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凌：200多年前那场西藏治理大改革，缘何而起？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清代治理西藏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颁布于1793年的重要法典，系统性整顿了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与对外交往等事务，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制度化管理的全面确立。

这部影响深远的治藏法典的诞生背景，可追溯至清王朝与廓尔喀（今尼泊尔）之间的两次边境战争。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战争的导火索，竟源自一场宗教高层的“家务事”。

▲平定廓尔喀战图册之一（局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一）山雨欲来：一场遗产纠纷引发的边境危机 

故事要从1780年说起。那一年，备受尊崇的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

六世班禅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还深受乾隆皇帝敬重。1779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皇帝。在入京途中及在京期间，六世班禅接受了大量蒙藏信众供奉、皇家赏赐和王公贵族的供养，由此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

▲六世班禅画像，为其自后藏来觐后，清廷命画院所绘。（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按照惯例，这些财物应由其亲属和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共同处理。然而，班禅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作为主要保管人，将绝大部分财产据为己有，而他的弟弟——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几乎一无所获。

愤懑不平的沙玛尔巴以朝拜佛塔为名，南下投奔正在崛起的廓尔喀王国。在王廷里，沙玛尔巴向廓尔喀王倾诉委屈，还透露了一个关键情报——后藏地区（今日喀则一带）防务空虚，寺院财富集中且守卫薄弱。这对早有意扩张的廓尔喀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

▲清朝时期的西藏及廓尔喀。（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西藏与廓尔喀之间本就存在着复杂而脆弱的经贸关系。两地虽有长期贸易往来，但潜藏的矛盾日益尖锐。

当时西藏流通着一种名为“章嘎”的尼泊尔银币，由于成色不足、币制混乱，西藏百姓在交易中常常蒙受损失，怨声载道。此外，双方在边境税收、商事司法等领域也纠纷不断。

这些经济摩擦，在沙玛尔巴的煽风点火下，逐渐发酵成战争的借口。就这样，一场本属内部的遗产纠纷，最终升级为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危机。

（二）烽火骤起：从“私下议和”到“扎寺劫难” 

第一次廓尔喀之役的过程，可以说是一场糊涂的“买路钱”交易。

1788年，廓尔喀以“贸易不公”和“支持沙玛尔巴讨还遗产”为名，悍然出兵入侵西藏，先后占领了聂拉木、济咙、宗喀等边境要地。

彼时西藏地方防务空虚，噶厦政府虽仓促组织抵抗，却收效甚微。消息传至北京，乾隆皇帝命驻藏大臣协同当地噶伦（噶厦政府的首席大臣，总办西藏行政事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应对，并派遣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处置。

▲拉萨八廓街上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许玲玉摄

然而，巴忠到西藏后，见敌军势大、藏军涣散，竟选择了最省事却后患无穷的方式——私下议和。他未向朝廷报告，擅自与廓尔喀达成协议：西藏方面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地租”，换取对方撤军。

这场屈辱的交易被巴忠隐瞒不报，表面上危机暂时平息，实则埋下了更大的祸患。

1791年，因未收到许诺的银两，廓尔喀再次大举入侵西藏。此番进军更加迅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攻入后藏中心日喀则。

更令全藏震动的是，廓尔喀军队竟洗劫了格鲁派圣寺——扎什伦布寺。寺内历代班禅积累的法器、珍宝、金册及大量宗教文物遭抢掠一空，僧众逃散，宗教圣地的庄严被彻底践踏。

▲七世班禅时期扎什伦布寺全图，扎什伦布寺藏。

消息传至紫禁城，乾隆皇帝震怒。他不仅严惩了巴忠等瞒报官员（巴忠最终畏罪自杀），更从中深刻地意识到：此役不仅是外敌入侵，更是西藏内部治理积弊的集中爆发。

（三）万里远征：福康安率军翻越“世界屋脊” 

乾隆皇帝决心彻底解决问题，永靖边疆。他任命心腹爱将、大学士福康安为大将军，骁勇善战的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组织了一支由满洲八旗、索伦劲旅以及四川、青海等地精锐士兵组成的远征军，驰援西藏。

▲福康安画像。（图片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这场跨越近万里的军事行动堪称奇迹。清军不仅要面对高原严寒、空气稀薄的恶劣自然条件，更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多处险隘。

福康安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共苦，同时严明军纪，对沿途藏族百姓秋毫无犯，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许多藏族头人主动为清军充当向导、筹措粮草，甚至直接参战。

1792年初，清军主力陆续抵达前线，迅速扭转战局。在福康安的出色指挥下，清军连战连捷，不仅将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西藏，更乘胜追击，反攻至廓尔喀境内。

清军势如破竹，一度打到距廓尔喀都城阳布（今加德满都）仅数十里的地方。廓尔喀王廷惊恐万分，数次遣使乞降，最终承诺归还所有掠夺的财物与沙玛尔巴遗骸，立誓永不侵犯西藏，并向清朝纳贡称臣。

▲《平定廓尔喀战图》之《廓尔喀使臣至京》。（图片来源：西藏发布）

（四）制度重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诞生 

军事上的胜利并未使乾隆皇帝和福康安感到轻松。这场战争如同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彻底暴露了西藏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

军事防务形同虚设，边境防线漏洞百出；

噶厦内部噶伦彼此倾轧，贵族官员贪污渎职；

缺乏统一货币体系，任由尼泊尔劣质银币泛滥，财政管理混乱无序；

寺院集团尤其是格鲁派高层过度涉足政治经济事务，活佛转世过程中私相授受、贿赂公行；

对外交往权限边界模糊，地方常擅自与周边政权往来……

▲康熙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图片来源：深圳博物馆）

福康安在奏折中深刻总结道：“查藏内事务，向未定立章程……以致权责淆乱，弊端丛生……今虽大兵凯旋，边境肃清，若不趁此定立章程，将来日久弊生，难保不复滋事端。”

因此，战后福康安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奉命留驻西藏，与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及噶厦主要官员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深入磋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逐项拟定改革方案。

福康安整理上奏后，乾隆皇帝亲自审阅修订，字斟句酌。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正式颁布施行。

章程的实施形成了清朝“直接治理”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藏模式，这一制度体系在此后运行的百余年间，西藏社会保持了相对稳定，未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或内部动乱。

（来源：道中华，作者张子凌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