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抗战时期涉藏地区的“献金运动”述论

【作者简介】王川，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以来，中国被迫抵御外侮。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经济严重困难的国民政府发动“献金运动”以筹集抗战资金。作为民众自愿捐献财物支持抗战的行为，献金运动得到包括涉藏地区在内全国各地的积极支持与响应。文章认为，涉藏地区献金运动表现出全民参与广泛性（政教上层人士、贵族、头人及广大民众）、捐献形式多样性（物质捐献、劳动捐献等）、自发性与官方引导并存等特点，有力支持了抗战。这一运动不仅密切了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且促进了该地民众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在加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代国家治理建设的当今，还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涉藏地区；献金运动；历史作用

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成果丰硕，不仅建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系列博物馆，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等学术期刊，还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并出版了多部抗战史研究专著，文献收集整理与理论阐述，可谓成果丰富，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例如，出版了《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少数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等著作，研究论文则更为常见。或揭示全民抗战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或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中心阐述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  ，指出“共同抗战激发了中国各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中华民族更加相互依靠，感情更加融洽”  。在这一领域中，喜饶尼玛、巴桑次仁、刘永文等学者研究涉藏地区抗战的成果引人瞩目；周德仓、徐鹏、央珍、袁爱中等则聚焦于当时《新华日报》《申报》《戍声周报》等媒体报道，分析了媒体报道的藏族抗战，总结其历史作用及影响；袁晓文、唐蓓等直接撰文阐述“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等。以上从整体、一般到个案的多维度探索，推动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化。

关于抗战时期的“献金运动”，学界已见《武汉的“七七”献金运动》《抗战初期“七七”献金运动》等整体性研究论文，以及针对“大后方”的《抗战后方参与献金运动的机关和社团》等整体性研究性论文，还有对川滇、湘西、港澳等地区的分区研究论文。但是，聚焦涉藏地区的献金运动仅存于相关抗战研究论文之中，零星论及，尚无专题论文研究。

事实上，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抗战时期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同赴国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富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族同胞与其他兄弟民族团结合作，少数从戎上战场抗击暴日，更大多数则在大后方捐款捐物、开展慰劳，支援抗战。涉藏地区的捐金运动启动较早、社会发动面较广、参与社会阶层广泛，不仅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也促进了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了涉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抗战的爆发与捐献类活动在涉藏地区的出现

1931年日本侵华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抗战从局部抗战转为全面抗战。随着国土不断沦丧、经济凋敝，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亟需对外争取反法西斯盟国的资源，对内动员全体国民坚持长期抗战。当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大后方百姓亦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献金运动兴起于上海，发展于武汉，进而在全国推广开来”  ，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来推动献金运动。为鼓励抗战，国民政府于1938年7月4日规定每年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当日全国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设立“献金台”号召民众献金，以“慰劳及抚恤伤亡将士，及其家属”  。

在1938年抗战建国纪念日前夕，国民政府中央军政机构倡议举行纪念“七七”周年的献金运动，“对内可以表现我举国民众一致团结，各尽财力，增强抗战力量之赤诚，对外亦可以表现我国同心同德，誓必打倒暴敌，争取最后胜利之决心”  。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积极参与。受此号召，全社会掀起了以武汉为中心的5天献金救国运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此后各地纷纷效仿，献金运动迅即扩展到全国范围：在广大国统区、某些沦陷区如上海“孤岛”，工商界、产业工人、文化界（郭沫若发起“文化劳军”，梅兰芳义演筹款）、普通民众（工人捐薪、农民献粮、妇女捐赠首饰等）；在根据地，中共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将献金与减租减息结合；在海外，华侨的跨国支援，如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累计捐款超15亿元国币，美洲华侨的“一碗饭运动”等多形式筹款等，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持与推动全民抗战走向深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武汉及各地所发动的献金运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热烈的响应与拥护”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并被固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重要活动内容之一，被赋予凝聚民族精神的政治意义。相较于狭义的捐献钱财，社会各阶层广泛捐钱、捐物，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是献金运动更常见的表现形式，本文亦采纳这一含义。

