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祥：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价值探析

【内容摘要】既往围绕我国西藏地区的民族志编撰与研究工作，相关学人多从西方民族志视角出发，遵循其构建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而对存在于我国传统典籍中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古籍文献关注不足。在我国清代西藏方志与游记文献中，存在颇多民族志性质的宝贵材料。这些材料与西方探险家以“外来者”视角描写本地人群的相关记录有着本质区别。我国古籍中的民族志文献实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范围内，即在“多元一体”格局下，内地官员、文士等对生活在祖国西藏地区人民风俗习惯的描写和记录。这些材料为我国民族志研究构建属于自己的学术传承和理论话语体系、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扎实的文献支撑。

【关键词】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马天祥，男，辽宁铁岭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文献整理。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整理研究”（项目号：23BMZ120）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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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典民族志文献多依托方志、游记存在，按照传统的文献分类属史部之学。究其本质而言，实是我国自古以来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下，交往交流交融客观事实的忠实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因此，深入发掘并系统整理我国古籍中散见的民族志文献，恰是立足我国传统文化资源，遵循严谨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为坚定“文化自信”、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的“西藏篇章”，提供扎实的文献论据和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民族志（Ethnography）是对不同民族（族群）的记述，是从文化角度对某个“民族”的描写与分析。质而论之，“是一种人类学使用多年的数据搜集方法，它提供了有关个体和群体的丰富、详细的信息。”近代西方以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法国人吕推（J.-L. Dutreuil de Rhins）、美国人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为代表的“探险家”，分别在Из Зайсана через Хами в Тибет и на верховья Желтой реки（《从宰桑经哈密至西藏，至黄河源头》）、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1895》）、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Tibet（《西藏民族志注释》）、A Conquest of Tibet（《征服西藏》）等著述中，以地理测绘考察报告、旅行游记以及专题民族志等形式，记录我国西藏地区的民风民俗。鉴于民族志研究的独特方法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近代西方学人对我国古代典籍中的西藏民族志文献关注颇为有限。

近代以来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出于窥探、搜集我国情报的目的展开了各种行动，一方面效仿近代欧美“科考”“探险”方法，或借“求取佛法”之名、或行“窥探”之实，进行入藏“踏查”。前者以僧人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为代表，后者则以间谍成田安辉《进藏日志》为代表。另一方面，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深受我国文化影响，因而在搜集情报方面亦对我国传统史志文献颇多“留心”，大量搜求、参考我国古代史料、方志和游记，编纂了以《清国通商综览》《西藏通览》乃至各地“兵要地志”为代表的材料汇编。其中，1904年东京嵩山房出版的《西藏》，实为近代日本搜集我国西藏地区各类史志文献进行专题汇编活动的开端；1907年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的《西藏通览》，参考我国西藏史志文献竟达20余种之多，诸如《四川通志》《卫藏图识》《康輶纪行》《西藏图考》等我国包含古典民族志文献之材料亦收罗其中。

早期西方的民族学调查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对其眼中其他族群“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的各类信息进行调查汇总。后经博厄斯（Franz Boas）、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等学人进行理论建构，但本质上仍是以“外来者”的视角对其他族群进行描写与分析。传统抑或经典理论体系下的西方民族志研究“是与西方对非西方社会文化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以西方为主导的学科理论体系乃至话语权的建构，是建立在与欧洲殖民扩张相伴生的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输出的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如若仍秉承其构建的理论体系、立足其刊发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来生硬地套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志研究，则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时宜”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因此“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应局限于民族志方法，而应在个案研究中贯穿整体的、历史的、文化的综合分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我们立足中华文明的固有特色，以历史脉络为经，以交往交流交融为纬，以信实的文献载录为根据，打破既往西方民族志研究“二元对立”以“分”为出发点的阐述视角，构建我国特色民族志“多元一体”以“合”为落脚点的论证体系。

二、文献的编撰与流传

我国古典民族志与西方人类学概念体系下的民族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最为显著的区别体现为，在我国古典民族志类文献中，近乎找不到西方概念体系中“自我（Self）”与“他者（Other）”的二分对立思维，而是始终从“大一统王朝”的视角出发，完成对王朝治下不同地域人群风俗的记录，因而这些记录多归入“史部”之下的“方志”之属。

