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邓锐龄先生与西藏历史研究

【内容摘要】文章梳理了邓锐龄先生在元明清三代西藏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图绘制与历史地理研究、国外前沿藏学研究成果翻译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结合邓先生自述和对前辈学者的回忆，分析了邓先生治学方法和路径，探析了一位卓越藏学家走过的非凡学术人生，以及对当代中国藏学研究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邓锐龄；西藏；历史

【作者简介】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ZD144。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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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锐龄先生经历涉藏事务近70年，从事藏学研究事业超过半个世纪，是一位著名藏学家。2010年，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荣誉奖，可谓实至名归。邓先生道德文章堪称楷模，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追寻邓先生的学术足迹，祖述邓先生的学术思想，学习邓先生的治学精神，以缅怀邓先生非凡的学术人生。

邓先生作为《西藏通史·清代上卷》主编之一，参与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科研课题《西藏通史》的编撰工作，并为整个项目的进展献计献策，为课题的完成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下册)一书，邓先生是项目的执行负责人，为全书的顺利完成倾注了大量心血。2017年，《西藏通史》先后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下册）2023年获得第五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元明西藏历史研究

元明西藏历史是邓先生的重要研究领域，其成果有力地推进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代表着该领域的前沿水平。邓先生在其专著《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专章叙述元代中央与吐蕃的关系，文字简洁，资料充实，观点鲜明。讲到公元13世纪初，藏族地区在经济形态上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兴起的藏传佛教面临一种严重的局势，“即伊斯兰文化在西藏的南北西三个方面的靠近——和田、喀什噶尔以及迤西的中亚地方早已伊斯兰化；印度佛教大受摧残，伊斯兰教已经植根于印度北部东部。在这种情况下，藏传佛教各派只能沿着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古道向东北方向发展，先向西夏靠拢，随后则同新兴的蒙古取得联系。”寥寥数语讲清楚了藏传佛教东向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关于凉州会谈，文中称“这次会晤是历史上一项重大事件，它导致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指出“蒙古大汗以僧人为国师，是效法西夏的宫廷传统。”1267年白兰王“洽那之死使蒙古在治藏事务上做出新的人事调整：中央直接管理藏区，在乌斯藏当地代表中央处理政务的是经八思巴推荐、受中央任命的萨斯加本钦（dponchen，意译为长官）释迦桑波，八思巴则备咨询顾问。”“1268年忽必烈下令进行的这次调查，其范围不限于前藏和后藏，还包括今阿里地区和拉达克。”关于帝师的地位，邓先生说“元代帝师可以向西藏寺院发布文告，但文告开端要表明这是奉了元帝的圣旨宣布的；还可以推荐藏区的重要官员，但任免权仍在皇帝手中，可见帝师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朝廷的官员。”关于八思巴，文中称“他的一生在巩固元朝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吾儿、汉等民族间的互相了解与团结，维护西藏地方安定和各教派信仰自由等方面创建了极大的功绩。”“在藏族各地区受中央任命权力最大的官吏是宣慰使……宣慰使有权处理万户之间的争讼并处罚、罢免万户长、千户长。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则依内地行政区划，置路、府、州、县。”强调了宣政院不仅负责宗教事务，还在地方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忽必烈在乌斯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调查户口，确定贡赋，建立驿站，推行乌拉制度，屯驻蒙古军队，设立各级官府，派诸王领军驻守边沿地带，以及赈济贫户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是忽必烈的统一全国总政策在藏族地区的实施……后来明清两朝在藏族地区的政治设施也是在元代奠定了的基础上逐次发展完备的。”“不仅元室把西藏作为一家来看待，西藏僧人也设想元帝是古代吐蕃赞普的再现，在他们的影响下，藏区僧俗官民同样把元代皇帝视为最高的共同主人。这样双方的认识汇合到一点，即‘天下一统’，用现代的话讲，即‘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讲清楚了元代在西藏的施政，也讲明了元代西藏的国家认同。

