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毕力格：鄂辉所奏《善后十九条》文本流传考述

【作者简介】乌云毕力格，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摘要】廓尔喀是清乾隆朝后期开始对中国西南邻国尼泊尔的称呼。乾隆朝后期，清朝两次击退廓尔喀对中国西藏地区的侵略，将尼泊尔纳入清朝的“朝贡体系”，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因此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第一次击退廓尔喀之后，成都将军鄂辉等向朝廷上奏善后事宜，形成了《善后十九条》奏折。现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蒙古文档案中，保存着一份第一次廓尔喀战争善后措施条款的蒙古文文书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经考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鄂辉蒙古文文书残本正是鄂辉十九条善后措施奏折蒙古文译稿的一部分，而《清高宗实录》等汉文文献所载十九条都不是该奏折原文全译。尽管该蒙古文文书残缺不全，但它体现了鄂辉原满文奏折的面貌，也充分说明蒙古语在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中的语言媒介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第一次廓尔喀战争善后十九条；文本流传；蒙古文文本价值

尼泊尔是中国南亚邻国，清代文献称之为“巴勒布”“廓尔喀”。清乾隆年间，清朝两次击退廓尔喀对西藏地区的侵略，将尼泊尔纳入清朝的“朝贡体系”，从而保卫了边疆，捍卫了国家统一。以往，学者们利用汉文和满文资料，包括乾隆朝满汉文档案，对清朝时期派兵击退廓尔喀的战争做了深入研究。笔者近年在整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档案资料时，发现了一份打败廓尔喀之战善后措施相关的蒙古文文书。因为这是保存在西藏的蒙古文资料，而且是目前所见最原始的档案文书，所以格外珍贵。这是一份残缺不全的文书，所以在利用时，对文书的作者、种类、写作时间、内容和文本流传都需要进行考证。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该文书进行文献学考订，并解读文献所反映的相关历史问题。

一、文书汉译与注释

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蒙满文档案中有一份档案残件，文件名为《关于藏地设站定界贸易抽税及简放官员等事》，时间拟定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被收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4册影印出版。该档案原件内容汉译与简注如下：

……三处（注1）均与巴勒布（注2）连界。……贸易。收税一事并非唯独藏地有之，藏人运物至其地，亦计量收取。今巴勒布商民、工匠等人前来藏地，伊等驻藏头目亦加课税。此本夷人生性贪利，毫厘必较之事。今贸易载运货物，年时已久，第巴（注3）等人收税，增额日甚。巴勒布人驮载货物来藏贸易，第巴收税加至十分之一，故而互相争执，致起大愆。前经奴才巴（注4）查清增额，参奏惩办第巴等人。是以贸易往来，宜定章程。奴才等宣谕诸噶布伦（注5）及巴勒布头人，西藏乃天朝属地，钦遵天朝厚赏薄取之例，税收定制止准减半收取，例如布百疋取其五疋。嗣后悉遵此例收取，不准增额。交付噶布伦，译成唐古特（注6）、巴勒布二种文字，勒石立于界所，永著为例，长远遵循。驻藏大臣时加稽查，若有不肖第巴阳奉阴违，仍前增额收取，致启事端，则即行查拿，严加治罪。是则杜绝嗜利，番子民人尽皆永蒙圣朝洪恩。

一、西藏贸易外番人等。理应责成诸噶布伦等，推举老成谨慎第巴，会同该处派来头目，商同查办。查得在西藏贸易者，以喀齐、和通（注7）及巴勒布人为多。原先贸易作工，悉听任意往来，并不查验。番子回民善恶不分，混住一处。虽有头目驻藏管领，夷人生性贪利，每致欺软怕硬。如今巴勒布人在藏贸易作工，皆受已故噶布伦索诺木旺札勒（注8）强买勒索之苦。若派能员专管，可致长久安宁。奴才等叠奉训旨，商同噶布伦，集思广益，嗣后保举体面精干第巴一人，会同各该头目，专管卡契回民及巴勒布人，平日悉心抚驭，不许互相欺压争竞。若有雀跃……

