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历史档案作为遗留性史料，具有真实、可靠、未经主观修改的第一手资料的特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博物馆藏有300多万件多语种历史档案，语种涉及藏、汉、满、蒙、八思巴字等，记载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双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相，是建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史料基础。这批遗留性史料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内容，挖掘多语种档案中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探讨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情况以及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藏历史档案；西藏遗留性史料；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简介】阿音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5年第5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西藏方志舆图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BMZ13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西藏地方在中华民族‘五个共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项目编号：CTRC20233JZ02）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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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博物馆公布和展陈了一系列清代汉、藏、满、蒙等多语种档案，显示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双向”交流史，是无可争辩的史料见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提供了“遗留性”史料。
已公布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博物馆馆藏档案，不仅包括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公文文书，还有西藏与北京、内外蒙古、热河、西安、五台山等地各民族通过藏传佛教链接起来的交流记录，以及西藏僧俗人士前往北京、蒙古、新疆等地进行文化交流的记载。同时，有清一代，在西藏地方通过驻军、商贸、婚姻、学经等方式，汉藏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亦在档案中有所体现。
一、金册金印：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见证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档案保存了元以来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间的往来文书，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实施管辖的历史事实。这些档案数量众多，文种丰富，内容重要。以清代为例，从顺治到光绪，历代清帝颁赐西藏地方首领金册金印的活动从未中断。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文档案记载，顺治十年（1653）三月初三，顺治帝封进京朝见的五世达赖“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藏文谕旨，并赐金册金印。以上两块金印保存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从此，历代达赖和班禅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历史定制。另外，历代皇帝还加授西藏地方宗教首领各种封号以示劝励。这些活动在藏文档案中有较多留存，体现了以政治管理为纽带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
