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轩、许媛萍：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康地区中华民族观念的认同与传播——以《康导月刊》为中心的研究

【内容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泛生发与传播的重要阶段，这一过程离不开报刊媒介的宣传引导。由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同学会创办，自誉为“深入边疆的良好向导、开发西康的唯一锁钥”的《康导月刊》是西康省第一份定期综合性刊物。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西康地方各界人士通过《康导月刊》积极传播中华民族观念，探讨西康地区的民族问题、民族文化源流以及社会治理路径，呼吁西康各民族同胞团结抗战，积极投身新西康建设，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康的形成与深化。梳理《康导月刊》中的中华民族观念，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观念在西康地区的生发轨迹与多重面相。

【关键词】《康导月刊》；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建设新西康

【作者简介】励轩，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许媛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5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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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报纸刊物纷纷秉持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信念，以“振起民族精神为宣传之标准”，刊载“足以兴奋民族之史料言论”，成为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舆论阵地。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地区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骤然提升，“自来居于边鄙之地，不为人所重视的西南诸省，现在成为我们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决定点”。横亘于川、滇、青、藏之间，地跨藏、彝、汉等多民族聚居区域的边地西康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地，如何在复杂多样的民族关系中稳固西康的社会秩序，动员西康各民族同胞共御外侮，支援抗战大后方建设成为当局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康导月刊》《新西康》《西康青年》《西康民教季刊》等一批西康地方性刊物涌现，它们承担起信息传播、舆论引导、观念培育等重任，为强化西康各民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成为中华民族观念传播的重要场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近年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勃兴与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抗战时期的报刊中探寻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西南边疆地区中华民族观念的认同与传播情况，对于西康的相关探讨则略见一二，较为稀缺。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议题仍待阐发。例如，西康报刊如何将边疆纳入现代国家叙事，政界人士如何借助报刊促进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以及如何通过地方性实践处理民族问题等。这些议题尚未被充分探讨，不仅限制了学界对当时观念传播全貌的理解，也使得西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独特贡献未能充分彰显。鉴于此，本文以西康省的第一份定期专刊——《康导月刊》为中心，从认知培育、情感强化、实践引导三个方面，全面考察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康政界人士如何借助以《康导月刊》为代表的西康地方性刊物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凝聚民族情感，开展边疆建设的动员实践等问题，进一步展现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康地区在民族关系、边疆治理、抗战建设等方面的复杂图景与多重面相。

一、《康导月刊》的创办背景与刊物特色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西康的战略地位凸显，为满足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和研究西康的迫切需要，并动员广大国人共同建设和开发西康，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积极开辟舆论阵地，指导“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同学会”筹办《康导月刊》。“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是刘文辉以西康建省委员会的名义开办的，主要为培训西康优良的政务人员以充任县长、秘书、区长、科长等职。该训练所于1937年共招考和调动72人参加培训。培训结束后，为进一步发挥联络和宣传的作用，刘文辉于康定设立“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同学会”，其不仅自任会长，还委任负责同学会会务工作的张镇国开始筹办《康导月刊》。张镇国认为，“众口一辞，即成舆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事业家，创造家，是知道舆论的力量有多么大的”。在他的积极申请与奔走下，《康导月刊》于1938年9月正式创刊，并由西康省政府拨款补贴。作为西康省的第一份定期专刊，《康导月刊》自称是“深入边疆的良好向导、开发西康的唯一锁钥”，它“肩负介绍边地各种实况之责”，通过翔实地介绍和宣传西康，呼吁国人积极建设边疆，为抗战救国和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发刊辞》中，主编张镇国明确表示了该刊的任务：“愿借在边疆工作的机会，就所见、所闻、所行，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法律的、生活的、习俗的、气候的、地理的、生物的、矿藏的，实际情况、现象，在我们理解的范围内，尽量绍介，提供素材，以作政府施政的参考，引起国人开发的兴趣，纠正过去一般人对边疆的唯蛮论和唯冷论。”在创刊十年间，《康导月刊》共发行6卷67期，载文量达一千余篇，其内容丰富翔实，综合性强，涉及西康社会的各个方面，且集中了当时汉藏人士实地从政经验之所得，被誉为“建设新西康的先导，开发边地文化的生力军”。

在“共御外侮”和“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之下，《康导月刊》具有很强的政论性，其“文章内容多系实际施政或实地调查所得，非一般泛泛而论可比，文章总体质量较高”。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康导月刊》创办者和撰稿者主要是西康地方名人，特别是政务人士，他们“多是实际施政者，在康时间较长，有着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振兴国家的意识”，不仅熟悉西康各地的实际情况，还对边疆建设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如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多次借助《康导月刊》向西康各级公务人员强调：“我们大家在西康服务，无论是作党务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都是在建设边疆，报效国家，故任务虽有不同，而目标则系一致，必以国家民族为念，处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设想，反乎国家民族之利益的事情一概不作。”

二、中华民族观念的概念认知：宣扬“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整体观

全民族抗战时期，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为“使各族同胞都能为抗战为国家民族效命，而无分乎畛域”，《康导月刊》社同人们承担起普及和宣传“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责任，不仅剖析西康省的民族问题，宣扬西康的民族治理政策，还通过强调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呈现一种超越地域和民族的整体性认同。

