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小宁、朱少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逻辑审思

【内容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题中之义，而知识生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必要环节。从主体逻辑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从理论逻辑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在顶层设计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定向作为方法指引，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产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知识成果；从现实逻辑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价值逻辑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从多学科研究、学术创新的知识结构攻关和国际—国内双重要素视野的完整生产语境进行知识生产，致力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阐释权和话语权。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逻辑审思

【作者简介】史小宁，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少云，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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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必须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现代化建设中的实践创造，是原创性贡献和标识性话语，也是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统一的真理性体系。

从“理论体系”视野中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如何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形成历史与现实高度自洽、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进行研究，首先要厘清其生产的主体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其价值逻辑，只有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对其知识生产和创新做出正确的回答。因此，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必须自主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框架，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赓续党在百余年奋斗中留下的宝贵理论成果和丰厚精神财富，“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一、主体逻辑：着力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不是停留在理论窠臼里的学问，而是要对复杂多变的民族理论问题做出具有说服力并得到认可的合理知识生产，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益的帮助，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主体逻辑必须着力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伟力，这一方面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其知识生产的正确政治方向，另一方面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契合。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领导核心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是，民族的产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由品性各异的能工巧匠们创造出来的”，政党正是扮演着这些能工巧匠的角色。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政党不仅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而且在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守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以其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经受住了无数的重大风险考验，并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中流砥柱、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政治本色和鲜明品格。

毋庸置疑，知识生产的主体就是身处社会活动中的历史性主体，因此在对主体的研究中，要将其置于历史性的视域中，才能看到它从何而来，又要往何处而去。费孝通曾经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鸦片战争之后，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近代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百般践踏与蹂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强有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入对“文明复兴”的现代化探索阶段，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目标，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并对我国各民族所处发展阶段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关系等进行分析，为我们党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问题以及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民族理论，其主要包括理解民族问题的地位作用、实现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的全面发展等内容，为我们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了重要中间环节和重大历史起点。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并提出了“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关系理论，为我们党在世纪之交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保证。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出发，对我国民族关系特征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论断，为我们党在新阶段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论断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领导中国民族革命、民族独立、民族构建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力量，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一个传统的自在民族逐步转型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现代民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形塑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路径与模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定向作用。

（二）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主体力量

英国学者罗素认为，知识是“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体理论，是具有知识和观念双重属性的集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是脱离人民而独立存在的，它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精神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因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现实的人构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前提，人们的生产活动决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民族是由人构成的，人的价值、精神、文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深刻影响着民族的特征。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始经过长期的国家形态演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形态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虽然我国各民族都有其各自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背景，但是“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那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中如何坚持人民性，如何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导向，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此外，在生产力的系统中，具有能动性并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要素。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倘若没有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实践，那么，科学技术、文艺创作等方面的知识生产与创新都无从谈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每个公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必须汇聚人民群众的首创智慧，“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积极探索做好民族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党的民族工作事务中来。因此，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意愿，增强各族人民在民族事务中的主体性，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思路下使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在共同治理实践中获益，切实服务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由此可见，在坚持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领导的前提下，还必须要扎根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与营养，从人民喜闻乐见的视角、日用不觉的话语进行知识生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思想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会反过来催生知识生产的结构、内容、方式等方面的更新，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增添新的时代内涵。

二、理论逻辑：源自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面对“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以何种方式来把握时代变局的“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产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知识成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

“生产”一词本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劳动过程的经典概念，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看作一种劳动“生产”过程，通过这种劳动可以产生出认识中华民族以及阐释共同体的思想、观点和表达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理论基础正源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定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提供了最具启发性的方法论指引。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以及《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等文章中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初形成的原生形态民族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时期次生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过程。在此基础上，列宁充分肯定和支持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要使各民族融合”，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合与团结，“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打成一片”。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动态性理论，倘若将其静态化，便会失去它所具有的科学性的理论特质，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发展的理论与观点。尽管囿于特定时代形势并未形成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其确立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等基本理念无疑是符合我国民族工作需要的。这些观点既为我国开展民族工作、建立民族理论、实施民族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又为我们今天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提供了原则遵循。