档案一：《雍正皇帝为加封赏赐印册事给六世达赖喇嘛的敕谕》（藏文、满文、蒙古文）
雍正元年（1723）六月十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咨行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喇嘛尔亲奉佛法，普度众生，勤习经艺，善哉。仰蒙皇天眷佑，朕体安康。……喇嘛尔受皇考之仁恩，令尔弘扬黄教。俾土伯特众民安居，封为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送往本地坐床以来，据闻，尔勤习经典，人甚聪慧，自幼承袭先道，虔诚为民造福，严守戒律，信赖各部，朕甚嘉悦。故此，特为崇扬（仰）黄教，俾土伯特众民永远安居乐业，将尔按照前五世达赖喇嘛之例，再行改封，尊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尔嗣后于土伯特所有大事，均照前五世达赖喇嘛之例，率办理事务之噶伦等，共同协商，妥善办理，则于尔土伯特部事务大有裨益，民有所养。尔仰副朕尊崇之意，宣扬佛法，致力训导。勤谨勿怠。慎之。为此随敕赏尔镀金六十两重银茶桶一个、镀金银瓶一个、银碗一只、大哈达五条、小哈达四十条、各色绸缎三十匹，一并交付扎萨克喇嘛嘎布楚、罗卜藏巴勒珠尔、扎尔固齐升柱等携回。
这条保存在西藏档案馆的藏、满、蒙三体合璧档案，记录了雍正时期清中央政府改封当时称为第六世达赖的格桑嘉措之名号，由“阐扬释教、普度众生”改为五世达赖时期的名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里的六世达赖其实是后来的七世达赖。档案里保存了达赖系统出现序列问题的原始信息。这与之前康熙朝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有关，即发生的三个达赖事件。其原委是：五世达赖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秘密寻访了在西藏南部出生的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康熙帝册封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康熙三十九年（1700），固始汗后裔拉藏汗继承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汗位，以拉藏汗为首的蒙古势力与第巴势力间的矛盾加剧。康熙四十四年（1705），拉藏汗执杀第巴桑结嘉措，掌握西藏地方大权，特派人到京师向康熙皇帝奏报第巴桑结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不守清规戒律，不是五世达赖的真正转世，要求废除仓央嘉措的达赖封号。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派侍郎赫寿等人赴藏办理西藏事务，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并废掉仓央嘉措，令将其“执献京师”。康熙四十五年（1706），仓央嘉措在押解途中于青海湖边离世。随后，拉藏汗认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博克山出生，后在哲蚌寺为僧的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依拉藏汗、五世班禅、赫寿等奏赐给金印，封其为第六世达赖。对此，西藏僧俗群众皆不承认益西嘉措，而拥护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的转世。格鲁派各寺院认定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理塘出生的格桑嘉措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并按康熙帝旨意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送其至塔尔寺居住。康熙五十六年（1717），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军入藏，杀死拉藏汗，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囚禁益西嘉措。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朝派允禵等率军进藏平定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癸丑，命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四川、云南兵进藏，册封新胡毕勒罕为六世达赖，并护送格桑嘉措入藏，益西嘉措则被押解送京，后死于中原。藏族僧俗群众始终认为仓央嘉措是六世达赖，格桑嘉措是七世达赖。