一、胁噶尔（注9）地新开戴绷（注10）之缺，甚为紧要。理应按例颁给印信，专司其职。查宗喀、济咙（注11）、聂拉木等处均距之胁噶尔几百里，僻壤绝域，为巴勒布往来门户，收税行盐等事均关紧要。必派能员，驻扎管理，庶可免启事端。现在责成噶布伦等，拣派能事第巴三人，分头安设之外，又派老成精干戴绷，驻扎胁噶尔地方，统辖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处，就近稽查。统辖三处戴绷之缺，比诸他者较为繁重。原先由于西藏阿哩第巴之缺紧要，经前钦差大臣班第奏请，由部给以号纸记录在案。现在驻扎胁噶尔地戴绷，管理边防，职关紧要，宜照阿哩第巴之例，由部颁发号纸，以示专责。戴绷若在三年内谨慎办理公务，边地……

一、西藏盐觔，理应量其高低，分别定价，拣派精干可靠之人，专责管理，免其混杂之弊。查巴勒布地素不产盐，悉由西藏仲塘卡擦卡运回食用。此盐乃从山沟沙土中刨出，穷苦番子量其所得，兜售各地。原无榷场，或以银两易之，或以谷食易之。此盐本不洁净，亦混入杂物私售，盖有之事。奴才等饬噶布伦及巴勒布头目，尽除前弊。嗣后运盐，务必宣谕众番，即于挖出之后，交该第巴，查验盐觔成色，分论等级，头等价钱若干，中等价钱若干，末等价钱若干，量予定价。若易谷食，亦照定价贸易，毋许故昂。如若该第巴等胆敢勒索强买，或查出，或首告，即行严讯，重加治罪，告示界所，永远遵循。

一、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慎选忝放，专司政职，庶可示重地方。奴才等接奉圣训，内有西藏大小第巴之缺著照回疆简放伯克（注12）之例办理等语，圣鉴训示，甚是，昭然可知。查西藏设立四噶布伦，统辖藏内庶务，管领番军，第巴管理地方事务，均干紧要。如蒙俞允，嗣后驻藏大臣亲拣，谘议达赖喇嘛，请旨忝放。务得正派聪勤明白事理者，方可膺任此职。一遇出缺，查其子弟有诚实可妥者，庶可简放。若年小无能，则酌情先令学习，平时留意访察，若其偷闲，始善终恶，或有行事不端、贪虐不已者，即行革职严办，另择他人委用，以期办事得人。庶可于事有补，妥善可期。又查第巴、营官、商卓特巴（注13）之缺不下二三百，若经奴才舒、普（注14）亲拣奏放，不免殷繁，且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等不能尽知伊等好坏，若从远处调验，则往来费事，徒滋烦扰。如蒙俞允，嗣后遇有大处紧要第巴、营官出缺，奴才舒、普商同噶布伦保举，验看其人德能，谘商达赖喇嘛简放。其偏远地方第巴等出缺，仍令达赖喇嘛选择能事之人，经核噶布伦荐举简放。

注释：

注1：三处。根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辛巳记载，三处指宗喀、聂拉木、绒峡三处。宗喀，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宗嘎镇；聂拉木，今地在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聂拉木镇，在宗喀东南；绒峡，今地在日喀则市定日县绒辖乡，在聂拉木县之东。三地均与尼泊尔接壤。

注2：巴勒布。来自藏文བལ་པོ，蒙古语、满语均借用，即今尼泊尔。

注3：第巴。第巴为西藏地方旧官名，意为“部落首领”“头人”。在和硕特蒙古统治时期，汗廷设有第巴，又称第司，是管理西藏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地方上也设第巴官，为部落头目或地方首领。清朝时期，废除了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第巴，以噶厦取而代之，但保留了管理各宗（县）等地方事务的第巴官职。此指西藏各地的第巴官。

注4：奴才巴。指巴忠（Bajung）。巴忠，镶红旗蒙古洪吉拉忒氏，乾隆三十五年（1770）赴藏学习，三十八年（1773）学成回京，历任唐古忒学助教、司业。四十五年（1780）授御前侍卫，历官副都统、内阁学士，充军机章京。五十年（1785）授理藩院左侍郎。五十三年（1788）七月，因廓尔喀侵扰，乾隆皇帝命巴忠驻藏办事，巴忠自恃御前侍卫，专擅藏事，利用通晓藏文之便，不经朝廷批准，擅与廓尔喀议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事发，巴忠畏罪自尽。

注5：噶布伦。噶布伦为官职名的藏语音译，又作噶卜伦、噶伦等，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时（1642—1717）始设。清朝统一西藏后，推行噶卜伦制度，设置若干名噶布伦，共同负责西藏地方政务，其机构称噶厦。噶布伦为三品官，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节制。

