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海波：多元共生视域下藏传佛教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探析

【内容摘要】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理论基点，通过历史溯源、文化解码与社会功能分析，探讨藏传佛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文章聚焦西藏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藏传佛教、宗教界、信教群体应“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以藏传佛教“两重性”社会功能及其发展变迁为视角，兼顾“长期性与群众性”特点，发掘藏传佛教正向功能并探索有效机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多元共生；藏传佛教；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靳海波，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区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25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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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边疆民族地区，藏传佛教信众多、范围广，因其贴近民众生活并对信众有较大影响，具有深厚且广泛的群众基础，可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积极作用。

一、交融根基：藏传佛教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层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在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不仅是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更是历史上汉藏文化交融的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资源与现实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以“多元共生”理念为指引，推动藏传佛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积极作用，既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也是实践创新的关键。

 （一）从历史整合到共同体建设

藏传佛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独特而深远的桥梁作用。这一宗教文化体系不仅是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更是连接汉藏文化、沟通中央与边疆、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活态纽带。在新时代背景下，藏传佛教的桥梁功能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与使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本文将从历史纵深与现实实践两个维度，系统阐述藏传佛教在政治整合、文化融合、社会服务和国际传播中的桥梁功能及其当代创新路径。

1.政治整合的千年纽带

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深刻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整合进程，其桥梁作用首先体现在促进西藏与中原政权的政治一体化。1247年的“凉州会谈”是这一进程的里程碑事件——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会谈，不仅促成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更开创了宗教领袖主导政治认同的历史范式。萨迦班智达撰写的《致蕃人书》明确提出“西藏归属蒙古汗国，效忠中央政权”的政治原则，为此后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奠定了法理基础。

元代进一步强化了藏传佛教的政治整合功能。忽必烈尊奉八思巴为帝师，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在中央设立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及西藏事务。这一制度设计使藏传佛教成为连接中央与边疆的制度性桥梁——一方面，帝师作为宗教领袖参与国家祭祀与政治决策；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宗教封授、寺院赏赐等方式实现对涉藏地区的有效治理。元朝分封的安西王忙哥刺等宗王在西北地区广建佛寺（如平凉崆峒山宝庆寺），将藏传佛教的政治整合功能延伸至河西走廊，促进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清代则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巩固藏传佛教的政治桥梁作用。乾隆时期创立的“金瓶掣签”制度，将活佛转世纳入国家法律管理体系，明确规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需经中央政府认定批准。这一制度既尊重了藏传佛教的宗教传承，又强化了中央权威，成为“政教分离原则下宗教与国家协调”的典范。现存于拉萨大昭寺的金奔巴瓶历经两百余年仍光彩熠熠，无声见证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历史。

2.文化融合的活态传承

藏传佛教作为文化融合的载体，在促进汉藏文化深度交融方面展现出持久生命力。其文化桥梁作用首先体现在建筑艺术与美学理念的互鉴共生。公元8世纪建造的桑耶寺是这一融合的早期典范——该寺以印度飞行寺为蓝本，汉式斗拱与藏式平顶相结合，底层为藏式石构，中层设汉式琉璃瓦顶，顶层印式鎏金尖顶，形成“三式并立，浑然一体”的建筑奇观。这种融合风格在元明时期得到进一步拓展，如萨迦寺的汉式护城墙与藏式佛殿的有机结合，展现了汉藏工匠在技术协作中的文化对话。

教义层面的互鉴阐释则彰显了更深层的文化融合。藏传佛教高僧在经典翻译与诠释中，主动吸收儒家“仁爱忠孝”、道家“阴阳和谐”等思想，形成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佛学体系。萨迦班智达在《萨迦格言》中提出“公正治国是为佛法真谛”，将儒家治国理念融入佛教伦理；清代章嘉活佛将藏传佛教的“菩萨行”与儒家的“修身齐家”相贯通，编纂《如来阴阳双运论》阐述佛儒互补的哲学体系。这种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使藏传佛教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藏传佛教的文化融合功能更通过教育创新与符号再生焕发新生。西藏佛学院开创性地将传统经院教育与现代学院教育相融合——教室布局既保留矮几、藏毯等传统元素，又引入多媒体教学设备；课程设置上，藏传佛教“五明”学（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与现代政治理论、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并存。少年活佛班的培养模式尤其具有创新意义：小活佛们在接受传统佛学教育的同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参与篮球、绘画等文体活动，甚至熟练使用平板电脑获取信息。这种教育模式打破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培养出如琼布·阿旺强巴坚赞等新一代僧才——他在阐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教戒律时，自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敬业”理念，使用现代语言讲述佛教故事。