（一）分析西康民族问题，阐扬民族主义思想

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因国府西迁而提升后，其民族问题再次展示在国人面前。时人开始意识到，“作为复兴民族根据地之西南能否如国人所愿，尚有待夫西南民族问题的解决”。1939年西康正式建省后，“西康的范围包括宁、雅、康三个区域。中间住有不少的汉人，同时也住有不少的藏、倮等各种民族；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着不同的文字，沿袭着不同的习俗；尤其是他们的社会环境、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各呈特殊的状态，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差异”。由此也导致西康地区的民族问题复杂，比如各民族间缺乏联系，彼此互相歧视，互相猜疑；各民族地位不平等，彼此互相欺凌、压迫；各民族的精神与物质生活，表现出较大参差性与落后性等。因此，如何妥善处理西康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为抗战大后方的稳定创造条件成为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关注的焦点。主编张镇国在《发刊辞》中便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认为诸种问题的关键，全在民族问题。”除张镇国外，西康诸多地方人士也都在《康导月刊》上对西康民族矛盾与隔阂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越西县长邱述钤、西康省财政厅厅长李万华等人的观点较为全面和具代表性，他们认为西康民族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过去主持边政者缺乏远见，将西康视为蛮荒僻壤之地，“惟知威逼利诱，维系现状，对垦民既乏安全保障，对夷民又化导无方，不习夷情，不察民意”，又经常以武力、分化、羁縻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不能使全康境内各民族真正化除隔阂，凝聚感情”，反而加剧了矛盾的积累。二是“康区数千年来受佛教思想之熏陶，一般人民生活行动受其支配”，不肖喇嘛、土司、头人又“常借佛教权威，据有土地，剥削人民，反抗政府，操纵金融，购置枪弹，把持康人之经济命脉”，导致西康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民生活困苦。三是部分来康汉人具有偏狭的民族观念，妄自尊大，滥用权势，“视康人为蛮子，以发蛮财为唯一目的，多方敲诈，尽力压迫，遂使汉康感情，隔阂愈甚，民族界限，分割愈清”。针对西康复杂的民族问题，《康导月刊》社同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彻底解决本省的民族问题，也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切合本省客观的需要。”这些观点与论述无疑受到抗战形势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全民族抗战时期，出于团结边疆各族民众力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抗击日本侵略的现实诉求，很多社会人士意识到需要“在总理的民族主义所昭示之下”才能“打开当前的国难，造就起大中华民族一统的新中国”。这也得到了包括刘文辉在内的大多西康地方政务人士的认可。刘文辉对孙中山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主义”思想颇为赞成和推崇，他强调“建设新西康，应以实行民族主义为第一努力目标”。除刘文辉外，西康很多地方人士也都认为西康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需以“民族主义为最高原则”，他们在《康导月刊》多次阐述了对“民族主义”概念内涵的理解，呼吁以民族平等原则处理西康的民族事务。西康县政人员陈治荣在《康导月刊》中阐发的观点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指出：“凡从政西康人员，贵能明了康人心理及习尚，示以同情，因势利导，一切设施，皆宜以其福利为前提，改善其生活，解除其痛苦……对于夷汉人民，一律平等，泯除轻视之心理，同以互助互惠为原则。”与此同时，他还呼吁西康省政府：“颁定民族平等之施政纲要以此昭示全康，俾使各级行政人员，奉为圭臬，扫除非我族类，拒人千里之封建思想；消灭数千年来专制余毒之华夷畛域；以同情博爱之心，提携扶助，发扬我伟大之民族精神。”这些言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体现出西康政界人士中华民族话语的日渐完善与成熟，对促进西康民族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

（二）梳理康藏民族源流，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中华民族是由各个民族融汇凝聚形成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为增强西康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知，“使其知彼等实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分，彼以二三百万人之支分，处此世界民族斗争风云紧急之时代，决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全体而独存”，《康导月刊》的不少作者深入阐释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表明康藏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且与各民族在历史上存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如西康省府委员、建设厅厅长张敬熙强调：“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四万万五千万众多的人口，这样伟大的民族，如果在我们手中斩其嗣续，上何以对吾民族共同的祖先，下何以对吾民族共同的种姓，所以巩固民族，是人人最高的责任。”越西县长邱述钤《西康三大民族缩影》一文，分析了西康九龙县汉族垦殖者的历史来源，表明其在开垦、经商、办厂等生产活动中与西康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任之在《释“少数民族”》中指明了中国的民族构成与欧洲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形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大中华民族中，包括人数较多的汉族和人数较少的蒙族、回族、藏族、苗族等，这些蒙，回，藏，满，苗族，自始属于中国的疆土以内”。这些言论均强调各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西康各民族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具有积极作用。

