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欣平、朱旭 | 边贸互动与情感联结：西藏亚东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与实践（1949—2024）

【内容摘要】亚东县地处西藏南部边境要冲，自唐代起便是“茶马古道”南线与“丝绸之路”南亚通道的核心节点。1949年后，亚东贸易实践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重构边疆经济文化秩序，推动了民族交往重构；改革开放后，市场化边贸的激活不仅深化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融，而且通过跨境商贸网络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民间互动，形成内外联动的交往格局；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的贸易升级，既强化了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又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推动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亚东县边境贸易过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区域经验。

【关键词】亚东县；边境贸易；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简介】康欣平，男，陕西岐山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朱旭，女，黑龙江牡丹江人，西藏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文章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26年第1期。本文系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招标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近现代西藏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研究（1840—1959）”（项目号：XTZB202404）、西藏民族大学校内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研究（1949—1965年）”（项目号：24MDY029）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转载声明】转载本文仅供读者交流使用，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边疆治理与民族共同体建构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中国作为世界上陆地邻国家最多的国家，对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则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建构，深刻体现了中国内部治理与外部关系的辩证统一。从历史脉络观之，前者根植于多元一体的文明基因，通过“修文偃武”的制度安排与“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完成了疆域内各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共同体塑造；后者则延续了“协和万邦”的外交传统，依托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一带一路”的当代实践，构建起跨国家、跨文明的命运共同体网络。在历史维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从部落联盟到多民族国家的漫长过程，而周边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冷战后国际格局重构背景下提出的新型区域合作范式。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内—外”关系的有机整体，既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区域智慧。

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相结合建设研究已有一定成果。然而，学界对于西藏地区所属县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历史实践的个案研究，成果极为稀少。本文拟从亚东县贸易的角度出发，对亚东人民在进行边境贸易和内地贸易往来过程中蕴含的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以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行梳理和论述。

一、亚东县边境贸易的历史基础与区位特质

亚东县作为西藏边境贸易枢纽，其历史基础与区位特质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地理连接点，为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空基础。在地缘政治与民族分布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使其成为多元文化交融场域。亚东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生，依托“茶马互市—殖民贸易—主权贸易”历史链条，既形成了“经济互补—文化互鉴—政治认同”的边疆互动模式，也积累了与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历史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历史地理视野下的亚东贸易重镇定位

亚东，藏名卓木，意为险峻谷，地处西藏南部，东、南、西三面分别与不丹、印度接壤，是西藏和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各国贸易往来的主要陆上通道，具有无可替代的贸易枢纽地位。自唐代起，这里便是“茶马古道”南线的核心节点以及“丝绸之路”南亚通道的重要驿站。彼时，汉藏民族与南亚地区的物资交换活动频繁，形成了以茶叶和食盐为主的跨区域贸易网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亚东从19世纪末开始就成了西藏边贸的最大口岸。

亚东的贸易重镇地位与近代殖民扩张密不可分。1888年3月英帝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续约》，英帝国获得了对锡金的统治权和与中国西藏通商的权利。《续约》第一款规定：“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94年5月1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自此确定亚东于1894年5月1日正式开关通商，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海关。这为英帝国扩大对藏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藏英（印）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1904年英帝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根据《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规定，西藏分别于1908年、1909年开放江孜、噶大克为通商口岸。至此，西藏条约口岸的数量由一变为三。据《清实录》（宣统元年[己酉]三月辛未1909.5.11）记载：“至江孜、噶大克两处，拟设分卡查验委员，归亚东关管辖一节。”自1909年起，江孜、噶大克均归亚东关管理，可见亚东关在海关管理体系中地位更高。

亚东海关设于亚东县下司马镇春丕村。清政府任命税务司进行管理，其中既有中国人（汉族、藏族均有），也有英国人，乃堆拉山口是主要进出通道。正是因为亚东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有着西藏咽喉之称的“卓木”地区一度成为西藏的“小香港”。英属印度资本借此涌入，改变了亚东原有的贸易结构，形成了以羊毛出口、工业制品进口为主的殖民贸易体系。随着贸易的发展，亚东从传统的驿站逐渐转型为近代商贸集镇。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二年（1906）间，藏印贸易总额，达二百九十余万元，当时江孜与噶大克尚未开放，仅开放亚东一处，其盛况可见一斑。

