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多杰：官修藏文《大藏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

【内容摘要】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梳理元明清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历代官修藏文《大藏经》的历史实践，揭示其在促进民族交融、文化认同与文化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各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制度化支持《大藏经》编纂，构建了跨地域、跨民族的宗教文化网络，继而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这些珍贵佛典文献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实践路径，对切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藏文《大藏经》；文化治理；民族交融；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索南多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文章来源】《法源（中国佛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元明清《大藏经》插图版画与蒙藏古籍文献版画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3VJXT013）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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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藏文《大藏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典籍之一，它从元朝首次由皇帝资助编修，到明清时期官印出版，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抢修和整体性保护，其文本编纂过程与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有着深度交织。当前，在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重新回顾官修《大藏经》的历史演进，不仅能揭示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的发展规律，更能为当代各民族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智慧。相较于以往佛典文献学的传统研究视角，本文试图从政治和文化互动维度切入，探讨历代官修藏文《大藏经》的文本生成及其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实践路径。

自公元14世纪藏文《大藏经》被纳入中央政府主导的文化工程体系以来，其编纂刊刻就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文化属性。1312年左右，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资助下，首次启动了对藏文《甘珠尔》的校勘工作。在纳塘寺学者觉登·热比绕智及其弟子的合力编纂下，缮写了西藏地区首部藏文《大藏经》，确立了这部佛教典籍的权威版本。明代在“多封众建”政策下，朝廷将首部官修的藏文《大藏经》作为官方礼品，赏赐给西藏地区教派首领，使佛经成为增进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的纽带。至清代，先后刊刻了藏、蒙、汉、满四种文字的《大藏经》，将多元文字系统纳入统一的知识权力网络，体现了“多元一体”文化治理智慧和制度创新。这种以典籍刊刻为载体的文化治理实践，既延续了“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治理传统，又通过知识体系的标准化重构了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关系。

回顾历史上官修藏文《大藏经》的编纂过程，始终遵循了“因俗而治”和“文化整合”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它尊重了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发挥藏传佛教在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的积极作用，维持了西藏地方的稳定；另一方面，借助官修典籍确立中央政府的文化领导权，加强了文化认同，使佛经刊修与传播成为国家意志的一种延伸。这种双向互动在清代进一步增强，譬如，推行的《大藏经》多语种互译工程，不仅完善了藏传佛教的跨语际传播体系，又通过典籍编纂将多民族文化元素有机整合起来，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继而达到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创造性转化。本文为进一步阐述官修藏文《大藏经》的历史文化蕴意，选取元明清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个典型时期的《大藏经》校刊工程，进行跨时代比较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历史语境下，官修佛典刊刻的制度设计、文本生产与社会传播，揭示古今中央政府如何将佛教典籍转化为文化治理的实践载体。

一、“国家在场”：官修藏文《大藏经》的文本建构

（一）元明时期：文化治理的初步探索

官修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始于元代。在元仁宗资助下，西藏纳塘寺的学者觉登·热比绕智等人编订了纳塘版手抄本藏文《大藏经》，这是中央政府首次直接支持或介入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工作。到了明代，遵照永乐帝的旨意，在南京的灵谷寺刊刻了首部官修本的藏文《甘珠尔》，于1410年刊刻完成，永乐帝为其撰写了《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这部官修本的问世，不仅成为中央政府系统推进藏传佛教典籍编纂的重要开端，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一是，明朝中央政府通过支持藏传佛教典籍的体系化，加强了对西藏地区宗教教派的整合；二是，通过将佛教典籍编纂纳入封建时期“政教并行”的治理框架，为“多封众建”政策奠定了文化基础。例如，永乐版的藏文《甘珠尔》刊印后，永乐帝将其作为官方礼品分别赠送给西藏格鲁派的首领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和萨迦派的首领本钦根噶扎西。当时赠送的这两部《甘珠尔》至今仍保存于西藏的色拉寺和布达拉宫，明廷的上述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促进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各教派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清代鼎革：多语种官修《大藏经》的形成

清朝统一全国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了加强各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交流与联系，清政府系统推进了多语种典籍文献的编纂，搭建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在官修藏文《大藏经》方面，历经康熙、雍正两朝，完整刻印了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经》，确立了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版本体系。更具突破的是首次启动了“四体合璧”的《大藏经》工程，将藏、汉、满、蒙四种文字并行刊印，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统一。

1.政治象征层面：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御制番藏经序》以及藏经的目录，首次采用了藏、汉、满、蒙四种文字四体合璧的形式刊印。这种文本载体特征，不仅直接反映了清朝统一全国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和边疆民族地区在宗教、政治、文化方面的密切往来。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在民族交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朝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高度重视民族典籍的刊印，既通过“中华一家”的理念强化了统治合法性，又通过语言互通消解了文化隔阂，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与融合。

