“道路里程”中并作了简要介绍。阿音娜在《舆图中的川藏交通——解读清末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此图，并以图为线索探讨了清代川藏交通的走向、地理特征和重要意义。张钦在《〈察炉道里考〉所载川藏交通探微——兼论〈西藏全图〉所绘中道及存在的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察炉道里考》中有关川藏中路的记载与《全图》中绘制路线的比对、考证，探讨了清代川藏交通格局。但目前尚无学者对这些舆图版本先后进行研究，学术界也尚未将《全图》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全图附说》（以下简称“《附说》”）进行比对研究，对图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治藏安康思想亦无论及。为此，本文拟对此图及相关问题作一专门探讨。

一、北大藏《西藏全图》的基本情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西藏全图》，绘制者不详，《皇舆遐览》中将其绘制时间确定在清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1821—1911）之间，时间跨度达到90年。《全图》具有我国古代彩绘地图的一般特征，整幅图以鸟瞰式移点透视法绘制，色彩鲜明，绘制精美。目力所及，皆位于图中景物的侧前方甚至是正上方，近处的景物不大，远处的景物不小，绵延数千里的距离，各种景物几乎都保持着相同的大小尺寸，但由于无比例尺，方位、比例的绘制很不准确，故图中地名大多只具象征意义，非实际距离。《全图》绘制的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绘制区域以西藏为主，东起四川西部的打箭炉（今康定），西至后藏的济隆、聂拉木一带；北面辐射与西藏毗邻的青海、新疆等地，远及俄罗斯；南面、西面以雪岭（喜马拉雅山脉）为界，所及包括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克什米尔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注重对“界”的绘制和标注，是《全图》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西藏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分界的绘制。由左向右，《全图》中用文字标注了“俄罗斯界”“克什米尔界”“廓尔喀界”“哲孟雄界”“缅甸东界”“暹罗西界”“暹罗东界”“越南西界”，虽不精准但却大体勾勒了我国西藏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分界情况。二是对西藏与周边的川滇青之间行政分界的标注和说明。清雍正时期，清朝通过行政划界的方式，确定了西藏与周边的川滇青诸省之间的行政分界线，奠定了西藏与川滇青涉藏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在《全图》中有非常完整地呈现，绘制者不仅标注了行政分界，还用红色粗线作为分界线，圈出了图中四川的管辖区域。同时，在图中宁静山所处位置专门绘制了川藏行政分界的“界牌”。该界牌在清代文献中记载颇为详细，但在舆图中进行专门标注和绘制的情况并不多见。三是对西藏及川藏道沿线不同行政区域进行分色绘制的同时，还在分界处用文字进行标注。例如，在西藏地区标出了“前藏东界和拉里西界”等诸多分界；在四川的巴塘和理塘、打箭炉和理塘等多处交界处亦有标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西藏全图》

注重对进藏道路及由拉萨通往后藏道路的绘制，是《全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图中以虚线勾绘了自四川、云南和青海进藏及由拉萨通往后藏的道路，其中滇藏道、青藏道的绘制较为粗略，川藏道的绘制则尤为详尽。所绘川藏道共三条，均自打箭炉出关，分川藏南路、川藏中路和川藏北路。在绘制路线及沿线地名的同时，图中还专门在打箭炉城右下角的位置对三条入藏道路情况进行了专门说明。其曰:“由炉出口赴藏，有北、中、南三路。北道出北关，由草地直达前、后藏，最为捷径，但沿途概是草坝，五六站无居民者甚多，行人均应自备帐房，以免露宿。由中道出南关，偏北赴察木多，皆番商茶路，途中亦系草坝，民房稀少与北道同。南道由里、巴、茶、拉各台行走，驻藏大臣暨官兵驰驿所经，因南路居民稠密，易于催办夫马，然所经山路过多，道途迂折，甚难行耳。”总体来看，无论从文字说明还是绘制详略来看，三条线路中以川藏南路（即川藏官道）的绘制与标注最为详尽”，既有路线走向，又标出了沿途地名、山川名、寺庙名等重要信息。

