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阳梦婷：中国与南亚——中华文明和平性特性与睦邻友好周边外交理念的历史实践

【作者简介】张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阳梦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华文明底蕴深厚的和平理念的思想来源及处事原则，历代王朝和中央政府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和平方式持续推进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具体实践，认为和平性特性由内而外、一以贯之，既体现在一定历史时段中国与南亚国家政治上的宗藩和朝贡关系，经济上长期的密切往来，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借鉴，人民之间不断增进的浓厚友谊，又体现在与南亚邻国发生冲突时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和平性还包含以武止戈、捍卫和平的内涵。指出近代英帝国主义等的殖民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与南亚国家传统友好关系的格局，并带来无穷的灾难与后患。新中国成立以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依然高举和平的旗帜，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纷争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丰富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内涵，也为中国与南亚关系，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崭新的前景。

【关键词】中国；南亚；中华文明；和平性；周边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即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之一，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既充分体现在中国传统观念与历史实践之中，又延续发展融入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之中。和平特性包含严密的内在逻辑，既体现出中国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理念，又体现出中国人处理与邻里、邻国，乃至世界各国关系的思想。本文关注中国与南亚关系，重点聚焦处理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关系的方式，探讨中华文明和平性特性在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交往交流中蕴含的深刻理念价值与智慧，并对当代开辟彼此关系的未来提供有益借鉴。

一、培根筑基：中华文明底蕴深厚的和平理念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主张以和为贵、睦邻友邦、天下大同。这种和平的文化传统深深烙印在中华文明的内涵与特质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平在实践中推动了西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解决了中国西藏与南亚地区的冲突与摩擦，促进了中国人民与南亚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成为一笔厚重的历史财富。

（一）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理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交往中，还深入到人与自然、国家治理、对外交往等方面。“和”最早与音乐的“和谐”相关，后引申出诸多含义。  “和”首先是一个基本原则。人际和，《论语·学而》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尚书·皋陶谟》中有“同寅协恭和衷哉”，意为“同僚之间恭谨事君，并且共襄政事之典”。人与自然和，《周易》有“天人合德，万物并育”，强调天地化育万物、诞生人类，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庄子《齐物论》也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社会上，强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等理念，倡导人们培养温和、善良、宽容的品德，营造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要做到“和”，就必须保持心态平和，秉持“中道”。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强调内心平静、身心和谐，倡导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避免极端和过度行为，以保持平衡和谐，“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中庸》）体现的就是人自身和谐，政通人和的社会理想和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还意味着尊重差异，强调“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主张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和谐共处、相互补充；“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左丘明《国语·郑语》）阐明了多样性事物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发展延续的道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求同存异实现和谐统一，这一观念有力地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突显出中华文化的延续、包容和统一。

“和”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完整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一个人只有先修养自身品德，才能管理好家庭，进而治理好国家，最终实现天下太平。这一理念推动人们不断提升自我修养，为社会和人类和谐贡献力量，这就是《礼记·大学》所谓“修齐治平”的次第。“和”的理念也成为中国古代处理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准则，历史上通过和亲、互市、会盟等方式，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如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等，反映了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事迹。“和”的理念还被拓展到对外交往领域，中国传统中有“远亲不如近邻”说法。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主张互利共赢，而非对外侵略扩张、你死我活。古代中国人开辟了丝绸之路，解决了战争想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推动了东西方平等开展互利合作和文明交流：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到访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是中国的瓷器、茶叶和友好交往的佳话，却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即使遇到不可避免的战争，也强调“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维护和平。中华文明深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的道理，主张文武之道，先文后武，先礼后兵，不挑起战争，也不畏惧战争，战争必出于正义及和平，在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是为了捍卫和平。“和”的最高境界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体现了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

（二）以和平方式持续推进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程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包括西藏地方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都在缔造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和一体化历史进程突显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