1938年7月武汉献金运动产生前，捐献类抗日活动已在涉藏地区出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月，10月10日“西康各界反日大会”就发表《告西康民众书》与《宣言》，号召“即日扬旌北上，与日宣战，驱逐倭奴，还我河山”  ；“康藏旅京同乡”亦于10月27日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以此为起点，全国藏族同胞就开始以多种方式参与抗战：或以个人方式直接参军参战，或间接支持抗战，或组织民间社团慰劳宣传，或积极参与全国各种“抗日运动”  。这其中，捐献类抗日活动起源较早，且与抗战起止相始终，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抗日运动之一。

1931年10月，北京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呼图克图等人发起“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及其后捐款捐物，是目前所见涉藏地区民众最早的捐献类抗日活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诺那呼图克图、松朋呼图克图、刘家驹、马定西等康藏上层人士，于10月27日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这是抗战爆发后最早成立的藏族抗日组织。其所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宣告：“日贼不除，中国必亡，民力不结，种族必灭。……尚祈全国同胞以必死之心，救危亡之国，洗五分钟热度之讥，免一盘散沙之诮，无任盼切之至”  。宣言表达出康区上层人士对停止康藏纠纷、团结共同抗日的期盼。几天后，活动在南京的康区人士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随着抗战进行，涉藏地区捐款捐资支援抗战活动更为普遍。1936年7月，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发出动员西康各界民众捐款购买飞机的训令，康属各县民众为购买飞机积极捐款。各地藏族民众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捐赠物资和款项。如拉萨一带的汉藏僧俗民众在1936年为犒劳在绥远战场的抗战将士，发起了“驻藏办事处全体职员捐薪二日”活动，涉藏地区民众“逐户自动输捐，共得六百元，又藏商邦达昌独捐二百元，两共国币八百元，用资慰劳前方将士”  ；1938年3月28日戍守康南（即康区南部的巴塘、理塘、乡城、稻城、得荣等地）的二十四军旅长曾言枢，在其军队机关报《戍声周报》发文呼吁康区僧俗同胞能够“在地方政府领导之下，组织抗敌后援团体，从事后援工作”，鼓励当地民众“踊跃购买救国公债……捐输首饰以作国家抗敌军费”。1938年6—7月间，格桑泽仁、刘曼卿等人率领“西康民众代表团”和“康藏民众赴难代表团”前往武汉，“向诸位将士致敬慰劳崇拜之意”，捐献西康民众筹集的金银首饰，并表示“将来任以地方人力物力，在政府指导之下，分期贡献，而为诸位将士之后援”  。类似的这些活动，当时报刊时见报道，由此可见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涉藏地区各族民众亦尽其所能，以捐资捐物的形式贡献于全民族抗战。

涉藏地区的僧俗民众，从局部抗战开始就积极投身于各类救亡活动，其表现形式多样：既有班禅、嘉木样活佛等宗教领袖在青海、川康、甘肃等边疆地区的宣慰活动；亦有民间社会团体及贡觉仲尼、罗桑坚赞、诺那、格桑泽仁、刘曼卿等藏族精英在各地为唤起民众抗战决心的奔走呼吁；以及民众捐款、捐物等直接支持抗战的捐献类活动。这类捐献物资的实践与行为，虽尚未明确被称为献金运动，但无论是其形式还是目的，都与此后涉藏地区献金运动一致，无疑是其雏形和最初表现。1938年武汉献金运动启动并向全国各省区推广后，涉藏地区的僧俗民众能够迅速响应中央政府号召，积极捐献财物，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缓解国家财政压力，表现出“关怀国难，慷慨输将”  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抗战时期涉藏地区献金运动的表现

1938年武汉献金运动得到广大民众热烈的响应，正是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氛围影响下，涉藏地区民众“一心一德，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更加积极参与。