2.传播机制创新：从政府层面逐步建立“僧录司审核—武英殿刊印—理藩院分发”的三级管理体系，使佛经流通成为国家意志的一种延伸。从清代藏经的刊印活动看，除了官方颁赐以外，全国各地寺庙也可出资迎请供奉《大藏经》。具体程序为：寺庙首先报请僧录司审核，经奏准后，由武英殿修书处组织印刷，最后由理藩院分发，费用由呈请方承担。例如，据《哲里木寺院》记载，乾隆五年（1740），科尔沁左翼后旗双福寺从北京迎请《甘珠尔》一部，花费白银1200两；乾隆二十四年（1759），又迎请《丹珠尔》，花费白银2250两。另据《理藩院咨伊克昭盟盟长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扎萨克贝子喇什达尔济文》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五十七年（1792），蒙古各旗首领和喇嘛共迎请《大藏经》八部。其中迎请蒙古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分别花费白银816两8钱8分、2160两9钱；迎请唐古特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分别花费白银738两7分、1665两。这些档案文献翔实记录了清代官修藏文《大藏经》呈请、出售以及流向的具体情况。

3.社会整合效应：清代的译经与刊刻工程不仅推动了从中央到地方多文种印经院的发展，还形成了以北京的内务府武英殿、嵩祝寺、妙应寺为核心，以及地方的内蒙古汇宗寺、西藏纳塘印经院、拉萨雪印经院、四川德格印经院、甘肃卓尼印经院等为代表的印经网络。通过多文种佛教典籍的翻译、刊印与流传，《大藏经》成为汉、藏、满、蒙等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文献。它不仅加强了各地区上层喇嘛与佛教信徒之间的联系，还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交流互动与文化上的相互融合。

二、文化共同体的推进路径

（一）文本共同认同

各时期的官修藏文《大藏经》工程均强调“钦定”属性，例如，永乐版《甘珠尔》是明永乐八年（1410）由永乐帝敕令刊刻，并命得银协巴（明史称“尚师哈立麻”）担任总校刊印。藏经刊印完成后，永乐帝御制颁赐了《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体现了明廷对该文本的权威授权。同样，清康熙版藏文《大藏经》由康熙帝下令刊刻，二世章嘉领衔校勘。二者均特别强调了“御制”，将皇权象征嵌入宗教文本，形成了封建时期“政教并行”的文化认同符号。此外，两个文本编纂过程都特意邀请了西藏地方教派领袖参与，这种“中央授权+地方精英参与”的模式，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宗教文化的尊重与支持，也通过对宗教文本的权威性构建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官修藏文《大藏经》的刊印与流通，进一步促进了藏传佛教典籍的体系化与规范化。

（二）跨地域的文化网络构建

官修藏文《大藏经》流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地理空间，在物资流动、人员互动和仪式共享三个层面，构建起跨地域的文化网络，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物资流动：历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这一文化工程。以康熙版藏文《甘珠尔》为例，这部藏经由康熙敕令刊刻，并颁赐御制序文。编纂团队阵容庞大，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主持，人员包括监造官员30人、校阅经字喇嘛2人、对读经字喇嘛40人、对看喇嘛6人、监修官13人、校阅序目录官3人、翻译蕃字序目录官2人、翻译蒙古字序目录官2人、满文誊录官3人、汉文誊录官2人、蕃文誊录喇嘛3人，总计106人。此外，还有大量未计入的雕版、刷印、装潢、彩绘等工作人员。对编纂工作的持续支持，不仅推动了西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格局。

2.人员互动：官修藏文《大藏经》作为一项浩大的国家文化工程，耗时数年，但刊刻工作汇聚了中原工匠、藏族学者、满蒙译师等各民族的专业人才，创造了多民族共同协作的文化工程。以北京版藏文《大藏经》为例，编纂团队不仅包括皇亲国戚、清廷官员，而且还有驻京札萨克喇嘛，以及通晓多种语言的藏族、汉族、满族、蒙古族翻译者。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既加强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也极大地促进了官修机构和地方印经院的发展。

3.仪式共享：自明清官修藏文《大藏经》以来，全国各地寺庙争相举行跨地域的迎请仪式，最终将这种仪式场景转化为一种构建国家认同的凝聚机制。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各民族对官修《大藏经》的文化认同，更深层次反映了对国家典籍文本的权威认同和政治认同。纵观我国历代官修藏文《大藏经》，并非为某一民族独有的文化成果，而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典籍文献。

三、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新范式：从文化保护到国家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藏学专家土登尼玛等学者提出了对勘、出版藏文《大藏经》的建议。1986年6月至9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向中央统战部提交了《关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使之与正在分期分批出版的汉文《中华大藏经》珠联璧合。”该报告获中央批准后，全面系统对勘藏文《中华大藏经》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成都成立《大藏经》对勘局，正式启动了这项浩大工程。国家对整个工程累计投入四千多万元，组织了全国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历时二十三年，最终编纂出版了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成为藏文《大藏经》编修史上史无前例的跨世纪工程。这一工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国家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决心与能力。与元明清时期官修藏文《大藏经》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实现了多项历史性突破。