唐朝时期，吐蕃建立并发动了一系列拓疆开土的战争，与唐朝的军事争锋更在所难免。但是，唐蕃之间的战争总是与达成和平的会盟密切相伴。有唐一代，唐蕃会盟有8次之多。其中最有名也是双方最后一次会盟，发生在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史称“长庆会盟”，至今依然矗立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长庆三年（823）唐朝和吐蕃为纪念双方会盟而立的纪念碑。该碑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不仅是历史上汉藏友好的象征，更是唐蕃关系史乃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见证。碑文西面（碑阳）汉文历述赞普松赞干布（弃宗弄赞）与唐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此后，圣神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舅甥之喜庆矣”。“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  此次会盟活动分两次进行：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先在唐京师长安（今西安）盟誓；次年（822）又在吐蕃逻些（今拉萨）重盟。长庆三年唐朝和吐蕃分别在唐朝长安、吐蕃拉萨和双方交界处立碑纪念，目前只有拉萨碑存于世。用和平协商巩固和平，确定唐蕃“舅甥关系”，促成双方社稷如一才是其中关键所在。

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地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后梁（907—923年）、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7年）、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相继代立，其中唐、晋、汉是沙陀族所建。与五代几乎同时还存在10个相对较小的割据政权，号称十国，其中位于南方的有9个，即南吴、南唐、吴越、南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国，以及位于北方的北汉。吐蕃王朝瓦解之后的青藏高原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局面，“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西藏地方有赞普后裔形成的拉萨王系、阿里王系、亚泽王系和雅隆觉阿王系等，而在甘青地区则有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西藏地方性政权的分分合合就是这样与祖国内地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

当元朝统一全国时，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成为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而西藏地方的归附同样采取了和平会谈的方式并得以实现。1247年，应邀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代表西藏地方的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元太宗窝阔台次子阔端举行著名的“凉州会谈”，其成果体现在《萨迦班智达致卫藏阿里各地善知识大德及施主书》中，消息传到西藏地方，“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  。这次会谈使西藏地方避免了一场战争可能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实现了元朝中国的统一和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自此以后明清民国各朝各代均沿袭了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和行政管理。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殖民势力开始染指中国西藏地方，英国是其中急先锋并对中国危害最大。1888年、1903—1904年先后两次武装入侵西藏，通过策划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以非法的“西姆拉条约”直接制造了危害中国主权的所谓“西藏问题”，并在西藏地方上层培植一批分裂势力，肮脏的“麦克马洪线”交易更带来无穷后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统一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解放西藏是题中应有之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同样把和平解放西藏摆在首要位置。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央提出“我军进军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  。受命担负解放西藏任务的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也认为，解放西藏无疑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  。1950年5月17日，中央复电西南局，政治争取的原则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要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同时，先后从青海和四川方面派出多个劝和团前往拉萨，规劝西藏地方当局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方案，中央指示西南局，同意派志清法师赴西藏劝和，被藏军阻止在金沙江畔；青海省派出以十四世达赖长兄当才活佛为团长的劝和团，在西藏聂荣宗（今聂荣县）被扣留，解送到拉萨后当才活佛被释放，迟玉锐等4人被押到山南泽当。1950年，西南局派出以格达活佛为代表的劝和团，7月24日到达昌都会见了总管拉鲁，但是他前往拉萨的行程不仅被阻断，最后遇害去世，和平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西藏地方反动上层所关闭。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发动昌都战役，以打促和，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标。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噶厦政府乱作一团，亲英的摄政达札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达赖亲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充分协商，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在重大历史抉择之际，和平成为推进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手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现。