3.社会服务中的当代使命

进入新时代，藏传佛教的桥梁作用在社会服务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性。其时代使命首先体现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创新中。在法治建设方面，寺庙僧人成为基层普法的特殊力量——阿里地区科迦寺僧人索朗仁青在农忙时节协助村民收割青稞时，主动引导纠纷当事人“去找警察和驻村干部”。在法治宣传月期间，他与寺管会干部共同深入村庄讲解法律知识，推动“遇事找法、做事依法”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宗教人士参与法治建设的模式，有效弥合了传统宗教权威与现代法治体系之间的张力。

在民生服务领域，藏传佛教界积极调整教义阐释方向，引导信众关注现世福祉。那曲市嘉黎县的僧人主动劝导患病群众及时就医，倡导“宗教消费适度化”；昌都市寺庙设立免费诊所，为偏远地区农牧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日喀则寺院参与技能培训项目，教授唐卡绘制、藏香制作等非遗技艺，助力脱贫攻坚。这些实践将佛教“利乐有情”的传统教义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具体行动，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指导精神。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藏传佛教在生态保护中的先锋作用。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拉萨色拉寺、哲蚌寺等寺院积极响应“南北山绿化工程”，连续多年组织僧众参与植树造林。哲蚌寺管委会主任巴桑次仁描述道：“每年植树季，僧人们培土围堰，引水浇植，为拉萨添绿贡献力量”。寺院还结合佛教“众生平等”的生态观，发展出保护神山圣湖的环保实践——甘南寺院推动“禁塑减废”行动，青海寺院建立野生动物救助站，将生态保护纳入宗教修行的新维度。

（二）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宏大叙事中，藏传佛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宗教内涵，更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中华民族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形成了紧密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藏传佛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强化上，也反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藏传佛教的包容与引导之中。

1.藏传佛教的历史角色与现代价值

自古以来，藏传佛教在西藏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元朝开始，藏传佛教被赋予了“国教”的地位，这不仅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考量，更是政治整合的需要。蒙古与满清政权通过扶持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黄教），来加强边疆治理，维护国家统一。活佛转世制度成为中央集权的关键抓手，通过金瓶掣签等制度，确保了宗教领袖的合法性完全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

在现代社会，藏传佛教的政治整合功能依然显著。一方面，藏传佛教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通过宗教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寺庙作为社会公共设施，承担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国家安全等社会责任。通过建立现代民主管理体系，藏传佛教寺庙不仅满足了信教公民的宗教需求，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2.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交融共生

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教义、教团组织及仪式上融合了印度大乘佛教与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与中原文化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藏传佛教中的“大一统”思想与“和谐包容”价值观，与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历史上，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们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事迹，为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铺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现代社会，藏传佛教界继续传承和弘扬这些优良传统，通过宗教思想建设，将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文化基因植入藏传佛教思想体系之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同时，藏传佛教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藏族人民的精神寄托，也是汉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藏传佛教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与相互理解，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3.藏传佛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互促进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藏传佛教与政治整合、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更加紧密。一方面，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现宗教思想、组织礼仪、习俗道德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这既保障了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另一方面，藏传佛教界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宗教活动、文化交流等方式，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他们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同时，藏传佛教界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改善基础设施、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特色产业等做出贡献，展现了藏传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促进了藏传佛教自身的健康发展与传承。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继续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三）价值整合：参与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逻辑

接上所述，此论题的核心在于揭示中国化与共同体建设的双向建构关系。中国化不是单方面改造宗教，而是为藏传佛教提供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通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古今之变，察时代之势，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及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在一以贯之继承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了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复杂性：“西藏工作是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对于这个信教群众多、信众范围广的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都是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且民族与宗教问题密切交织并与国家安全、领土主权相关联。对西藏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相结合，一是引导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意味着在西藏工作中应充分重视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的影响力，充分发挥藏传佛教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大局的积极作用；二是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的指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避免信教群体、寺庙僧尼主动或被动的边缘化，寺庙僧尼是国家公民，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重要的一部分，理应承担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义务；三是通过党的宗教工作创新推进，对现有的宗教管理体系和管理质量体系不断优化，探索创新藏传佛教社会功能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宏大叙事中审视西藏宗教工作，理应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

