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榕、黄长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实践

【内容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深刻重构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场域，同时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形态的时代特征和空间形塑的实践向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现代性空间重构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创造相互交织，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出场的现实与理论必然，并呈现为生命空间、生存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四种空间形态，其空间形塑的实践路径是要以人民至上推进民族复兴征程、以统筹兼顾聚焦共同富裕中轴、以文化生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以开放包容纵深民族交融格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理论；空间实践

【作者简介】强榕，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长义，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转载声明】转载本文仅供读者交流使用，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一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与创新。学界立足多学科、维度与方法进行阐释研究，推动全社会更加广泛、全面、深刻地认识和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学界主要基于政治向度的思想认识与内涵阐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方法策略、理论脉络等基础性理论问题及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探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后，学界逐渐转向跨学科、新论域、多方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开始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深化，譬如在经济交融、社会教育、国际传播，以及宗教文化引导等层面的微观研究。在此基础上，空间的入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来说，进一步释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联结与能动性功能。马克思实践观将实践从旧唯物主义中局限在客体、直观形式的“对象、现实、感性”之中解脱出来，看到了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与主体创造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将空间与作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相联结起来，不仅体现为主体在空间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与理解，也反映为主体对空间的再建构与形塑。因此，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域，借鉴相关空间理论，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代化空间实践中的风险与挑战，论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形态，澄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形塑的实践路径，科学回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之问。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代空间实践中的挑战

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至今，在党的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布局、各部门组织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实践效果来看，有学者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进程中存在政策传递“空传”、运行机制“碎片化”、多元主体“虚置”，以及信息技术“迟滞”造成的政策执行碎片化。为调适政策执行层面的碎片化，需要探究这种碎片化的社会表征与本相。如今，“碎片化”贯穿于整个现代空间，“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这种解体与脱节加速着现代化空间重构，使原本时空、市场、文化、社会关系等结构的整体性与稳定性不断瓦解与分割，以人口高速流动、空间异化、文化圈层化、社会焦虑等表征取而代之，其中的消极因素与负面效应是现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所面临的挑战。

（一）“时空压缩”加速人口流动导致的适应压力

交通工具革命使时间以空间化的形式存在，打破地域空间阻碍，能够对空间进行改造利用，“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与时间空间化使得时空压缩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显著特征；空间在交通运输技术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萎缩”，逐渐成为可以用交通工具所需时间来衡量的抽象的、空洞的距离。时空压缩导致人口流动的效率提高与选择多样，“地理的空间和地缘政治的空间，以及有时也包括一些地方的本地的特殊性，对于很多决定和发展而言突然赢得了新的重要性”。换言之，人口流动因为高度时空压缩趋向暂时性、偶然性与多选择性。

对于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来说，呈现从地区、省（自治区）、市内部流动转向全国流动的趋势。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西部地区仍是全国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区域，占比为81.33%。但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二十年间（2000—2020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率为14.97%，明显缓于东部地区的92.83％，仅浙江一省少数民族人口就从2000年的40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22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有效推动国土空间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人口高速流动导致流动人员、常住人员，以及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适应压力与管理压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之间交往交流频率增加可能会导致“文化休克”、偏见歧视等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出现。此外，“户籍壁垒”及其他因素造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享受教育资源、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以及城市人口大幅增长导致的“城市病”等，都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新的考验。

（二）资本空间化致使从空间到人的异化循环

资本的增殖是基于扩大生产、提升社会生产力及效率从而增加资本的累积，而这些需要相应的空间供给为前提。空间作为社会生产的容器、场所与资源来源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条件，资本空间化是资本发展的历史必然，并由此形成现代化空间重构。现代资本空间化之本相是“同质性的扩张”，通过资本实现自身增殖方式的同质性来同步规划、设计与利用空间，从而致使空间的异化。“（空间）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个体本应因为拥有能够生存、生产、生活于空间之中的身体性存在而感知世界空间的扩展，然而随着资本空间化，空间的同质与割裂造成人对社会相关性与空间物理性感知的脱节。