首先，古籍保护和传承的战略升级。这项工程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充分说明了国家对这项文化事业的长远规划与持续支持。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问世，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化领域的重大成果，也是各民族平等团结、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象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次，编纂质量上重大提升。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与以往藏文《大藏经》文本相比，在编纂学术质量、版本完整性和印刷水平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世界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在编纂工作中，除了严格遵循当代图书出版管理机制，涵盖对勘、录入、校对、初审、排版、复审、终审、印刷、装订、发行等多个环节，同时还专门制定了《〈中华大藏经〉对勘、编辑、出版工作细则》等系列规章制度，明确了对勘原则、对勘方法、符号与码字用法、装帧设计、文字排版五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内容，为工程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再次，编纂技术上多重创新。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在书籍装帧、藏文字体、阅读载体等方面都有重大创新。为了便于书籍的阅览和携带，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实现了从藏文长条书籍装帧形式到现代图书装帧形式的重大转变，突破传统写本和刻印本，成功研发了秀丽大方的华光藏文字体。此外，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开发了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App，不仅满足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还通过移动智能设备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新媒体阅读体验。

最后，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编纂出版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在国家文化战略部署和人才培养方面均具有重大历史贡献。譬如，它多次作为中央政府赠送西藏自治区大庆的珍贵礼品。2001年中央代表团为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大庆赠送了一百套《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1—60卷），2005年中央代表团为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赠送了一百套《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61—124卷），2011年中央代表团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庆赠送了一百套《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1—108卷）。这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文化事业不遗余力地保护和支持。此外，它也是党和国家对我国藏学事业人才梯队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整个工程广泛动员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涉藏地区及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出版社、印经院、寺院等各方力量，聘请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堪布、格西，以及大学教授、研究员、编审等。其中，土登尼玛研究员（活佛）亲自负责业务工作，白雅活佛、钦绕威色教授、根登编审、赞拉阿旺教授、吉美编审等专家长期在对勘局指导工作。他们依托各地各部门的文献资源、专业人才和技术设备优势，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共同完成了这一世纪工程。在编纂过程中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老中青梯队的藏学人才，为藏学研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历史经验及意义

纵观各时期官修藏文《大藏经》的历史实践，它的编纂过程始终承载着整合多元文化、强化国家认同的政治功能。其刊印成果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佛教典籍保护与传承的重视，也包含了通过文化治理实现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实践。

在元朝，中央政府通过支持藏文《大藏经》的编纂与刊刻，开启了文化整合的初步探索。明清时期，官修《大藏经》逐渐形成了多语种体系，体现了“尊重差异、强化共性”的治理智慧。以清代官修《大藏经》为例，其刊刻工作贯穿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形成了较完整的多语种《大藏经》体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三十九年（1700），清廷刊刻了藏文《甘珠尔》，开启了清代官修《大藏经》的序幕。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五十九年（1720），又译刻了蒙古文《甘珠尔》。康熙六十年（1721），续刻了藏文《丹珠尔》，并于雍正二年（1724）完成。雍正继位后，高度重视藏经刊刻工作，于雍正十一年（1733）下令内务府刻印汉文《龙藏经》，至乾隆三年（1738）完成，成为清代唯一一部官修汉文《大藏经》。乾隆年间，承继前代遗志，于乾隆七年（1742）至十四年（1749）续刻了蒙古文《丹珠尔》；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五十九年（1794），又下令完整刻译了《清文全藏经》，最终形成了藏文、蒙古文、汉文、满文的《大藏经》体系。清代内务府官修的《大藏经》体系形成，也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化的高度融合与国家认同的进一步深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再次启动了《中华大藏经》对勘工程，更是将汉藏佛典保护提升至全球文化遗产的高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与保护能力。至此，在“尊重差异、强化共性”的治理智慧背景下，我国逐步缔造了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傣文、西夏文六种文字体系的《大藏经》。这六种文字体系的《大藏经》蔚为大观，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语种最全的大藏经系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这一成就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更彰显了我国各时期中央政府在文化治理上的卓越智慧与历史经验。这种尊重文化差异、强化共性认同的“柔性整合”方式，既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历史经验为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铸越牢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官修藏文《大藏经》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它为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通过运用“柔性整合”的治理智慧，既尊重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通过共享文化符号系统强化国家认同，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奠定了文化根基。二是官修《大藏经》的历史实践，清晰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有效增强了各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古籍的当代价值，使其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文化基因库”。既要加强对《大藏经》等古籍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推动其在新媒体时代的广泛应用，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也要深入挖掘古籍中蕴含的民族团结、文化共融的思想精髓，将其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资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综上，各时期官修藏文《大藏经》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在新的历史起点，应以史为鉴、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古籍在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更加深厚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