1938年7月武汉献金运动后，“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  8月在重庆发布的《回康宣告书》是涉藏地区最早的响应运动。当时从前线慰劳战士回乡的代表团成员，如丹巴青攘活佛、康定贡噶活佛、巴塘纳噶相子翁堆、理塘牙马得朱、陈新福、杨怀森、札西、阿西、吉村等藏汉代表，联名签署了这一《宣告书》，向全国涉藏地区民众郑重呼吁：

兹将代表等认为我藏人康人及西藏各处藏族同胞，对抗战所应做能做之事，分别于后，以当本文之结论。一、希望我藏族同胞，不论任何区属，在抗战期间，务各安分守己，勤务职业，对政府则奉公守法。对彼此邻境同胞则互相亲善合作，使地方安定而繁荣，必要时收容优待移来战区之难民。二、希望我各地藏族僧俗同胞，以后联合或分区派遣代表到前方慰劳将士，或组织战区服务队，僧俗男女均可参加，人数三四十均不论，到前线帮助军队服务。三、希望我各地藏族官民僧俗同胞，可酌量捐输金银首饰器皿，或将生金银物售与政府调换法币，以及可供军用之马匹、牛羊及羊皮、羊毛、牛皮等物品，聚集后或就近送交地方政府转呈，或派代表直接送交。四、希望我各地藏族官民时用电函，不论藏文或汉文寄呈中央，请转前方作战官军，致以慰劳崇敬及鼓励之意。五、希望西陲各寺院仍继续为国祈祷诵经，以求战事早日得胜，共享世界和平。

这5点呼吁中，除了呼吁遵守国法与安定地方、寺庙念经祈祷之外，其他3点均系“献金运动”，即捐献钱财、献粮、献机、捐献书报、寒衣鞋袜，并开展慰劳活动。

此外，还有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高僧喜饶嘉措等多位藏族上层人士的多次呼吁。如9月18日，大格西喜饶嘉措大师在《告蒙藏人士书》中呼吁：“日本人的暴行，已为世界人士所共见共闻，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时至今日，除了抗战，别无他法，即使剩了最后一人，最后寸土，我们也抗战到底，决不能片刻停止，因此就毫不迟疑兴了抗敌义师，以与日人周旋，须知我国这次的抗战，是为维护人道正义而战”  。这些呼吁与倡议，对号召涉藏地区民众抗击日本的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

涉藏地区政府公文最早使用“献金”一词，约在1938年8月前后。8月2日，二十四军四零八旅旅长在理化县（今理塘）旅部军官会上宣布，奉康定转来国民政府规定的小组会议训令，在军队中“成立小组会议，筹备会……并讨论部内官兵自愿献金办法”  。该旅部长官筹备“献金”办法，则此前上级公文必然下达了“献金”任务。可见，涉藏地区“献金”一词在公文中开始使用，应不晚于8月初。

此后，涉藏地区献金运动更进一步深入，报刊的报道亦广泛出现。如理化县于8月8日举行了抗战献金运动大会，旅长曾言枢、理化县县长张朝鉴出席，献金运动动员范围较大，民众参与面广，体现出“人民爱护国家之激昂热烈”  。驻军机关报《戍声周报》如是报道：

是日风雨黮云，气象衰瑟，军政各界，愈益勤谨，乡村民众，不惮泥泞，一堂跻跻，既慨且扬，豪客悲烈，前所未有。计所献金，喇嘛寺藏洋四百四十八一咀；香根活佛藏洋七十五元半（半元合二咀）；市乡民众藏洋一百零一咀半，又法币八元三角；县府藏洋二百二十二元；旅部三百零六元一咀；二营第六连法币二十九元二角；共藏洋一千一百五十二元一咀半，法币三十七元五角。抗敌讨贼，武备财用，中央固有精密计划，自不在此，有此亦足以见人民爱护国家之激昂热烈也，关外民众，方之内地，教育悬绝，见闻局隘，有此表现，尤不易得，更而进之，策敌前锋，摧寇御侮，不难为之，惟有司之责焉，实群情之所望也。