《元代杭州行宣政院》一文，考证了行宣政院的设立、初期行事、几次废罢，以及其与地方上其他机构的关系，历任行宣政院使和后期事迹，认为“元朝在杭州设立的行宣政院，作为帝师、宣政院这个垂直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保护寺院僧众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是它应有的职责。”“江南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了元代后期寺院已拥有大量的田地、作坊、商店、当铺并参加海外贸易，这样在社会上成了一个握有经济实力的地主集团，声势可以左右地方当局的意向，为了保障江南财富北运供给大都，地方官员积极与大寺长老联络，搞好关系，是必有的举动。”为认识江南行宣政院的功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邓先生《明代中央与乌斯藏的关系》一文，详细探讨了明代中央政府与乌斯藏地区之间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联系。指出明代中央政府通过册封、朝贡等制度，加强了对乌斯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执掌帕竹地方政权的“扎巴坚赞与明朝中央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在他受封为阐化王以后，明朝即特谕扎巴坚赞同护教王、赞善王等，从前后藏到河州沿途复置驿站。”明朝时期，阐化、护教、赞善、辅教、阐教五王，“王位的承嗣（一般在本族内子侄相继）都必须上报，听中央批准遣使册封，入贡原则上限三年一次。”“王位的承袭事前要报告中央，请求批准，手续严格，藏区诸王一直遵守，也有不准的例外。”“乌斯藏的法王、王、地方首领如指挥使、宣慰使，以及寺院首脑，既然作为帝国一员，受中央任职或给予封号，按照称臣纳贡的传统，则经常派遣使团到北京入贡，如此一则得到朝廷的荣宠，以巩固其在本地的统治地位、扩大影响、提高威信；再则从朝廷得到丰厚的回赐以及在返藏途上携带大量茶叶、布等物的特许，可做一笔有利的长途贩运生意。”文中特别强调了佛教在明代中央与乌斯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联系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重要纽带作用，历述藏传佛教大德在内地修建寺院、刊印佛经、讲经传法等活动，呈现了藏传佛教文化在明朝宫廷生活和首都（南京、北京）生活中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明朝派往西藏担负联系使命的僧人群体，是邓先生明代西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克新是明朝初年的一位汉僧，他受明成祖朱棣派遣，以使者的身份前往西藏。《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一文，通过对克新诗集等文献资料的挖掘和研究，详细考证了克新的生平事迹和使藏过程，包括克新从南京出发，历经艰难险阻，穿越西藏地区，完成了明朝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沟通交流使命的过程。确定明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名奉使西域进入藏区的汉族僧人克新本姓余，是鄱阳人，生于1321年。克新认为佛教的功能有辅佐国君从根本上治理天下，让老百姓从风向善，不需刑罚的观点，暗合朱元璋的旨意，而他的附加任务则是绘制其所经过地方的山川图。克新在使藏过程中创作的一些诗歌等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为研究明初西藏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以及汉藏关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第一手资料。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僧，曾受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作为使者出使西域。《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一文，利用汉文和藏文文献详细考证了宗泐的生平事迹，及其从南京出发，途经中国西藏、尼泊尔，最终到达印度，完成明朝与西域之间的沟通交流使命的过程。指明宗泐出使是招谕吐蕃归附，最终也完成了招抚中部西部西藏地方的使命。同时，宗泐通过实地勘察，指出黄河与金沙江上游通天河共一分水岭，比元代都实探寻黄河源的记录增加了新的知识。此外，通过对宗泐诗集的分析，挖掘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为研究明初西藏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以及汉藏关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邓先生认为宗泐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求经，而所谓的招抚西藏只能说是附加作用。《〈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一文通过对《贤者喜宴》中有关五世哈立麻得银协巴在1406年晋京受封“大宝法王”，以及在明京城活动的记载翻译并做精细的笺证，揭示了明初汉藏关系的许多细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详细考证了五世哈立麻应明成祖朱棣之邀，从西藏出发，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抵达南京的过程。哈立麻在南京受到了明成祖的高规格接待，包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赐予丰厚的礼物等。考证了哈立麻与明成祖的会面、进行宗教仪式、传授佛教教义等，认为此事在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谒见使明廷对于西藏地方当时宗派并立的实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从而明确地制定出新的政策，它为此后各代皇帝所奉行，迄于明亡。”智光是明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师，曾两次受命前往西藏，为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先生《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一文通过对汉藏文史料的挖掘和研究，详细考证了智光受到明代太宗、成祖和宣宗三帝的尊崇，三次出使西域，完成政教两方面的使命的事迹，以及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在汉僧中从来无人享有过的这一光荣称号。文章还探析了智光主持法会、传授佛教教义等宗教活动，及其在促进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的作用，称其圆寂后获立塔建寺纪念，被追赠法王称号应该是恰当的。