1913年8月，西藏地方政府封闭了亚东海关。亚东关存在的19年间，对所有货品未征税，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个不征收关税的海关。这使西藏地方成为英印资本家自由贸易的场所，西藏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完全由外国人把控，从而使近代中国损失了巨额的税收收入。但同时也使亚东在客观上成为多民族贸易从业者与周边国家商人的汇聚地，为民族交往与跨国互动积累了社会基础。

（二）地缘政治与民族分布格局

历史上，亚东不仅是经济高敏感区，同时也是政治高敏感区。亚东原是当地的一个地名（汉语音“娘东”），意为“额颈”，是“咽喉”“要塞”之意，后转音成为“亚东”。亚东作为西藏南部的边境县，地处中、印、不丹三国交界，为西藏极南之门户，通印度之咽喉。亚东县主要以藏族居民为主体，约占全体居民的90%，信仰藏传佛教，民族宗教成分单一，传统社会色彩浓厚。此外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等十余个民族，形成了多彩的民族文化。这种独特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分布格局，使得亚东县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文化价值。

各民族依托亚东县的贸易通道，形成了共生互补的经济关系。“本口地方本无贸易可为，只有粗麦、萝卜等物产于春丕一带，尚不足以供其民食，故全藉芋米及别项食物，由哲进口，以补不足。本口进出货物不过藏属帕克里与哲属噶伦绷之土产各物，互相调换，运时经过咱利山及本地而已”。早期亚东贸易存在着商品种类少、结构单一的缺点，主要采取“以物换物”的较为原始的交换方式。随着各民族和地区交往交融的进一步深入，贸易的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

二、1949年以来亚东县以贸易为载体的民族交往实践分期考察

1949年以来，亚东县以贸易为载体的民族交往实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主导贸易体系建立，实现主权重构与民族交往重构；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边贸激活，民族交往深化；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升级与共同体意识凝聚并行。各阶段贸易均为民族交往重要载体，推动边疆稳定与民族团结。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主导贸易体系的建立与民族交往重构（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西藏作为边疆地区，其发展进程具有特殊性，但整体上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但其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农奴的实践，标志着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西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过程虽晚于全国其他地区，但符合当时西藏的特殊历史情况。尽管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步较晚，但其与全国其他地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目标指向、制度变革本质及根本发展方向上高度一致，其阶段性差异是统一历史进程中的合理呈现。

西藏和平解放前，英印势力继续通过不平等条约操控西藏外贸，形成“英印商品倾销—西藏原料输出”的半殖民地经济格局。1949年“驱汉事件”中，西藏地方当局在英美唆使下经亚东驱逐国民政府人员，暴露了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的勾连。1950年，十四世达赖因准备出走印度而滞留在亚东，1951年7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派的张经武同志与十四世达赖在亚东东嘎寺正式会晤，陪同达赖回到拉萨，促进了整个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0年昌都战役后，中央明确提出“解放西藏涉及国防、民族、宗教三重问题”，为后续主权重构奠定基调。对于西藏与我国邻邦的边贸往来，中央提出“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这一原则。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取消印度在亚东、江孜的武装驻军与治外法权，移交邮政、驿站等设施。1956年7月1日，亚东县人民政府成立。1961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西藏地区设立海关的决定》颁布，亚东海关的设立，标志着中央对西藏边境贸易的主权收归完成。1962年5月10日，亚东海关正式对外办公。1962年10月对印自卫反击战后，亚东、帕里口岸关闭。但在长期边境贸易中，各民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社会经济文化纽带。因此，在口岸关闭后，民间自发的边境往来仍继续进行。这种民间贸易往来不仅使得亚东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亚东同周边各民族在贸易过程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边贸互动中促进情感联结。