上述报道，除展现了该地献金运动的踊跃之外，还记录了机关公务人员及公役、小学学生、汉藏商民等捐献者的姓名与捐献金额，颇具史料价值。

与理化县相邻的巴安县（今巴塘）的献金运动比理化县更为盛大。8月13日，该县举办“八一三”献金大会，由于在“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期间，当地的保安司令、县长、各机关法团、僧众、土司头人、村保、商民约千余人参加，藏汉族民众、僧俗及小学生等，“莫不倾囊捐输，是日共计募得大洋五百余元”  。为了进一步捐款捐物，巴安县召集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聚集在驻军团部，会商“分组劝募办法，除当场公务人员自由捐集大洋一千余元外，城区共分六组劝募，更请刘委员太太及驻军刘营长太太领导军政眷属及土司头人家之妇女共成一组，分道劝募”  。几天后各募捐小组又筹募到大洋700余元，巴安县此次共筹募大洋2400余元。以外，当地妇女还捐献随身携带的耳环、戒指、银器等物品，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已卸任县长吴筱波更是模范，除助捐现金30元外，还将“平生积蓄之西康美明电灯公司股本大洋伍百元悉数呈献”  ，报刊舆论发出了“只四百余户之人口共捐法币贰千数百元，卸任县长吴筱波洗家助战”的感慨，“洗家助战”令人动容。

除了康南僧俗民众表现踊跃外，康北的甘孜、川西北嘉绒地区卓克基（今属马尔康）、草地的松潘等县的民众，也积极行动，响应政府献金运动号召。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于9月21日呈文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慰问抗战前线忠勇将士：

窃职住牧边陲，世笃忠贞，先父怀仁及叔季皋，宣劳党国，驰驱效命，常尽以身殉职，胥在专座洞鉴之中。职生长汶川，塗禹就学，束发授书，粗知礼义。迨袭职卓土，抚驭番众，边关安静，抒国忧严。抗战开始之初，愤激中心，午夜彷徨，痛恨倭奴，侵夺无厌。蒙我最高领袖委员长，不忍锦绣河山，神明华胄，陷于倭奴鲸吞之下，率领全国军民，发动神圣长期抗战，牺牲报国，人有同情，职心殷敌忾，有志请缨。职以戍守边陲，日惟宣扬，诵经祈祷，祝我国家早得最后胜利，并竭力宣传，唤起民众抗敌情绪。今者全国纷纷举行七七抗战建国纪念，追悼前线阵亡将士，并举行献金运动。职逖听之余，有感于衷，深念卫国健儿，奋身杀贼，忠勇取义，壮烈牺牲，猿鹤虫沙，大可哀痛。谨率合家眷属，将节衣缩食所得法币贰佰元，专差缴呈钧座，俯予转汇中枢，汇发前线，以慰死者不朽之英，以劳忠勇前驱之士。区区微义，如恒河一勺，太仓一粟，款款征诚，聊申爱国于万一耳，无任惶悚待命之至。谨呈。计呈现金法币两百元。

索观瀛表达了对日本侵华“愤激中心、午夜彷徨、痛恨倭奴”的愤慨，以及“心殷敌忾、有志请缨”的决心，并捐献法币两百元。当时这笔款项，相当于普通家庭数月收入或可购买数吨粮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瓒绪给予嘉奖：“该县长官司，袭职边陲宣劳戍役，关怀国难，慷慨输将忠义之风，殊堪嘉尚”  ，并破格由政府颁发“忠义可风”匾额一方，用昭激劝。从索观瀛呈文还可看出，由于“全国纷纷举行七七抗战建国纪念，追悼前线阵亡将士，并举行献金运动”，索观瀛等涉藏地区土司、头人受到影响，积极参与献金运动。故政府大规模倡导是导致涉藏地区献金运动在1938年8月后集中开展的最直接原因。

三、抗战时期涉藏地区献金运动的特点

涉藏地区献金运动产生了积极效果，民众捐助的经费、物资甚至军机等武器装备，直接支持了全民抗战。该运动除了出现时间早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一）全民参与的广泛性