《全图》还较为清晰地绘制了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怒江等数条河流的走势，且以文字对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河流的流向、途经区域等信息进行了标注，对于金沙江的标注最为详尽，其曰：“金沙江下由云南维西、中甸、丽江、永北、东川等处，川属宁远、会理入凉山倮夷，地经屏山县，出叙州府，合大江，再下游出巫峡，过汉口，此长江正源也。”可见，《全图》中有关金沙江的文字系介绍其下游流经地区。图中对澜沧江的文字说明亦如此，曰：“澜沧下游由越南西贡入于南海”。但对雅鲁藏布江的介绍有所差异，其曰：“藏江西流至曲水，合后藏河折而南下，经工布入珞瑜，是为雅鲁藏布江，由印度入于南海。”

综上可见，《全图》为清代彩绘地图，虽名为《西藏全图》但所涉区域远远超出西藏的行政区域，图中尤其注重对分界、道路和河流的标注，图中的文字注说亦多与之相关。这些突出特点为我们接下来继续考察《全图》提供了重要信息。

二、《全图》的“附说”：国图藏《西藏全图附说》

目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了一部名为《西藏全图附说》的清代汉文古籍。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其影印出版，但学术界至今未对该书展开专门的研究。近日，笔者将《附说》与《全图》进行仔细对读后发现，国图藏《附说》实为北大藏《全图》之“附说”，二者合璧，方可构成完整的《西藏全图》。

（一）《附说》之《西藏全图》主要特征与《全图》契合

国图藏《附说》封面为深红色绢制，正面书写“西藏全图附说一卷”和“外着色图一帧”两竖行汉字。目前，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一部，卷首载有时任驻藏大臣有泰所撰序文一篇，为考证该图相关信息提供了关键依据。有泰在其序文中称：“癸卯闰月十二日，嵇葆芝，从九，送藏图一帧，附此说一卷，乃尊甫庾楼太守志文所著。”这里的“癸卯闰月十二日”，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结合封面上的名称《西藏全图附说》来看，有泰序文中所称之“藏图”，即“西藏全图”，“藏图一帧”亦与“着色图一帧”契合。序中出现的“嵇葆芝，从九”，与《附说•跋》中的落款“候选从九嵇祖佑谨呈”相对应，其父为嵇志文，字庾楼。总结有泰序文内容，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嵇祖佑将故父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并《西藏全图附说》送给驻藏大臣有泰。

值得注意的是，《附说》在其开篇及结尾部分，还隐含了部分与《西藏全图》相关的重要信息，可为后续研究提供线索支撑。其开篇为嵇志文所写，其中称：“谨将西藏全境所属各部落及西徼各水道、毗连中外各边界分色绘图逐一注说。”文末为嵇祖佑所撰，其称：“右图说二十八则，系故父详择川藏所属各部落风俗、地势、有关边务情形者节要言之。”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对这幅《西藏全图》有一个大致的印象。1.绘制范围：川藏所属各部落、毗连中外各边界、西徼各水道；2.绘制方式：分色绘制。

根据有泰序文所记，嵇祖佑将其父所绘《西藏全图》及《附说》呈送给有泰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通过查阅有泰日记对应内容，我们找到了更多相关信息。从日记中可知，此时的有泰刚被任命为驻藏大臣，正在前往西藏赴任途中。五月十二日这天，其人正在成都。他在日记中写到：

（五月）十二日，早会嵇芝葆世兄（祖佑，候选，从九——原注）为庾楼太守志文大令郎。弟兄二人，太恭人在堂。送到藏图一张，地分五色，并有分界红线，甚佳，外注说一本，乃庾楼所著。

有泰日记所记嵇祖佑送图的时间与《附说》中一致：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有泰在当天的日记中对这幅图记载甚详，除“藏图一张”可与《附说》相印证，还有更为关键的信息：“地分五色，并有分界红线，甚佳，外注说一本，乃庾楼所著。”这里的“地分五色，并有分界红线”是对这幅图的具体描述，“甚佳”是对《西藏全图》的评价，“注说一本”即《西藏全图附说》，“乃庾楼所著”则再次明确了图及附说的作者。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已经发现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的突出特征是“五色绘制”和有一条“分界红线”。