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的人造民俗村、文化商业街生产出同质化空间来掩盖空间中存在的冲突与矛盾。由于地理、市场等因素限制，部分民族地区将经济发展重心向文旅业倾斜，为快速吸引旅游客源而直接借鉴较为成熟的文旅商业模式，或单纯为配合商业发展而规划、改建相关建筑及场所。然而，其中不乏一些不适宜地区发展又造价过高，甚至形成地方性债务的建筑，伴随过度商业化的民族文旅产业，使参与者感到身份流失与认同模糊。被资本剥削并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仪式活动不仅会引发文化空心化危机，其民族独特性也面临着被资本空间化不断稀释的风险。民族文化过度商业化与产品同质化使空间与个体一并被剥夺了其本性，只剩下市场价值，削弱了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效益。

（三）数字空间亚文化再生产形成的圈层交错

“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数字空间的形成不仅打破了地域对信息传递的限制，也突破了地域对时间的束缚，生产出数字文明与民族文化结合的创新空间。相应地，数字时代掀起了个体对身份认同的“自我流放”，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开篇中提及青年开始“着迷于那些最普通的物品，如安全别针、尖头靴、摩托车，这些物品和一管凡士林一样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耻辱的形式、一种自我流放的标志”。所谓自我流放是指不再执着于所谓“循规蹈矩”“宏大叙事”“正统”的身份文化，而是通过差异、质疑甚至嘲笑来赋予特殊象征意义。网络亚文化圈层成为数字空间文化部落的新型表征。现阶段，中国亚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稳定、有一定边界的圈层，例如，二次元、新健康、国风国潮、潮玩酷物等，并在数字空间中存在相对固定的交流空间。赫伯迪格将这种圈层化过程称为“有效收编”（incorporated），以意识形态与资本两种收编方式为主要途径。其中，意识形态收编是通过引起（媒体）关注—接受并形成意识认同，媒体在记录传播的同时，给予了他们以意义框架。另外，圈层化与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多圈子都需要商品、消费来传递信息与彰显意义（如二次元的“谷子”、粉丝文化的“小卡”等），而依附于这些商品上的初始意义有些却早已“买椟还珠”了，资本介入使亚文化成为消费活动和有利可图的商品。

在数字时代下，这两种收编路径通过“脱域”“算法”等机制在无孔不入与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并引导着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消费观。亚文化对青少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牵制来源于青少年抵抗教育的缺位与依附认识的模糊。他们缺少系统的“抵抗教育”，在面对亚文化的收编时难以厘清是真实存在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或是一种现代从众、逆反、孤独心理，无法分辨其真实的“依附”本质，自然导致“抵抗力”失灵。亚文化圈层过度发展无疑会分散个体的认同重心，不利于其文化认同、文化依恋的秩序构建，在被亚文化圈层收编过程中的惯性接受思维不利于面对意识形态渗透时的抵抗机制建构。最重要的是，亚文化圈层存在的意识形态混乱与断裂机制不利于各族青少年养成对文化本质的认识，会导致难以对中华文化产生深层次理解，难以从文化领域出发以再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绩效社会催促“自我实现”引发的情感倦怠

早期绩效社会是指“工业社会中个体的应聘、劳动收入与晋升都取决于个体在劳动组织中的劳动表现，进而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也由个体在劳动组织中的收入与地位所决定”。随着现代化深入发展，“绩效”不仅决定着个体的劳动、生产表现，也丈量着个体的精神与生活，用肯定性与积极性的激励机制贯穿着个体的社会空间。“21世纪的社会不是规训型社会，而是绩效社会”，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及过量信息导致了肯定性与扩张性暴力，“成就压力造成了过劳式抑郁症……倦怠综合症不是表达了精疲力尽的自我，而是表达了疲惫、燃尽的心灵”，在充分自由且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批量产生的“躺平”与“开摆”者，证明着绩效社会在培养“卷王”式过度竞争的同时，也“制造出一个个孤立的自我，他们同群体间的纽带十分薄弱”。