二、清代西藏历史研究

邓先生在清代西藏历史研究领域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不仅在《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收录有十余篇相关论文，还出版有《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赜》一书，解决了清代西藏历史研究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大大提升了清代西藏历史研究的水平。

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邓锐龄先生在《清初阐化王入贡请封始末及其意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清初阐化王入贡请封的整个过程及其意义。清朝顺治朝时期，西藏地方的阐化王屡次进表入贡，上缴前明印敕并请封。“这样，阐化王每隔三年入贡一次，正是循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旧规办事，颇博得清廷欣赏。”邓先生认为，由于阐化王玉印一直在第五辈达赖喇嘛的第巴的掌握之中，“前三次（1648、1650、1653年）极可能是第巴索南饶丹遣邻近内地的甘青藏人办的……最后这次（公元1656年）入贡的特点是使者正式携来阐化王的玉印，看来似是阐化王系统趁固始汗已逝世（事在顺治十一年藏历年年底），而汗位继承者尚未决定的四年（公元1654—1657年）空隙里，遣人进京请封，以求在西藏别树一帜……”也就是说，前三次是第巴索南饶丹冒充阐化王名义请封，以获取西藏地方最高政治权力的策略。其时，达赖喇嘛、固始汗均得到清帝的封号与印册，而第巴当时暂时成为西藏握有行政实权的人物，有了中央的封赐，则更加荣耀、更加名正言顺，其臣属清朝中央政府的观念确有其传承由来的。邓先生与柳陞祺先生合作撰写的《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一文，详细探讨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在清初晋京及受封的过程，认为五世达赖喇嘛的晋京不仅是宗教活动，更是清廷巩固对西藏地方统治的重要举措。史料清楚表明，“清朝从一开始即根据卫藏地方的实际，认识到应当将政治同宗教严格区分开来，不容混淆的重要性”，同时利用大量汉藏文资料，驳斥了柔克义（W.W.Rockhill）、马哈玛德（Z.Ah-mad）和马丁诺夫（A.C.Martynov）等一些国外学者对清廷与西藏关系的误解，强调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不可动摇。在《关于1652—1653年第五辈达赖喇嘛晋京的两个问题》一文中，邓先生探讨了第五辈达赖喇嘛在顺治九年（1652年）晋京的目的、行程安排、礼仪规格以及与清朝中央政府的互动。详细研究了达赖喇嘛在京期间的住所安排，即由原来的代噶亲迎改为南苑迎接，让来京的五世达赖喇嘛暂寓普静禅林数日，再至南苑谒帝，当晚赶回禅林，次日移住新建成的黄色寝殿（双黄寺）的历史细节。关于受封金册金印中的“所”字，邓先生认为似是名词，应连上读，即“西天大善自在佛所”，此处一顿，然后是“领天下释教”。这种安排和用词既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领袖的特殊礼遇，同时也体现了清朝对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方式。《吴三桂叛清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嘛通使始末》一文，通过多种文献对勘，发现在1674—1678年吴三桂起事的五年间，年年吴方派使人入藏，达赖喇嘛也遣人回报。“达赖喇嘛本人确实有左右青海和硕特蒙古动向的威信，在康熙帝与吴三桂的生死搏斗中，如他表示站在哪一边，于战争全局会起重大的影响。但他站在僧人戒杀息争的立场并照顾到四川、云南地方自清初以来与西藏贸易所给予藏民的经济利益，一开始即有点动摇不定，他在这场战争中所获得的仅是乘机镇压中甸的噶玛噶举派与丽江土司的反抗，使和硕特蒙古完成了统一康藏的大业。在吴三桂初起军势全盛时，他亲自上疏，劝皇帝裂土罢兵……使吴氏可以全力北上，这就是皇帝所不满并怀疑所在。”文章还谈到了在吴三桂和五世达赖喇嘛之间居间通问的几位人物。