这起三个达赖事件引发的序列之争，体现在康熙雍正朝的档案里，表明清中央政府颁发金册金印时对达赖辈次的认定态度以及名号的变化。康熙五十九年，康熙皇帝对格桑嘉措的册封是“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康熙帝认定格桑嘉措直接继承第五世达赖，仍然否认桑结嘉措所认定的仓央嘉措为达赖，却又推翻了前次封拉藏汗所拥立的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的做法。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又改新印号，封六世达赖格桑嘉措名号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名号，回归五世达赖的封号。仅仅12天后，雍正帝又发出敕谕，重申册封达赖名号、册印事，但这次未提及第几世达赖，可能是雍正帝意识到达赖的序列问题，刻意进行了回避。册封中的达赖序列问题，即真正确定理塘出生的格桑嘉措为第七世达赖，是在60年后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这一年，六世班禅入觐庆贺皇帝七旬大寿时，乾隆帝遵从西藏僧俗意愿，恢复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格桑嘉措被认定为七世达赖。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满汉文“敕封八世达赖喇嘛册文”中，有“兹特依前七辈达赖喇嘛之例，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的表述，实际上既承认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也确认了强白嘉措为八世达赖，从中央政府角度确认和理顺了达赖转世系统的顺序。至此，达赖世序问题历经康、雍、乾三朝的确认，终于落下帷幕。档案显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宗教领袖册封的绝对权力。
档案二：《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的谕旨》（藏文）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二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朕公平待众，以慈悲抚治天下。封恪守戒律，遵守清规，精勤修道之人，向以褒嘉，并赐官封号。尔自前生以来，恪遵戒律，善意行进，弘扬正法，今又依照礼仪，虔诚进贡，以表耿耿衷心，故朕特赐印册，封尔为班禅额尔德尼，主持札（用字原文如此）什伦布寺及其所属寺院、寺属溪（用字原文如此）卡，他人不得侵占争夺，使其永久安居……
这条档案记录了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之金册金印的历史史实，中央册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始。藏文原档盖有汉满藏班禅之印，汉文印文译字与目前通用不同，采“臣”字，即为“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
除对达赖和班禅颁赐金册、金印外，藏汉档案里还有清中央政府对达赖和班禅进行加封名号的记载。同时，对西藏地方其他僧俗首领予以封号印信，体现了清中央政府管辖西藏地方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二、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安本”
满语Amban（安本），意为“臣”“大臣”，在清代满文文献里出现频率很高。驻藏大臣在藏文档案里的称呼用的就是满文音译，写作“ཡམ་བན།”。该词源自满文，体现了各民族在文字上的互相影响和吸收。