二、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和平方针与举措

中国在与南亚国家发生密切联系的2000多年历史进程中，展现出一个以和平为核心的交往理念，既体现在一定历史时段政治上的宗藩和朝贡关系，经济上长期密切往来、文化上相互借鉴、人民之间友谊不断增进，又体现在与南亚邻国发生冲突时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中国与古印度文明围绕佛教展开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佛教从汉朝传入中国后，形成中国风格和教派，又由中国向其他地区传播。东晋时期，高僧法显为求取佛教经典，历经艰险前往南亚古代印度及尼泊尔等佛教圣地取经，还与高僧佛驮跋陀罗实现了互访，并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丝绸之路把中国与南亚紧密地联系起来，甚至在唐蕃古道开通之时，也几乎是联系中国西藏地方与南亚的蕃尼古道启用之时，中国的丝绸、造纸、瓷器等物质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传至南亚，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高僧玄奘为求取佛法前往印度地方，经时17年，携带大量佛经返回中国并将其翻译成汉文，所著《大唐西域记》详细记录了当时印度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玄奘受太宗皇帝之命将《道德经》译为梵文，赠予印度伽没路国，他还曾经到访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并留下珍贵文字记录。元代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1244—1306年）随国师八思巴携工匠来华，主持修建了西藏的黄金塔和北京妙应寺白塔等宏伟建筑，后者至今仍是元大都留给今人的标志性建筑，阿尼哥还为元朝中国培养出大量工匠，其后人更融入华夏。明代郑和、侯显等，多次到访印度、孟加拉国等，不仅为政府间带去了互赠的珍贵礼物，还有大批商船随行开展大宗国际贸易，促进了相互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随行人员如马欢、费信等还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籍，生动叙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成为了解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

中国封建王朝和西藏地方政权与南亚的不丹、哲孟雄（锡金）保持着十分紧密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联系，吐蕃王朝曾统治泥婆罗（尼泊尔）、哲孟雄（锡金）等，清朝中期，尼泊尔、不丹和哲孟雄均是清朝的藩属国。中国与南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可以说屈指可数，即使在中国与南亚国家仅有的几次冲突中同样凸显了和平的理念与政策实践。

唐代中国与中天竺曾经发生过一次武装冲突，竟是堪称“经典”的一场被迫反击。王玄策是中印关系史上一位十分有影响的人物，他多次受朝廷派遣前往天竺（印度）。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三月，王玄策奉命作为副使，跟随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护送婆罗门国（天竺国）使节回国。同年十二月，到达摩伽陀国（Magadha，国都王舍城在今拉杰吉尔）。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李义表、王玄策到王舍城，登耆阇崛山，立碑，同年二月十一日，在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担任正使、蒋师仁为副使，率30人再度出使天竺。恰逢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发动所有军队以拒王玄策。跟随王玄策的30骑兵与敌人交战，寡不敌众，失败被擒获，诸国贡献给唐朝的财物被劫掠。王玄策逃到吐蕃。王玄策发檄文征召军队，得到1200名吐蕃兵、7000名泥婆罗骑兵。王玄策与蒋师仁率吐蕃、泥婆罗的军队进攻到中天竺的茶镈和罗城，激战三天，攻破茶镈和罗城，斩首3000余级，敌人被溺死的约1万人。阿罗那顺逃走，收拢散兵再次交战，蒋师仁擒获阿罗那顺，俘斩敌人数以千计。迦没路国献异物，并送上地图，请求得到老子像。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王玄策把俘获的阿罗那顺及王妃、王子等，俘虏的男女12000人、牛马2万余送到长安献俘。战后，唐朝并未在天竺留下一兵一卒，而是恢复了双方的友好交往。唐高宗显庆二年（657），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显庆五年（660），菩提寺主为王玄策等人设大会，送给王玄策使团成员每人华氎十段，然后菩提寺主又献上宝珠、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这次出使再度途经吐蕃、尼泊尔，还在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留下了“大唐天竺使之铭”。