清朝经略西藏地方研究。《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一文，探讨了清军在入藏前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北路军由青海出发，南路军由四川进入西藏，两路军队在拉萨会师。文章强调了清军入藏之所以兵锋所向无敌，“应该是康熙帝乾纲独断，决意进军，册封青海灵童从政治上取得优势，二路军队统帅，选择得人，后勤供应办得成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而西藏上层与士民的呼应支持，确实也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次远征的成功，改变了清廷通过蒙古和硕特部汗王间接地控制西藏的局面。此后，举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形成及其中任职官员、中央驻军将领以及统领全藏军政大员的人选全由清廷决定，意义相当重大。”最后，明确指出：伯戴克在其名作《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国与西藏》第五章使用资料简单，却总括全章为“中国人的西藏征服”，缺乏史料依据，它不过是从否认历史上西藏地方是中国一部分的谬误观念演绎出来的一个未经论证的空洞的标题而已。《结打木、杨打木二城考》一文，通过对汉文和藏文史料的对比研究，详细考证了在清朝初年文献中多次出现，与清朝对西藏和云南治理密切相关的“结打木”和“杨打木”两个地名的来源及其历史沿革。文章揭示了这两个地名即藏文中的“结党”（大中甸）和“洋塘”（小中甸），围绕该两地的归属问题，清朝统治集团、西藏达赖喇嘛影响下的和硕特蒙古、吴三桂和丽江木氏土司四者之间，不同民族、不同教派、不同经济制度合纵连横的景象均得以呈现出来。“中甸的辖属上几度变化也是全国统一的总趋势与局部分裂倾向斗争过程的一个局部表现，最后，清政府运用其全国性的政策方针，解决了层层矛盾，获得了中甸归属云南省的结局。”

清朝制定西藏善后章程研究。邓先生《1789—1790年鄂辉等西藏事宜章程》一文，主要研究了清乾隆朝两次廓尔喀之役中间，鄂辉等分别在1789年和1790年上报的两件关于西藏军政改革事宜的章程。在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战争后，清廷意识到西藏边防和行政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于是派遣鄂辉等入藏大员进行调查和改革。包括绿营、藏军官兵的布防、演习、饷源、赏需等，如从原驻拉萨、察木多等地的绿营兵内抽调150名移驻日喀则，设立塘汛12处以传递公文等。涉及拉萨粮台的设置、驻藏大臣的人事权、在藏外番贸易的管理、边境交易货物税率及外销藏盐质量标准的确定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政务运作规范进行了规定，如噶伦按寨落多寡编定出兵数目，前藏派兵丁800名，后藏派兵400名，于每岁秋收后集中演习等。这些章程虽然未得到充分实施，但为后来福康安等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文章深入分析了西藏行政方面的缺陷和弊端，如边防军事设置薄弱、地方政府政务运作不规范、执政者权限不明确等。对鄂辉等所立的两件章程在西藏边防军事设置、地方政府政务运作规范、执政者的权限上所做的改革给予了积极评价。《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一文，论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在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中取得胜利后，为确保西藏的长久稳定，乾隆皇帝明确要求订立章程。福康安等将领在战争胜利后，与四川总督孙士毅、驻藏大臣惠龄、和琳等共同详酌，充分征求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意见，经乾隆皇帝批准后，形成章程。章程涉及西藏地方事务的各个方面，其中宗教事务管理方面，规定了西藏活佛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制；军事方面，建立了拥有三千兵员的正规军队；行政方面，明确了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自噶布伦以下藏官、喇嘛等俱归驻藏大臣管辖。文章详细梳理了章程从酝酿到最终形成的全过程，揭示了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在章程制定过程中的互动与博弈，指出章程不仅在宗教、军事、行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还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管辖权，也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先生《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位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一文，指出琦善在驻藏大臣任内，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及藏军、驻藏清军多年积弊，奏陈《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琦善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乾隆时期治藏章程的延续和补充，而非完全废除。通过整顿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琦善试图增强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权。琦善对藏军和驻防清军的若干弊端进行了改革，包括奏请改革藏军的训练和操防事宜。琦善奏请放弃对商上财政的审核权，并停止派兵巡查部分地区（如哈拉乌苏），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驻藏大臣的权力。认为驻藏大臣权力的削弱不应完全归咎于琦善的改革，而应与当时清政府在全国的政治效力相联系。琦善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朝中央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些措施的收效有限。

