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利 | 从“河湟”到“河湟洮岷”：汉唐西北战略指向之转移

【内容摘要】“河湟”作为政治话语概念形成于秦汉，是随着中原王朝在河湟地区实施直接统治出现的。“河湟洮岷”作为政治话语概念最早见于明代史籍，但唐宋时期就已经将河、湟、洮、岷并提。在政治话语中，从“河湟”到“河湟洮岷”，是秦汉至唐宋时期中原王朝西北战略重心转移的反映。于中原王朝而言，“河湟洮岷”一带是经略青藏高原的重要依托区域，同时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

【作者简介】崔永利，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河西走廊研究院研究人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成员。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2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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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河湟洮岷”指祁连山以南、岷山以北包括黄河流域、湟水流域、洮河流域在内的广阔区域。秦汉时期，“河湟”概念已经形成。两汉政权在河湟地区始设郡县，实施直接管辖，这一格局至唐中期未有大的变动。“河湟洮岷”之称虽最早见于明代，但唐宋时期就已经将河、湟、洮、岷并提。汉唐时期，“河湟”及“河湟洮岷”一带活跃的族群有汉、氐、羌、鲜卑、吐谷浑、吐蕃等。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缘，在汉唐时期是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政权的势力交错区域，是中原文化与青藏高原民族文化交汇交融之地。从“河湟”到“河湟洮岷”，反映了秦汉至唐宋王朝西北战略重心的变化。

一、从“河湟”到“河湟洮岷”

（一）汉晋时期政治话语中“河湟”属于“河西”范畴

“河湟”一词进入正史，最早见于《汉书》。《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西汉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受命领兵前往金城郡处理羌人起兵之事。在平乱之初，赵充国上表言《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第五事阐释了在河湟屯田的必要性：“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第二年五月，赵充国又呈报打击羌人的战功：“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

赵充国两次上表所谈的事，一涉漕运，一涉溺亡。显然，此处的“河湟”指黄河、湟水，涉事区域在今青海、甘肃两省境内的湟水流域及湟水入黄河口一带，即河湟谷地。河湟谷地属于黄河以西区域，当时是羌人聚居地。至秦及西汉初期，羌与活动在河西走廊的匈奴多次联合，南下攻扰秦及西汉的西北边地。汉武帝时期，经过霍去病两次出击，“金城河西”即今黄河兰州段以西广大区域一度空无匈奴。西汉王朝随即在庄浪河谷展开经营，正式拉开了进军黄河以西区域的序幕。始元七年（前80），汉置金城郡，中原王朝对河湟地区的直接统治正式开始。赵充国反击羌人势力、屯田河湟谷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两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对河湟谷地统治措施的不断完善，相应的新地理称谓、新郡县名称及相关事件的记载大幅度增加。如两汉时期“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十六国时期“河湟间氐羌十余万落与张璩相首尾”；与黄河、湟水有关的地名则有河关，赐支（析支），大、小榆谷，湟中，三河间等。十六国时期，还出现了“河湟太守”一职，“河湟”成为郡名。如东晋隆安四年（400）西凉推张靖为河湟太守，东晋义熙十一年（415）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匹逵为河湟太守。咸康元年（335），前凉又有湟河郡的建置，后凉、北凉、西魏一直沿设湟河郡。北周时，湟河郡依然存在，属鄯州。由于“河湟郡”与“湟河郡”在当时的文献中没有同时出现过，而湟河郡的设置时间及其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沿革清晰，故后世史家认为两者实为一郡，“河湟郡”是“湟河郡”的误写。湟河郡的位置在“河湟间”，即河湟谷地。