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军事冲突，发生在清朝鼎盛的乾隆皇帝在位时期，而且还是尼泊尔主动发起的军事侵略。《巴勒布纪略》记载：“据称巴勒布地方原分三部，周围二十余处部落。现在科尔喀并非巴勒布人，乃另一部落。自其祖父皆好兵戈，渐次将巴勒布三部侵夺，周围二十余处部落全行占据，即为巴勒布王。”  崛起的廓尔喀人在沙阿王朝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清朝译作“博纳喇赤”）带领下，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西藏地方。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廓尔喀致书西藏噶厦，声称西藏境内所用的钱币，均为巴勒布镕铸。此后只能使用新铸钱文，不混用旧钱。而且西藏与巴勒布接壤地区的聂拉木、绒辖、济咙三个地区，原本就是巴勒布的地方，仍然应该归还。据西藏噶伦丹津班珠尔说：“向来藏里与廓尔喀相好，交通贸易，一切买卖，俱用廓尔喀银钱。后来廓尔喀因新铸银钱，比旧钱成色较好，要把新钱一个当两个使用，藏内人不肯依他。又因藏内向来将食盐易换廓尔喀粳米，廓尔喀人以藏内的盐，有掺杂土的，说藏内买卖不公道，所以两下不和的。五十三年廓尔喀王子寄信来与噶布伦讲论银钱的事，另有禀贴与驻藏庆（林）大人、雅（满泰）大人。那时两位大人因不认得廓尔喀的字，就没有给他回字。我们写了回信说银钱的事，若一个当两个使用，我们太吃亏，不能依允的。六月间，廓尔喀就来抢占聂拉木、济咙、绒辖、宗喀等处地方。”  按照噶伦丹津班珠尔的说法，当时“卫藏地区的属民百姓，因最上供处檀越慈悲，自卫藏战乱之后，直至当年，即未闻军战之事。时值太平盛世，地方安定，寝殿执勤步兵和噶伦、代本、勒餐巴等的骑兵都已裁撤，只在拉萨大愿法会结束时举行的传统送鬼仪式上出来一下。不象现在，那时西藏完全是身兼支差当兵，一旦有了敌人，根本没有现成的兵丁”。廓尔喀第一次武装入侵中国西藏地方发生在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廓尔喀兵先后占领西藏南部聂拉木、济咙宗（今吉隆东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围攻协噶尔宗（今定日，第哩朗古）。第二次入侵西藏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这年六月二十二日，廓军首领玛木萨野（巴穆萨野）在聂拉木袭击了前来协商的西藏噶厦噶伦代本三大员及随员侍从100人，聂拉木被占，所带赎金被抢，丹津班珠尔被俘并被押往阳布（今加德满都）。八月三日，廓军攻占定日、济咙。八月十六日，廓军攻陷萨迦。二十一日，攻入扎什伦布寺，劫掠寺中金银佛像、供器、贮藏及灵塔镶嵌之珍珠珊瑚宝石等物，连皇帝册封六世班禅的金册也被盗走。乾隆皇帝在征讨廓尔喀的檄文中说：“卫藏、济咙等处，地方虽小，乃系天朝疆界，一经蠢动，天讨必加。岂容尔等跳梁小丑侵扰藩服！”  乾隆五十七年（1792）受命驱敌的福康安大军由济咙向南，攻入廓尔喀。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廓尔喀头人噶箕第乌达特塔巴来到清军大营求和，并拟代廓尔喀国王进京朝觐。考虑到廓尔喀已受到应有惩罚，且冬季将至大雪封山的自然因素，十九日，福康安准其归降。九月四日，清兵全部撤回济咙。十二月二十三日，廓尔喀贡使抵达北京。二十四日，廓使觐见乾隆皇帝。二十七日，皇帝准许恢复喇纳巴都尔的王爵、巴都尔萨野的公爵名号。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正值清朝鼎盛时期，战争的发动者既不是清朝中央政府，也不是西藏地方军队，而是廓尔喀。然而，福康安大军打败廓尔喀后，没有让廓尔喀割地赔款、赔偿战争损失，而是让其作为清朝藩国遣使北京朝贡。最后乾隆皇帝还格外开恩，恢复了先前封赏给廓尔喀国王和大臣王公的名号。这是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主导古代中国应对来自南亚军事挑战的典型例证。