在《康导月刊》刊发的各民族关系史的系列文章中，彝族人士岭光电对“夷苗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阐释极具代表性。他对彝族社会的发展状况、民族源流、文化特质等均有深入的了解，在《康导月刊》上发表了《夷族中之奴隶制度》《倮族婚俗琐谈》《圣母的故事（倮民故事）》《倮㑩情歌》《倮苏概述》等系列文章。岭光电借助彝族的创世纪神话和史诗，民歌民俗，以及汉文彝文经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阐释了彝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以及彝族在历史上与中央王朝及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岭光电在《康导月刊》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最终也在他的《倮情述论》一书中结集出版，由此进一步论证“夷胞与其他同胞，系出一源”且“始终是中国之一部分”的观点。除岭光电外，在创刊的十年时间里，《康导月刊》还受到不少知名学人教授的青睐。如任乃强、刘立千、王光壁、姜蕴刚、谭英华、丁实存、吴定良等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历史学、藏学和人类学家也在《康导月刊》上刊发了系列文章。这些学者使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康藏边疆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如考察和测量各民族体质形态，梳理各民族语言谱系，深描各民族的文化习俗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察，揭示了康藏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及血缘关系等方面的深度交融。

（三）宣扬刘文辉的“民族政策”，呈现西康民族治理的特殊性

刘文辉虽是军人，但对文化建设亦颇为重视，特别重视报刊的舆论引导作用。《康导月刊》创刊后，他便积极利用该刊物宣传施政理念，联络政务人员，为建设新西康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巩固自身在西康的统治。在《康导月刊》上，刘文辉的刊文数量最多，多篇文章均传递出他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总体而言，他一方面强调“遵照总理之民族政策，确认省内康夷各族之平等权，予以尊重”；另一方面，他宣扬“三化政策”并将其视为解决西康民族矛盾的重要手段。刘文辉认为，“康省汉夷杂处，划入宁雅两属后，民族尤为复杂”，“他们的语文不同，性格各异，若是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措施，不根据因族而宜的原则，来创造适用于各民族的进步方法，无论什么良法善意，都会扞格不入”。因此，针对西康社会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他根据历代经边政策的弊端和自己的治康经验，形成了一套颇为独特的“三化政策”，即改变过去治康者以武力镇压为主的威服政策，用以德服人的“德化”政策；改变过去各民族间分而治之的分化政策为团结统一的“同化”政策；改变过去放任自流的羁縻政策为开发边地，开化边民的“进化”政策。在具体的实践中，刘文辉还规定了“六不”原则，即遵守“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礼，不轻用武器，不准打冤家，彝汉平等，黑白平等”。为扩大“三化政策”的影响力，刘文辉在《康导月刊》上多次宣传这些政策的概念内涵、实施要点、重要意义等，得到许多西康省政界人士的呼应与支持。如西康省财政厅厅长李万华、西康县政人员尹子文等人认为“三化政策”有助于“培植边民，教养边民，俾减轻其痛苦，改善其生活，开张其风气，促进其文化……化边地为内地，化边民为腹民”。

除了在《康导月刊》上宣传，雅安县县长许荣范、二十四军驻防西昌的旅长刘元瑄以及彝族人士李仕安等人还在《边政月刊》《新康报》等当时西康省的一些主要报刊上，积极宣扬“三化政策”。刘元瑄认为，“三化政策”合乎边疆治理的实际情况，“三化政策蒙三民主义之照耀，而得发扬光大于边疆，三民主义因三化政策之推进而得深入人心彻底实行”。李仕安则强调“三化政策”对解决西康民族问题的积极意义：“以德化先求民族分子的统一，以进化先求民族分子的齐一，以同化先求民族分子的如一，然后才能使大中华民国国内各族一律平等，才能有所谓民权普遍，民生乐和。”

不过，以上西康政务人员对“三化政策”的积极性其实存在过分夸大的问题。“三化政策”虽有其积极一面，尤其是“德化”和“进化”政策主张友好对待边疆民族并积极帮助其进步，蕴含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互助的思想，然而“同化”政策具有“大汉族主义”色彩，其未能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差异性需求，实质仍然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华民族一元一体论”，缺乏对各民族“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现实关照。这从刘文辉的系列言论中不难得知。如在谈及增进汉藏接触的机会时表示，“使他们逐渐同化于汉人，同时汉人亦得进一步了解藏人的文化，增加自己做同化工作的力量”。在论述如何加强西康民族联系时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以内，其文化较劣的民族是应该受文化较优的民族领导并逐渐同化”。他将少数民族视为被动改造的对象，“在某种程度是传统华夷观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观念的现代升级版”。反映出以刘文辉为代表的一批西康政界人士民族观的局限。这也导致“三化政策”的实际收效有限。其在实践中常常背离所标榜的民族平等原则，从而招致西康少数民族人士的反感与抵触。如彝族土司岭光电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对刘文辉将彝人作为检验军队训练成效的对象，用军事手段恐吓彝人以攫取经济利益等做法表达不满，“这次进军是乘彝人不备，速战速决。刘平时口口声声以德服彝，松懈了彝人的防备……去的官兵，几乎人人都抢到财物。‘敌人’中有投诚的，刘文辉当然‘不要投诚费’，于是改成明收几只牲畜，暗取白银黑土。收下多少，只有当事者知道”。

三、中华民族认同的情感强化：呼吁“外御其侮”与“内化隔阂”

“情感”是带有主观意识和情感立场的思维形态，共有的情感认知，共通的情感内容，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是培育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康导月刊》通过呈现战争下中华民族遭受的耻辱与伤痛，展现边地多元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与精神内涵，呼吁各民族放下猜忌隔阂与偏见，加强民族间的感情与联系，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提升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

（一）呈现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耻辱与伤痛，激发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

