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欢、徐海霞：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违背历史事实

戈尔斯坦对清代边疆治理中“因俗而治”与“中央集权”的辩证关系缺乏基本理解，将其歪曲为“象征性管辖”。事实上，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掌握驻藏军队指挥权、对外交往审批权和活佛认定监督权，这些实权远非所谓“宗教联系”所能涵盖。

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是美国藏学与人类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擅长以多国外交档案研究西藏地方史，但其著述深植西方价值观，很多观点与荣赫鹏（Francis Edwards Younghusband）、查尔斯·贝尔（Charles A. Bell）、夏格巴·旺秋德丹（Zhwa sgab pa dBang phyug bde ldan）等分裂分子的论调暗合，需充分警惕。

否认清代以前中央政府在藏主权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代起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在长期交往交流过程中，西藏地方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深度融合。对此，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指出：有档案资料显示，事实上藏汉之间的联系和最终成为统一的国家始于很久以前，而行政上的统一甚至比苏格兰加入英国还要早，“比美国、现代意大利和德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时间还要早好几个世纪”。

与爱泼斯坦的客观认知截然相反，戈尔斯坦全盘否认清代以前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辖，将隶属关系歪曲为“施主—福田”（喇嘛提供宗教服务，可汗护持寺院利益）的宗教联系，公然附和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势力及其西方支持者的谬论。

戈尔斯坦梳理唐朝以来所谓“汉藏关系”时，认为“西藏同中国的政治接触始于公元7世纪”，同时认为“在帝国时期，西藏绝不从属于中国”。实际上，吐蕃王朝只是古代中国地方政权，而且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的政治接触远远早于7世纪。如青藏高原西部的象雄政权（汉文史籍称为“羊同”）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可追溯至汉晋时期。2012年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汉晋时期“王侯”鸟兽纹织锦，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指出，该织锦具备汉代官营作坊产品的典型特征，或源自中原皇室对边疆首领的赏赐。

不同于对唐宋时期汉藏关系的简略论述，戈尔斯坦对蒙古人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着墨较多。他基于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强调双方形成“施主—福田”宗教关系，并认为此模式被元朝继承。然而，这一观点严重歪曲历史——元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管辖与被管辖，本质是主权关系，而非单纯的宗教“施主—福田”关系。忽必烈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方，推行户口清查、驿站体系及驻军制度，远超宗教互助范畴。

此外，戈尔斯坦对明朝与西藏关系的论述同样简略，甚至声称“明朝皇帝对该地区未施加任何行政权力”，将明廷对西藏活佛的册封，曲解为“对政治现实的承认”。明廷建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统辖卫藏，实施“多封众建”以分权制衡，活佛册封（如大宝法王）需明廷认证，且敕谕、赏赐制度体现中央权威，绝非被动追认。

从戈尔斯坦的相关论述中，看不到他对从唐至明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管辖的认可，充分说明他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模式及实践缺乏基本客观认知。

曲解晚清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

19世纪初，清朝步入衰弱期，西方列强通过怂恿外部势力等方式在边疆地区制造危机，意图肢解中国。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开始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侵略，遭遇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人民的抵抗，充分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事实。然而对于晚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荣赫鹏等西方殖民者曾多次诋毁，称“中国之统治西藏，仅拥虚名”，“中国当局过问藏事之权力，殊无异徒拥虚名”。

戈尔斯坦完全承袭这一谬论，认为晚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有名无实”。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中，他声称“到19世纪中叶，或更早一点，清王朝的影响已经很小了”，1841年“西藏—多格拉战争”、1857年“西藏—尼泊尔战争”、1862—1865年“瞻对战争”及1903—1904年“英国侵藏战争”与订约活动中，“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援助”。他援引夏格巴的说法称，1862年夏扎和甘丹寺僧人强迫热振交出西藏摄政王权力时，“也没有受到（清朝）皇帝的干预”，并沿袭查尔斯·贝尔的观点，将清中央政府对十三世达赖选定过程中免于掣签，当作清王朝在藏统治力度衰弱的依据，最终得出“中国的君主权力已经有名无实”的结论。

戈尔斯坦关于19世纪清政府对藏管辖能力的论述，刻意忽略这一时期清廷在边疆治理中采取的一系列实际举措。19世纪20年代，清廷平定张格尔叛乱，进一步巩固对新疆的管辖；至19世纪中后期，随着新疆省的设立及与沙俄等国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订，中国西北疆域最终定型。这些事件与西藏治理直接联动，清廷同时强化驻藏大臣职权，授权其稽查边境、监督噶厦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此期间，金瓶掣签制度仍严格运行：十一世达赖、十二世达赖均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道光、咸丰两朝直至清末，持续派遣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会同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事务，行使稽查赋税、任免高级僧俗官员、指挥地方军队、处理涉外事务等权力。

戈尔斯坦对清代边疆治理中“因俗而治”与“中央集权”的辩证关系缺乏基本理解，将其歪曲为“象征性管辖”。事实上，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掌握驻藏军队指挥权、对外交往审批权和活佛认定监督权，这些实权远非所谓“宗教联系”所能涵盖。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代表朝廷行使主权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有效管辖的重要标志。图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桑吉东知/供图

鼓吹所谓“民国时期西藏事实独立”论

边疆危机及西藏地方濒临被分裂的险境，促使清廷通过推行“新政”（如1906年张荫棠查办藏事、1909年联豫改革）强化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尽管这些尝试因1912年清朝灭亡而中断，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始终延续——民国政府成立次日即颁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并持续行使主权：1912年恢复十三世达赖封号，1929年设蒙藏委员会管辖蒙藏事务，1934年黄慕松以“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身份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设立中央驻藏办事处。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始终致力于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西藏爱国人士也以心向中央的实际行动推动这一进程。但某些西方学者对此极力否定，或无视民国历届政府拒绝英俄分裂西藏的外交照会，虚构“西藏独立”叙事；或将中央因时调整的治理策略（如暂时不驻军）曲解为保留“宗主权”，刻意混淆主权概念。

戈尔斯坦并未如其宣称的那般“客观公正”。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等著作中，他极力鼓吹“民国时期西藏事实独立”：1912年后，西藏通过策略性表态维持“事实独立”，声称“自1912年以来，西藏时而声称‘独立’，时而愿以保留内部制度、要求民国放弃对康区和安多地区等藏族聚居区支配权为条件，接受作为中华民国一部分的下属地位”；对西藏而言，首要问题是“解决东部边界争端”，避免“入侵”、维系“事实独立”。这些错误观点贯穿其后续多部西藏史著作。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划解放西藏。1950年1月，中共中央顺应西藏人民的解放诉求，正式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1951年5月《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得以实现。然而，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及其西方支持者长期抹黑这一历史进程，将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污蔑为“非法占领”，戈尔斯坦的西藏史著作也多次使用“占领”（occupy）、“入侵”（invade）等词汇附和这一谬论。

对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戈尔斯坦称：“如果把‘中国人’看成是‘占领军’，那么司曹表现出来的愤怒和敌意也许并不令人惊讶”，而他们本来就是“占领军”。1951年，“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已经衰亡。”他还认为，“在该协议中，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勉强接受了中国的主权”。这一说法与其“民国时期西藏事实独立”的观点一脉相承，本质上是对历史的歪曲。

国际藏学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领域，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与之进行学术交流，首要的问题是辨明政治立场。虽然戈尔斯坦揭露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压迫性，也认为英印非法侵占藏南，但是对历代中国中央政府治藏举措的选择性无视，否认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正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5期，作者柳欢、徐海霞单位：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