三、殖民入侵：改变了南亚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

英国殖民印度，控制喜马拉雅地区不丹、锡金、尼泊尔，切断中国西藏与喜马拉雅地区国家传统的藩属关系，并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藏，改变了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的传统关系及其性质。

英国殖民印度时，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已经十分衰败。用马克思的话说：“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打倒，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部征服了。”  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通过普拉西战役（1757）和布克萨尔战役（1764）逐步控制印度孟加拉等地。1773年《东印度公司法案》（又称《调整法案》或《诺斯法案》），是英国议会通过的首部系统性监管东印度公司活动的法律。它的出台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直接介入对印度殖民地的管理，为后续英国对印度的全面统治奠定了基础。1784年《皮特印度法案》进一步确立“双重控制”体系，由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共同管理印度。1813年《特许状法案》则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仅保留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 1833年，东印度公司正式转变为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英国政府开始加强对印度的直接控制。1858年，印度爆发“印度民族大起义”。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它使英国意识到东印度公司已经无法有效管理印度。因此，英国政府于1858年通过《印度政府法》，正式关闭东印度公司，由英国王室直接统治印度，印度总督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最高行政长官。英国在印度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将印度变成其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印度的财富。印度传统的手工业被摧毁，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此外，英国还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建立许多英语学校，试图通过文化同化来巩固其殖民统治。

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印度次大陆从未真正实现过统一。历史上的印度地区经历了多个王朝的统治，如孔雀王朝、贵霜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但这些王朝的统治范围大多局限于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英国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手段，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英属印度。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包括设立总督、省督等行政机构，以及法院、税收等制度，形成统一的政治框架。英属印度的铁路、电报和邮政系统打破了印度各地之间的地理和经济隔阂，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印度独立后，其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英国，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此外，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统一。因此，新加坡开国领袖李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印度是一个被英国强行整合的国家，由原本分散的数百个土邦和族群组成……英国人用铁路网络和行政体系将它们捆绑在一起，但缺乏中国那样深厚的文明统一性。”

另外，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为印度埋下隐患。1947年，英国在印度独立时实施了“印巴分治”方案，将英属印度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既标志着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诞生，也导致印巴之间长期和无休止的矛盾，至今依然冲突不断。

英国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入侵首先破坏了清朝与尼泊尔、不丹、锡金传统宗藩关系。在清朝时期，尼泊尔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尼泊尔王室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清朝也对其统治合法性予以承认。同样，不丹、锡金与中国西藏地区也有着长期的友好往来；不丹王室接受清朝册封，锡金王室接受达赖喇嘛的宗教指导，二者在宗教、文化和政治上与中国西藏都有深厚的联系。清朝中国与喜马拉雅山地区诸国关系本质上是基于双方的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