从开始设立到清朝灭亡，驻藏大臣是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雍正六年（1728）始置，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由百余位满、蒙（按：主要是八旗蒙古）、汉等各民族驻藏大臣赴藏供职。驻藏大臣是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具体实施者，直接传达皇帝旨意，同时直接将西藏地方的情况上达朝廷，担负联络中央与地方的重要职责。乾隆十六年（1751），依照《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规定，西藏地方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共治；乾隆五十八年（179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嗣后驻藏大臣除前往布达拉宫瞻礼外，有商议问题时，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共同协商。自噶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统归其管辖，不论大小番目，须遵从驻藏大臣之命。可见，西藏地方事务由驻藏大臣统管，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效果在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尤其在清末，驻藏大臣依然在列强环伺、国势衰微之际，积极努力地在西藏实施新政，试图挽救边疆危机，忠实履行治藏职责。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应一概而论，需分阶段、分角度，客观、中允地进行评价，以更接近历史事实。以往有学者对《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实施效果提出疑问，笔者在档案中找到众多证据证明，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在藏实施管理职权的活动效果毋庸置疑。例如，军事权，清代康、雍、乾三朝多次对西藏地方用兵，驻军制度历经多次立废。乾隆末年，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并规定，前后藏向无正规军队，遇有战事，临时征调，多不能应战，且常扰害百姓。兹奏请大皇帝恩准，额设三千番兵，分驻前后藏各一千名，江孜、定日各驻五百名，就近挑补。挑补之兵丁应造具花名册一式二份，一份存驻藏大臣衙门，一份存噶厦公所。驻军所用银两，由商上交驻藏大臣转发，粮饷由代本（སྡེ་དཔོན）及甲本（བརྒྱ་དཔོན）发给兵丁。因有拖欠情况，驻藏大臣为此令噶厦按期办理不得违误。
档案三：《驻藏大臣就驻藏汉军粮饷事给噶厦的文书》（藏文）
康熙六十年（1721）
据商卓特巴报告，此前众噶伦承诺，从本年度五月起，驻藏汉军粮饷每月应支付粮食500藏克，除每月每人应支口粮一斗、月薪六钱五分一厘外，还需支付官府每月用度；但众噶伦长期不理此务，故此札饬众噶伦按照契约所约定，于每月10日收取银两，每月20日按藏斗收取粮食，时刻谨记此令，并按照该命令及此前约定的日期和数量办理，不得违误。
这条档案揭示了驻藏大臣在藏统领军事管理及驻军的事实，比如任命官员。《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凡上述升补事宜，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遴选。除升补噶伦、代本须奏请大皇帝补授外，其余者统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委派，并颁给满、汉、藏合璧印照。”
档案四：《功德林活佛呈请驻藏大臣委任波密宗本的报告》（藏文）
道光十年（1830）
驻藏大臣阁下：波密宗现任宗本恰巴扎西堆嘎即将离任，拟由曲水旧宗努玛巴久美热丹（现年30岁，道光三年为七品衔，现为六品衔）、林嘎宗林巴苏（现年28岁，道光九年任命林嘎宗本，今为六品衔）二人中选其一继任，请予批准。铁虎年九月十三日。
这则档案真实反映了清代西藏地方官员任免需先由噶厦提出备选人员，继而获得驻藏大臣衙门乃至清中央政府的批准，最终发布正式任命文诰以确认的事实，亦是履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明证。
清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中央颁发的圣旨、敕谕上，也体现在西藏地方政府通过驻藏大臣向中央呈送的奏折和文告上，这种顺畅的“双向”信息秩序，是元以来西藏地方作为一个行政区域被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史料证明。下面是19世纪初西藏噶厦噶伦为谢恩事呈递给皇帝的一份奏折。
普天众生之怙主文殊大皇帝赤金莲座尊前：