绩效社会伴随着生活节奏持续加速，改变着个体与空间、时间、他者和个体行为、亲身体验的关系及所发挥的社会性功能。由此改变着个体对“我是谁”的认知意识，“稳定的、持久的个体的身份确定经不起快速的变化速度，并且似乎‘破裂’了，因而向‘代际之内的（或者说个体之内的）身份定位顺序’发展”。为了适应现代高流动的社会，个体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更加灵活、开放且愿意改变的身份定位之中来达成“自我实现”的绩效目标。在群体间距离趋向疏离，个体对多重身份的过度注意趋势下，加速着个体的情感倦怠：一方面表现为对于民族共同体宏大叙事的疲劳感，转而集中于碎片化议题，造成个体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注度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社会交往的利益化与扁平化倾向。特别是在算法时代，身份认同会随着数据的变化而产生偏转。个体通过发布“讨喜”的风格与内容、建构被“期望”的角色定位来获得数据的“青睐”。譬如，在社交平台为了收获流量关注而简单暴力地标签化民族文化，以此削弱了民族文化的复杂性，不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迟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理论证成

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代化空间中面临的挑战日益显著，已有学者认识到空间入场对于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的重要性，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学校教育空间，以及空间生产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等角度，具有一定启发性。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忽视了空间的时间性在场和主体对空间建构的能动性，即缺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理论建构。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后简称《决定》）强调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升级并拓展大统战格局，以此证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研究的理论创新性与现实必要性。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理论基础

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理论基础，就要基于马克思实践观与空间理论对这一合成概念进行界定。马克思指出，“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然而随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意识开始能够被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正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开始产生于个体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国土”“国家”等符号，并赋予其文化与政治意义，即对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大一统的追求。但随着现代分工实践发展，意识实践不再一定需要现实的空间作为中介工具，而是能够直接被抽象存在。列斐伏尔称空间为“具体抽象物”，其一方面属于自然，另一方面属于人，是能够成为个体实践组成部分的物质实体，作为个体社会关系呈现时又是抽象的；既是社会活动的抽象性中介，又是社会活动的具体化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时—空”分离与重构成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即现代性产生于“时间的虚化”及在此基础上的“空间的虚化”。吉登斯指出地域性“在场”（presence）与“脱域”（disembeding）的矛盾运动是现代化进程中空间转向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具有“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两种机制：前者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脱离特定情景下的信息传递，如货币、网络等；后者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使非专业领域同样能够知识成果共享，如科学技术、理论思想等。

空间是关系作用下的产物，是基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等关系作用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中空间是多样性存在的可能性领域，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及多元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无形”且“抽象”的，一方面需要利用具体方式来加以呈现，使共同体成员能够感知并加以利用来实现铸牢；另一方面需要抽象性中介加以交互，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在坚持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多元一体格局原则下，充分实现自我发展及与他者的交往交流交融。空间化提供了“显形”“表征”通道，空间既是承载其实践的具体化产物（大到国土空间，小到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识牌），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抽象性手段。空间化使个体不仅能够通过空间感知，同时透过记忆共享、体验交互、仪式活动等意识实践自觉主动产生认同意识、精神依恋与使命担当，“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出场逻辑

时间与空间的相互渗透证明着“空间即多元轨迹的维度”，空间如果失去时间维度则会成为一个个静态片段，将不再有作为生成的历史与过程结果。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强调空间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并且在历史进程中“连接了精神与文化、社会与历史，它重构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发现（新的或未知的空间、大陆或宇宙的发现）—生产（社会的空间化、组织化特征的生产）—创造（各种作品的创造：风景、具有纪念碑意义和装饰风格的城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历史与社会的新方位划定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重构—生产—形塑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提供了时代方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四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三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国高速交通运输体系、全国市场整合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区域互联互通提速、区域市场一体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空间场域重构。另外，数智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中国理论与话语体系的有效提炼与普及传播共同构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脱域性”空间场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决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生产的人民性、共享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与历史使命，也体现着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通过遮蔽空间生产中的差异来制造同意与共识，搭建了一个被垄断的景观社会，利用其生产方式来控制空间及空间生产力的构型。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基于空间实践走向发挥空间政治性、开放性、主动性、社会历史性的实践空间的活动要素整合，这些活动要素共同构成满足个体自由自觉生活的实践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规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形塑路径，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力量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存在价值