清代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管理研究。柳陞祺、邓锐龄先生合写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一文指出，清代在西藏实施金瓶掣签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活佛转世中族属传习活佛的积弊，加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维护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乾隆时期，西藏地区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如地方贵族和僧侣操纵转世过程，导致活佛转世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明确规定了金瓶掣签制度。该制度要求，在活佛转世时，将候选灵童的名字写在签上，放入金瓶中，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一过程旨在确保转世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自从实施金瓶掣签制度以后，大多数达赖喇嘛出身于普通人家，减少了地方势力对转世过程的干预，增强了活佛转世的公信力。文中两位先生探寻了达赖喇嘛应在何时始允任事的问题，说明历史上原无明确规定，五世达赖喇嘛掌权自接受顺治帝金册金印开始；六世达赖喇嘛早年圆寂，并未管事；七世达赖喇嘛1751年受命奉旨管理事务，其时已经40多岁了；八世达赖喇嘛先后受赐金册金印，却是在30岁时，由驻藏大臣具奏，奉旨管理藏中一切事务；九世、十世达赖喇嘛均未管事已经去世，十一世达赖喇嘛时，琦善任驻藏大臣，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上奏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其第五条：“达赖喇嘛年至18岁，应请仿照八旗世职例，由驻藏大臣具奏请旨，即行任事，其掌办之人，立予撤退。”遂成为制度。柳陞祺、邓锐龄先生合著《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意希生平事迹述评》一文，详细叙述了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意希的生平，包括其诞生、坐床、学习经历、与七世达赖的关系、对八世达赖的支持、进京朝觐乾隆皇帝等重要事件。该文参考东印度公司波格尔使团的史料，清晰展示了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密切交往的来龙去脉，如东印度公司从1774年派员来访等事件。客观分析了六世班禅在调解不丹与印度比哈尔纠纷中的立场和作用，坚持原则，得体处理涉外事务等。用史实证明六世班禅并不是如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亲英，而是心系祖国的，所谓与波格尔相约北京、乾隆发起邀请六世班禅等说法均系不实之辞。