若将上述关键信息与《全图》相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全图》为彩色手绘地图，突出特征是分色绘制，这在清代西藏地图中非常罕见，作者在绘制时注意采用深浅不一的色调，对山川、河流、湖泊、城镇、寺庙、道路等分别绘以不同颜色，并将山川河流、不同区域及分界明确标识，其色彩总体可归为黄、红、紫、灰、绿等五种。尤其明显的是，《全图》之中绘制了一条非常醒目的较粗红线，其文字注说为“红线以内概系川界”，这与有泰在其日记中所称之图中“有分界红线”这一记载契合。从所及区域及绘制特点来看，《全图》亦与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一致，图中不仅包含川藏各部落、中外各边界，对流经这个区域内的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怒江、雅砻江、澜沧江等几条大江大河的绘制亦非常清晰并对金沙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大江有文字注说。

（二）《附说》的篇目与《全图》吻合

在图的主要特征可以相对应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附说》是《全图》的“附说”，则其内容也应与《全图》相匹配。如果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则《附说》和《全图》为一体这一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附说》共一卷，内分“西藏”“陆路”“水道”三篇。“西藏”篇为总叙，“陆路”篇分“后藏”“布鲁克巴”“哲孟雄”“廓尔喀”“雪岭”“俄罗斯国界”“藏印分界”“三十九族”“察木多”“德尔格特”“三岩野番”“观角”“江卡”“桑昂曲宗”“博窝野番”“乍了”“瞻对”“霍尔五族”“玉树”“巴塘”“理塘”等二十一目，“水道”篇分“雅鲁藏布江”“恒河”“黑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龙江”等六目。若将《附说》中的篇目名称与《全图》对照可以发现，除总叙“西藏”篇、陆路篇的“藏印分界”“三十九族”“玉树”3目及水道篇的“恒河”目外，其余23目均可在《全图》中一一找到，且文字书写方式完全一致。若二者无关联，此类高度对应的现象便无从产生。

至于出现在《附说》之中但未在《全图》中出现的篇目，我们可以做一些具体分析。其一，“西藏”篇为总叙，所记为西藏历史沿革，地理空间为整个西藏，未在图中进行标注是符合舆图绘制逻辑的。“西藏”之名与《西藏全图》的名称一致，实际上也更好地说明了二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其二，“藏印分界”一目主要记述自乾隆以来中国和印度之间订立边界条约的历史过程，亦无法在图中标示出来。其三，另外三则中，“三十九族”“玉树”两目所及区域位于青藏道一线，“恒河”目系述恒河源头、名称及作者嵇志文沿河乘船前往印度签订条约之事，其流经路线远在我国之外。《全图》为传统舆图，整幅图形似一幅山水画，绘制时系以川藏线为主线，标示清晰、明确，但对青藏线、滇西地区及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标示均仅具象征意义、较为模糊，“三十九族”“玉树”“恒河”等未在《全图》中标示，可能正基于此。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认为，《附说》所述之《西藏全图》的主要特征与《全图》契合，其篇目设置又与《全图》相一致。《西藏全图附说》，意即《西藏全图》之“附说”，与《全图》在名称上是完全一致的。据此可得出结论：北大藏《全图》实为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国图藏《附说》则为《全图》的“注说”，二者实为一体。

三、嵇志文：《全图》与《附说》的作者

《全图》和《附说》之间的关系既已确定，则《全图》的绘制者得以明确。

《附说》的作者嵇志文，浙江德清县人，最初由监生报捐县丞，分四川补用。后因剿办出力，贵州巡抚曾壁光奏保以知县用。同治十三年（1874），嵇志文担任拉里粮台一职。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已任四川补用直隶州知州、拉里粮员的嵇志文在“乍丫、察木多两部构衅一案”中出力甚多，“著赏给四品衔”。1888年春，2000余名英军侵略我国西藏，3月爆发隆吐山保卫战。1888年3月，升泰任驻藏大臣，7月抵达西藏，11月至仁进岗谈判。1890年1月29日，清廷委派升泰为全权大臣，与英国订立合约。3月10日，升泰自大吉岭前往加尔各答，会晤印度总督兰士顿。3月17日，订立《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嵇志文是升泰前往印度议约的随行人员。据《附说•水道》“恒河”目记载，嵇志文曾于清光绪庚寅年（1890）二月“由独脊岭乘轮赴印都”。