我国古代官员、文士虽未撰写近代西方概念体系框定下的民族志，但出于“资政”目的，抑或出于家国一体观念下士大夫的“自觉”，在其往来、留驻边疆民族地区之时，常常会将该地区人群有别于中原内地的风俗、语言、服饰、饮食、禁忌乃至宗教祭祀等信息予以记录。这类记录材料逐步构成了我国古籍中民族志文献的重要来源。长久以来，我国古典民族志类著述依附“史部”存在，如《史记·匈奴列传》《旧唐书·吐蕃传》等“二十四史”中的少数民族传记。伴随着唐以降历代大一统王朝地方志修撰工作的有序推进，民族志类材料又多整合于方志之中。延及清代，一方面有赖于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管控能力的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得益于官修及个人撰述的蓬勃发展与妥善保存，一些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献材料，依托方志、日记、游记等形式得以留存。

早期西方的民族志著述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始终是以“外来者”的视角对其他族群进行描写和分析。而著录于我国古典史志中的民族志文献，则始终是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视角”出发，传承记录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民风民俗与特色文化。从文献编撰的角度来看，我国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主要存在于方志、杂记之中。清代文士深受朴学之风影响，在编修方志、撰述游记之时，皆能自觉地汇纂前代相关史料，有着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以《藏纪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西藏志考》《西藏志》《卫藏通志》《卫藏图识》等为代表的方志类文献，以《允礼日记》《进藏纪程》《西藏见闻录》《西域遗闻》《西藏风土记》《西征日记》《康輶纪行》《西藏纪闻》《藏輶随记》等为代表的杂记类文献，对生活在我国西藏地区各族人民的风俗、语言、服饰、饮食、禁忌乃至宗教信仰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皆有所载录。

近代列强寇边以来，在文献体例创新方面，爱国志士肩负着“抵抗侵略”与“振兴西藏”双重时代重任，参与到了全新体例的方志编撰工作之中。以《西藏图考》《西藏小识》《卫藏揽要》等为代表的该类方志，在文献来源上博采众长，不仅兼采传统史志文献，还将报纸时评乃至外译资料收录其中。该类方志中载录的民族志文献，亦对近代西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有初步参考和借鉴。在文献整理汇编方面，亦有学人张其勤等对我国有清一代西藏地区各类史料进行辑录、整理与研究，辑成24卷《清代藏事辑要》，其中亦包含数量较为可观的民族志材料。民国先后成立“蒙藏委员会”与“边政设计委员会”，主要着眼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性调查研究，诸如《玉树二十五族调查报告》《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书》《甘孜概况资料辑要》《雅江概况资料辑要》等，受西方调研思路影响，对既往古籍文献史料并未作过多关注，且囿于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和国家贫弱的状况，亦未能对西藏基层地区作深入踏查调研。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民族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版有《西藏研究丛刊》（1982）、《川藏游踪汇编》（1985）、《中国地方志集成》（1995）、《中国边疆史志集成》（2003）、《西藏旧方志》（2016）等。与此同时，《康輶纪行》《有泰日记》等杂记文献亦陆续整理出版。近年来在西藏地区古典民族志文献的研究方面，涌现了以赵心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人和成果，如《〈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及其资料来源》《乾隆〈雅州府志〉所记口内土司及其在川西高原治理中的作用——兼论清代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藏族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清代藏汉文化接触日趋频繁的反映与见证——乾隆〈卫藏图识〉对藏语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等，皆立足扎实的古典民族志文献史料，有效论证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的客观事实。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遵循传统的古籍整理研究体例，对清代西藏方志、杂记文献进行影印、收录、整理及研究。