注6：唐古特。又作唐古忒，本为蒙古人对西夏党项（tang’u）人的称谓，元代文献里作唐兀、唐兀惕等。蒙古征服西夏后，对西夏境内的藏族也以唐兀惕称之，明清时期蒙古语和满语里继续称西藏为唐古特（tangud）。

注7：喀齐、和通。喀齐即克什米尔，和通指清代回疆和中亚的穆斯林。

注8：索诺木旺札勒。西藏扎萨克头等台吉噶布伦车凌旺扎勒孙，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辛卯袭其父职。后因向尼泊尔商人勒索钱财，引起尼泊尔方面不满，成为尼泊尔入侵西藏口实之一，事发后畏罪自杀。

注9：胁噶尔。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协格尔镇。

注10：戴绷。西藏地方旧军队官职。

注11：济咙。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注12：伯克。清代回疆的官职，凡官皆称伯克，且世袭。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疆以后，清朝向南疆各城派驻大臣统辖，设官则仍依伯克旧名。但是，改伯克世袭制为任命制，并分定额缺、品级，由驻扎办事大臣等拣选补放。

注13：商卓特巴。藏语音译，又作强佐，指大活佛及寺院管家。

注14：奴才舒、普。指廓尔喀战争时期的驻藏大臣舒濂和帮办大臣普福。

二、文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内容关联

尼泊尔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国家，在西藏自治区西南部和中国接壤，其疆土与西藏犬牙交错，在经济贸易、宗教信仰和文化方面与西藏地方具有密切关系。尼泊尔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作“བལ་པོ”，故蒙满文文献作“balbu”，清代汉文文献译作“巴勒布”。

13世纪初，尼泊尔建立了统一的马拉王朝，但到16世纪以后马拉王朝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最后形成加德满都、帕坦、巴德冈三足鼎立的局势。加德满都、帕坦、巴德冈在清代官书中分别作雅木布（颜布）、叶楞和库库木，三者虽同属马拉王朝，但是彼此互不统属。雍正时期开始，三者与清朝建立了关系。乾隆四年（1739）“驻藏侍郎杭奕禄奏，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勒布部有三汗，一名库库木，一名颜布，一名叶楞。雍正十二年，曾遣使恭请圣安。近年三汗彼此交恶，数寻战攻。臣遣贝勒颇罗鼐，宣谕皇上好生之德，中外一视，各宜息兵和好，仰报国恩。三汗欢欣听命，以三部落户口数目呈报，并各进方物。奏闻，部议加恩赏赉。从之”。至18世纪初，加德满都西部的廓尔喀部开始崛起，乾隆三十四年（1769）廓尔喀王统一尼泊尔，结束马拉王朝的统治，尼泊尔进入廓尔喀王朝时期。廓尔喀王朝四面出击，大肆扩张。不久，廓尔喀侵入西藏，廓尔喀与清朝战争爆发，从此清代官方文献中将尼泊尔呼作“廓尔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以西藏地方官员私加课税、贸易不公等事为借口，发动侵藏战争，并迅速占领西藏西南部的济咙、聂拉木等地。因西藏地方驻军抵挡不住廓尔喀的侵犯，清朝立即从内地调兵遣将赶赴西藏，联合在藏清军，很快击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队。但是，在战争后期，西藏地方官员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瞒着乾隆皇帝，私自同廓尔喀进行议和活动。廓尔喀在面临大雪封山及内地清军已至西藏的情况下，设誓定界，以西藏地方政府每年付给廓尔喀300个元宝为条件，撤出西藏，并向清朝遣使请降。乾隆皇帝被驻藏大臣及西藏地方官员蒙在鼓里，认为廓尔喀迫于清军威慑而投降，因此做出了对廓尔喀侵略行径不予以进一步严厉打击而接受其归降的决策。经廓尔喀纳贡归降，清朝与廓尔喀的封贡关系得以确立，但因廓尔喀的侵略没有受到严厉惩罚，他们低估了清朝的决心和力量，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

第一次清廓战争结束后，在反思这次战争的起因时，当时普遍认为西藏地方治理问题颇多。这虽然有过于片面之嫌，但也确实暴露了西藏地方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在乾隆皇帝的旨意下，清朝就西藏地方私添课税、藏地向廓尔喀出售掺土劣质盐等问题，以及在藏贸易的廓尔喀商人的管理、藏地地方官员的简放等多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应该说，虽然因为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官员的隐瞒实情等因，清朝中央对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总结十分不到位，但还是发现了西藏行政的诸多弊病。清朝以此次战争为契机，采取了诸多整顿西藏地方行政的积极措施。