有泰在《附说》序文中称，嵇志文曾“随先兄恭勤公襄办藏印通商事务，颇著劳绩”。有泰所称“先兄恭勤公”，即升泰；“颇著劳绩”则可与《清实录》的记载相印证。据《清实录》记载，清廷“以藏印界务画押完结，予四川补用直隶州候补知县嵇志文以知府尽先补用”，时为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有泰序中又记“旋病回川”，显示嵇志文在随同升泰完成《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后因病返川。返川不久，嵇志文擢任雅州知府。有泰在日记中称嵇志文为“太守”，意即其曾担任雅州知府一职。

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驻藏大臣升泰在仁进岗“办理藏印商约事宜渐次就绪”之际，突然病故，驻藏帮办大臣奎焕接续办理。清廷认为嵇志文“坚忍耐劳，熟悉藏中情形”，即令四川总督刘秉章通知雅州知府嵇志文“赶紧赴藏，随同奎焕襄办商约”。这也成为嵇志文宦海生涯的转折点。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入藏协助奎焕办理中印商约事宜的嵇志文“带同番官入藏取结”。十一月，奎焕参奏“知府嵇志文玩视边务”，清廷令奎焕迅速派人将嵇志文押解回川”。次年三月，奎焕再奏嵇志文“赴藏开导，办理不善”，清廷令“著即押令回川，不准逗留”。嵇志文“屡呼冤抑”，清廷并未采信，斥其“胆大藐玩”，“即行革职”回川听候查办。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清廷复令四川总督刘秉璋确查此案。因无后续记载，复查情况不明，嵇志文此后赋闲在家。有泰在《附说》的序中对这一事件有些许描述和评价，其中称嵇志文“后调入藏，则与当事大臣互相龃龉，以致罢官追款，落魄无聊，非其罪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川藏毗邻地区的“三岩鸡打洼野番抢去讷钦折匣”，经巴塘文武派兵将原折追获”，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已革知府嵇志文、记名提督韩国秀驰往筹办”，同时“密饬嵇志文等迅将三岩番案办竣”，即行前往查办“桑披寺喇嘛不服”事件。有泰在《附说》序中称:“迨滋轩尚书督川，复令办理土番事宜，事竣即殂谢。”鹿滋轩，即鹿传霖，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任四川总督。鹿传霖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嵇志文被重新启用，负责办理“土番事宜”。鹿传霖在川任职时间不长，嵇志文办理“土番事宜”的具体过程亦未见记载。不过，有泰在《全图》中透露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事竣即殂谢”。翻阅《清实录》的记载可以发现，当时与嵇志文一道派往三岩等地的官员还有记名提督韩国秀。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十九日，因在办理三岩、桑披事件中有功，清廷“予记名提督韩国秀优叙”，嵇志文未在奖叙之列。这说明嵇志文此时可能已经离世，这也与有泰在《全图》序中所称“事竣即殂谢”吻合。

四、《西藏全图》中蕴含的治藏安康思想

《附说》正文共一卷、三篇、二十八则，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包括“西藏”篇及“陆路”篇之“布鲁克巴”“俄罗斯国界”“藏印分界”“察木多”“三岩野番”“乍了”“瞻对”“玉树”及“水道”篇之“恒河”等目。考查这些记载，“西藏”篇为《附说》之总叙，其中所记时间及事情在这些篇目中最晚。据《附说•西藏》载：“升大臣奉命赴边设法会议，阅时两年，远赴印洋，始得立约八条，解战罢兵，完结边案。该藏番一面出结遵办，又复私行勾结俄人，为后来拒英人之计。殊不知俄人虎视印度匪伊朝夕。若一旦通藏，不特激使英人败盟而藏地纵不为英所有，亦不免为俄所据，其后患不仅如唐之吐蕃也。”这里的“升大臣”，即曾任驻藏大臣的升泰。“立约八条”，则指中英于1890年3月17日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如此可以确定，嵇志文绘制《西藏全图》及撰写《附说》的时间在1890年3月之后。