涉藏地区民众在抗战爆发初期就对献金运动积极响应，“大家做成一把子，联成一气，听从政府的命令，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无论是武汉“七七”献金之前民众自发组织，还是此后政府的倡导与组织，涉藏地区献金运动参与人数众多，基本上覆盖了社会各阶层，体现出全民参与的广泛性。

一方面，从参与者的身份而言，既包括涉藏地区上层人士，如藏传佛教高僧、西藏地方政府的贵族；也包括土司、头人等地方中上层势力；还包括广大的普通僧俗民众。例如，除了前文提到的贡觉仲尼、罗桑坚赞、诺那、格桑泽仁、索观瀛、刘曼卿等人的捐款捐物外，还有德格土司泽旺登登捐献200元慰劳前线战士；巴安县刘家驹倾囊捐献千元；白玉县噶拖寺呼图克图，赠献藏洋100元为将士购置棉衣；松潘县果洛（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抗腮土官康万庆、抗幹土官康克明捐献3000元，“敬作献机以进愚弱边民区区义务”；若尔盖部落班岳土官为抗战购置军马等众多事例。前述理化县献金运动中，参与者包括当地机关公务人员及工作人员41名、汉藏族商人65名，以及40余名小学生。这些都是抗战时期涉藏地区不同身份、阶层和不同职业民众广泛参与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这一全民参与的广泛性还体现在跨地域的协作上，不仅川、康、青、滇等涉藏地区的藏族群众通过地方政府或民间组织加入运动，而且还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响应，形成跨地域的爱国行动。这些涉藏地区全民参与的献金运动，展现出民众参与这一运动的广泛性。

（二）捐献形式的多样性

涉藏地区献金运动虽名为“献金”，但捐献物不止有金钱，还包括金银首饰、粮食布匹、牛马牲畜、公司股份，甚至飞机大炮等武器装备，捐献形式多种多样。兹以涉藏地区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献机运动”为例，略作说明。康区政府早在局部抗战阶段就组织了“献机运动”，如1936年7月行政督察专员发出动员西康各界民众捐款购买军机的训令，所属各县民众积极为购买军机捐款。四川省政府号召，“现代战争是立体式的战争，没有空军即等于是没有国防”  ；《四川省政府公报》记载“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组织章程”共十二条，就“献机”一事，阐释了意义和目的，规定了过程监督、人员组织、筹款办法等细节。全面抗战爆发后，涉藏地区僧俗民众积极投身“捐献飞机、支援抗战”活动，在“一县一机运动”的组织下，西康各地募集购买军机款项，踊跃献金之举让人难忘。在川西北地区，1941年懋功县（今阿坝小金县）的各小学开展宣传活动，以演剧、讲演、张贴标语等形式积极募捐军机款。在甘青涉藏地区，如前文提及果洛抗腮土官康万庆、抗幹土官康克明，于1941年6月28日捐献3000元用于购买军机支援抗战。甘肃拉卜楞一带僧俗民众积极捐款购买军机，在1944年9月20日获得了政府表彰：“该僧民等慷慨捐资，热心航空建设，殊堪嘉尚，应予明令褒奖并准颁给‘输财卫国’匾额一方，以昭激劝”  。甘肃永登县属天祝乡三十六族十四院藏族僧民于1944年4月12日捐献了一架军机。而在西藏地方，1944年10月，拉萨各界开展捐献飞机运动，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沈宗濂的组织下，拉萨当地汉藏民众“募得国币五百万元，共献机二十五架”  ，涉藏地区“献机”活动是献金运动的亮点，有力支援了抗战。