本文讨论的文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第一次廓尔喀战争后，乾隆皇帝指出，廓尔喀已设誓定界，“但此事虽易完结，而藏内诸事究无一定章程，倘日后复有匪徒侵扰，又需再为经理，藏众亦不得长享安全” 。针对“藏内诸事无一定章程”的局面，乾隆皇帝明确要求制定“章程”，甚至还对章程的某些细节做出重要指示，比如就官员简放的问题就明确指出，“从前补放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俱由达赖喇嘛专主，驻藏大臣竟不与闻。现在达赖喇嘛朴实无能，不过倚仗一二近侍喇嘛办理一切，未免轻听属下人等情面，不择贤愚，滥行补放，以致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第巴桑干等肆意妄行，酿成边衅。今新疆回部补放大小伯克，俱系驻劄办事大臣等拣选补放，嗣后藏内遇有噶布伦等出缺，亦当照回部伯克之例，由驻藏大臣拣选请补，较为妥协，并著驻藏大臣等，平日先将各噶布伦、戴绷、第巴，或优或劣，悉心查察，分别存记，俟缺出拟补时，自更得有主见，不为属下人等欺罔，而于偶遇紧要之事，差遣亦可期得力”。该谕旨内容在后来的善后措施中得到贯彻。

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藏抵御廓尔喀的成都将军鄂辉等向朝廷条奏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设站定界等事宜，共有十九条，实为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善后措施建议条款。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下令着军机大臣和珅等逐一审议鄂辉所奏善后条款。和珅等人在奏折中，对鄂辉提出的十九条逐一进行审议，该奏折原文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里，已在《乾隆上谕档》中影印出版。《清高宗实录》所载“鄂辉十九条”的满汉文内容和《乾隆上谕档》所收和珅等审议“十九条”的奏折中，其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三和第十五等五条的内容正与本文探讨的蒙古文文书内容契合。

下面摘录三者内容并做对勘（汉文《清高宗实录》简称HSL，《乾隆上谕档》简称SYD，满文《清高宗实录》简称MSL）。

HSL：一（即第八条），西藏贸易外番，必须老成谨慎之第巴协同该处头目，专管卡契回民及巴勒布，平日悉心抚驭，不许互相欺压争竞，以便秉公调处。仍责令噶布伦等，随时访察。倘有第巴头人及官弁兵役倚势勒买，苦累外番，即禀驻藏大臣拏究。

SYD：一（即第八条），西藏贸易外番，应著噶布伦等公举妥实第巴，协同该处派来头目善为抚驭一款。据称，西藏贸易外番，番夷杂处，奸良莫辨，必须老成体面之第巴，协同该处派来头目，专管卡契回民暨巴勒布二项，平日善为抚驭，不许互相欺压。设有争竞之事，以便秉公调处，务使公平交易。仍责令噶布伦等随时访察，倘有第巴头人及官弁、兵役倚势勒买，苦累外番，即据实回禀驻藏大臣严拿究治。等语。

MSL：emu hacin（即第八条），wargi dzang de hūdašame yabure tulergi aiman i fandzi urunakū nomhon ginggun olhoba diba harangga ba i data de aisilame cohotoi kaici-i hoise irgen jai balbu ere juwe hacin be kadalabume an-i ucuri gūnin akūmbume tohorombume jafatame ishunde gidašame eitereme temšeburakū obufi tondo be jafafi hūwaliyambume icihiyabuki. kemuni g’ablun sede afabufi erin be tuwame fujurulame baicabume aika diba data jai hafan cooha yaman i urse horon de ertufi ergeleme udame tulergi fandzi sabe jobobuci uthai dzang de tehe amban de alibufi jafame beidebuki.