面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和伤痛，为“暴露敌人的残暴和蛮横行为，以激发边疆民众同仇敌忾的心理”，《康导月刊》刊发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专号及系列专题文章，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烧杀劫掠、奸淫暴虐等种种滔天罪行，引导西康民众认识到国难当前，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生死与共，没有地域和身份之分。正如郑独嵘和栗镜渊等人所言，“战争不完全在于前线，而亦在于后方，不完全在于政府，而亦在于民众。前线与后方，殊无二致。而且，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穷凶极恶之倭寇，必欲亡我国家，灭我种族，其残杀蹂躏之对象，岂仅汉族而已，即康区亦安能保无虞乎？”“康省虽是全中国之一部份，可是内部有二分之一的地面，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藏族，六分之一的地面，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倮族，假使我们的动员对象只在半数以上的汉族，恐怕所生发出来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这些慷慨激昂且悲壮的文字中，康导月刊社的同人们进一步呼吁国人“必须加强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认清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目标，精诚团结，共济艰危，以民族之利益为利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行为的合法化，制造各种分裂话语，企图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削弱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力量。面对日寇的阴谋，《康导月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进行全面的批驳，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各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如《第二期抗战边疆宣传大纲》一文旨在“揭发敌人的阴谋，阐明抗战的国策，使边疆民众洞悉敌人的诡计，坚信政府的立场，不至受敌煽惑，误入歧途”。文章强调：“敌人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来分化我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敌人见我国地大物博，不易一口鲸吞，才想出这个逐渐蚕食的办法，我蒙藏回民同胞，必须明了敌人的奸计，以及我国内各民族之唇齿相依的关系，不要受敌人的挑拨离间，误入歧途，自取覆亡。”为了展现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团结抗战的决心和勇气，《康导月刊》还对踊跃参与抗战救国的宗教领袖进行“典型宣传”，赞扬了许多宗教上层人士为挽救国家与民族不遗余力、不畏艰难四处奔走，不仅成立救国团体，号召藏族同胞募捐抗战物资，还主持和平法会并四处宣化等具有民族大义的行为，展现了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的榜样。如在刊登的《赠东本大师并序》一文中，时任理化县县长的贺觉非赞扬东本大师不仅精研佛理，普度众生且热爱国家，富有正义，关心“世界战况，闻同盟胜则喜，闻败则形于色……出世之人，能如此者，鲜矣”。以此呼吁各民族同胞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侮。

（二）阐明民族间良性互动的方法，引导各民族打破隔阂建立情感联系

各民族间的交往水平和情感联结程度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熟度和稳定度。由于长期的地方政治冲突、文化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脱节等原因，西康省各民族间存在较大的隔阂，无法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影响了西南边疆社会的稳定发展。正如刘文辉所说：“本省处于英、俄两大强国之间，国防责任至为重大，如对于各族，听其隔阂，不加联系，使成为坚强之团体，绝不足以粉碎外来之压力，争取本省之生存。”为引导西康各民族打破隔阂与成见，《康导月刊》的一些作者系统阐述了消除民族隔阂的重要性，并从自身经验出发详细介绍了促进民族交流，强化情感联系的诸多措施。如越西县长邱述钤认为，只有“先打破种族之偏狭观念，心理之猜忌隔阂，求得感情之沟通，精神之接近，互相亲善，合作提携，然后才能谋一切现代政治之措施与推进”。西康省政府委员、粮食局局长黄述认为：“要使民族能永久的握手，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从政治上用平等的待遇，诚实的教诲，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前提下，精诚合作，发生内心的联系。”西康县政人员陈治荣则在《康导月刊》中也提出了“沟通感情和破除隔阂”的系列主张，如“关于交接之机会，宜使增多，如设市之交易及其他合作事业等，应尽量提倡，使其技能上，智识上，物质上，时得交换，俾于日常生活间，发生密切之联系”，此外，他认为“关于夷汉通婚，须竭力提倡，以求普遍”，“此亦繁荣优秀民族之良法”。

在加强民族情感联系的各类主张中，刘文辉的观点较为全面翔实。刘文辉认为，“西康民族复杂，并不是弱点，只要为国家善于运用，反而转成我们的优点”。刘文辉认为，语言不通可以说是各民族之间不易联系的焦点，缺乏联系和接触，是感情淡薄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提出了“经济交流、语文交流、人物交流、文化交流、血液交流”这五种促进民族间良性互动的方法及其系列相应举措。除此之外，刘文辉还制定了系列法律法规以及优惠政策，旨在保障西康各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权利，明确表示“一切含有侮辱性轻蔑性的言论与文字，以及欺诈凌辱或歧视康民之行为，均应严厉禁止”，“规定凡夷人身体，名誉，土地，财产，营业，居住，迁移等，均受法律之保障。并保存其固有一部分美德美俗”，“规定夷人入内地优待规程。凡夷人迁住内地及赴内地旅游，留学，经商，服务者，均分别予以优待，以引起怀徕心理。规定汉夷交接规约及虐待夷人惩治规程，约束汉人平等待遇夷人，不得鄙视，欺凌，致生反感”。这些观点和政策规定多次在《康导月刊》上出现，旨在引导国人摒弃狭隘的民族观念，深化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团结，以及各民族情感根基的夯实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三）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表达中华民族共同情感和精神追求