19世纪初，英国通过军事侵略和不平等条约，迫使尼泊尔接受其“保护”，并限制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英国通过《苏高利条约》等文件，将尼泊尔纳入其南亚殖民体系，削弱了尼泊尔的独立性。1835年，英国从锡金割占大吉岭。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将拉达克地区划入克什米尔版图，使其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64—1865年英国入侵不丹，不丹政府接受不平等的《辛楚拉条约》，不丹割让噶伦堡和杜尔平原（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大片领土），英国通过条约限制不丹的外交权，使其成为英属印度的附属国。英不战争还使不丹与中国西藏的传统关系受到冲击，不丹由于西藏在战争中不予支援而对其离心，英国势力也进一步靠近西藏，为将来向西藏扩张做好了铺垫。此后的岁月，尼泊尔又两次挑起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一次是清咸丰六年（1856），一次是1929年，其背后都由英国操纵怂恿。咸丰六年，双方所订十条，西藏以“年付赎金一万卢比”“尼泊尔商民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尼泊尔商品免税”的条件换取尼泊尔退回所占中国西藏地方领土。 1929年年底，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因在西藏经商的尼泊尔人纳税问题再度引发纠纷。1930年1月，尼泊尔在英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起兵入侵西藏。英国试图在尼泊尔与西藏之间制造矛盾和冲突，进而使英国能够以“调解者”的身份介入，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打断国民政府与噶厦关系正常化趋势；进一步控制西藏与外界的贸易通道，尤其是与印度的贸易路线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殖民侵略中国西藏地方始终是英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无论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建立所谓缓冲区，还是通商贸易都只是托词。1865年，英属印度殖民当局派人潜入西藏，秘密绘制地图。1888年，英国以边界纠纷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占领了隆吐山等地。189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锡金）归英国保护，并割让部分土地。 1903年，英国再次入侵西藏，于1904年进入拉萨。英国侵略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试图将西藏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该条约虽未被清政府承认，但英国通过后续条约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西藏的特权。1913—1914年，英国主导召开西姆拉会议，企图通过划分“内藏”和“外藏”，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英国代表麦克马洪秘密勾结西藏地方势力，划定“麦克马洪线”，非法侵占了中国藏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英国还在西藏扶持亲英势力，煽动地方分裂活动。辛亥革命后，英国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驻藏清军和官员，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但是，正如1950年英国人向印度政府汇报中国对中印边境的利益需求所说的那样：“西藏阿萨姆边界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一个结果，然而它是由英国与西藏政府达成的条款，中国政府根本不接受。除中国人不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西藏与阿萨姆边界线以外，更为困难的是英属印度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步骤去完成行政管理，这个地方一直在西藏官员的管理之下。1943年，英属印度政府试图推进其行政管理，以证明麦克马洪线是正确的，但是，这次占有行动不但再次证明没法去实际控制麦克马洪线，而且不得不承认西藏对达旺的巨大利益需求，占有行动只能停止于达旺（Tawang）南部的西山口（Se La Pass）。不仅如此，这次占有行动还激起西藏政府的抗议，在接下来几年的谈判中，印度政府一直没能让西藏政府相信他们有权那么做……”

英国通过《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西藏的通商特权，开放亚东、江孜等地为通商口岸，派驻官员，租赁房屋，甚至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给西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虽然受到殖民当局的人为阻碍，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来往一直未断，特别是中印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结成了共同的战线。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泰戈尔访问中国近50天，在上海、北京等7个城市发表大量演讲，与梁启超、胡适等中国社会各界名流广泛交流，重新恢复了清末之后受殖民主义干扰而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并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具有特殊价值。 1938年柯棣华医生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协助中国抗日。柯棣华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9日病逝后，毛泽东主席在挽词中称赞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朱德同志为其陵墓题悼词：“（柯棣华）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中国学者谭云山 1928年接受印度诗圣泰戈尔的邀请去印度国际大学任教。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和谭云山共同成立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是印度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泰戈尔主持中国学院的揭牌典礼，并作了《中国和印度》的演讲：“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  中国学院秉承“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的办学宗旨，开设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多门课程，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推动中印文化交流。谭云山担任首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历时35年，被誉为“现代玄奘”。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称赞他“对增进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之间的了解作了巨大贡献”，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在纪念谭云山百年诞辰时称“谭云山是印度、中国文化之间深刻而持久的纽带的化身”  。十分有意思的是，包括柯棣华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5人的中文名字就是谭云山应请为他们取的。另外，还有我国藏族学者更敦群培，他于1934—1946年游学印度、斯里兰卡，学习梵文、巴利文及南传佛教，撰写《智游佛国漫记》等著作，为促进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印度和中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和政策，还是抛弃它们，与中国重新协商解决边界纷争，开启双方关系的未来，无疑是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的一个重大抉择，很遗憾印度选择了前者。对此，英国知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就指出：“奇怪的是英国官员们所画的边界线，居然被英属印度的非英籍继承国尊奉为宝贵的国家产业……假如那时印度有人注意到杜兰和麦克马洪所干的事情，他们必定会认为这是英帝国主义者用印度纳税人的钱，又一次玩强权政治的缺德把戏，而把它一笔勾销。现在继承国把这些英国制造的边界线奉若神明，当作民族遗产中的传家宝，这是历史上没有料到的、不幸的发展。”  这恰恰是中印边界冲突最根本的原因。