在现代化进程中，空间一方面服从于社会共同体发展的共同法则，同时又因为各种具体发展需要而分解为碎片化空间，“集中的、放射形的空间被组织起来服务于政治权力和物质生产，以赢得最大利益。而社会各阶层都在其中你争我夺、伪装矫行，跻身于被征服的空间等级之中”。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从碎片化空间和反碎片化社会网络之间建立一种理性关系形态，以此形成对现代空间结构裂隙的修补。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不再接受将理性视为个体无条件服从的抽象共同体的普遍的最高准则，而是要求将理性从个体之上的共同体返回于个体自身与本质。黑格尔理性思想强调了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特质就是以个人主观性理性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客观理性，“现代世界总的原则是主体性的自由，这也就是说，在精神的总体性中存在的所有本质性的方面，都在自我发展中达到了它们的权利”，而这种转变也是现代社会冲突产生的原因之一，“如果理性的社会控制和个人对自身冲动的驾驭没有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那么当代社会的秩序必然要崩溃”，体现为现代空间剧烈的碎片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弥合空间结构裂隙碎片化，并能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提供新的理性关系形态。不同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而是满足现实的人的发展需要，在不停滞于个人主观理性基础上但充分尊重和保留个人主观理性积极成果的前提下，克服孤立实体性，打开“自我”（本民族）与“他者”（其他民族）互动空间，在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基础上拥有保持本民族身份意识的自由。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旨在实践中通过建构具有行动力且开放性的空间体系，在统一共识下改善和调节空间内部人与地、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减少空间异质性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消极影响，使空间具有既容纳符号象征，同时生产认同意识的张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形态

在经典空间理论研究中，空间形态分类以物质空间（自然、宇宙等空间）、精神空间（逻辑与形式的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为主。但是，正如列斐伏尔所评价的“它涉及的领域过于庞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大杂烩”。这种分类过于笼统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空间中关于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生产与再生产等方面深耕的需求。基于此，列斐伏尔建构出“感知的—构想的—亲历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的三元空间分析框架。其中，空间实践是主体感知的空间，包含着物质性生产与再生产，以“确保（社会成员与空间内）连续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内聚性”。空间表象是主体构想的空间，是空间知识论与精神性的场域，空间中所蕴藏的知识与符号资源就是在这个场域中被生产出来的。表征性空间则是主体亲历的空间，是暗含着个体的亲身体验、情感想象与社会关系的空间场域，体现着个体对空间的诉求与希望。然则，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一分析框架缺少了身体作为人生命空间的建构。身体既是生物性容器，使个体能够感知世界，同时也划定着身份认同的边界，如一些身体外部特征成为能够辨认民族身份的标识等。现代生命政治是致力于保卫生命与社会安全，其核心要旨和路径是通过政治治理来保障共同体内部个体生命，继而实现共同体的稳定与延续。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政府对空间和领土中生命权力的规划和结构化存在规训机制与安全机制，前者通过向心性来实现保护，“规训在运作的时候划定了一个空间，确定了一个部分，在这个空间中，其权力和权力机制充分运转，没有限制”，后者则是离心性的，通过加入新的要素与组织“杠杆”来实现扩展与调节，“人们总是不断加入新的要素，加入生产、心理、行为方式以及生产者、购买者、消费者、进口商、出口商的活动方式，加入世界市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来说，无疑是一种向心性空间，通过法律政策、体制机制运转实现对共同体成员生命安全、政治平等的保障与维护。

综上所述，通过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空间本体论及福柯生命政治分析中的“向心性空间”构建出“保障的—感知的—构想的—亲历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核心要素等内容来建构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生命空间、生存空间、生产空间及生活空间（见图1）。

（一）生命空间

生命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传统文明中，统治者将自身生命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个体生命是被索取的对象，通过决定个体生命的权力来统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后，“现代政治的生命权力通过规范化对生命进行规束，通过控制生命的偶然性因素（偶发事故、随机因素及生命之诸种缺陷等）来提高生命”，以此来保障民族共同体的延续。“规训架构起一个空间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的关键问题”，在规训机制下，生命空间是基于向心性规训管理的空间，是保护者。但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它主要集中于（保护）市场以及围绕市场的空间”，资本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存在于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生命之中。在无边无界的资本帝国崛起中，每道程序都被赋予金融意义，个体生命注定是为了生产、社会交往而劳动，生产、社会交往也是为了生命而劳动。