献机之外，涉藏地区的公路建设、机场修建、维持交通线正常运转等，也是献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这一运动的多样性。这些行为虽不属于向政府捐献物资、金钱的范畴，但其最终目的与献金一致，都是为了抗战获胜而贡献各自的力量，故而也可视为献金运动多样性的表现，体现出涉藏地区献金运动中劳动力与物资捐献相结合的特征。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公路建设，以及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特种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足够的机械化设备，主要依靠大量人力来实现，尤其是这些公路、机场经过或所在地区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艰辛劳动投身建设。如从1940年开始，西康省政府为了更好地起降军机，选定康定营官寨、甘孜、理塘3地新建备用机场，从事土石作业的民工以当地藏族同胞为主，他们为建设后方基地付出了艰辛劳动。其中营官寨机场修建时，由西康省政府征调了康定等6县民工1200人，仅用3个多月时间，不仅完成了机场的修建，还修通了机场至康定70多公里的公路。再如1944年甘肃省涉藏地区岷夏公路修筑期间，夏河段沿线藏族民众不计报酬，踊跃参工，积极推进交通建设，这一工作也推动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是当地藏族民众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增强的表现。可见，由于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涉藏地区民众常以出工出力、建设边疆的形式，用劳动力替代财力以支援抗战，表现出“一心一德，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的民族凝聚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于1942年5月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对外交通严重受阻，仅剩下西北陆路通道和西南艰难崎岖“茶马古道”尚可通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展开行动，艰难地开辟并维持了西南空中、路上两条通道：空中通道即“中印空运线”，也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而陆上通道则是国民政府在传统茶马古道基础上开辟的“康藏印驿运线”。这条线路从印度噶伦堡出发，经西藏亚东、江孜、拉萨，最终到达康定，行程数千里。西康、西藏、四川、云南的各族同胞，尤其是藏族同胞，以马帮运输的方式经营，弥补空运的不足。其中最著名的是邦达昌、桑都仓等康区巨商，以及理塘寺等寺庙商家，凭借长期以来茶马古道积累的经验，坚忍不拔地在这条地势险峻的陆路上运输各种抗战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康藏印驿运线”——即传统的茶马古道——在抗战期间常年往返驮马达3万余匹，累计运输物资约3000吨。其中每月从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前后为支援抗战运送了价值达1.5亿美元物资”  ，这一陆路运输线对于中国抗战战略物资的进出口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力支援了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同时，该通道也推动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经济互通往来，推动了民族团结，为最终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自发性与官方引导并存

涉藏地区献金运动既受官方统一领导和组织，亦有民众自动发起与志愿参加，表现出政府引导与民众自发并存的特点。1938年武汉献金运动之前，涉藏地区各类献金活动多具自发性，由民间社会团体或政教界上层人士发起，其目的和动机较为淳朴；之后，国民政府成为献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将献金运动多与庆祝领袖寿辰、抗战纪念活动、新生活运动等其他一些社会工作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

民间自发行动主要表现在许多捐献活动是由地方土司、头人或宗教领袖发起，民众自愿响应，体现出朴素的爱国情感。例如，社会活动家格桑泽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迅即以康区代表身份通电全国，“敬希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示西康十余万同胞愿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全面抗战阶段，他联合在渝康区知名人士青攘呼图克图、刘曼卿等人，发起“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等群团组织，赴各大战区宣传慰劳，并捐献所募财物。格桑泽仁还在重庆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组建“东隆会”等少数民族进步团体，于巴塘修建“抗战建国纪念塔”，并与邦达家族合作成立“康藏贸易公司”等，致力于爱国救亡的各类抗战支援活动。格桑泽仁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是民间自发参与献金运动及相关支援抗战活动的典型案例。

而政府层面，则积极组织献金运动。国民政府通过驻藏办事处及青康川等省政府，不仅广泛宣传动员，还设立了“献金委员会”“抗敌后援会”等专门机构。《戍声周报》报道甘孜“献金运动”称：“此间抗敌后援会，现将全甘七七献金，交由西康省银行甘孜办事处兑渝后，复于日前在县府开会商讨征集慰问信，及捐送医药费办法，业经议决，在甘公务人员各写慰劳信两封，各校学生每人写慰劳信一封，本城商号共写慰劳信十封……医药费捐助办法，刻已发出捐簿多本，正分头进行，一俟捐足成数，即兑交重庆云”  。甘孜所筹集资金通过“抗敌后援会”这一组织机构，交由西康省银行进而上交重庆国民政府。而前文提到的二十四军四零八旅成立了领导小组，统筹计划各地的献金办法以推动取得成效。为规范献金运动，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人民捐资救国奖励办法》《统一募捐及慰劳工作纲要》《统一义卖献金运动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以强化对献金运动的监督、指导和管理。可见，当时政府在全面抗战时期献金运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与引导作用。