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熔铸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各民族携手创造的，其指向的历史文化内核，显然不能只有某一民族的文化。西康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独特性最突出的区域之一，其独特的文化形态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尽管刘文辉等人主张“同化”政策具有局限性，但《康导月刊》在办刊的具体实践中还是会在一定程度展现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和保护。为突出西康少数民族多元的文化与习俗特色，消除各民族间因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康导月刊》在创刊期间，不仅设置了“边疆文艺”“边疆文萃”“塞外归鸿”“边地风光”等文艺专栏，还刊登了“康藏宗教文化”和“西康影展”等系列特辑，利用生动的文字与丰富的图片，展现了西康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风貌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康藏情歌》《倮㑩情歌》《康南纪游》《康城十咏》《康人性情》《康人美德》《康人的习俗》等百余篇诗歌、散文、感赋、随笔、游记类文章中，撰稿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不仅全面考证和展示了西康各族人民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独特而深刻的情感表达方式，还详细呈现和介绍了西康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俗习惯、祭祀仪式、宗法观念、服饰文化、饮食起居、传统节日等多种文化元素，反映了西康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及其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康导月刊》的编辑和作者都认为：“盗牛肠、倮㑩情歌、康藏情歌，都是边疆宗教固有的东西，在民俗上，文艺上，都有它们的价值”，“他不但能使彼此了解，而且能使彼此情愫渐渐发生，而且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能使这情愫发生出交流作用，更使这种作用，产生一种新的力量，这力量，发挥出来，他会使整个边地迎头赶上内地，他会使所有的边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后起之秀，造成他自己的历史的光荣的一页，同时更揉合地造成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光荣灿烂的历史”。因此，“对于康倮两族人民固有的宗教及善良的风俗习惯，政府当尽量予以维护，并助其发扬光大”。《康导月刊》中的这类表述可以反映出，部分西康社会人士开始理解和正视边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不再是简单地以“未开化”“野蛮鄙陋”等刻板印象轻视之。这样一种文化认知的出现，不仅使边疆进一步脱离拱卫中原的“附属”身份，也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内涵继续得以塑造和丰富。

除了传播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康导月刊》的系列边疆文艺作品还注重“灌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暗示出边地和整个国家不可分性和他自己的价值”，“让边疆的人们了解国家的存在，了解外面的世界……使内地和边地以文化为媒介，逐渐发生情愫的交流”。在《康导月刊》上，雅安县长徐思执、西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杨叔明等人在《康导月刊》连载了十余篇《七七事变感赋》《秋日积思》等边疆文艺作品，主编张镇国还刊发了《通州血》《死》《威武不能屈》等戏剧作品和戏剧评论，展现了西康民众在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所具备的强烈正义感和爱国情怀。这类文艺作品的传播，不仅能使读者了解抗战的形势，还使其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蕴含的共同价值、共同情感及其精神追求，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中建立起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联结。正如《通州血》的演出者张仲华评论道：“这是一幕发扬民族光荣的群众剧，他启示我们民族应走的路向，他启示我们民族胜利征兆，‘悠久的文化’是消灭不了的，醒悟了的民族，是杀戮不完的。”

四、中华民族认同的地方性实践及其话语：“建设新西康”

西康建省后，因其承载着长期抗战、民族复兴根据地的使命，赋予了国人新希望，所以西康又被称为“新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还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新西康的举措：“我希望一齐决心，自今日从头做起，领导本省三百万的同胞，依照我指示的办法，集中心力创造出一个‘必富’‘必合’‘必慧’‘必强’‘必乐’‘必治’的新西康！”为有效激发西康各族民众建设新西康的主体意识与行为自觉，《康导月刊》立足西康的地方特色，刊发了大量文章阐明新西康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新西康的思路和方法，形成了“对西康尽全力，对民族尽至忠”这一地方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宣传话语，以此呼吁“西康政府及人民必须尽量的以汗代血，努力的建设新西康，以谋取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复兴”，开展中华民族认同的地方性实践。