二、现实挑战：现代性冲击下的功能调适困境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此种意识形态中，也关系到信众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认知。恩格斯认为“宗教”在相关社会中作为其“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之会起到社会整合即“内部统一”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藏传佛教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藏传佛教在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成为促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和谐因素与积极力量。但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双重浪潮的影响，藏传佛教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2023年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发展报告显示，全区登记在册宗教活动场所1787处，宗教教职人员4.6万余人，信教群众达300余万，这一庞大的信仰群体如何在现代性重构中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度调适，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课题。现代性作为具有解构与重构双重特质的文明进程，既冲击着宗教传统的生存根基，又催生着新形态的适应需求。

（一）现代性冲击下的结构嬗变

1.世俗化浪潮中的信仰重构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宗教空间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拉萨八廓街等传统宗教空间，原本作为信徒朝圣、祈福的重要场所，如今却面临着改造与消费空间的叠加。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重组上，更深刻地重塑了信仰场域。商业化的侵入使得这些空间在保持宗教神圣性的同时，也融入了世俗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与消费并存的复合空间。

在实践方式上，年轻僧侣群体开始展现出“数字修行”的特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宗教学习和修行，如在线诵经。这种转型反映了宗教实践对现代科技的适应与融合。同时，信众的宗教实践也呈现出“模块化”特征，即宗教活动被分解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选择参与。这种模块化实践方式降低了宗教参与的门槛，但也可能削弱宗教的整体性和深度。

代际认知的断裂也是现代性冲击下信仰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年群体对传统宗教知识的传承面临断代风险，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和认知往往基于碎片化的信息和个人体验，而非系统的学习和传承。此外，对于活佛转世制度等核心宗教知识的认知准确率也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代际之间的认知断裂。

2.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发展，宗教治理体系也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在组织架构的调适方面，寺庙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遇到了“双重权威”困境。一方面，传统宗教权威在寺庙管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现代民主管理制度要求权力分散、决策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权威产生了冲突。如何平衡这两种权威，成为寺庙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制度衔接的张力主要体现在活佛认证体系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平衡难题上。活佛认证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制度，具有深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背景下，如何确保活佛认证的公正性、合法性和透明度，同时尊重宗教传统和信仰自由，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过程。此外，宗教人士纳入社保体系的特殊性保障需求也反映了现代性对传统宗教治理体系的挑战。

经济模式的革新同样对宗教治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寺院经济被迫转型，传统僧才培养体系受到冲击。职业选择的多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将出家修行作为唯一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教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因此，如何在保持宗教神圣性的同时，适应现代经济模式的变化，成为宗教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任务。

3.价值系统的现代重构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宗教价值系统也经历了深刻的重构。神圣与世俗的边界逐渐消融，传统宗教符号被广泛应用于世俗领域，如商业广告、时尚设计等。这种世俗化应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力，但也引发了争议和质疑。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宗教神圣性的亵渎，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与创新。

个体意识的觉醒浪潮是价值系统现代重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信息的开放，僧人个体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人价值和权利，对传统宗教形象和传播方式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期待。这种觉醒浪潮催生了新的宗教形象传播问题，如何在保持宗教神圣性的同时，满足僧人和信众的个性化需求。

生态观念的现代转化也是价值系统重构的重要体现。在神山圣湖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制度的管理重叠及创新中，传统宗教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促进了宗教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与发展。然而，如何在保持宗教特色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问题。

（二）功能调适的多维困境

功能调适指的是一个系统或个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通过调整自身功能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面临多维困境：一是系统复杂性的挑战：功能调适往往需要在复杂的系统中进行，这些系统可能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不同的规则和程序，以及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这使得调适过程变得复杂且难以预测；二是资源有限性的制约：在调适过程中，资源（如时间、金钱、人力等）通常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实现最佳的功能调适，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三是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对同一功能有不同的期望和要求。在调适过程中，如何平衡这些差异，确保功能既能满足实际需求，又能符合广泛的文化和价值观，是一个多维度的考量；四是技术创新的压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为功能调适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如何有效整合这些新技术，同时避免技术过度或不足，也是调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难题。

1.政治整合中的权威重构

政治整合是指将不同的政治力量、利益和观念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中的过程，权威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尤为关键。难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话语转换障碍。由于语言、文化和背景的差异，宣讲时可能面临语义转译的障碍。二是双重角色冲突：宗教代表人士在参政议政时，往往同时扮演着宗教领袖和政治参与者的双重角色，面临着宗教身份与公职角色的行为规范调试；三是教育对接存在缺口。