结合《附说》正文开篇中嵇志文的记载：“谨将西藏全境所属各部落及西徼各水道、毗连中外各边界分色绘图逐一注说恭呈宪览。”可见，这里的关键信息是“谨”和“恭呈宪览”。嵇志文行文之所以如此恭敬，当是要将《全图》及《附说》呈给比他地位更高的在藏官员。

嵇志文长期在川藏道及西藏任职，1890年因病返川后擢升为雅州知府。1892年9月，升泰病故后，再次奉调入藏。从嵇志文的生平来看，这一时期与嵇志文在工作上有交集且地位比他高的驻藏官员共两位：升泰和奎焕。在《附说》中，嵇志文称升泰为“升大臣”。升泰早在1888年便已到藏，又主持藏印议约，对藏事相当熟悉，当不需要嵇志文在《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之后再为其绘制《西藏全图》。而且，如果此图是绘制给升泰的，则嵇志文不会在《附说》中将升泰称为“升大臣”。升泰病故后，清廷即令刚到任不久的驻藏帮办大臣奎焕升任办事大臣，接续办理续约事宜。初到西藏的奎焕因不熟悉藏情，希望熟悉藏情的嵇志文绘制《西藏全图》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也与嵇志文在《附说》中称将《全图》“恭呈宪览”所表达的意思及恭敬之意一致，而这可能正是嵇志文在二次入藏后才绘制《全图》的原因所在。

既然如此，我们便可进一步确定《西藏全图》的绘制时间。据《清实录》记载，驻藏大臣奎焕于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奏称：“边事逐渐就绪，知府嵇志文带同番官入藏取结”。十一月，奎焕以“玩视边务”为由参奏嵇志文，嵇志文随即获罪，并令押解回川。二人此时的关系已十分紧张，嵇志文自然不可能再为奎焕绘制《西藏全图》。从上述事件发生的节点来看，嵇志文自川到藏任事，与奎焕的蜜月期并不长。一般而言，清廷在光绪十八年八月令四川通知嵇志文赴藏，从嵇志文接到命令至抵达西藏，中间至少需数月时间，至藏时当已近年底。如此，则嵇志文到藏后见到奎焕的时间应在当年年底。如此可以大致确定，嵇志文绘制《西藏全图》的时间当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末至次年年初之间。

若将《全图》与《附说》相对照，可以明显感受到嵇志文在绘制此图时对我国西藏边疆安全的深切担忧。在《全图》中，嵇志文非常注重对我国西藏与周边的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分界的绘制，就连与我国西藏相距甚远且并不相邻的俄罗斯亦出现在图中。这种看似“越界”的绘制方式，实则蕴含着绘制者对19世纪末英俄两大列强蚕食我国西藏边疆的深刻警惕。在《附说》之中，有关英人侵扰西藏及西藏周边国家的记载非常多。嵇志文详细记述了英国通过锡金、不丹（布鲁克巴）等地逐步向西藏渗透的历史过程，对英国在哲孟雄（锡金）的军事占领和对中国的侵犯进行了重点标注，更对我国在西藏应如何设防及如何防范英人入侵的思考十分丰富，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俄罗斯，嵇志文的担忧更为深切。在《附说》中他直言：“俄人虎视印度匪伊朝夕，若一旦通藏，不特激使英人败盟，而藏地纵不为英所有，亦不免为俄所据。”这一判断基于对当时局势的深刻洞察。在“俄罗斯国界”一目中，嵇志文不仅系统梳理了俄人以“科学考察”为名对西藏地区的多次秘密测绘，还详细记录了其通过外交手段插手西藏事务的种种图谋。他将俄人对西藏的觊觎视为“藏事之最为可虑者”，这种判断极具前瞻性。嵇志文如此绘制《全图》并在《附说》中用大量篇幅进行说明，正是基于对当时西藏边疆危机的清醒认识。他通过标注周边国家边界、详述列强侵略动向，实际上是在为清政府提供一份完整的西藏边疆防御图谱和方案。这种将地理测绘与边防战略相结合的绘制方式，既体现了传统舆图“经世致用”的功能，更彰显了晚清边疆官员在国家危亡之际的爱国情怀和战略远见。在英俄两大列强虎视眈眈的危急关头，嵇志文以图志为武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独特贡献。

