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超：镌刻在雍和宫中的“三交”印记

关公像（中）。

清代手抄本《论语》。

玻璃果供。

金奔巴瓶（复制品）。

雍和宫是北京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历史上为加强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日前，雍和宫推出“回首千秋业前行铸中华——雍和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展”。该展设“千秋伟业，主线生辉”“同根同源，中华一体”“雍和情怀，桥梁纽带”“维护统一，促进团结”“融合文化，促进认同”“不忘初心，共襄伟业”六个单元，以近百件（套）文物、典籍、图片展现雍和宫所镌刻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印记，以及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金奔巴瓶，金瓶掣签制度的直接物证

雍和宫初建于康熙年间，雍正三年（1725）改为行宫，乾隆九年（1744）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作为京城皇家寺院，雍和宫备受清乾隆以降历代皇帝的重视，在内地藏传佛教发展史及中央与蒙藏地区关系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

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平定廓尔喀入侵、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之后，清中央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设置金瓶掣签制度，旨在推进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更在于昭示清朝政府对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权，突出清朝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为保障这一制度的落地施行，乾隆皇帝亲自参与设计，特命清宫造办处精心打造两只金奔巴瓶，一只送至西藏大昭寺，另一只则珍藏于北京雍和宫，成为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事务统一管理的重要象征。

展览中的金奔巴瓶，是实施金瓶掣签制度的重要器物，印证了雍和宫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独特价值。金奔巴瓶通高34厘米，底径14.4厘米，瓶身最大直径21厘米，供藏传佛教寺院的活佛转世灵童认定掣签时使用。尽管这只金瓶的铸造时间稍晚于西藏大昭寺所藏之瓶，却率先正式启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建立后，既为历代中央政府所坚持，又为藏传佛教界广大僧侣所拥护，成为认定蒙藏地区活佛转世灵童的历史定制。它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见证了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事实，为国家的稳定及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器物与典籍，再现文化交流融通图景

关羽忠、义、仁、智、勇的价值观，广受后世尊崇。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寺院中较早供奉关公的场所之一，将中原关公信仰纳入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实现了不同信仰文化的和谐共存。展品铜鎏金关公造像为清代制品，以精铜铸造，表面通体鎏金。历经岁月，铜像金水已部分脱落，露出底铜，形成斑驳的古韵，但当年金光灿灿的皇家气派依然可见。

清代，三世章嘉活佛撰写《关老爷之祈供法》，将关公融入藏传佛教仪轨并尊其为护法神，关公被称为“伽蓝菩萨”或“三界伏魔大帝”；土观活佛接续创作相关祈供法，尊关羽为“真让嘉波”，赞颂其护法、护民、护国的功德。曾经，雍和宫西墙外设关帝庙作为附属下院，僧人常在此开展祭祀关公活动，成为不同信仰文化交融传承的珍贵历史见证。

佛教有用水果和鲜花供佛的传统，但南方珍稀果品翻越千山万水运抵京城，不仅耗时弥久，更难以保鲜存味。玻璃晶莹剔透、璀璨迷人的特性是其他材质无法媲美的，因此，工匠仿造鲜果形制制成玻璃果供，让南方风物在京城得以长久展现。据史料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雍和宫万福阁一次活动就需要玻璃果供五十份。展览中的果供以通透莹润的白玻璃为胎，彩绘石榴（多子多福）、寿桃（长寿）、葡萄（丰收）、佛手（吉祥）等有美好寓意的水果纹样，栩栩如生，展现了中原宫廷工艺、藏传佛教仪轨与民俗吉祥文化的融合。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其所倡导的仁爱、诚信、谦逊等道德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基因与价值追求。展品《四书》为清代手抄本，以汉、满、蒙古三体文字书写，三种竖体文字均隽秀工整，清代对《四书》的翻译和传播是满蒙汉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这类典籍在雍和宫并非个例，诸如《新译蒙文三国演义》等展品亦共同见证了清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融通的历史。

造像与史料，讲述爱国利民的僧人故事

历史上，雍和宫涌现出众多心系国家、维护团结的僧人代表。展览以造像、史料、照片为载体，串联起历代高僧大德爱国爱教的事迹。清代三世章嘉活佛在雍乾两朝功勋卓著。雍正年间，青海因改制举措失当引发僧俗不满，三世章嘉活佛两次远赴青海，凭借自身影响力稳定民心、缓和政教矛盾，守护一方安定。乾隆二十一年（1756），喀尔喀蒙古发生了“撤驿之变”，他以使者身份奔走调和，促成各方和解，力挽国家分裂危局。

近代以来，雍和宫住持贡觉仲尼的爱国实践熠熠生辉。他牵头联络各族代表，在南京筹建“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搭建起边疆民众参与救亡运动的平台；他率同仁参加抗日大游行，“藏人拥护中央，以抗外力之侵略”的宣言树立爱国标杆。1938年，他加入“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演说中说“各民族是亲兄弟”“中国是完整的人”，激发众志成城的抗日共识。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住持嘉木扬·图布丹秉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理念，教导僧人要正信正行，引导信众树立“利国利民利教”的价值追求，同时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

从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与施行，到建筑、供器、造像中文化元素的交融互鉴，从多民族语言典籍的翻译流传，到历代高僧大德维护统一、爱国护教的实践，此次展览“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了独特视角。

（来源：《中国民族报》2026年1月9日第8版，作者于超所在单位：北京雍和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