卑职噶伦喇嘛强巴道旦、噶伦多吉次仁、噶伦色曲次旦望阙焚香合掌跪奏：……臣等卑职亦常念皇恩，敬恭祈祷，并谨遵文殊大皇帝旨意，遵服济仲呼图克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命，侍奉精勤。……随折附献洁白哈达三条、珊瑚念珠三串、藏红花一百五十两、红黄藏香九十束、花点子氆氇十五匹……
奏折表明了西藏地方噶伦僧官对清朝皇帝的归属，对清朝任命的摄政之遵从，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写照。
三、朝贡与赏赐：中原与西藏“物”的双向交流
通过朝贡和赏赐建立起来的“物”的交流在档案中亦有详细记载。藏文档案记载藏历木马年（1834）八月十四日，十世达赖为蒙赏赐受比丘戒礼及正副经师名号事谢恩奏书稿中，敬献吉祥哈达一方、古铜释迦佛像一尊。相对于西藏地方的敬献物品，清中央政府坚持“厚往薄来”，回赐物品更多。从档案可以看出，西藏地方朝贡的物品通常有佛像、哈达、素珠等，清中央政府回赐物品主要有绸缎、瓷器、玻璃品、玉、茶桶、哈达等。随着近年来相关文物的发现越来越多，保存在祖国各地的器物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证明。
一份乾隆赏赐给达赖班禅物品的清单记录了当时中原与西藏地方物品的交流之盛。
档案五：博清额为钦赐达赖喇嘛班禅物品事致噶厦札（藏文）
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月初七日
……赏赐清单
赏班禅额尔德尼：
馏金佛塔一件、如意一柄、玉佛珠一串、碧玉器一件、珐琅大花瓶一对、珐琅盘一个、珐琅碗六个、珐琅七指盘一对、瓷花瓶一对、玻璃茶瓶一个、茶色玻璃碗一个、赤红玻璃碗一对、赤红玻璃花瓶一对、素色玻璃鼻烟壶四个、黄色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五对、缀边靠垫一对。
赏达赖喇嘛：
青玉花插一个、如意一柄、珐琅大盆一对、珐琅大盘子一对、珐琅浴佛盘一个、描金瓷碗一对、红花瓶一对、蓝莲玻璃碗一对、黄玻璃碗一对、红玻璃花瓶一对，玻璃香炉一只、玻璃鼻烟壶四个、五色熏香五盒、五色香二十五束，黄色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五对。
赏诺门罕阿旺楚臣：
水晶花插一个（边角处稍有残损）、五色熏香三盒、五色香十五束、景泰兰（蓝）瓷碗一对、蓝色玻璃花瓶一对、蓝色玻璃碗一个、玻璃鼻烟壶二个、黄色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三对。
赏仲巴呼图克图：
紫铜铃杵一对、蓝色玻璃碗一对、黄色玻璃盘一对、玻璃熏香盒一只、四相黄缎一匹、黄金丝缎二匹、黄缎二匹。
赏侍膳堪布：
紫铜铃杵一对、珐琅碗一对、黄玻璃盘一对、黄玻璃熏香盒一只、四相黄缎一匹、黄金丝缎二匹、黄缎二匹。
又额外赏给班禅额尔德尼：
金曼荼罗一只、五色绸带、金制八吉祥徽哈达一方、黄缎四匹。
另赐佛事所需之五色熏香五盒、五色香二十五束。
据《钦定理藩院则例》规定，前后藏各间二年遣使入贡，所谓年班。达赖和班禅两年一次遣使者带着大量礼物进京朝贡，返藏时，中央政府也会回赐更多的礼品。
档案六：敕谕达赖喇嘛年班回藏存问颁赏（汉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三十日
皇帝敕谕达赖喇嘛等：
朕惟□□柔远，中朝沛雨露之恩；纳赏输琛，西土殷云霓之望。真诚既□，厚赏宜颁。尔达赖喇嘛等，素具丹忱，阐播黄教。遣使而贡方物，□瞻云就日之忱；备仪以祝廷厘，遂慕义向风之愿。是用降敕，以示褒嘉，并赐尔等银缎诸物。尔其戒律永持，清修益励，仰承□惠，永沐鸿施。钦哉。特敕。
计开：
例赏达赖喇嘛六十两重镀金银茶筒一件、镀金银瓶一个、银盅一个、蟒缎二匹、龙缎二匹、妆缎二匹、片金二匹、闪缎四匹、字缎四匹、大卷入丝缎十四匹、大哈达五个、小哈达四十个、五色哈达十个；
赏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布结大缎六匹；
赏济咙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阿旺吐布丹改桑丹贝卓蜜大缎六匹；
赏哷征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伊喜丹贝坚参大缎六匹；
赏噶布伦班柱仓珠索□旺□却拉□亲□康等四人大缎各七匹；
赏达赖喇嘛之兄公爵顿柱夺吉大缎六匹；
赏十二辈达赖喇嘛之侄公爵济克美朗结大缎六匹；
赏十一辈达赖喇嘛之侄公爵彭错仑珠大缎六匹；
赏十辈达赖喇嘛之侄头品顶戴彭错汪堆大缎三匹；
赏济咙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罗布藏协珠大缎四匹；
赏第穆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桑木丹意喜大缎四匹；