2.文化认同的符号重构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符号重构在维护和发展文化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其重构张力体现在：一是非遗保护的变迁。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文化价值大于其宗教价值，神圣符号的世俗化应用引发意义消解风险，如坛城图案是否能应用于世俗化商品包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博物馆化”倾向，导致出现“去宗教化”展陈争议；二是审美转向的挑战。唐卡等传统艺术形式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审美转向的挑战，年轻一代对宗教艺术的认知呈现“审美化”转向，唐卡购买者中62%关注艺术价值而非宗教内涵；三是现代阐释的局限。在将教义等传统文化内容与现代语境相结合时，可能面临精英话语与民间信仰之间的沟通障碍。

3.社会服务的功能拓展

社会服务是指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提供的各种服务活动。在宗教领域，社会服务的功能拓展对于提升宗教组织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宗教社会服务面临的挑战表现为：一是传统医疗的转型困境。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传统僧医在资格认证和诊疗行为上面临着转型的困境；二是心理服务的专业壁垒：宗教组织在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时，可能面临伦理冲突和专业壁垒；三是生态实践的制度空白。在神山圣湖等宗教生态资源的单轨制保护方面存在的制度空白，以及发展与保护两者间存在的潜在冲突。

（三）复合风险的外部叠加

复合风险的外部叠加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种风险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1.全球化中的意识形态碰撞

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交流与碰撞变得日益频繁和深入。意识形态碰撞特指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交流，使得各种文化元素跨越国界，相互融合与碰撞。这种交流虽然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也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同质化或边缘化，因为强势文化往往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境外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等通过“数字佛学”项目等渠道，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些项目可能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实则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对本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构成挑战，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构成威胁，影响文化安全和国家、民族认同。在宗教领域，意识形态碰撞可能导致教派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僧众的个体意识觉醒增加了质疑传统宗教教义和价值观的可能性，进而形成新的宗教观念或信仰体系。这种分裂不仅影响宗教内部的和谐与稳定，还可能对社会的宗教氛围和文化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2.境外分裂势力的渗透干扰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西藏的战略地位。西藏成为西方和境外敌对势力突破的前沿阵地，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外分裂势力长期利用边疆地区宗教、民族、人权等旗号分化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长治久安。刻意绑定民族与宗教，借此并大肆强调民族和文化差异性，破坏民族和谐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藏同全国一道正处于改革不断深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涉及宗教因素的矛盾问题和突发问题如不能科学有效及时得到处理，必将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及人民安全。寺庙是境外渗透的重点领域，境外势力长期利用十四世达赖对我境内寺庙进行渗透，进攻态势更加激烈、手段更加隐蔽。爱国进步与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分裂倒退之间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就宗教工作而言，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与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群众宗教信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仍然是西藏宗教工作面临的突出矛盾，达赖集团利用“上师崇拜”的信仰特点，煽动群众进行破坏闹事的风险长期存在。除上述现象之外，境外分裂势力还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宗教包装的政治传播以及通过加密货币等渠道进行资金渗透，为分裂活动强化政治影响、营造舆论风波、提供经济支持，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篡改和曲解也加剧了这一风险。

综上，藏传佛教作为深植于雪域高原的宗教文化，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精神价值。然而，面对现代性冲击带来的复合型挑战，其传统的发展模式逐渐显露出与时代发展不匹配不适应之处，藏传佛教中国化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以广大信教群众为主体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也面临许多不利因素。

三、多维路径：激活藏传佛教正向功能的创新策略

在西藏民族宗教的复杂背景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性任务要求我们跳出宗教视野的局限，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多维度拓宽视野，全面思考，结合西藏实际，提出可行性的路径设想。

（一）政治维度：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1.明确领导责任。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根本保障。各级党委需高度重视，切实承担起宗教工作的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深入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将宗教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程、巡视巡察范畴、意识形态责任制和领导班子考核体系。同时，将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内容，提升各级各部门的政治、思维和实践能力。

2.健全统筹协调机制。鉴于西藏民族与宗教工作的紧密联系，需在新时代大统战格局和民族工作框架内，统筹推进民族宗教工作。要从政治高度看待民族宗教问题，从大局出发谋划工作，发挥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和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营造良好政治、社会和舆论氛围。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统战部门协调、各部门合作的宗教工作模式。

3.加强“三支队伍”建设。通过持续加强党政干部理论武装、加强上岗培训和在职培训，着力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使之成为宗教工作的中坚力量。支持宗教界加强人才培养，支持办好佛学院，着力建设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支持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有组织科研，着力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使之成为推动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骨干力量。