HSL：一（即第十条），聂拉木、济咙、绒峡三处，均与巴勒布连界。迩来贩运日多。巴勒布驮载货物来藏贸易者，第巴收税，加至十分之一，易致争执。以后止准减半收取，并令勒碑界所，长远遵循。

SYD：一（即第十条），后藏抽收巴勒布税项应量为酌减一款。据称，聂拉木、济咙、绒峡三处，均与巴勒布连界，为往来贸冲衢。其抽税之事，非独藏地为然，即藏民营贩至彼，亦皆接货收。现在巴勒布来藏买卖匠工人等，亦有该处头人在藏收取税银迩来贩运日多，巴勒布驮载货物来藏贸易者，第巴等收税竟至十之一，易致争执。以后止准减半收取，并令勒碑界所，永远遵循。等语。

MSL：emu hacin（即第十条），niyelam jirung zunggiya ilan ba oci gemu balbu de ujan acahabi. amasi julesi yabure amba jugūn inu. te tuweleme juwerengge ulhiyen-i labdu ofi balbu i ulin jaka acifi tebufi dzang de jifi hūdašara de diba i cifun bargiyara juwan ubu de emu ubu nonggiha. jai temšeme hacin banjinara be dahame ereci julesi damu emu dulan ekiyembufi bargiyabume kemuni jecen i bade eldengge wehe folofi ilibufi enteheme dahame yabubuki.

HSL：一（即第十一条），西藏盐觔，于沙土中刨出，本不洁净。应即于挖出时，交该处第巴查验盐觔成色，酌中定价，毋许故昂，任意勒买。

SYD：一（即第十一条），藏地销售盐斤，应分别高低酌定价值一款。据称，西藏盐斤，俱出山谷沙土之中，刨出本不洁净，应即于挖出之时，交该处第巴查验盐斤成色，酌中定价，毋许故昂价值，任意勒买。等语。

MSL：emu hacin（即第十一条），wargi dzang ni dabsun yonggan boihon ci fetehengge daci bolgo akū. uthai feteme tucibuhe manggi，harangga ba i diba de afabufi dabsun i sain ehe be nonggifi gūnin i cihai ergeleme udabuci ojorakū obuki.

HSL：一（即第十三条），西藏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办理地方，管束兵丁，均关紧要。遇有缺出，应于诚实勤妥之子弟中，慎选承充。至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不下二三百缺。逐一奏补，未免过繁，应请将大处紧要地方缺出，调验补放。其偏远第巴等缺出，仍令达赖喇嘛自行选择。

SYD：一（即第十三条），噶布伦、戴绷暨第巴等缺，应慎选承充一款。据称，西藏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办理地方，管束兵民，均关紧要，必须明白晓事者方克胜任。遇有缺出，亦应于诚实勤妥之子弟中慎选承充。至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不下二三百缺，若逐一拣拔奏补，未免过繁。应请将大处紧要地方缺出，调验补放，其偏僻远处第巴等缺出，仍令达赖喇嘛自行选择。等语。

MSL：emu hacin（即第十三条），wargi dzang ni g’ablun daibung diba i jergi oron serengge ba na i baita be icihiyara cooha irgen be kadalarangge holbobuhangge gemu oyonggo. oron tucici，akdun kicebe juse deote i dorgici sonjofi gaici acambi. jai diba ing-ni hafan šang jotba i oron juwe ilan tanggū ci eberi akū，gemu wesimbufi sindaci jaci largin i gese bahaci amba ba oyonggo ba i oron tucici gajifi tuwafi sindaki. koco wai goro ba i diba i oron tucici kemuni dalai lama de afabufi ini cihai sonjofi sindaki.

HSL：一（即第十五条），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为巴勒布往来门户。收税行盐等事，均关紧要。现在噶布伦等拣派第巴三人，分头安设。又选老成能事戴绷，驻劄胁噶尔地方，统辖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处，就近稽查。其缺较为繁重，请照阿哩第巴之例，由部发给号纸，以专责成。

SYD：一（即第十五条），胁噶尔新设戴绷缺甚紧要，请援例赏给号纸一款。据称，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地处极边，为巴勒布往来门户，收税行盐等事，均关紧要。现在噶布伦等拣派第巴三人分头安设，又选老成能事戴绷驻扎胁噶尔地方，统辖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处，就近稽查，其缺较为繁重，请照阿哩第巴之例，由部发给号纸，以专责成。等语。

MSL：emu hacin（即第十五条），dzungk’a jirung niyelam i jergi ba oci balbu i amasi julesi yabure oyonggo jugūn. cifun bargiyara dabsun yabubure jergi baita holbobuhangge gemu oyonggo. ne g’ablun se ilan diba sonjome tomilafi dendeme ilibume sindaha. geli nomhon baita de mutere daibung be sonjofi hiyeg’ar bade tebufi dzungk’a jirung niyelam ilan babe uherileme kadalame hanci be tuwame kimcime baicabuki. ere oron largin ujen be dahame，bahaci ali diba i kooli songkoi jurgan ci temgetu hoošan bufi nikebume afabuha be cohotoi obuki.