“河西”本指黄河以西区域，汉代对“河西”范围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向西延展的变化过程。因为“‘河西’作为地名出现，是在汉朝开始经营河西的过程中逐渐使用的”。最初的河西仅限于黄河以西的令居县，即今兰州黄河以西的庄浪河流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前119）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也记载：“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很显然，两条记载中的“河西”与“令居”实为一地。接着，“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酒泉置郡约在元鼎六年（前111）之后，这样，“河西”的范围扩延至今酒泉以东。在《史记·河渠书》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均将“酒泉”与“河西”并列，表明两者并存且互不统属。随后，“河西”的西界进一步延伸至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阳关一带。《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至此，随着敦煌、张掖、武威三郡的设置，西汉“列置四郡”的行政体系完成，“河西”的范围也覆盖了整个河西走廊。由此看来，河湟、河西虽都位于黄河以西，但属于两个地理区域，互不统属。

西汉进军河湟与列置河西四郡是开拓西北疆域的两大措施，且同步进行。当黄河以西地区大部或全部归西汉政权后，在政治话语中，“河湟”往往被纳入“河西”范畴而统一规划。元鼎五年（前112），西羌在匈奴的策动下，纠集十万人围攻今甘肃永登、临夏一带，被汉军击退。此事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则记为：“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据《水经注·河水注》的记载判断，护羌校尉治所在今青海省湟源县西、日月山之东。羌人离开湟中向西退到西海，即青海湖一带，致使“河西地空”。可见，湟中一带属于河西的范畴。

将“河湟”区域纳入“河西”大范围进行战略规划，与当时两地部族势力的强弱有关。河湟谷地与河西走廊是两个地理单元，隔祁连山南北相邻。自先秦至东汉末期，河湟一带主要活动的部族是羌。活跃在河西走廊者先有月氏、乌孙，后为匈奴。羌人与匈奴联系密切，并在匈奴的鼓动下经常侵扰两汉边郡。比较而言，匈奴势力要远强于羌人。张骞出使西域，躲避的就是羌和匈奴。第一次西去和东归，均首选走羌中道，但都被匈奴所俘，可见匈奴势力之大。所以，羌人的行动，实际上与河西匈奴的推动密切相关。

两汉之际出现的“河西五郡”连称，是“河湟”属于“河西”范畴的又一表现。始元六年（前81），汉昭帝“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汉书·地理志》记载：“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允吾、浩亹、令居、枝阳、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金城郡因河湟羌人而设，其辖区范围主要在河湟谷地一带。至新莽时，金城郡也被归入河西范畴。《后汉书·窦融传》记载：“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均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此处的“河西五郡”，除了原河西四郡外，还包括金城郡。可见，以河西走廊为主体的“河西”包含“河湟”。

河湟归入河西，还可从凉州的管辖区得到证明。西汉武帝初设十三个刺史部，其中凉州刺史部管辖范围覆盖西汉的整个西北疆域。东汉建武九年（33），班彪曾上疏称，按照旧制“凉州部置护羌校尉”。所谓旧制，当指西汉晚期的刺史部管理体制。魏文帝时，凉州治所在姑臧，管辖金城郡以西广大地区。西晋时，凉州管辖敦煌、酒泉、张掖、武威、西海、西平、西郡、金城八郡。其中，除西平、金城两郡辖区主体在河湟一带之外，其余各郡辖区均在河西走廊。可见，汉晋时期，河湟战略事务完全属于河西防务体系的范畴。

（二）唐宋时期政治话语中的“河湟”包括“河西”

汉晋时期政治话语中的“河西”包括“河湟”，唐宋时期，这一情形刚好相反。首先，在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周边的军事威胁来自回鹘、突厥、吐蕃、南诏等。其中，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攻灭吐谷浑政权后，与唐开始正面对抗。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军队趁机占据河湟、河西走廊及西域广大地区，并于宝应二年（763）一度进入长安。从此，“河湟”成为唐朝失去的包括河西在内的大片西部疆土之代名词，收复“河湟”成为唐朝的重大军政目标。大中三年（849）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上奏收复秦州事，宣帝下制曰：“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自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进士试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