川藏唇齿相依，治藏必先安康。这一点在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含《全图》与《附说》）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这幅诞生于清末边疆危机深重时期的舆图，以其独特的绘制视角和丰富的内容信息，展现了绘制者对西藏边疆危机的深刻理解及其在治藏安康方面的独到见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全图》以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将自四川打箭炉以西直至西藏迆西的辽阔地区完整呈现，特别着重描绘了自打箭炉入藏的多条道路系统以及西藏四至界域。这种绘制方式若脱离《附说》的详细注解，极易被误读为单纯的道路里程图。然而，若深入研读《附说》内容，便能发现嵇志文绘制此图的深层用意。作为一位在西藏和川藏道沿线长期任职的官员，嵇志文对“川藏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有着切身体会。他通过这幅舆图，不仅展现了川藏之间密不可分的地理联系，更凸显了“治藏必先安康”的战略重要性。在《附说》中，嵇志文系统阐释了这些地区的历史沿革、行政建制、治理现状及其与西藏的密切关联，特别是对川藏通道沿线各要地的战略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这种图文互注的编纂方式，体现了他作为边疆官员的深谋远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嵇志文精准把握了川藏交通的要冲。他根据亲身经历，将东起打箭炉，向南、中、北三条主要入藏通道（尤以川藏南道为重）完整呈现于图中。作为往来西藏的清朝官员进藏的主要官道，川藏南路在连接内地与西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嵇志文通过这幅舆图，既展示了川藏之间唇齿相依的地理关系，又彰显了经略川康对于稳定西藏全局的战略意义。

从更深层次看，嵇志文的《全图》及《附说》绝非一幅普通的地图。这幅凝聚着绘制者心血的舆图，既是对川藏地区地理形势的精准刻画，也是对西藏边疆安全和治藏方略的深刻思考，蕴含着维护国家统一的治藏安康政治愿景。作为清末西藏舆图绘制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不仅在我国西藏舆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为我们今天理解“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五、余论：国图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与《全图》之关系

目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幅名为《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清代西藏舆图，绢本设色，纵41.4厘米，横316.3厘米，图中未注比例，图末附有跋语，卷轴外侧用毛笔书写“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一轴”。由跋语可知，此图系时任驻藏帮办大臣的安成所绘，绘制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目前，在民族文化宫保存了一幅安成所绘《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清代摹绘本”，名为《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亦绢本设色，纵44厘米，横319厘米。除名称不同、无跋语外，两图尺寸相近，图中文字、画法和图形走势相同。

国家图书馆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

北大藏《全图》与安成所绘《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十分相似。有学者仔细比较后指出，两图均为分色绘制，“除缺少跋文，部分文字、画法有细微差别外基本相同”。尤其醒目的是，两图均绘制了一条较粗红线，走势及所圈范围相同，文字注说均为“红线以内概系川界”，略有区别的是注说位置不同。此外，两幅图中对于“金沙江”“藏江”和“澜沧江”的文字注说同样一致。如此多的相同，说明两图之间必然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目前，因《全图》中信息缺乏，而国图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中的跋语“显示了作者、绘制背景，被认为可能是底图的存在”，故而大多认为北大藏《全图》是国图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摹绘本。

若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两图虽然存在较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差异亦十分明显。具体来看，《全图》比《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似乎更加精致、精细一些，图的比例、布局更趋合理，色彩调配更为柔和。从文字及所绘制的图形来看，《全图》中的文字要明显少于《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两图中的一些图形及其摆放位置的差异也较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图如其名，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对自打箭炉出发，沿川藏官道至拉萨及后藏路线的绘制非常细致，对沿途塘铺标注非常清晰。例如，图中绘制的打箭炉出关第一站为折多，图中标注为“折多宿”；次日翻越折多山后依次为“提茹尖”“阿娘坝宿”“瓦且尖”“中渡宿”，然后沿理塘、巴塘，在金沙江东岸的“竹巴龙宿”，过江后在“公拉尖”“莽里宿”，然后翻越清代川藏行政分界处“宁静山”（图中标注有“界牌”）后进入西藏，在“普拉尖”“石板沟宿”等，一路往西直至西藏边界地带。与此相比，《全图》虽也注重对自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线的绘制，但并未专门标注沿途塘铺名。在《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中出现的上述名称，《全图》中可找到对应的表示，但名称不一致，分别为“折多”“提茹”“阿娘坝”“瓦且”“莽里”“竹巴龙”“公拉”“莽里”“普拉”“石板沟”，“宿”“尖”之类的字眼在地名标注中未出现。