（一）“建设新西康与复兴民族”的多重关系阐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帝国主义侵略边疆日渐急迫的情景下，很多社会人士将“开发西北”、建设边疆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至西南大后方，西南边疆不再因其地处国家的边缘而被忽略，相反也被赋予了赓续中华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通过报刊媒介，将包括西康在内的西南边疆地区进一步纳入现代国家的框架内，并在抗战建国的体系中强调边疆建设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大批中国边疆报刊共同的特点。《康导月刊》围绕“建设新西康与复兴民族”的关系进行了多重阐释，其最终的目标指向及其话语表征正是这一时期边疆建设舆论热潮的一个典型代表。一方面，《康导月刊》的诸多撰稿人通过分析和介绍西康，引导国人认识到战时的西康“不仅为国防之重镇，交通之枢纽，而且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据点，及国家资源的宝库”，进而表明“建设新西康就是为国家奠定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另一方面，为增强西康民众建设新西康的参与感和积极性，《康导月刊》还将“建设新西康与复兴民族”与西康各民族同胞的个人利益紧密相连，实现了个人命运、地方发展与国家前途三重话语的有机统一。总体而言，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是表明建设新西康为巩固国防之迫切需要。“抗战愈延续，西康地位愈重要。就形势言，则外控藏卫，内屏川滇，北接甘青，南通印缅，如康印康缅两国际线能实行开辟，并与西北国际线衔接贯通，则西康将成为中欧国际交通之中心与枢纽”。《西康的国防问题》《康藏国防交通》等多篇文章强调了“西康为西部国防的重镇”，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如邱述钤所言：“有国就应有国防，有国防才能有国，西康所负任务，即在充实边区，巩固国防，以杜边民之携贰，外人之觊觎。”刘文辉则强调了建设新西康对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向心力的重要性，“康治而西藏之人观感自治，化导自易，日渐月渍，自然潜移默化于不觉矣”。这类言论旨在引导国人认识到，建设新西康是现实边疆稳定的关键举措。其实早在《康导月刊》创办前，西康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就已见诸舆论。如1933年9月，前往内地求学的康藏知识青年在南京创办的《康藏前锋》，其主要宣传内容之一就是宣传西康，引导国人认识到“这不是少数民族或少数人的西康，而是整个中国人民的西康，整个中华民族的国防，他的前途，他的命运，都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有生死存亡的关系，望国人切勿旁观，急起图之”。这些舆论的传播形成当时国人认识和研究西康社会文化的动力，也为国人建设新西康的实际行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是宣扬西康为“国家资源的宝库”。为了把边疆的风土人情，边疆的真实状况传递给国人，《康导月刊》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宣传和介绍西康，“使大家知道，西康并不是什么神秘世界，反之，它有丰富的资源，淳朴的人民，绮丽的河山”。《康导月刊》中的《西康省经济建设纲要》《西康产业述要》《西康省畜牧事业纲领》等系列文章，通过数据和图表向国人展现了西康在工矿业、农牧业等方面的丰富蕴藏及其能够成为抗战大后方的基础与潜力。如刘文辉所言：“后方省份蕴藏之富，当以本省为第一，而本省的蕴藏，又大多属于国防工业之必需品，其他农林毛革，姑且不论，即如宁属之煤，铁、铜、锌、镍，康属之金，铁，其质之美，量之多，据地质学者调查的报告，其有经济价值者，约三十余处，而有大规模经营价值者，亦有十余处之多。”“将来陆续开发以后，不仅可以自足自给，而且可以献国家，增强国力”。总之，《康导月刊》通过强调西康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旨在引导国人打破对西康的刻板印象，积极建设新西康，为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提供物质保障。

三是强调建设新西康“以增进桑梓的福利”。《康导月刊》的作者们还将“建设新西康”的前景与西康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强调建设新西康奠定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基础对增进西康民众生活福祉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西康贫瘠、荒凉、落后是客观的事实。《康导月刊》全面揭露和呈现了西康“地利未兴，交通未开，蕴藏未发，生产力与经济力皆贫乏异常，大多数的人民，衣不足以蔽体，食不足以果腹，住不足以避风雨”的现实情况，倡言西康民众遭受的蹂躏和苦难是令人痛心且亟须改变的。丹巴县县长许文超、石渠县县长管文阶呼吁西康各民族同胞抓住西康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机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地建设家乡，“盖此时之西康，尚有刷新之机会，改革之余裕，若能趁此改弦更张，尽全力以经营，则事半功倍，成功可期……若苟且因循，坐失势机，则来日大难，不堪设想”。为引导西康民众认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增强建设新西康的信心，《康导月刊》还刊发了不少批判“旧西康”，畅想“新西康”的文章，为西康民众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西康发展蓝图，“我们最高的理想与究极的目标，便是要把散漫、贫困、饥饿、奴役的旧西康，建设成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康乐的新西康”。“我们西康同胞应该急起直追，觉悟起来，团结起来，谋自己的解放，谋自己的幸福……盼望本省各界人士深切认识西康，在建设新西康的大目标下，密切联手，共同努力，以增进桑梓的福利”。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情感纽带的联结，使“建设新西康”不再仅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具有强烈感召力的实践引导。

(二）“建设新西康与复兴民族”的多重实践引导

随着抗战的深入，《康导月刊》社同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长期抗战的前途如何演变，西康所负的责任是非常艰巨而重大”，“建设新西康，不仅须适应西康本身环境，尤须使此种建设能为建设新中国，复兴民族增加至大之助力”。基于对建设新西康重要性的深刻认知，为切实引导国人将“建设新西康”付诸实践，《康导月刊》社同人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路径。他们主张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改善边地交通，振兴文化教育，加深同宗教界的联系和沟通等方面全面建设新西康。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厉行经济建设为抗战提供物质保障。长期以来，西康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基于这一现状，西康地方人士也在《康导月刊》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西康经济发展的措施与建议。如结合西康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开发各类特色产业，推动农牧业、矿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化发展；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张移民垦荒、开设农事试验场、农业改良所；完善西康的财政制度和现代金融机构，免除苛捐杂税，奖励私人投资，维护投资环境，发展合作事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和通信条件，废除乌拉差瑶，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信息流通与资源共享等系列主张。从中可以窥见西康政界人士对于发展西康经济的迫切。在上述系列经济建设的主张中，交通问题的改善视为建设新西康的先决条件。“西康交通之困难于全国为最，交通工具之落后，亦为全国为最”。西康地方政务人士开始意识到：“西康为吾中华民国之领土，为西陲国防之重镇，而乃崇山峻岭，行李之往来，人马之去就，完全依靠于康人之乌拉，一旦乌拉撤站，则交通立阻，寸步难行。此不特为经边者之耻，抑亦国家之辱也！”在全民族抗战的时局下，“交通不便，抗战之情势，敌军之残暴恶行，以及其他方面之一切消息，尤不易传播于民间，将何以激发其同仇敌忾之心，而自愿为国效命乎？”为破除西康交通的积弊，《康导月刊》刊发了“乌拉差瑶专号”，以及骆美轮《新西康之交通建设》、黎年祚《解决西康交通问题之根本办法》、张植初《赵尔丰如何解决西康交通问题》《西康应通空航之理由及飞机场场址之讨论》等多篇专题文章，作者们从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出发，详细分析了西康交通建设的困难与问题、发展的计划与安排、实施的情况与发展成效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并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在西康建设公路、水路、铁路、航运、航空、邮政、电讯等现代交通及通讯的方案。