如今，将传统方志、杂记中的民族志类文献予以单独析出并进行专题汇编整理的外部条件已臻于成熟。对这些传统典籍中的民族志文献进行专题辑录和整理，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民族志文献的丰富与充实，更是从我国自身传统文化出发，有效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方法。这些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民族志文献，既含有对此前古代相关载录的“历时记录”，又补充了编撰者对其所处时代关注对象的“共时描写”，实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印证。质而论之，我国古代西藏地区的民族志文献源出于我国古代传统典籍，发掘好、整理好、利用好这些传统典籍中的民族志材料，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从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的编撰背景和动机上来看，这些文献的编撰不仅是西藏地方与祖国紧密联系的客观呈现，更是国家保障西藏一方平安的忠实记录。要之，这些文献材料与近代西方民族志研究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作为近代西方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扩张的“副产品”，西方民族志材料的编撰背景近乎都是依托殖民主义扩张，并且其动机更是希望通过观察、描写、研究“他者”民族（族群），进而达成为“白人优越主义”（White Supremacy）、“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等价值观的论证和输出张本之目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志编撰，特别是清代西藏地区的民族志编撰工作，则是源于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工作动机的。

前文已有论述，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多依托方志、杂记存在。清代西藏方志编撰工作较之前代已有长足进步，但与祖国内地相比仍颇为薄弱。纵观清初、清中期、清末三个时期方志、杂记编撰工作高峰的出现，实际上皆与当时中央政府加强西藏地方管控、维护西藏地方安定、增进西藏地方各族人民福祉有着紧密联系。从宏观的视角出发，清初的西藏方志、杂记编撰工作皆以“平准保藏”为中心；清中期的西藏方志、杂记编撰工作皆以“平定廓尔喀”为中心；近代以来直至清末的西藏方志、杂记编撰工作皆以“抵抗侵略”和“振兴西藏”为中心。

清初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策凌敦多布袭扰西藏并占据拉萨，满文档案《胤祯奏闻于理塘、巴塘等处探取信息折》载策旺诺尔布呈文云：“准噶尔兵抵达以来，征收差赋甚重，土伯特部众民人、喇嘛相互抱怨之。”清朝中央政府为保西藏地方安宁，先后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十九年（1720）两次发兵，终使西藏获得安宁。《藏纪概》即在此背景下编撰完成，《叙》中“驱贼安良”一词实为该书编撰动机的真实写照。雍正一朝直至乾隆初年，为保西藏长久安宁，中央政府始终致力于加强与西藏地方的紧密联系，《（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允礼日记》《西藏志考》《西藏记》等皆为该时期代表著述。至清中期，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次入侵我国西藏，甚至洗劫札什伦布寺。清中央政府派兵护卫西藏，直至廓尔喀归诚请降。《西藏志》《卫藏通志》《卫藏图识》《卫藏识略》《进藏纪程》等皆为该时期代表著述。近代以来直至清末，以英、俄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日益显露觊觎我国西藏地区的野心，以姚莹《康輶纪行》为发端，以《西藏图考》《西藏全图附说》《有泰日记》《西藏新志》《藏輶随记》等为代表的关注“边事”、留心“边政”的著述相继问世，更有《筹藏刍议》《筹藏刍言》等“筹议”“刍议”类著述刊行，在简要载录边地民风民俗的同时，更多关注于如何担负起“抵抗侵略”与“振兴西藏”的时代重任。综上所述，作为承载清代民族志文献的方志和杂记，这些著述编撰的背景和动机，无不是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视角”，无不是为了加强边疆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紧密联系，无不是为了谋求各民族安定团结的共同福祉。

从清代西藏民族志思想内核的历史演进脉络上来看，这些文献恰是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秉承朴素的理论自觉，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尝试的信实佐证。其中民族志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想内核便是对民族（族群）的溯源。近代西方的民族志研究，不仅秉承“自我（Self）”与“他者（Other）”的“二分对立”视角，而且还要服务于“白人优越主义”（White Supremacy），进而刻意地对观察、描写的民族（族群）阐释其“落后的必然”，因此其研究不仅要在出发点“分彼此”，更要在落脚点“别高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作为中华文明从古代走向近代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切片”，仅就藏族溯源的问题，通过耙梳民族志文献的历时记录，就会发现在面对近代列强寇边带来“未有之变局”时，有识之士凭借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自觉，已然开启了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尝试。