经对照发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朱批奏折中的“鄂辉十九条”，其中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三和第十五条与《清高宗实录》所载“十九条”的相应条款内容大致一致，但繁简不一；满汉文《清高宗实录》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满汉文行文修辞方面有所差异。

但是，本文讨论的蒙古文文书和满文、汉文文本都不同，内容最翔实。此处仅以蒙古文文本第十五条的译文和《清高宗实录》第十三条相应汉文为例。

蒙古文译文：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慎选忝放，专司政职，庶可示重地方。奴才等接奉圣训，内有西藏大小第巴之缺著照回疆简放伯克之例办理等语，圣鉴训示，甚是，昭然可知。查西藏设立四噶布伦，统辖藏内庶务，管领番军，第巴管理地方事务，均干紧要。如蒙俞允，嗣后驻藏大臣亲拣，谘议达赖喇嘛，请旨忝放。务得正派聪勤明白事理者，方可膺任此职。一遇出缺，查其子弟有诚实可妥者，庶可简放。若年小无能，则酌情先令学习，平时留意访察，若其偷闲，始善终恶，或有行事不端、贪虐不已者，即行革职严办，另择他人委用，以期办事得人。庶可于事有补，妥善可期。又查第巴、营官、商卓特巴之缺不下二三百，若经奴才舒、普亲拣奏放，不免殷繁，且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等不能尽知伊等好坏，若从远处调验，则往来费事，徒滋烦扰。如蒙俞允，嗣后遇有大处紧要第巴、营官出缺，奴才舒、普商同噶布伦保举，验看其人德能，谘商达赖喇嘛简放。其偏远地方第巴等出缺，仍令达赖喇嘛选择能事之人，经核噶布伦荐举简放。

《清高宗实录》相应汉文：西藏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办理地方，管束兵丁，均关紧要。遇有缺出，应于诚实勤妥之子弟中，慎选承充。至第巴、营官、商卓特巴等，不下二三百缺。逐一奏补，未免过繁，应请将大处紧要地方缺出，调验补放。其偏远第巴等缺出，仍令达赖喇嘛自行选择。

据以上对比发现，《清高宗实录》的汉文记载非常简略，蒙古文文本中加下划线的内容均不见于《清高宗实录》，鄂辉提出这些善后建议的事实背景、谕旨依据和鄂辉本人的思考统统从略。

三、结 论

综上可知，本文讨论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文书残本是鄂辉“十九条”善后措施奏折的蒙古语底稿的一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朱批奏折中的“十九条”是和珅等军机处大臣简单援引和逐一议复鄂辉奏折原文内容的全文，而《清高宗实录》所载“十九条”是和珅等军机处大臣审定鄂辉奏折以后形成的条款。也就是说，两种汉文文本都不是鄂辉奏折原文，相比之下，蒙古文文本虽然不全（仅见“十九条”中的5条），但却是鄂辉满文奏折原文的蒙古文版本，反映出满文原文的内容。据此可以肯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文书残本的作者是鄂辉，该文本是鄂辉所奏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善后措施奏折的蒙古语底本，文本成文时间是乾隆五十四年，而不是五十七年。

此外，必须要回答的是，将军鄂辉给乾隆皇帝写的奏折是满文，但为什么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档案里鄂辉的奏折是蒙古文呢？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曾指出，蒙古语文是清代尤其是清前中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沟通的主要语言媒介，也是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僧俗上层相互沟通的交际语言。鄂辉拟写战后的善后措施时，除驻藏大臣外，还需要和达赖喇嘛、噶厦官员等西藏地方僧俗上层沟通，但他们沟通的语言媒介只有一个，就是蒙古语文。这正是鄂辉奏折蒙古文底本形成的原因。鄂辉的满文奏折底本被译成蒙古文，以供西藏相关僧俗上层及官员了解其内容，他们或直接阅读，或再借助蒙译藏，无论如何，最终可以明白鄂辉将军向皇帝奏报的内容。这也说明，当时在清朝大臣和西藏地方上层之间存在一种协商机制。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稿再论。

附：鄂辉奏折蒙古文残篇内容拉丁文转写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5年第5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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