从真理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发展性，这些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它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并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和历史环境来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因为，离开我国现实发展的特定社会条件和具体的历史环境，就不可能生产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个性的知识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二）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集中表达，是我们民族的“根脉”。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所必须面对和研究的现实基础和重要理论来源。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不但要注重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更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汲取营养，展现滋养各族人民精神世界、提振民族精神力量的文化符号、文化习惯和文化理念，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原创性和本土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各族人民极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构建中华文明大厦起到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底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从历史上来看，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中华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历经波折，但始终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形成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如儒学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从春秋至战国，以及秦汉以降，儒家学说逐步演变为统治阶级的理论支撑，并为社会提供思想的力量及与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些已经成为一种附着在农耕文明之上的文化体系和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标志之一，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商鞅变法、管仲改革、永贞革新等历次变法与改革，正是对自我更新能力的说明，也是主动求变的历史精神的体现，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传统的家国共同体理念等核心根基和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把各民族连接成一个整体，并“共存”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之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求经、凉州会盟等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实例，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等思想理念、传统士大夫“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与抱负以及中华文化各个流派创造出的理想社会形态等，均包含了对和平社会的追求和期盼，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而组成它们的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所需的重要内容。

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必须“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从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中汲取智慧与营养，自觉地“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并“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这样才能形成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又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话语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三、现实逻辑：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从来都不是一个外在于实践活动的独立领域，而是内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是“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活动。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本身便具有科学性、开放性等特征，其知识生产归根结底取决于与共同建立在感性经验基础上的具体现实世界的内在联系，再将它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之中，使它成为一种生命活动。

（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来

如果说唯物史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方法论指引，那么，我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实践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经验素材和实践内容。因为，在中华民族这片古老而宽阔的土地上，各民族在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共同壮大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实力，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部实践中，并在这些现实的实践中生产出展现我国民族工作成果的知识理论。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这既是对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充分肯定，也是新时代继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坚实的实践基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正确把握我国各民族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采取了各种实践措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在制度保障方面，制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边疆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发展的重要文件和法律法规；在语言文字方面，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在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的基础上，专门建立民族语文工作和研究机构，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民族文字；在教育事业方面，加强对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工作，兴办民族院校和民族班；在保护文化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来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提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领和主线，并把民族团结工作与各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等具体实践工作中，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认识—实践”活动的成果，对其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游离于实践之外的，而是要在实践过程中构建自己“意识的”对象，并以此调整、改造和优化自身的生产实践。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任务和要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叙事和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知识生产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必须要自觉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之上，根据我国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进行具体化的知识生产，并加以学术性的总结提炼。因此，只有从我国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凝练知识生产的发展方向和鲜活主题，才可以产生具有生命力的崭新的知识成果。而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探索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范畴、内容、话语体系还将会不断地更新。

（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去

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理论不是实践之外的镜像，而是反映现实因果联系的结构化概念体系，理论能否与时俱进地反映现实问题并对其进行指导，是其能否保持生命力和彰显实践价值的重要标志。知识作为人类思维和认知活动的产物，是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和本质判断。诠释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目的性、意向性，在实践活动中验证知识生产“不再仅仅是一种复制的能力，而是一种确确实实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合理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工作是检验所生产出的知识、理论是否正确、是否适应这一工作的重要标准，倘若缺少实践检验这一环节，那么生产出的知识自身就缺少了衡量标准，也就分不清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步伐，但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就提出了“民族国家终结论”。如美国学者阿·托夫勒曾断言，“对于国家规模的经济来说，民族国家曾是必要的政治容器。今天这些容器不仅已经有了漏洞，而且……过时了”。在他看来，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会遭到某种让渡或者侵蚀。这种“民族国家终结论”的说法本质上将全球化与国家的民族发展对立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其实，民族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正是由于民族是“具有自我意识、凝聚力、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并经常（但并非总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的人群”，它的存在使得全球化在稳定的、有序的状态中进行。近年来，西方国家为了殖民化与全球化需要，更是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导向帝国批判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民族主义解释理论。我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民族关系背景，西方学者提出的民族主义解释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具体实践。如果仅仅拘泥于西方的民族理论与研究方法，单方面去推导表象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并进行简单套用或误用将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面对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新任务，为了推进我国民族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与创新必须以自觉自信的中华民族实体为基础，必须植根于我国民族工作建设的具体实践，并回到我国民族工作这一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不断保持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理论的先进性、实践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活力与动力。