但口岸的关闭仍对西藏贸易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印边贸中断，西藏外贸重心转向内地。1954年建成通车的川藏、青藏公路构建起了“内循环”物资体系，国家运输能力提升，将藏族与汉族、回族等各民族以贸易为纽带加深联系，削弱了对印转口依赖。尽管如此，国家仍保留口岸基础设施，为后续改革开放时期的边境贸易复苏奠定了基础。

中央将边防建设视为主权维护的核心手段，下达“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指示，指挥驻藏部队参与物资运输与市场管理。中印协定签订后，解放军进驻亚东、江孜等地，终结了英印势力的军事存在。1959年平叛后，通过清剿边境叛乱武装，国家进一步强化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在经济与社会治理层面，国家推行“生产戍边”与“民族团结”双轨策略。边防部队开展“军爱民”活动，帮助群众修建水利设施、发展农牧业，并将驻地生产作为长期任务，这一过程也促进了亚东各民族与内地汉族的交往交流。这种“军事保卫+经济建设”的模式，既增强了边境地区的国防能力，又通过生产互助推动了藏族群众国家认同的形成。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市场化边贸激活与民族交往深化（1978—2012）

1978年改革开放后，西藏逐步打破封闭格局，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亚东边贸率先恢复活力，中不边境基本开放，边疆人民可在亚东境内自由互市，中印边境虽未正式开放但民间贸易需求强烈。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呈现多元发展特征。拉萨大昭寺“朝圣”人群中，农牧民跨省区朝拜并伴随小商品交易，体现宗教文化交流与民间经济活动的交织。帕里镇等地的民族节庆如望果节，既保留赛马、饮青稞酒等传统习俗，也开始融入商品交换元素。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亚东凭借历史交通优势与多元文化基础，成为西藏边贸发展的典型样本。当地语言60%以上与不丹、印度语接近，饮食文化融合汉地与南亚特色，且存在大量汉藏联姻现象，展现了深度的民族交往基础。同时，政策放宽后，亚东副业生产兴起，水引上山工程改善农业条件，木材、制革、竹编等行业逐步发展，成为西藏十个主要发达城镇之一。但同期暴露的结构性问题亦值得关注。亚东南部林区过度依赖林业，木材蓄积量从近500万立方米锐减至不足10万立方米，北部牧区仍保留物物交换，城乡经济处于半分离状态。为此，亚东尝试产业转型，推进农田改菜田、发展养殖与建材工业，但因本地市场仅万余人口，经济增长仍面临内需不足瓶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藏边贸政策逐步深化。1992年7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定》中指出“采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经国家批准，开放亚东口岸”，次年中印达成边民互市协议，限定29种印度商品与15种中国商品在指定边检站交易。这一时期，亚东外向型经济诉求日益迫切。通过亚东口岸可连接中、不、印三国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甚至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提供经济对话平台。但受制于地缘政治敏感性，亚东彼时仍为“经特殊批准方可出入境”的口岸，其开放进程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紧密联动。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对口支援西藏”政策。该决策不仅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更是推动亚东县与内地在民族文化方面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大举措。1995年中央实施对口支援政策，亚东县作为上海市对口支援地，不仅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为西藏与内地的民族交往交融提供了新的路径。

进入21世纪，基础设施突破为边贸发展注入新动能。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西藏接入全国铁路网，加之“十一五”期间“林芝—拉萨—日喀则”铁路规划进一步延伸铁路网。铁路贯通不仅降低物流成本，更使西藏从内陆封闭区变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前沿。同时，西藏人民开始走出西藏求学、务工，内地多省市群众亦开始进入西藏多地区旅游、经商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了空前的繁荣阶段。