四、别开生面：首倡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清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接续了与南亚国家推进和平、发展友谊的历史传统。

中国与南亚各国传统上有着相近的文化价值观，都将和谐共生作为核心价值观，在同异域文明打交道时，多数时间恪守交往的和平性，与西方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和南亚各民族虽宗教理念有差别，但都没有“唯我独尊”的思想。印度是多神教文化共同体，传统中国是基于世俗价值观的礼仪文化共同体，两者都突出人的核心位置，坚持传统多元包容的精神为双方的和平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50年8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给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中，明确“西藏为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负有解放西藏领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责任”，中央政府主张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同时表示“我们相信，经过中印两国的保证和努力，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与中印国境毗连的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与中国之间，一样可以和平相处；印度与中国在西藏的商业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完全可以保持和发展，这如同中国与印度在孟买或加尔各答的商业贸易关系可以保持和发展一样”  。而这一表态，也与印度政府发表关于“他们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的声明”，以及表达安定中印边境的愿望有关。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明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同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的国际关系问题。

与此同时，中印关系中因边界纠纷引发的矛盾依然暗流涌动。1947年印度独立后，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之机，全面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1951年，印度又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之机，在东段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境内推进，占领达旺地区。到1953年印军已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多个地区。西藏阿里工委调查发现：“英印政府过去占领及巡逻我国领土地方，在阿里方面（我们称为中印边界西、中段）有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狮泉河——引者）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边防军妄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中印边境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马及敦）。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时期正是中印签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期。

追根溯源，印度继承并试图扩大英国殖民政策与遗产是导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关系恶化的主因，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49年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曾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  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  。

1959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了旨在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武装叛乱，印度一方面在政治上大肆攻击中国政府，支持所谓“西藏人的自治”；另一方面，在边界上采取军事行动，挑起武装冲突。8月25日，印军从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驻守马及墩地区朗久村的中国边防军发动武装袭击；10月下旬，又在中印边界西段发动新的武装挑衅。周恩来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尼赫鲁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他们却反对西藏的改革，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1962年11月21日，中印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12月1日至1963年3月1日，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北地区。随后，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政府交还了缴获的大批装备，释放了3900名被俘官兵。毛泽东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表明了中方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

在中印恢复边界谈判的交涉中，“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  。甚至连当时的英国“论坛”周报发表文章，承认“‘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没有根据的”  。后来中印恢复边界问题谈判，中国坚持恢复1959年11月7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基础，而印度则主张以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为基础。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印度政府所谓恢复（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9月8日的边界状态，或是恢复10月20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  在中国被迫进行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打了败仗的印度，已经不满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此后中印边界地区出现多次危机，包括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乃至中印边界问题旷日持久无法求得解决的根本原因。更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莫迪政府再次大举修改地图，将中国行政管辖的阿克赛钦、克勒青河谷领土，以及巴基斯坦行政管辖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领土，都纳入其所谓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地图，宛如英国推进‘科学边疆’扩张战略的幽灵再现”  。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从未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在处理与南亚部分国家存在的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2005年4月，中印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为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基本准则，之后双方进行了多轮军长级会谈和外交协商，致力于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管控分歧，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与不丹虽未建交，但通过1998年12月8日签署《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2021年10月14日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2023年10月23—24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不丹王国政府关于中不划界勘界联合技术小组职能的合作协议》等文件，保持密切沟通，推动边界谈判不断向前发展。