人口规模巨大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分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及本质要求之一，二者为人民平等发展、平等参与权利提供根本保障，建构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生命空间。其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一方面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同时说明了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人口是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具有生命的个人总和，人口发展是涉及人口总量、人口分布、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等多领域问题。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要实现“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从这一角度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命空间表现为保障各民族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和服务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各民族人口贡献，只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保障各民族人口现代化发展，才能形成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人力资源与人口红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命空间还表现为基于中华民族历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给予个体民族身份及人民民主的民主权利空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有效调节国家内部政治关系，能够发展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社会组织及阶层关系。其中，特别是要保障少数民族等特定群体之权益，只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群体的需求、制定符合少数民族群体的具体性措施，才能确保共同体成员平等地分享发展成果，激发共同体潜能，推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此，既能够提升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社会地位，也能使其在共同体发展中明确自身价值并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生存空间

如果生命是一切人类实践的开端，那么生存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是人类实践的前提性过程，也是空间产生的意义之一。生存空间是生命体在其范围内生存与发展的地理区域，国家就是为生存空间而奋斗形成的有机体。“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说明以国土、版图、领土为主的生存空间概念本身就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并且是最重要的政治实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存空间是国家主权行使的物质领域，包括以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形成的，为个体提供生存资源和条件以支持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生存空间，以及以国家行政区划为基础形成的，为个体提供经济活动以保障个体需求与利益的社会生存空间。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征，以上共同构成了提升个体更高质量生存的前提，建构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生存空间。首先，这一空间表现为依托中华民族赖以存续发展的自然生存空间，即通过合理利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符号来处理国土空间内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维护国土安全与生态安全屏障。包括以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海洋权益及边境不受侵犯或免受威胁的国土安全，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空间，也包括共同体所强调的共生理念之人与人的共生和人与自然的共生；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基础上，实现对盲目追求工业至上传统现代化的超越，并契合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规划。其次，表现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生存空间。即依靠民族、区域优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各生产力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赋予宏观调控、城乡融合、对外开放等区域实践，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意义，来调节个体社会生存空间的经济秩序、发展差异，以及市场规模等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生存空间为社会生存空间提供资源条件、生态保障及符号载体，而社会生存空间在利用自然生存空间的基础上，保护、建设、优化自然生存空间，两者相互关联并相互作用。

（三）生产空间

生产是满足个体生存需要基础上为寻求自由且全面发展而进行的活动。“在哲学上，马克思提出了‘全面生产’的理论，即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的延伸都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个体通过生产活动来体现个体的社会性存在，由此来定义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空间作为社会生产的产物，其目的是获得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的双重满足，以此促进个体发展。

生产空间是个体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生产物质、精神资料过程的场所，是包含生产关系、生产资料与生产过程的空间。生产包含物质资料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精神生产。其中，精神生产空间一方面呈现出涉及“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的精神生产或意识生产的空间，另一方面是精神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客观呈现方式，即能够利用相关知识与符号资源来改造并赋予空间意义的场域。

发扬文化主体性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重要基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二者一起构成现代化精神生产的时代要求，共同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生产空间的特征，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创造中华文化新气象，从而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一是要坚持文化自立意识，以发扬文化主体性维护文化安全。防止过度或恶意文化挪用及外来文化侵蚀，确保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二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意识，以发扬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认同。在提高文化素养、发展文化产业、优化文化服务中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确保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与包容性。三是要坚持文化自强意识，以发扬文化主体性促进文化创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结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确保中华文化的创新性与和平性。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守文化立场，就是要以“两个结合”发挥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兼收并蓄”发挥中华文化的民族价值，讲好促进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中国故事。文明标识是赋予空间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再生产”的象征性资源集合，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霍巍立足考古学认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指通过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历史遗迹以及传统习俗等”来彰显中华文明及其现代力量。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相较之前提出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来说，增加了精神文化与（物质性）空间的互动性及空间在历史记忆中的持续性。巫鸿认为纪念碑性是指“纪念碑的纪念功能及其持续……只有一座具备明确‘纪念性’的纪念碑才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意义”。无论是社会文化抑或自然的产物，只有能够承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意义，这些产物、空间才是兼具内容、形式与功能的中华文化“纪念碑”。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给予相应空间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意义，使各族人民置身空间就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兼收并蓄，以此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四）生活空间