二是发展教育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长期以来，西康偏居一隅，其文化未兴，教育落后，“除喇嘛教育以外，几无教育可言”。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人认为，大多西康民众仍“对于本身生活无法改进，对于世界大势及国家民族地位，充耳无闻，有国家民族之观念者，实不多见，即略有了解者，亦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在《康导月刊》中，西康省许多政教界人士也深刻认识到：“边民教育之实施，尤为刻不容缓。”萧徽铭认为：“教育方针既定，可渐泯汉康倮三族天然之界限，化除数千年来獉狉之陋习，使夷汉一家，同步文明，而免去政治施行上之一切阻力！”刘文辉认为，“若是把康、倮各族同胞，教育成为现代化之国民，教育成为富有国家意识之国民，人人聪慧忠勇，人人爱省爱国，则我西南国防，千年万载，固若金汤”。为深入探讨西康教育问题，《康导月刊》刊发“西康教育专号”及系列专题文章，提出了很多促进西康教育发展的建设性的意见。如针对西康教育中存在的教学条件差、语言文字不通等问题，王政孚、廖作立等人主张充实边区教育师资，改善边区教师待遇，“编制汉藏文合璧适应本部生活习惯之教材，与培养藏文藏语师资，相辅并行”。针对“学差”现象和学非所用等问题，韩孟钧、许文超等人还提倡根据西康省的特殊性及社会需求，转变教育理念、增设教育类别、革新教育方法，推广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电化教育等。在教育内容方面，《康导月刊》作者的各种主张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如邱述钤指出：“西康教育应针对目前抗战建国需要，审度各民族特殊情形，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培养边区人民之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至教材之编选，务期大众化，生产化，职业化，方能适应边民之需要，激发问学之兴趣。”鸿爪、黄上成等人也认为：“现在欲求其了解国民义务，爱国家，爱民族，担负国防重任，非将其文化智识特别提高不能成功。故今康人之文化智识，应当使之急起直追，启发其爱国爱康之思想，亟宜以国家大势及唇齿相依，同舟共济之理论，常为宣传，使其知所振奋，互相团结，然后可以同负国防之责任。”教育内容应“涵盖畜牧之科学知识，现代新文化，中国古代圣贤，古代康藏民族抵御外侮之事实，近代建国史实，帝国主义侵略之事实，汉人文化和风俗，职业技能之灌输，各民族平等及民族团结互助等”。这些教育主张强调将民族国家意识与地方特色相结合，注重实现培养实用技能与民族认同的双重目标，其中一些见解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推行“因地制宜”和“因教制宜”的治边理念。面对西康省宁属、雅属、康属三地各不相同的社会环境、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康导月刊》社同人们主张通过深入分析各地特殊情形和具体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策略，“因地制宜”地建设新西康。刘文辉认为，“因地制宜这条原则是创造建设新西康的进步方法制第一原则”，“不仅政治为然，即经济、教育、军事方面，亦何莫不然”，“须本着这个原则，去详细考察当地的情形，依着当地的需求，去创造最为恰切适用的进步方法来推动建设新西康的工作”。例如，在宁属地区应在“根绝夷患，排除障碍”的前提下，尽力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在雅属地区“各种设施，均可按照中央法令，循序推进，期与腹地各省并驾齐驱”，在康属地区，应“力求安定，以减中枢西顾之忧”。在《康导月刊》上，这一较为温和灵活且符合西康实际情况的治边理念，也获得了西康政界人士的支持与宣扬，许多文章在对“西康特殊情形之分析”的基础上，主张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中心工作，以实现新西康建设的整体推进。邱述钤《建设新西康之纲领》一文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西康康宁雅三部“各呈特殊形态：或则进化日臻；或则草昧初开；或则生产落后；或则交通不便；或者佛教熏陶，或则民智固陋；在此错综复杂之情况下，唯有鉴认国家需要，查酌四方情形，分别先后缓急，择定中心工作，积极推行，方为上策”。