若将两图同时与《附说》对照可以发现，《附说》中的一些内容在《全图》中可以找到，但在《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中则没有出现，或者绘制并不突出，有时又显得突兀。以《附说》中的“雪岭”为例。“雪岭”位于《附说》的“陆路”篇之下，其曰：“雪岭，由冈底斯发脉，分干绕入北印度，蜿蜒克什米尔、廓尔喀诸国，又绕哲孟雄、布鲁克巴，至狢?而止，起伏连续，不下万里，高峻极天，终年积雪，是谓雪岭。西人名之曰喜玛来山，谓地球之上所有高峰莫能及此，其第一峰在龙图山之右，独脊岭之北，西人以三角测量由麓至颠不下三千余丈，实天下之山无与比也。”总体来看，两图均在多处绘制并标注了“雪岭”，差别在于对“喜玛来山”的绘制。“喜玛来山”，即喜马拉雅山。此山在《全图》中绘制得非常突出且标注的名称为“喜玛来大雪山”，但在《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中并不明显且没有显现出此山“实天下之山无与比”的气势，且非常仓促和突兀。

不仅如此，《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中标注的一些文字内容我们无法在《全图》和《附说》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内容。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中出现的较多说明性文字。较之《全图》，该图在一些重要位置增加了文字注说。例如，该图“巴塘”有“设粮员都司千总并土司二员”一语，“理塘”标注了“设粮员守备并土司二员”，“察木多”则是“设粮员游记千总仓储巴”，等等，不再列举。诸如这些文字说明，在《全图》中均无，在《附说》中也没有与这些文字相同，甚或相似的内容。

如此可见，《全图》和《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之间虽然存在较多相同、相似之处，但两图之间的差别仍十分明显。若我们将《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与《附说》放在一起对读可以发现，除图中与《全图》相同的注说外，该图绝大部分注说是无法在《附说》之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载的。若再结合前面我们对《全图》与《附说》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来看，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图》和《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确存在“底本”和“摹绘本”的关系，但“底本”并非《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而是《全图》。不过，安成在绘制《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时，并非如民族文化宫藏《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一般原图照搬，而是以《全图》为“底本”并根据实际需要及其认知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安成在图尾跋语中言及，其临危受命驻藏，对西藏等地“山川形势，疆界毗连，风土人情”均不熟悉，“恐一旦有事，贻误地方，关系非浅，五内焦急，日夜不湟”，故“到处咨访，考核方奥，勉绘一图”。安成在藏时间仅1年半，且已年近70，故能在《全图》基础上绘成《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已属难得。

如此，北大藏《全图》、国图藏《附说》、国图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及民族文化宫藏《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之间的关系及一些相关问题得以厘清：北大藏《全图》的绘制者为时任雅州知府嵇志文，绘制时间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底至次年初之间。绘图的同时，嵇志文另撰写了《附说》一卷作为《全图》的“注说”。安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在《全图》基础上绘成《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民族文化宫藏《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是安成所绘图的摹绘本。此前，大多将安成绘《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定为“底本”，将《全图》视为“摹绘本”，故视《全图》为“描绘晚清川藏交通驿道及全藏形势的交通路线图”，整理分类时将其归入“道路里程图”之中。

清末，西藏舆图绘制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西藏舆图相继涌现，其中嵇志文所绘的《西藏全图》（包含《全图》和《附说》）极具代表性，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以及民族文化宫珍藏的《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则接踵而至。三幅西藏舆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存在底本和摹绘本的关系。这些舆图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西藏面临的边疆危机紧密相连。当时，西藏边疆局势动荡不安，外部势力不断觊觎，内部也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绘制西藏舆图成为了解西藏地理环境、加强边疆管理、应对外部威胁的重要手段。这些舆图不仅为当时的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信息和决策参考，也为后人研究清末西藏的历史、地理以及边疆危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