赏哷征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罗布藏尽巴大缎四匹；
赏□□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罗布藏朗结大缎四匹；
赏辅国公朗结策丹大缎六匹；
赏霍尔康扎萨克四朗多布结大缎四匹；
赏头等台吉洛布占堆大缎三匹；
赏来使堪布□养森□二等雕鞍一副、三十两重银茶筒一件、银执盂一件、缎三十匹、毛青布四百匹、豹皮五张、虎皮三张、獭皮五张；
赏跟役喇嘛十八名每名缎各二匹、毛青布各二十匹；
赏跟役俗人一名缎一匹、毛青布十匹；
赏来使囊素□藏彭错三等蟒缎一匹、方补缎一匹、大缎一匹、梭布二十四匹；
赏跟役喇嘛十二名，每名彭缎各一匹、毛青布各十匹。
通过年班、朝贡等方式，西藏地方进贡中央之物品，尤其是中央政府赏赐物品除宗教器物外，还有绫罗绸缎、生活用品等。十三世达赖亲政时期，清中央政府延续着回赐之礼，礼品更加繁多。
四、宗教交流：从官方到民间的书信来往
新近公布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满蒙文档案记载，蒙古各部上至王公贵族、哲布尊丹巴等上层僧侣，下至沙弥、比丘等普通僧众，皆有进藏熬茶、请安募化、祈福献礼等活动，体现了蒙藏满各民族在精神世界交流的普遍性。以往相关资料公布较少，2019年西藏档案馆藏多语种档案的刊布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800多件档案记录了双方通过藏传佛教链接起来的交往交流之历史。
上述档案中有500多件是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为谢恩、请安、祈福、募化献银寺院、向释迦牟尼佛像镀金、延请西藏僧人做法事、超度死者、祈福禳灾、求子、起名、寻找活佛转世灵童、搬迁、赴藏学经、请赐草药、来世祸福等事宜致达赖、班禅、济隆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策墨林呼图克图等的书信。另外200多件档案记载了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蒙古学者、普通僧众为请安祈福、谢恩祈福、谢恩献礼、募化祈福、请求平安祈福、请求诵经祈愿、请赐灌顶、祈求药物、请求超度亡灵、替赴藏学经弟子筹划钱粮、拉萨祈愿法会熬茶献银、请求认定寺院转世灵童、传法迎请喇嘛、给逝者超度诵经、向大、小昭寺释迦牟尼佛像镀金、请明示佛转世系、请佛像、请赐《甘珠尔》经卷、请赐经文全集、请求达赖惠赐全集与传记、发放给驻哲蚌寺学经喇嘛薪俸、供奉佛像、请求乌拉马匹、寻任转世灵童、归还所欠银两、给亲人诵经祈愿、请明示喇嘛转世再现之事、迁建寺庙祈福事、禀报寺院事务、请照料驻藏亲朋好友、开列禀报寺内一年法事议程、明示大小众僧募化清单及募化者名册、请赐常诵经文与叩拜佛名、贺新年、所需乌拉数额事、请赐印文等事宜呈甘丹寺法座、达赖、班禅等大小活佛、僧俗官员及各大寺院文，还有请安问好、新年问安、报安、嘱咐、告知个人生活状况、盖房选址、鼓励学习等事宜。上述两类档案所涉人物身份不同，呈文内容却大体相同，可归纳为请安祈福、熬茶献银、请求认定、请佛像经卷、禀报寺院事务、明示大小众僧募化清单及募化者名册等几大方面，这些书信体现了双方关系的密切性和多样性。札奇斯钦、乌云毕力格等都注意到蒙古的资财对西藏寺院繁荣起到支柱作用，而蒙藏民族间构建起来的募化礼物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档案七：喀尔喀咱雅班第达罗卜藏齐克默特纳木扎勒为恭贺新年请安祈祷事致达赖喇嘛呈文（蒙古文、附藏文译文）年代不详
【残缺】卑微的徒弟托您的福仍旧安康。如今撰写书信恭贺新年，恭请圣安之外，以三门的虔诚之心祈祷：卑微的徒弟能否身命无障碍，事业发达，何时获得菩提道等情还望上师不吝慈悲。为此敬献圣洁的哈达、银质坛城及三佛田等物。吉日。
档案八：兰占巴贡楚克僧格为拉萨祈愿法会熬茶献礼事致扎萨克喇嘛等呈文（蒙古文、附藏文译件）年代不详
兰占巴贡楚克僧格为向扎萨克喇嘛、商卓特巴等请安，敬献圣洁哈达、三钱银子。再有，为拉萨祈愿法会熬茶，捐赠茶叶、油和药物费一两白银，一并敬献。吉祥圆满。
蒙古僧侣不仅贡献有哈达、银质坛城、三佛田等佛教器物，在拉萨祈愿法会时还献有茶叶、油及药物费用，种类繁多。除王公贵族、高层僧侣外，蒙古各部普通僧俗民众也时常进献各种银两和实物，仅太仆寺旗就贡献有相当数目。左翼僧俗民众进献牲畜数目清册显示，该旗仅一次就贡献马91匹、牛40头、骆驼3只、羊92只、山羊3只、银二两六钱。大小寺庙僧侣从大喇嘛到沙弥均奉献了银两。
档案九：巴彦济鲁和庙大小众僧布施清单及布施者名册（蒙古文）
咸丰八年（1858）二月二十八日