生活是满足个体自身各类需要之社会生产活动的总和，是个体作为生命生存与生产的最终目的。空间为生活划定界限，是承载生活的容器。这种承载不仅体现在区域层面，更多的是指个体在生活中的亲身经历与社会关系。这种生活空间是指个体之间、群体之中进行沟通交往的存在形式，是具有内生性，基于社会互动与情感联结的社会空间形态。首先，是指个体通过生活中各种活动来感知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并非指现成的空间，而是马克思实践观中提及的能够被现实地建构的亲历空间。个体能够通过自身意识、情感来设计、改造、创造空间等获得更美好的生活感受。其次，是指个体与个体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关系空间。“如果在某种空间边界之内的人彼此孤立地生活，那么每个人只用他们的物质和活动来充满自己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和相邻的空间之间是未被充满的空间”。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空间可能会表现为“向物”的偏离，异化劳动会导致生产空间挤占个体生活的空间，空间内部人口密度提高和加剧个体分化使个体间缺少信任关系淡漠。

社会文明进步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者构成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基础，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空间。首先，表现为各族人民亲身参与教育、艺术、娱乐等社会交往活动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亲历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通过亲身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并通过其感受来加深空间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联结。无论是崇高的价值取向或是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都需要通过亲历体验才能真正“到达”，只有真正进入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才能深入了解各民族间的关系联结并发展为更为真挚、亲密的情感意识与民族关系。

其次，表现为在亲身经历与体验基础上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空间。在西方价值体系中“现代化的人”是“自我”的现代化，强调人作为单个个体的自然性，“天赋人权”无视了在经济与阶级关系层面的失序与剥削，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下，个体对利润的狂热追逐推动着现代化进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自发分工的状态下，人的价值空间被物欲不断挤压，这种“个性”力量给予个体财富自由的同时又限制着个体全面发展，“它要求社会同时既做自己的摇篮又做自己的命运终点”。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民族与民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应是单纯以经济行动所决定的，是要发展社会空间内多维度的关系互动。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空间是建立在交往交流交融亲历空间基础之上，通过亲历空间内所产生的共同记忆、共同意识、共同情感来作用于关系空间。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形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可以看作是将现实空间转化为理想空间的形塑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形塑是要统筹中华民族生命、生存、生产、生活空间，以实现广泛化、集约化、活态化、可持续化的空间塑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人心凝聚、复合发展、精神承载、融合互通的空间支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形塑是要实现以人民至上推进民族复兴征程，以统筹兼顾聚焦共同富裕中轴，以文化生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以开放包容纵深民族交融格局。

（一）以人民至上推进民族复兴征程

坚持人民至上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团结凝聚力量，画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同心圆的关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命空间形塑是要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来赋予生命空间以有效保证人民共享更加广泛、真实的权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首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这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命空间人口层面的形塑。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第一，从人口总量及人口分布来看，要立足民族通婚、生育、就业等领域，协调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人口总量充裕、分布合理发展。空间压缩进一步推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直接导致民族通婚现象的增多，弱化了部分少数民族传统婚育家庭观念对生育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增强各民族生育信心，优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及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特别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人为本，重视共同体成员个人意愿选择。只有不断重视个人选择顺应人口空间变化的趋势，才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共识。第二，从人口结构及人口素质来看，要立足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协调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人口质量优良、结构优化发展。杨菊华认为，现阶段从区域来看，各民族人口现代化进程具有较大差别，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育率与死亡率都较高，预期寿命短，但人口增速较快，尚未从传统人口发展模式向现代人口发展模式转变。因此，要通过提升民族地区教育、养老、医疗水平改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以应对民族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其次，《决定》提出要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这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命空间民主层面的形塑。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过程中，保证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共享现代化成果。一是要保障各族人民群众在生存、生产、生活的各场域空间都能够共享民主权利、参与民主生活。合理利用现代空间的“流动性”特征，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流动空间”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譬如“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法院，有一个流动法庭，毡房里、牧场中、车上、马背上，都有法官的身影”。流动性法治空间实现了在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空间中参与法治的效果，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互促进。二是要保障各族人民民主权利不会因地域变化而受到局限或削减，从制度层面保障流动人口民主权利，从技术层面扩宽并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网络空间。