抗战时期的献金运动，无论是政府大规模组织，还是民众自发参与，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的具体行动。其中，部分献金者留下了姓名，而大多数积极参与的普通民众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不论有名无名，不论贡献力量大小，都是抗战时期献金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其他特点

除了上述列举的诸多特点外，涉藏地区献金运动还表现出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涉藏地区的献金运动未出现如1942年河南赈灾款贪腐案等官僚系统腐败导致捐款被挪用的社会问题，也未产生在部分内地地区出现的强制摊派、加重贫困民众负担等问题。当地民众大多各尽所能，“但经当局提倡献金爱国，一般人民仍积极踊跃”  ，自愿捐献财物。以甘孜为例，“班禅大师行辕全体堪布职员又献法币一千元，当地女土司德钦汪母献法币二百元，绒巴岔翁呷营长献法币四十元，其他各团体民众及藏民喇嘛，均为爱国热忱所趋使，纷纷尽力来献”  。另一方面，内地其他省份献金的数额有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即大中城市、中东部地区与内陆农村捐献能力差异显著。涉藏地区虽地域广袤，但献金数额则相对固定，相差不大。如1938年8月的献金运动中，甘孜县募集法币2085.32元，巴安县募到2000余元，理化县募集1152元，而1940年炉霍县在抗战纪念日献金运动仅城区内就筹到401.4元，各县之间相差不大。且同一阶层献金金额差别也不大，如地方土司、头人等经济实力较雄厚群体，大多一人捐一百至两三百元；政府机关公职人员献金一般在几十元；普通民众则捐献几元；学生群体亦能捐献几角钱。数额虽不一，但都尽全力支援。

当然，涉藏地区献金运动亦存在经济效应的局限性。例如，1938年昆明献金筹集了7685.05元，次年筹集约32000元；而涉藏地区各县所筹集金额较多的甘孜、巴安等县仅有2000余元，远低于昆明。当然这与昆明作为滇省省会有一定关系，但是，相对多数国统区而言，涉藏地区的献金所得总额较小。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人口稀少等因素制约，筹集资金有限，但这其中凝聚力量、鼓舞士气、提升民众爱国热忱以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作用，却不容低估。

四、抗战时期涉藏地区献金运动的作用与启示

自清乾隆末年西藏各族军民反击廓尔喀入侵后藏以来，近代涉藏地区始终积极参与抵御外侮的斗争：从共同抵抗鸦片战争英国的武装入侵中国东南，到共同反抗英国武装入侵西藏，抗战时期则是涉藏地区又一次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全民动员，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行为。涉藏地区民众与内地各民族一起经历了大规模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在献金救国运动中铭刻了中华民族生死一体的历史记忆，强化了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历史共识。因此，抗战使得中国少数民族“在族群意识之外进一步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加强了“对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  。涉藏地区献金运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于藏族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如当时涉藏地区报道所言：“日前发起献金运动以还，组织抗战献金委员会，分编汉藏文宣传大纲，并制定标语多种，向当地汉藏民众及各寺院喇嘛，广为分发宣传，说明此次抗战，关系整个民族存亡问题，不容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稍存漠视态度，苟且偷安，要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普遍义务，才能集中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意义”  。献金运动是在全民族救亡图存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应急举措，涉藏地区的献金活动是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  ，危急之际，民族存亡的生死考验激发了涉藏地区民众的巨大爱国热情。他们在献金运动的言行举措表现，不仅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抵抗外敌的爱国意识，还彰显出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中华民族精神。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  。因而，这一壮举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这场运动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不仅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凝聚了民族团结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在当前国家加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于藏族人民抗战历史贡献的全面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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