奏报巴彦济鲁和庙大小众僧布施清单及布施者名册：大喇嘛阿旺云丹二钱、尔罕喇嘛根敦索特那木三钱、格隆根敦喇布斋四钱、格隆格拉桑根敦五钱、格隆罗尔布扎达勒森五钱、格隆格拉桑罗尔布一钱七分、格隆阿旺齐格默特三钱、格隆贡楚克忠鼐三钱、格隆贡楚克罗垒一钱、格隆罗卜藏根敦三钱、格隆噶勒藏那木济尔三钱、格隆敦多布罗卜藏二钱、格隆益西衮沁二钱、格隆噶勒藏格力克二钱、格隆善巴郎炯一钱、格隆扎西五分、格隆阿喇布坦五分、格隆敦多布阿喇布坦一钱、格隆贡楚克丹津二钱、格隆噶勒藏达尔吉三钱、格隆贡楚克扎木素一钱、格隆罗卜藏忠鼐一钱、格隆格力克尼玛二钱、格隆丹巴三钱、格隆喇布吉一钱七分、格隆格力克达尔吉一钱七分、格隆善巴那木囊一钱、格隆云丹桑布九分、格隆噶勒藏达瓦一钱七分、格隆敦多布尼玛一钱七分、沙弥格力克鄂齐尔一钱、沙弥丹吉扎西四钱、沙弥巴勒丹桑布一钱、沙弥格力克鄂齐尔一钱、沙弥益西衮沁一钱七分、沙弥妥克木德一钱、沙弥善巴米济德一钱、沙弥根丕勒一钱六分、沙弥巴勒丹罗垒一钱六分、沙弥索特那木旺济勒五分、沙弥善巴鄂齐尔一钱、沙弥宝音特古斯一钱四分、班迪噶勒藏丹达尔三钱三分、班迪僧格习礼二钱、班迪朋素克多布坦一钱、班迪多尔吉那木扎勒五分、班迪拉扎布二钱、班迪索特那木朋素克二钱、格隆格力克桑珠布二钱七分、格隆贡楚克云丹二钱七分、已故阿穆尔济呼、喇特那什迪等四钱。以上银子合计十两。咸丰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从蒙古募化给西藏寺院的礼物来看，除银两外，王公贵族多奉献哈达、元宝、银质坛城、曼陀罗、玉碗、各色蟒缎、各色锦缎、鼻烟及三佛田、银两等，普通僧侣贡献的东西更加多元，有马、牛、骆驼、羊、山羊、茶叶、油、荷包、绸缎、铃垫、刀等，数量亦不少，太仆寺旗一次就贡献马匹近100匹。同时，达赖、班禅等在拉萨祈愿大法会后回赐礼，一般有加持过的吉祥结、佛像、藏红花、粗呢、藏香、呢绒、哔叽等。
五、经济依存：援助与交往
青藏高原地势高，地形复杂，是我国气候灾害较多的地区之一。西藏多变的气候，对我国甚至东亚其他地区也有较大影响。灾害档案一方面有助于认识西藏历史上的气象灾害，另一方面，清中央政府通过驻藏大臣对受灾地区进行赈灾援助，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经济依存关系。
档案十：摄政为羌日地区特大雪灾由皇帝支银购羊分配事之令稿（藏文）
土鼠年（1828）由于三十九族百姓遭受前所未有的雪灾，多数牛、山（绵）羊受害致死，百姓生活极端贫困。经驻藏大臣奏禀皇帝，圣谕：从拉萨粮台官库中支取纹银三千两，购买牛羊分赏给三十九族遭受雪灾的百姓以为生计。遵照圣旨，驻藏大臣令驻日喀则谢粮台，噶伦吞巴和三十九族地区总管大次仁班觉领取接收上述银两并折换成章嘎（藏币），在那仓地区购买牛羊，待牧草返青时将牲畜集中到那曲，然后送至三十九族，切实分配给百姓。
铁虎年（1830）的一份档案《噶厦为雪后救灾事饬那曲头人令》中，西藏地方政府多次强调，那曲灾情已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业已奏禀天命文殊化身吾主大皇帝金耳，”并与驻藏大臣商议，决定再从皇库增加赏赐，要求那曲头人务必将赈济发给各户，“此即大皇帝圣意”，不得疏忽等。
当时担任驻藏大臣的惠显和兴科，就那曲遭雪灾百姓的赈济事宜给摄政策门林发去咨文，阐明皇上念及达木八族及三十九族均遭雪灾，曾给达木分别赏赐五百两银子、三十九族银三千两。如还有需赈济者，令驻藏大臣进行调查。这项赈济调查被列入重要工作，既不允许克扣赈灾银两，也不许冒领。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有300多万件历史档案，西藏各市、地博物馆馆藏文物有近百万件，是研究中华民族“三交”历史的珍贵资料。政治层面，这批档案文物记载了中央政府以政治施政为手段展开的有效管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交往。经济方面，通过档案中朝贡与赏赐物品、中央政府经济援助西藏地方财物等内容，客观加强了双方的经济依存。宗教方面，满蒙藏汉等各族以藏传佛教信仰为纽带进行了频繁交流，有利于彼此的文化认同。
档案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生动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从现实意义上讲，目前已公布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博物馆藏多语种档案，将进一步为西藏自古以来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有力的第一手材料，对美西方反华势力围绕西藏历史散布的不实言论进行了有力辩驳，以学术戍边，对树立正确史观、维护民族团结以及推动我国藏学三大体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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