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称：“慕义之人，使或愿驰一传，或愿操一戈，纳君于唐虞，收地于河湟。”贞元二年（786），唐润州节度使韩滉上疏：“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述记载，虽仅仅言“河湟”，实际上都将河西包括在内。

大中五年（851），沙州地方豪族张议潮驱吐蕃，占沙州，并“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张议潮所奉图籍中的十一州分布在河西走廊、河湟谷地、洮岷等地，却以“河湟之地”概括。《新唐书》记此事为“河湟自归”事件：

宪宗常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业，必有以光表于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归，请上天子尊号。”帝曰：“宪宗尝念河湟，业未就而殂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夸显后世。”

所言“河湟”也包含河西等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张议潮的势力并未超出河西走廊。从直接控制的角度而言，唐朝当时于河湟谷地也寸土未得。

其次，宋人沿袭唐人的习惯，依旧以“河湟”包括河西。唐末以后，吐蕃政权瓦解，部族散居陇山以西广大地区。其中以河湟谷地、洮河及大夏河流域较为集中，在河湟一带还出现了唃厮啰政权。至于河西走廊地区，则为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占据。由此，河湟谷地与河西走廊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管辖。为了通好唃厮啰政权，北宋在元祐年间先后赐唃厮啰首领阿里骨“使持节凉州诸军、凉州刺史，充河西军节度使、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使持节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充河西军节度、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赐阿里骨子瞎征“使持节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充河西军节度、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父子所受封官号几乎完全相同。唃厮啰政权的控制区限于河湟，但阿里骨、瞎征父子受封职权的管辖范围包括凉州等河西走廊地区。当时还有朝臣迫于形势提出“弃熙、兰”的建议，曾任陕西转运使的穆衍以“兰弃则熙危，熙弃则关中震。唐自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为例表示坚决反对，将河西事宜也纳入河湟事宜考虑。

由于河湟谷地与河西走廊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管辖，再加上抵御吐蕃势力的形势需要，河湟与洮岷区域间的实质性联系逐渐密切，进而演化为同一战略区域。实际上，这一趋势在唐蕃战争初期就已显现。吐蕃占据吐谷浑故地后，“散处河、湟、江、岷间”，向唐进军的方向自然以河湟洮岷为主。此后近百年间，唐蕃在河湟洮岷及以东的秦、成、渭等州交战数十次。宋初，河湟洮岷成为北宋、西夏争夺的区域。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韶在《平戎策》中提出：

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

王韶提议，先收复河湟，可使西夏处于“腹背受敌之忧”。其中，武威之南的“故汉郡县”及湟中等四地正是河湟洮岷区域。可见，就宋人的战略指向而言，河湟与洮河、岷山一带为一体，河湟与河西则分为两区。

元建立大一统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青藏高原地区实施有效的直接管理，使河湟洮岷的整体性进一步显现，这一趋势延至明清而不易。元朝在涉藏地区设官置守。其中，吐蕃等处宣慰司管辖今西宁以西的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包括河湟洮岷地区。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设在河州，河州遂为元朝统治甘青的政治中心。至于河西走廊，则划归甘肃行省管辖。在政治话语中，“河湟”不再作为独立的政区单元出现，且与“河西”的关联度逐渐降低。

至明代，河湟洮岷被直接划为一政治区域。明初向西北进军，对河湟、河西分路攻击，“使耿炳文收河、湟，冯胜取甘、肃”。迫于形势，明太祖采取了将北部蒙古与西南部番族隔绝的措施。正如史载：“太祖甫定关中，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明太祖的隔绝策略，被学术界概括为“南抚北征”之术。基于这一国策，河、湟、洮、岷一带自然成为一体。在《明史·西域传》中，将“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统称为“西番诸卫”：“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至清朝，这一说法得以沿袭。清人陈确称：“今河湟、洮、岷间，羌属百余种，寺簇为多，国初职贡，络绎不绝。”此后，河湟洮岷成为青藏高原民族集中居住区的最东界。