2008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了“围绕南亚陆路贸易大通道建设，重点建设吉隆口岸，稳步提升樟木口岸，积极恢复亚东口岸，加快发展日屋和普兰口岸”的口岸发展思路。各口岸在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架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桥梁。同年，上海市加大对口支援亚东县力度。不仅给予援藏资金进行经济扶持，同时还先后前往亚东县，就其生态环境保护、边境贸易、特色产业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每一批次援藏干部在亚东的工作，在推动亚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往与互助，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发展。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的三十余年间，西藏边贸历经“民间互市复苏—政策引导转型—基建驱动升级”阶段。亚东的贸易实践表明，市场化边贸不仅激活边疆经济，更通过人员流动、文化互鉴深化民族交往。这一进程中，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主动探索形成合力，为新时代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升级促进共同体建设（2012—2024）

进入新时代，亚东县的边境贸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贸易升级与共同体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进入新时代，中国率先推动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至此，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概念。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指出：“深化与各大国战略对话和务实合作，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全面推进周边外交，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自此，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在我国周边外交实践中逐步演进并确立为一项重要指导理念，为构建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周边国家关系筑牢了对话与合作的基石。

除了先进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外，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取得的成就还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作用密不可分。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西藏确定为国内具体承担重要建设任务的18个省区市之一，并提出西藏承担的具体任务是“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西藏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则提出“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进‘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构建国家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亚东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西藏这一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这一发展方式不仅从经济上促进亚东县向内地发展靠拢，同时从思想上促进亚东县人民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9年亚东县旅游局根据当地旅游资源重点打造了五条主题旅游线路，包括红色旅游线、生态旅游线、边境旅游线、康体旅游线和主题旅游线，这些线路将亚东丰富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特色节庆活动相结合，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外地各民族游客对亚东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的深入了解。同时，亚东县的产业发展也在逐步推进，如亚东鲑鱼、岗巴羊、帕里牦牛养殖业，红景天、藏麻黄等食药材采挖，以及藏香制造等民族手工业，这些产业在边境旅游的推动下，有望实现深度结合发展，形成产业辐射效应，共同聚合的效果。这些独特的民族产业在推动亚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民族风俗文化向内地各民族推广，使得内地各族人民更加了解藏族文化。

2020年，亚东跨境经济合作区启动建设，推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贸易效率。这一模式的实施，吸引了内地、西藏其他地区及周边国家企业纷纷入驻，从而促进各民族贸易往来，在贸易中交流交融，共同体意识随之加深。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亚东县形成了立体化的合作网络。在此过程中，亚东人民切实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实惠，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2023年以来，亚东县牢牢把握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要任务，大力践行“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要求，以民族团结为重要纽带凝聚发展合力，着力在“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中争创一流、奋勇争先。同年，亚东县制定《亚东县脱贫人口增收方案》《亚东县产业提质增效及“效益奖励”实施方案》等细化群众增收举措。此外，亚东县依托上海援藏优势，持续深化沪藏交往交流交融。自1994年以来，上海市先后选派10批援藏干部人才对口支援包括亚东在内的西藏5县。通过产业协作、教育帮扶、医疗支援、就业联动等具体举措，不仅推动了各领域工作的提质增效，更在东西部互助共进的实践中，生动诠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与浦江之畔共同绽放。

直至2025年，拉萨海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在指引、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外部导向，积极推动亚东、樟木、普兰边民互市贸易场所规范化建设，支持14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深化“互联网+边贸”试点实践。此举推动边境小额贸易达35.32亿元、边民互市贸易达0.44亿元，既强化了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纽带，又夯实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的合作基础，为双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践支撑。

贸易网络的拓展与边疆市场的繁荣，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更构建了多维度的文化互动场域。以“亚东物资交流会”为代表的边疆贸易节庆，实质上已成为多民族文明互鉴的公共空间。在节庆期间，藏戏的庄严咏唱、汉族秧歌的欢快律动与不丹歌舞的独特韵律同台呈现，这种文化共演现象既保留了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通过艺术形式的交叉渗透形成了新的文化表达方式，实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对话境界。2025年5月2日，“三国同框四季如画五彩亚东——亚东县文化交流及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在拉萨香格里拉酒店开幕。亚东当地的藏族艺术家索喃次仁携手多位区外艺术名家，以桃花为媒，通过艺术作品展现边境名城亚东的独特魅力，以及各族群众如桃花绽放般团结共进、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图景，更映照出新时代边陲亚东的繁荣新貌。