清初和清中期的传统民族志文献，其编撰者皆固守旧式的民族观念，对边疆和中原地区尚未形成全局一体的统筹规划，更未形成对长期生活并驻守在祖国边疆的各兄弟民族平等相待的正确认识。“夷夏之防”“汉番之别”等旧观念已然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大家庭进一步融合与凝聚的桎梏。史书与方志中的“安边”“抚远”之策，并未将少数民族同胞予以平等看待。清初雍正年间成书的《西藏考》中，“番民”之称谓颇为常见；清中期嘉庆三年（1798）成书的《西招图略》中，备列“安边”之法二十八条，翻看该书“抚藩”条，亦皆“羁縻抚绥”之术。对于西藏地区的民族溯源问题，多以“分”和“别”的视角予以阐述。譬如和宁《西藏赋》之开篇，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之卷首，皆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以固陋的“夷”“夏”二元格局进行撰述。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有识之士受到强烈震撼，在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知识、技术、制度的同时，更开始自发地尝试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出发，尝试建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相连、同宗同源的全新民族关系。黄沛翘在《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中有言：“西藏……其地先为伯夷甫，炎帝之裔也。舜徙三苗于三危，三危者：为喀木、为危、为藏。”邵钦权在其《卫藏揽要》第一卷《稽古》中亦直言：“考藏族与我汉族本出一系，皆为轩辕黄帝之子孙，证诸史乘，信而有征。”在此基础之上，胡炳熊在《藏事举要》中更是将近代实证主义精神与我国古籍文献有机结合，分别列举了语言文字、宗教文化、重大历史事件等方面的文献材料，指出这些确凿的证据就是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事实的重要支撑，就是“民族混合之证也。”

当然，我们亦应秉承学术精神，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去审视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的局限与不足。一方面，我国传统典籍以“四部”之法编列，本文中所说的古典民族志类文献多收录在“史部”之下的方志、杂记之属，尚无独立的文献体例承载该类文献。因此，当下的首要工作便是针对有清一代的方志、杂记之属中的民族志类文献，进行全面爬梳、辑录和整理，以期为后续的专题研究及古典民族志基础资料汇编乃至专门数据库建设奠定材料基础。另一方面，囿于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古代社会有限的技术条件，作为承载民族志文献的方志与杂记，可供编撰者翻检征引的资料颇为有限。如作为清代西藏方志成书最早的《藏纪概》，其《叙》中直言：“举昔人记著、外国之书，惟陈员外《西域使程记》稍为典实。”《叙》中所言“陈员外《西域使程记》”，当系《西域行程记》，实为明朝永乐年间官员陈诚、李暹所著之书。足见自清朝定鼎八十余载，然搜求关涉西藏著录，唯有前朝开国之遗编，因而难免在编撰民族志文献过程中，出现“承袭”前人成果的现象。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刊行的萧腾麟《西藏见闻录》、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行的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及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行的姚莹《康輶纪行》，在对藏语词汇著录方面都有“承袭”和“损益”的情况。这就需要致力于古典民族志整理研究的专家学人，拥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并遵循严谨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在专题爬梳、整理方志和杂记中载录的民族志材料时，探究文献流传线索，以期达到“考镜源流”“正本清源”的目的，切实明确原始记录肇自何时？后人撰述“损”者几分、“益”者几何？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文献典籍中民族志材料的真正价值和作用。

结语

近代以来，我们秉承西方的学科划分体系和学理思维，接受了西方定义下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概念体系。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献因散见于方志、杂记等古籍文献之中，无法在西方理论体系下直接使用，因而常常受到忽视，无法得到专题辑录整理并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但正是这些文献的存在，在客观上有力证明了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在“大一统王朝”之中，对边疆地区民风民俗的关注、记录及其历时性演进脉络，恰恰是以“内部视角”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自发、自觉生成的历史轨迹。当然该类文献亦无法回避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今天，我们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新环境、面对新形势，更应立足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遵循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以我国传统典籍文献为依托，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着眼点，以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着力点，摒弃西方民族志研究“分”的阐释思维，构建属于中国特色古典民族志研究“合”的论证逻辑，进而为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生逻辑的历史必然，提供信实的佐证和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