除宣扬“因地制宜”地创造建设新西康的进步方法，西康政界人士还在《康导月刊》上积极推崇刘文辉主张的“因教制宜”之原则。“西康自接受佛教以来，康人之思想品性与生活，皆深深染着浓厚的佛教色彩”，建设新西康“盖须深切了解其宗教文化之情形”。针对西康民众崇信佛教的习俗，西康省政府成立后，刘文辉以维护佛法、整饬教规为重要政策，主张“以教辅政，以政翼教”，“即开诚心，布公道，不恃武力，不假权术，而力谋妥协合作，期能以教辅政，以政翼教，政府与人民共站一个立场，共谋保持及发扬旧有文化及特长而补其缺失”。他认为，“三民主义之精神不唯不与佛教文化相冲突，且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特不可操之过切，一概抹煞，以致佛逆其民众心理，挑起种族间之恶感。不唯影响国防，而国家有形无形之损失殆难数量计算矣”。“要把握着康人的心理，使其心悦诚服，就不能不维护佛教而加以整饬，除调协康人狭义的民族观念，而使能与汉人融洽”外，还要引导西康地方政务人士“打破过去民族不平等的观念，尊重康人固有礼俗，并尽量引用康人参加政治”。这些理念和观点在《康导月刊》刊发的“康藏宗教特辑”和系列专题文章中也都有所呈现。如《西康喇嘛何以能造成特殊势力》《西康的喇嘛和喇嘛寺》《喇嘛寺与其人民》《佛教与康藏人之生活方式》等系列文章均详细分析了宗教信仰和喇嘛土司头人等旧势力在西康根深蒂固的原因，撰稿者大多主张尊重和包容西康传统的宗教文化信仰，延请专家对西康民族、宗教状况进行调查，整饬教规，积极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地方建设事业，促进宗教力量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维持西康社会的稳定，力谋抗战建设之需要。

五、余论

自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经过大量社会人士的探索与宣传，至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已成为凝聚全民共识和进行政治动员的文化符号、政治标识、精神源泉，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华民族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报刊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刘文辉为首的西康政务人员借助《康导月刊》这一舆论阵地，不仅传递战争的最新进展和国家的政策导向，表达对各民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深切期望，更在深层次上塑造着西康民众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知与情感，成为近代报刊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典型代表和生动缩影。《康导月刊》也成为当时西南边疆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创刊伊始，《康导月刊》的发行量便由500册增印至1000册，创刊一年后，再次增印至1500册，“销场由西康，四川，渐及于腹地边区各省”。1941年，康导月刊社总社迁移至成都，并于雅安、康定、西昌等地设立分社。1942年，《康导月刊》还与西南诸省的邮局、书局合作，设置经销发行处，如“于西安、昆明、贵阳、衡阳、桂林、重庆托重要书局，以便利当地读者”。同年，不仅添设数名职员，广罗特约稿员，还进一步“改良印刷纸张、革新外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康导月刊》社同人们认为，在《康导月刊》的宣传下，“国人对于西康，已逐渐改变其轻鄙的态度，而志在边疆者尤不乏人”，“不仅康省公私人士视兹刊为宝贵资料，即国内人士亦得藉兹刊之介绍以认识西康之真实性，一扫以前关于西康各种错误想象”。西康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处长王靖宇在《颂康导二周年》一文中表示，该刊“已能以其最大之努力，为诚确之实践，裨益于省政者，而在开发方面之来康调查并着手开拓垦殖者，尤络绎不绝于途，已非如往昔之以‘蛮’与‘冷’视西康矣。其所以奠定建设新西康之基础者，固已得圆满之结果”，“数千年来久在化外之康倮两族，亦均具备国家民族意识，并对政府法令能切实了解与接受矣”，这得益于“康导同仁之搜集材料，发抒心得，以献替辅翊于其间，增进效率也”。

承认《康导月刊》在形塑和传播中华民族认同观念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这份刊物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作为西康省政府的官方刊物，《康导月刊》中的诸多观念和主张代表的是以刘文辉为首的西康政界人士的民族观及其政治目标，其受制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局势、政治立场、政策取向等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刘文辉主政西康后，面对西康省社会和民族关系的复杂与特殊性，以及自身与国民政府和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的复杂微妙的博弈关系，为维系和巩固自身权力基础，实现政治目标，他根据西康省的实际情况和治边经验，总结了一套较为颇为独特的治康方略和民族政策，主张用“三化政策”处理西康的民族事务。时值抗战，在国民政府有意弱化和模糊西南民族的民族属性，突出其地域归属感的形势下，刘文辉还在省政府工作会议上，直言“夷务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尤其是民族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省政府来主持”，主张“以管教养卫的政治，扶助夷人的进化，解放弱小民族”。这些政策和主张使得西康省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施政策略和具体措置具有区域性差异和地方特色，也使其与国民政府推行的西南民族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张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加之多方势力互相掣肘，刘文辉、李万华、许成章、张为炯等一批西康地方政务人员在《康导月刊》等刊物上宣扬和倡导的诸多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主张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阻力，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无力实现。另一方面，受限于一些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和认知局限，刘文辉等人的中华民族观念并不成熟，其民族问题治理的实际成效也有限。除了在《康导月刊》上宣扬“同化”的主张，在由西康省政府主管，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主办的另一份官方刊物《边政月刊》中，刘文辉等诸多西康官员也发表了“要夷人同化于汉人，要使其思想与生活逐渐汉化”的言论，其中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和“用夏变夷”传统思维暴露无遗。这些政策和主张忽视和弱化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缺乏对中华民族“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现实关照，受到西南少数民族人士的抵触和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