二、河湟洮岷的“中间地带”性

唐宋在西北的战略方向集中于河湟洮岷一带，一方面是吐蕃东进所致，另一方面也有其历史根源。河湟洮岷本为羌人的繁息地，要比河西走廊更早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了解青藏高原的信息来源地。

（一）先秦时期河湟洮岷是中原政权势力达到的最西界

《诗经·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意思是早在成汤建商之时，氐羌就已献享，以示归属。《后汉书》对氐羌归属的追叙更为具体：

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材料前半段只记载了“夷”和“戎”，却无“氐”和“羌”。但接着所引《诗》的内容提到了“氐羌”，表明“氐”“羌”在“夷”“戎”之范围内，或者二者可以互代。至于“鬼方”，可解释为“远方也”，意指比西戎更远的地区。《后汉书》记载商初成汤征服了活动于“邠岐之间”的“畎夷”，“畎夷”乘夏末发生内乱入迁而来。至武丁时，进一步征服了西戎地以及更远的地区。邠、岐作为地名后世一直沿用，大致范围在今陇山以东。据此可判断，“畎夷”的原住地当在“邠岐”以西、以北，大约在今陇山两侧，而西戎地及更远的“鬼方”自然越过了陇山，且靠近河湟洮岷一带了。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传世文献，其中《牧誓》《禹贡》显示，周人控制范围的最西界已经到了河湟洮岷一带。《牧誓》记载：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周武王称其所统领的军队为“逖矣！西土之人”。“逖”即“远”，此句意思是“来自遥远的西部的将士们”。“西土之人”包括羌人，这是传世文献中有关羌人活动的最早记载。1976年出土的《利簋》铭文所记乃武王伐商之事，时间在甲子日。比较可知，《利簋》与《牧誓》所记为同一事，《利簋》铭文证实了《牧誓》所记的可靠性。在《牧誓》中，羌人与蜀人排在一起，表明两者活动区域相近。综合其他资料可知，羌人的生活地当在蜀地以北的河湟洮岷一带，这也证明周人的影响力确已到了河湟洮岷。

《禹贡》所记山、水的源头始于昆仑，相关描述不太确切，但紧接着对河湟洮岷一带及附近山水的次序、走向位置及相互联系的记载细致而具体，如“西倾因桓是来”“泾属渭汭”“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导渭自鸟鼠同穴”等。由于“渭水流经雍州的腹地”，是周人、秦人早期生活地之大河，溯渭河而上，易达于“渭首”即渭河源，而“渭首”与洮岷相接，距离“导河积石”处也不远。所以，《禹贡》所记内容大都接近事实，司马迁于此也予以肯定：“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

秦人在统一六国之前，为解决后方基地问题，着力向西发展。秦厉公时期（前476—前443），羌人始祖无弋爰剑从秦地逃到了河湟谷地，表明河湟谷地与秦地有了直接的联系。秦献公时期（前384—前362），“兵临渭首，灭狄獂戎”。依据秦国当时的政治法则，不久在这里设狄道、獂道等县。至此，秦国的控制区已经到达洮河东岸。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是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疆域辽阔，西边的直接控制区到“临洮、羌中”。这里的“临洮”指洮河沿线，而“羌中”则在洮河以西，包括河湟洮岷一带。

（二）汉隋时期河湟洮岷是了解青藏高原的渠道

从西汉至隋，中原王朝的疆域向西拓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沿着河西走廊通向西域，一是穿过河湟洮岷通向青藏高原。至于拓展效果，两个方向的差别极为明显。在西域方向推进较快，两汉时就已经跨越葱岭进入中亚。在青藏高原方向则极为缓慢，至唐初依旧未能进入高原腹地。至于河湟洮岷一带，始终是中原王朝了解青藏高原的信息来源地。