三、贸易实践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特征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双重维度下，亚东县以边境贸易为载体的民族交往实践，展现出经济互赖与政治引领的复合功能。这种“经济联心—政治铸魂”的融合互动，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经济互赖：从“互补性贸易”到“价值链融合”

1.产业分工深化与跨民族协作

作为西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五个重点县之一的亚东县，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产业分工日益深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牧区养殖（帕里牦牛、珠峰绵羊）—城镇加工（羊毛纺织、藏式食品）—口岸出口”产业链。此外，针对亚东鲑鱼这一特色产业，在上海援藏力量的帮助下，亚东县已经建成了以1座立体生态产业园区、1个种鱼繁育基地和4个养殖基地为基础的产、学、研平台，形成了人工繁育—养殖—冷链储运—加工—线下销售“一条龙”产业链，辐射带动全县857户2300多人实现增收。在这些产业链中，不同民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了跨民族协作。汉族技术人员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生产环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藏族农牧民则利用对当地资源的熟悉和传统的养殖技能，为产业链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此外，在援建建筑工地上出现藏族群众和四川汉族群众团结作业的现象。这种跨民族协作的模式，构建起了“一业兴、百业联”的经济共同体，使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亚东县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边境旅游业的发展亦推动了文化资源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亚东县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亚东海关遗址、东嘎寺、噶举寺等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孔雀舞、嘎林岗藏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旅游场景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这种转化不仅提升了边境地区的文化元素与内涵，满足了游客对乡土文化的需求，更促使文化资源成为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推动形成“旅游＋文化＋产业”的复合发展模式，标志着产业分工向深度协作与价值整合的阶段迈进。

2.货币经济渗透与传统社会整合

边贸结算方式的转变，是亚东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早期的以物易物，到后来人民币逐渐成为主导的结算货币，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亚东县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也对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的渗透对亚东县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亚东北部高海拔乡镇（如吉汝乡、堆纳乡部分村落）因地理隔离，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物质基础薄弱、城乡互动机制缺失，乡村文化发展滞后。随着边境旅游的推进，货币经济加速渗透至传统村落，旅游带来的市场化交易打破了原有的自然经济格局，促使当地居民参与到商品生产与服务供给中，推动了传统社会向货币化、市场化的转型。

公共文化设施的完善与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成为货币经济渗透与传统社会整合的重要支撑。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的建成，以及各村文艺演出队的组建，使农牧民群众得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本土文化的凝聚力。101套珍贵古籍的登记造册、清朝亚东关遗址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经济资源，为打造边境文化产业品牌奠定了基础。这种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既增强了地方文化的市场竞争力，也通过旅游经济收益反哺文化保护，形成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同时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情感交融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

从产业分工的分散化到跨产业协作，从传统社会的半封闭状态到货币经济驱动下的社会整合，亚东县的发展历程展现了边疆地区经济互赖模式的演进轨迹。通过旅游业等新兴产业的纽带作用，实现了从单一互补性贸易向产业价值链融合的升级，同时以经济整合带动文化与社会整合，为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兼具经济效率与文化保护的借鉴。