4.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引导群众理性看待宗教，抵制利用宗教的违法活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确保党员遵守不信仰宗教的政治纪律，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优化驻寺干部队伍，选派政治可靠、德才兼备、双语熟练、群众工作能力强的干部，确保党的宗教工作有效落实。

（二）宗教维度：科学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增强引导能力。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断表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需注重方式方法，深入群众。各级党员干部需准确把握藏传佛教规律，深刻认识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宗教，围绕“五个有利于”要求，深化宗教治理，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发挥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党员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宗教工作本领，成为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事务的行家里手。

2.宗教界自我革新。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藏传佛教应将爱国作为最高准则，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传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践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教义传承、宗教活动和社会服务中融入爱国情感，激发信教群众的爱国热情，将个人信仰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同时，藏传佛教应顺应时代趋势，探索教义阐释新途径、宗教活动新形式和社会服务新模式，推进中国化，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维护法律法规权威、体现佛教教规的藏传佛教事务管理制度，加强中青年僧才培养，提高综合素质。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消除宗教消极影响，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要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又要抵御极端宗教思想，确保宗教活动法治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削弱宗教消极影响，提高宗教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群众科学素质，增强识别和抵御极端宗教思想的能力。提升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素养，引导其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坚定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淡化家庭宗教仪式，避免食物浪费和不合理宗教支出，加强文化建设和教育普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三）治理维度：提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

1.坚持法治化建设方向。严格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宗教工作干部法治意识，巩固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和财务监督管理成果，加大政务财务寺务公开力度，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宗教工作干部需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提高依法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职，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宗教仪轨，打击非法行为。加强地区间协调配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宗教工作成效。

2.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普法宣传教育，以“国家宪法日”为契机，推动法律法规进宗教团体、场所、院校，普及到信教群众。引导信众依靠法律解决难题，开展教育活动，引导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公民意识。鼓励宗教界将法治精神融入讲经讲道中，弘扬宗教道德中与法治相契合的内容。引导宗教界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教、国法与教规、公民与教民的关系，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依法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抵制非法活动。

3.坚持民族地区发展要务。坚持民族地区发展“第一要务”，持续增进寺庙僧尼与信教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增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落实特殊政策和利寺惠僧措施，让僧尼和群众感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优越性，提升获得感，融入共治共建共享格局，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四）文化维度：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突出中华文化符号。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要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中华文化符号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各民族共有文化标识，是各民族的共有记忆和共享映像，也是各民族紧密联系的精神密码。一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和秧歌、锅庄等舞蹈符号；二是利用民族团结史教育，如“文成公主”实景剧，诠释藏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巩固民族团结思想基础；三是突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挖掘“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和孔繁森精神等，通过常态化开展“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创建、“新时代西藏最美职工”选树等活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范、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干部操守、学生守则、寺规僧约。

2.深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责任，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一是继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西藏首届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比赛决赛2023年4月9日在拉萨举行，活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发动农牧民群众以线上线下方式积极参加，全区74个县（区）直接参与比赛的群众达到2870名。活动激发了西藏各族人民维护团结的热情，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西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点在基层，要发挥基层组织力量，统筹驻村工作队、基层干部队伍包括返乡大学生中的双语人才，利用职业学校、农牧民夜校、扫盲班、社会培训机构四大载体的阵地作用，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发挥中小学校作用，通过“小手拉大手”活动，带动家长学好普通话；三是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鼓励民族地区汉族干部和其他民族干部学习使用藏语。通过语言学习，实现了各民族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促进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3.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一是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用，拓展实施“美丽西藏、可爱家乡”优秀文化产品乡村供给工程；二是做好优秀广播电视节目译制工作，引导公共文化资源重点向基层一线和农牧区倾斜，实现文化惠民；三是实施弘扬时代新风和移风易俗行动，推进民族风俗习惯与社会发展进步相适应。深入开展“科普文化进万家”活动，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理性对待宗教、淡化宗教消极影响，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

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凝聚全国各民族儿女伟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二路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全面把握“两个大局”，深刻领会四个“必然要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西藏实际，要遵循规律，既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解决好“等不得”的问题；又坚持慎重稳进、绵绵用力，处理好“急不得”的事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境中分析“藏传佛教积极作用”，期冀宗教界积极参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上发挥积极作用，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在西藏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是藏传佛教适应时代与社会并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