西汉时期，在河湟谷地屯田，并设置金城郡、护羌校尉等军政机构，管理成效显著，直接统治区域抵达青海湖一带。但西汉对青藏高原的了解仅限于其外缘而已。东汉时期，这一情形并无大的变化。至于对高原纵深处的描述，大都与羌人有关，且都很笼统。如《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羌人“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迷唐复还赐支河曲”。很显然，东汉对青藏高原的了解只限于赐支、河首、河曲等。河曲即河首，指黄河的发源地。从所认识的“河首”再向前就只知道有发羌、唐旄等模糊概念：“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迷唐“远踰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由于没有直接的来往，东汉时期对青藏高原腹地的认识只简单叙为“绝远”。

史料显示，东汉王朝获取的有关青藏高原的信息当来自活动于河湟洮岷一带的羌人。在与羌人的交往中，东汉军校及地方吏员有了解其风俗的习惯。明帝永平年间，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因被部下欺瞒，将先后来降的两个羌人首领滇岸、滇吾报为“第一豪”，以求取侯位。汉明帝怀疑“一种两豪”，窦林辩解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同样在明帝永平年间，“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为此，益州刺史梁国人朱辅提议，“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并献上夷人乐诗三章，受到明帝嘉奖。另外，《后汉书》关于东汉金城郡属县西界的描述大都与羌人有关。

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九河之水起于黄河，黄河上通于天。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带赤色，后以诸羌之水注之而浊。”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但历史上有河出昆仑、再出积石的说法。就时人来说，距离河源最近的是羌人。故张华谓黄河上源各支流为诸羌之水。从“诸羌之水”的记载来看，张华所论源自羌人。

魏晋至隋朝，占据河湟洮岷一带的是吐谷浑人，这一时期关于青藏高原的记载大都与吐谷浑有关。《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白兰大约生活于“在今青海湖西南柴达木盆地南沿”。《宋书·吐谷浑传》记载：“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沙州在今青海贵南县北穆格塘一带。因有“黄沙”而得名“沙州”之说最早见于南朝宋人段国的《沙州记》，而《沙州记》又名《吐谷浑记》。《北史·吐谷浑传》记：“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国。人庶万余落，风俗土著，宜桑麻，熟五谷，以女为王，故因号焉。译使不至，其传云然。”顾颉刚认为，女王国就是《隋书》中的女国，当指今藏中。“大岭”当为今唐古拉山脉，白兰山即巴颜喀拉山。《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五年（609），隋征服吐谷浑，在其旧地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上述有关青藏高原上的族群名、州郡名、山水名、方国名等内容，都与吐谷浑有关。

唐建立之初即与吐蕃有了直接的接触，双方展开了长达百年的拉锯战，河湟洮岷一带始终是唐经略青藏高原的重要依托区域。晚唐五代至宋，吐蕃政权因内乱很快瓦解，青藏高原处于分裂状态长达四百余年。进入元明清，河湟洮岷地区是中原文化与青藏高原文化交汇地带，终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

结论

汉有“河湟”之称，唐以来逐渐形成“河湟洮岷”之称。“河湟”变为“河湟洮岷”不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也意味着该区域在历史上的政治意义的变化。汉至隋，中原王朝西部战略的重点指向河西走廊、西域。在政治话语中，“河湟”属于河西的范畴。随着吐蕃势力的崛起，唐宋西部战略的重点指向河湟洮岷地区及青藏高原方向。在政治话语中，“河湟”包含河西。同时，“河湟”地区与“洮岷”地区的一体性逐渐凸显。元明以降，“河湟洮岷”成为固定的政治话语。由“河湟”而“河湟洮岷”的变化，显示出中原王朝西部战略重点的转移倾向。

先秦时期，河湟洮岷一带是中原政权势力达到的最西界。自汉以降，“河湟洮岷”逐渐具有了中原内地与青藏高原的“中间地带”性质。直至隋朝，河湟洮岷是中原王朝了解青藏高原信息的渠道。元明清时期，随着回、土、东乡、撒拉等民族的陆续迁入，河湟洮岷一带多民族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更为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