正如习近平主席202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迅速走向世界。1955年，20多个亚非国家出席万隆会议，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  成为国际共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应该回到原点，不仅要成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则，也要成为中印双方长期睦邻友好的原则，而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也要保持维护和平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五、睦邻友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的南亚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遵循，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治理新理念，强调各国应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但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反对脱钩断链；提出“全球发展倡议”（GDI）、“全球安全倡议”（GSI）和“全球文明倡议”（GCI），分别聚焦减贫、抗疫、绿色发展等，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睦邻友好与区域合作有了新的进展，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深化亚太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坚持主权谈判与共同开发“双轨思路”；把与东盟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致力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与南亚国家的交往中，中国从未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不断深化与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友好合作关系。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加强全球合作，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2013年10月24—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

2013年5月，中印共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更紧密连接，两国共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强该地区互联互通。同年12月，孟中印缅签署了会议纪要和联合研究计划，正式开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政府间合作。彼时，印度国民大会党执政，辛格总理支持该经济走廊建设规划。2014年12月，四国代表广泛讨论并展望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前景、优先次序和发展方向。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提到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2015年5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莫迪总理时表示，要加紧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做好铁路、产业园区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打造旗舰项目，推动双边贸易动态平衡。 2016年，西藏自治区提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将以铁路为核心，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运输通道，推进建设口岸铁路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至吉隆、亚东和普兰的口岸铁路，提升西藏开放水平。 2017年，中国与尼泊尔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同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了《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规划》，旨在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构建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推动西藏开放型经济跨越发展。2023年启动中尼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

中国积极加强与南亚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互办文化年、艺术展览、学术交流活动等，增进了彼此的文化了解和民间友谊。同时，在教育、旅游、媒体、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不断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古文明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如中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建筑群修复项目，与巴基斯坦围绕犍陀罗文明的保护合作等，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南亚各国提供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分享抗疫经验和医疗技术，共同应对疫情挑战，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和互信基础，体现了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真诚关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由于印度对中国崛起存在战略焦虑，对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存在幻想，而中印双方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又存在分歧，导致印度政府，特别是以强烈民族主义相标榜的莫迪政府不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几年，莫迪总理身边的高级顾问们专注于中美、中日、中印等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严重误导了印度的外交政策，他们完全从传统的争夺势力范围的角度看待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将大大增强中国对印度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将印度在本地区的优势边缘化。归根结底，核心还是缺乏放弃英国殖民侵略的遗产、摆脱殖民政策影响、真正解决问题并面向未来的战略勇气。

印度试图绕过，而不是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搞自己的印度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协议（包括不丹、孟加拉、印度、尼泊尔）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并希望与美日合作推动所谓“印太经济走廊”建设的政策，注定与中国乃至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发展还存在考验。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强调周边同我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利益相连，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优先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

2025年4月8—9日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中国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综上可见，中华文明和平性有着肥沃的生长土壤、深厚的社会基础、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强大的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明的和平特性自内而外，推己及人，充分体现在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实践之中；与之相表里的是以戈止武、维护统一、捍卫和平的主张，以及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殖民掠夺的思想。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既改变了南亚国家历史发展命运和轨迹，也改变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密切联系与传统友谊，矛盾冲突、战乱纷争由此丛生；反帝反殖曾让中印两国文化界携手恢复东方传统，倡导“中印大同”；英国的殖民侵略还给南亚各国关系，以及中国与南亚关系埋下巨大隐患，直到今天殖民残余思想和域外势力的插手仍是影响中国与南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睦邻友好的绊脚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生，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既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也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当代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是连接东西方，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友谊的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和智慧的当代延续，也是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的中国，造福包括南亚国家在内的邻国，乃至世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也是我们认识、理解我西藏地方与南亚各国历史、文化交往交流的钥匙，是我们处理边界纠纷、历史遗留问题的准绳。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5年第3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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