四、价值逻辑：致力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阐释权和话语权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必须要思考其知识生产的价值归宿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快速发展的中国从文化自信、制度建构等方面为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鲜活的中国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必须以中国与时代为观照，立足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自觉意识，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阐释权和话语权建设，这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多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的知识结构攻关

不同的学科有各自不同的类别，在巨大的科学知识大厦面前，无论是问题的发现、提出还是解决，单一学科的内部探究已无法解决和回答诸多问题。因为，倘若仅仅从某单一学科角度去破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这一问题，都是不够全面的。因此，需要从多学科力量融合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包括研究对象的交叉重合、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等，并以问题为导向，在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不同学科背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学术基础，探索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学术知识理论与创新话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不是虚悬起来的理论建构，首先它是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相关的。如果从人类学这一学科来看，它所提供的正是如何与多元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在人类学学科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定律便是从“他者”来认识自己，从这一观点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文化结构，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依存关系。社会学开展调查、参与观察、个案研究及文献分析等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和逻辑论证。通过社会学的“显微镜”和“手术刀”，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论述，更是一个可以被观测、被检验、被完善的科学命题，从而更好地帮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落地生根。

就人类文明最基本的发展阶段而言，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让知识被纳入可计算的进程中，改变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与手段，并使知识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知识的生产、组织、传播等机制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而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兴盛，当今世界也已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并以各种样态遍布各个领域，对人们的认知方式和价值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整合资源、深度探索等方面的功能改变了以往获取知识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它与数字视觉技术进行场景复制技术组合，为立体化、沉浸式获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相关知识拓宽了时空边界，让人们能够置身于以往的重大历史实践中，以身临其境的方式使人们从直观的角度自觉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因此，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的生产，不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交叉融合，更需要与自然科学进行大跨度的交叉融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技术所拥有的隐蔽弊端，警惕潜藏于其中的错误意识形态偏向与学科壁垒。因此，从技术中所形成的知识并不能直接照搬照抄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领域，而是要在坚持正确政治立场的前提下，通过辨别之后再将获得的知识运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

此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中，还要关注到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在多方面、多维度的学科背景下，围绕我国民族发展的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集中攻关，深度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创新性，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范畴和标识性概念，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国际、国内双重要素视野的完整生产语境

在知识层面、学科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突破在单一民族框架内的话语叙事，必须具有国际、国内双重要素视野。因为，如果仅仅囿于国际、国内视野某一个方面，这一知识生产就无法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就无法为人类民族事业发展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话语的知识体系，更无法为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作为一个知识生产活动，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要在全球化语境和本土化主题中保持足够的知识理论张力。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觉适应国内外环境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是从我国具体的民族工作中把握其规律性而形成的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一知识生产逻辑绝不是拒斥外来理论成果的自我特殊化，而是对理论生产条件到知识生产活动的运行结构和作用原理进行的阐发，并在批判澄清全球理论成果的适用界限和有效性前提的过程中对知识生产的方式、内容、原则等方面进行的“扬弃”。它不但要与社会历史发生关系，而且这一研究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自主性的知识生产只有从抽象普遍的外在环境的约束中摆脱出来，才能真正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内容构建。那么，如果只将知识生产的视野放置在我国内部条件上，而忽视了对国际环境的外部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知识生产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目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进行知识生产的时代背景，这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解读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不断生产出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特征，具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知识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增强国际话语权，努力为解决新时代民族之问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形成更加符合全人类发展规律的民族话语叙事，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打破西方民族话语叙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力、影响力。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自主理念和价值立场不仅仅是为了阐释自我，更是要生产出具有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融合的现代的、自主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也正因如此，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知识生产放置于历史纵向和全球横向的维度中，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双重视野，立足于我国民族工作现状，积极开放地学习与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清晰把握“两个大局”，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话语的海外关注度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进行知识生产的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正向反馈中以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真正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思路与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