（二）以统筹兼顾聚焦共同富裕

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区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宏观战略与具体规划，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存空间形塑是统筹兼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从而实现国家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自然生存空间层面。一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人民的国家版图意识。一方面，通过扶持经济发展、提升边民生活质量、保护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增强边民宣传教育等措施实现边固疆稳、边强民富、边安业兴。另一方面，增强各族人民规范、正确使用地图的能力。地图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及严格的法定性，使用规范正确的地图、拥有国家版图意识是各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与对外交往中应有的基本行为。二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生态保护、助力产业生态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意识。同时提升民族地区生态质量和稳定性，提高民族地区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资源型企业升级转型，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以此保护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三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生态产品、赋能生态产业化。自2007年，开始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起，在民族地区设立了热贡文化、羌族文化等多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接近设立总数的二分之一。在此基础上开发旅游、休闲、养老、疗养等生态产品，以此扩大生态补偿产品范围，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路径，利用生态产业化赋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

在社会生存空间层面。第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区域协同各项机制，打破市场封闭，促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共同发展理念核心，在追求区域经济发展利益的同时，坚持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完善飞地经济利益共享机制，扩大飞地经济在民族地区的试点范围，通过跨区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与经济发展，以此来避免布局分散与同质化竞争。通过互助性经济模式，达到“1+1>2”的效果，打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空间，并以此深化民族团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第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城乡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增加市民化资金投入，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同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加民间投入，发挥筹资、公益力量参与办学等基础性社会服务，有效解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等基础性民生问题，以此带动投资与消费，促进城乡融合。

（三）以文化生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生产是保持并发扬中华文化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凝聚的关键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产空间形塑是要以文化生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构并利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话语叙事体系，推进重构国际传播格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产空间的时代化形塑。一是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共性要素，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资源，以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生产。譬如，新疆、青海、西藏地区推出的“弘扬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活动，昆仑与黄河、长江一样同是各民族共享的空间文化符号，要利用探源工程解读昆仑文化，并加以发展，使其发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完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与培育体系。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培育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审美能力及中华文化自信，以此帮助其形成科学健康、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文化创造及消费方式。

其次，探索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产业，将文化与空间有效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生产空间的活态化形塑。正确把握文化产业的商品一般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第一，对于自然场所而言，要在理解自然力量（自然所给予的物质资源与意象资源）、从自然变迁过程中抽取出系统性秩序或规律这种秩序可以是基于地形方位、气候特征、光线折射、体积大小等基础上形成与理解，如各民族、各地区民居形制的差异是源于人对自然变迁规律的把握，如北方哈萨克族的毡房，西南地区苗、侗等族的吊脚楼等。的基础上，保护、利用并开发蕴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遗产。通过修复重建自然生态使之具有穿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传承和弘扬具有民族特色与文化价值的自然场所精神，如黄河文化、三峡文化、丝路文化、节气文化等。在此基础上，通过整理历史记忆中关于自然场所的精神表达，以此寻找印证中华民族相互交融、多元一体的证据与要素。第二，对于文化遗址而言，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建设与发展。推动历史人物、事件、精神与文化遗址的有机结合，发掘文化遗址内中华民族集体历史记忆与文物建筑，并将其合理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系统与文化符号，使其重焕时代活力。第三，对于现代场所而言，“使用混凝土、钢铁、玻璃等世界范围内都随处可得的材料大量建造模块化的建筑，这正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单纯地仿古、僵化地民族化建筑反而会造成同质化与空间资源浪费，应在场所中重视现代政治符号的象征性意义，如标语、歌曲等。其中，标语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和表象在空间中的呈现样态，能够体现强烈的时代诉求与空间意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实践中的重要介质之一。其相关内容的标语出现在合适的空间不仅能够合理传达国家意志与政策等，同时会引发空间中个体的文化依恋，以此产生其与场所精神结合的场景通感。譬如，当个体看到出现在边境口岸的相关标语时，会产生出一种“回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与此同时，利用艺术、科技等手段赋能现代场所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如在公共场所投放相关公益广告、相关艺术制品，从视觉、精神层面多维度强化个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场所的体验交互，以扩大内化效果。