（二）政治引领和塑造：以双重实践促认同转型

1.边境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强化

传统王朝时期，“边民”主要指代边疆地区的汉族移民，而少数民族群体长期被排除在“民”的范畴之外，处于“羁縻”或“化外”状态。这种身份划分源于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治理逻辑，边疆少数民族多被视为“蛮夷”，未被纳入编户齐民体系，缺乏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至民国时期，现代国家主权观念兴起，边民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边政学者重新界定“边民”为“边疆少数民族”，强调其国民身份属性。这一转变不仅突破了传统“民”的汉人中心主义，更将边疆族群从“化外”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后续权利保障与意识塑造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赋权与文化整合，边民从传统依附关系中解放，逐步成为兼具权利意识与家国认同的现代人民立场。这一历程揭示了边疆治理中“国家—人”互动的深层逻辑，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通过制度赋权与文化整合，实现了边疆群众从传统依附身份向现代“人民”身份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国家通过宪法法律确认边疆族群的国家公民身份，构建起涵盖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的权利体系，将边疆族群从“化外之民”的模糊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人民”的主体地位。具体而言，体现在亚东的军事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高原红色边防队”“云中哨所”等戍边力量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国家政权在边疆地区的深度在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亚东通过“挂在云端的补给线”“雪山高脚屋”等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地理隔离对国家治理的制约，将军事戍卫与民生保障相结合，使边疆人民首次系统感受到现代国家机器对边疆的支撑。此时，亚东群众的国家归属感虽仍表现为对军事戍卫力量的依赖，但已开始向“人民”身份的主动认同过渡。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西藏特殊情况，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政策、建设项目、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给予西藏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了“两屏、四地、一通道、一前沿”的战略定位。通过国家对西藏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措施，保障了亚东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亚东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提高亚东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提升了亚东抵御防范重大风险和灾难的能力，从而为铸牢亚东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人民”身份的深化实践—国家以发展成果惠及边疆群众，边疆群众则以国家认同反哺边疆稳定，形成“发展—认同”的良性互动。

2.民族团结与边疆发展协同推进实践

在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对西藏“治边先稳藏”政策延伸力的作用下，“援藏先援教”的策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从1985年开始国家开办内地西藏班为西藏培养人才，通过向西藏源源不断输送内地人才，西藏教育体系逐步确立并完整。同时推动了内地与西藏群众深入文化交流，使西藏群众在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形成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体认知，为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与文化土壤。此外，2025年5月，日喀则市民委组织的为期6天的2025年吉林省对口支援民族工作系统干部培训班圆满落幕。来自包括亚东县在内的18县（区）及市直单位35名干部齐聚吉林省民族干部学校，通过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任务的领悟，为边疆民族工作注入了新动能。

经济整合是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基础的核心抓手。2020年，亚东县率先响应《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相关内容，制定《亚东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规划（2021—2025年）实施细则》，明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与边境贸易发展深度绑定。同年，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启动“金融戍边”政策，将亚东县列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通过信贷扶持边境小康村建设，强化经济基础与民生保障。这些举措突破了传统“输血式”援助模式，通过将亚东人民经济利益与国家边疆安全绑定，使各族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带来的现实红利，从而将共同体意识具象化为可触摸的生活体验。

党建引领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关键路径。亚东县帕里镇一社区党总支通过下设3个党支部、发展60名党员，将“军民同心”作为突破口，组织边境巡逻、反分裂斗争教育及军民共建活动，强化“国土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意识。这种党建引领模式并非简单的组织扩张，而是通过共同参与国家边疆治理事务，将分散的个体整合为具有共同政治目标的多民族群体，使“中华民族”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实践共同体，从而强化了亚东人民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内在认同。同时，2024年召开的亚东县民族团结进步范区创建工作第二次推进会中强调，要巩固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重要意义，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坚持一切工作都要向民族团结进步聚焦，一切工作都要向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发力，积极选树宣传典型，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这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党建引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障，唯有持续强化党的组织引领与实践带动，才能不断夯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根基。

结语

从历史基础来看，亚东县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促进各民族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唐代的“茶马古道”到近代海关的设立，亚东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贸易的兴衰变迁，为近代中国边疆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样本，也为后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历史基础。

1949年以后，亚东县的贸易实践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与变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主导贸易体系的建立，使亚东从半殖民地经济格局中解脱出来，纳入国家统一体系，为民族交往重构奠定了基础，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市场化边贸的激活，让亚东再次焕发生机，人员流动与文化互鉴加深了民族间的联系与情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为亚东县边境贸易带来新机遇，贸易升级与共同体意识凝聚成为显著特征，亚东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总之，亚东县的案例为研究边疆地区如何通过贸易实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生动范例，也为新时代边疆治理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对促进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