（四）以开放包容纵深民族交融格局

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元素，既包含着多元一体、相互融合的同一性，也容纳着平等团结、和而不同的多样性，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空间形塑是要以开放包容的社会态度主动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亲历空间的功能化塑造来看，要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亲历空间功能化有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所强调的“人的现代化”，是在自然性的基础上规避单向度的“自我”，注重人的社会性，即在共同体、社会关系中理解人的本质。在生活空间中，“只有当他对他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所参加的有组织的、合作性社会活动或活动系列采取该群体所持的态度，他才实际发展出一个完全的自我即获得他所发展的完全的自我的品质”。当个体泛化地理解并扮演“大众的”角色时，即个体内化共同体之基本规则，并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亲历空间来说，一是要引导学校、博物馆、政府办公楼等日常生活中功能场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产，利用象征符号，如语言、图片、话语等在空间中的意识形态传递作用，使个体置身空间中便能与其中场所精神的特性相互认同。二是要为个体提供、搭建能够获取共同体成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亲身经验的途径与平台空间。宏大叙事不足以撑起个体对于进一步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机，要尝试从具体化、日常化议题入手。例如某社交平台一位名为“旺仔有内涵”的博主拍摄的“与五十六个民族同胞合影”系列，全网收获千万播放，增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认知与交流。三是通过构建与完善“空间—仪式活动”的互动机制，赋予相关仪式活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意义。譬如在内蒙古举办的那达慕大会，第三十四届草原那达慕共有6000多人报名参赛，吸引观众10万余人，网络直播人数达到3万余人，尤其是搏克场吸引众多关注。有观众表示近10年都会为参加那达慕返回家乡，“这就是我心中的乡愁”，要在亲历空间中加深个体承担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角色的自我责任感，并在参与过程中增进个体间的交往交流，以促进相互包容理解与团结共生，共同推进纵深的民族交融格局。

从关系空间的可持续化形塑来看，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同心圆”式身份认同，在亲历空间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是要形成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现代社会发展决定个体在有意无意间承担、被赋予多种社会角色，自然而然会产生多元认同，这是由多重身份认同与角色所决定的。针对这一现象，要防止由于身份认同的泛化与滥用而造成的群体对立风险，以及简单地将社会问题归结于身份差异，意图机械地用身份因素来“标签化”问题。因此，需要形成以多元一体意识调节孤立单一化的认同取向，以相互尊重与团结统一意识缓解过度身份标签化的差异分离，形成具有韧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认同并不意味着无限发展、蔓延的差异，而是要在一个特定标准基础上划定一个忠诚与归属的同心圆。2024年“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哈萨克族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秉持着“巡逻是国家的事情，也是牧民的责任。没有国家的界碑，哪里有我们的牛羊？”的戍边精神、民族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同心圆”式身份认同，要守住圆心，坚定最本质、最根本的“五个认同”，建立有序且稳定的身份认同框架，避免在关系空间的自我认同焦虑。

五、结语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所有元素都会在其中结合、增殖、进化的复杂的多轮廓空间。面对这样的现代化空间，“我们所寻求建立的认同本质上是实用的；它们依赖于经济的基础，并且仅为促使和增进物质利益而寻求政治的表达。我们的文化至少在大众层面也是严重地被商业的考虑所影响并且鲜有神圣、先验的空间可言”。个体主观理性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追逐资本与个体利益的道路上一路狂飙，面临着与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分裂风险，不仅会导致个体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并且会通过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等多领域的风险。如何将个体理性、族群认同、共同体意识合理地纳入一个具有张力的框架之中，是当今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表现为在现代化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也构建出了具有主体性与行动力的空间体系。空间化探讨的意图是通过空间来解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并为其未来实践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然而，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面对现实空间中的不平等问题，人们不断追求着更公允的空间分配、发掘着未知空间、寻求着空间内部合理规划等手段，进行改造、创造、平衡空间。这已然使空间被赋予了社会性与实践性，可惜的是，“空间似乎仅仅是一种外在于社会的背景，而社会行动的特征以及分布只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适应或者利用”。要认识空间或许需要将其置于各种实践活动之中，不同的实践会创造和使用不同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明晰实践活动是如何解决空间中所存在的问题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空间的思考对这一理想图景建构具有一定贡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被认为是在统一共识下，改善空间与社会群体的差异、空间与政治权利的关系、使空间具有既容纳符号象征又生产精神认同的张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实践空间理论创新提供了具体形态，能够将空间的开放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相勾连，又贯穿于个体身体空间与亲历空间，为未来空间理论建构给予具象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