西藏地方重大历史事件研究。邓先生在《关于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事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分析了雍正初年，首席噶伦康济鼐与阿尔布巴等其他噶伦之间存在矛盾，清政府试图通过颁赐印信来加强康济鼐的权威，但这一举措未能奏效。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1727年8月5日），阿尔布巴等人在噶伦议事厅杀害康济鼐。清政府在得知康济鼐被杀后，迅速派遣大臣入藏调查，并决定派兵平息争端。通过对比汉文和藏文史料，以及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文章对事件的细节进行了深入考证。邓先生指出，雍正帝多次提到西藏事务“未妥协”，这里的“妥协”意为稳当、稳妥，反映了清政府对西藏治理的不满和对局势的忧虑。阿尔布巴等人选择在清政府使者携印信未到、大臣未来之时杀害康济鼐，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清政府在处理阿尔布巴事件时，既考虑了军事行动，也注重了政治安抚，体现了其治藏策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是颇罗鼐的次子，在其父死后袭封郡王，总理西藏事务。他在西藏施行暴政，迫害异己，与清中央关系紧张，计划并实施驱逐中央驻藏全部官兵出藏。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不满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专恣跋扈，决计采取非常手段诱杀悖逆为乱的郡王，但随后不幸相继遇害。乾隆皇帝在此事件中态度动摇，对策犹豫。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废除藏王制，改设四噶伦统辖日常政务，达赖集团在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逐步形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不仅是西藏地方的一次叛乱，更是清朝治藏政策的一次重大考验，促使清政府重新审视其治藏政策，从“政教分立”的郡王制转向“政教合一”政策，这一转变对西藏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清朝对外交往与驱除外来侵略势力研究。柳陞祺、邓锐龄先生合作的《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详细论述了1774年至1775年英人乔治·波格尔受东印度公司派遣，试图与西藏地方建立联系，了解西藏的地理、政治和经济情况。1774年10月23日从不丹到达帕里，后经江孜、白朗，到雅鲁藏布江北的南木林，会晤了在那里暂避天花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成功完成了入藏任务，与六世班禅建立了联系，并带回了大量关于西藏的地理和政治信息。然而，六世班禅明确告诉波格尔，“西藏是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他的政治地位不是什么国家元首”。文章结合了波格尔的入藏笔记、家信及相关档案，揭示了英国早期对西藏的侵略图谋，同时强调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第一次廓藏战争（1788—1789）中的议和潜流》一文，主要探讨了1788年至1789年廓尔喀侵入西藏后，清军进藏恢复失地过程中，廓藏双方秘密议和的全过程，以及和约的内容、清领兵官员与廓方代表的接触、战事的终局等。文章指出，在缔结屈辱性的和约一事中，西藏地方当局始终为主导，这与以往认为清中央在西藏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有所不同。清领兵官员如巴忠等全力促成议和，并巧饰上报，使乾隆皇帝受到蒙蔽。乾隆皇帝虽英察，但因虚荣心炽，最终接受了被蒙蔽的议和结果。获知实情后，乾隆皇帝说出了震怒的警句：“是国家抽调兵饷，靡费钱粮一百余万，俱系虚掷。夫西藏之地即天朝之地，岂有堂堂天朝向廓尔喀许银和息，竟成前代岁币故事，岂不贻笑万世呼。”遂决意派福康安率兵驱敌。《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一文，依据《廓尔喀纪略》等原始史料，详细叙述了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五十七年（1792）廓尔喀第二次侵略西藏及清廷遣军入藏收复失地，深入廓境，接受求和的全过程，并清晰地交代作战期间清中央、清驻藏官员与西藏地方当局三方面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文章叙述了1789—1791年间西藏短暂的和平，1791年扎木（樟木）噶伦丹津班珠尔、宇拓（玉妥）和代本及兵丁王刚、冯大成等被廓方洗劫流血事件，继之叙述廓尔喀再次入侵后藏，大掠扎什伦布寺，四川援军入藏、收复聂拉木，统帅福康安自青海入藏，至后藏日喀则备战，以及1792年6月清军收复济咙（吉隆），逾铁索桥攻入廓境，经过东觉之役，廓尔喀遣使，在甲尔古拉山之役清军受挫，接纳廓使，1792年10月受降撤军的整个过程。文章深入探讨了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根本原因，指出不仅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如廓尔喀试图通过战争来巩固其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霸权地位。认为清军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调整战术，如采取分进合击、逐步推进的策略，成功击败廓尔喀军队。文章揭示了西藏地方当局在战争初期的软弱和妥协态度，以及在清军入藏后的配合与支持，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讲到了廓尔喀派使者入京朝觐，西藏边界西段与廓尔喀段的划定，福康安、海兰察、和琳、孙士毅等受到封赏，丹津班珠尔、宇拓受到皇帝开恩从轻发落离京返回拉萨。《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依据原始的汉文档案及当事人记述，缜密地研究了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战役史上三个重要问题，对战争的起因、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责任、战争最后阶段清军面临的困难、皇帝的认识过程与决策过程等，做出了详细的说明，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文章探讨了乾隆帝是否在廓尔喀入侵前已知道藏人于1789年同廓尔喀秘密缔约以付银赎回失地，确认巴忠一死引起皇帝怀疑，一直要究明廓藏第二次战争的起因来看，乾隆帝确实受到了蒙蔽；分析了乾隆帝在战争期间对第八辈达赖喇嘛的看法，断言11岁的幼童班禅额尔德尼远比34岁的成人八世达赖喇嘛聪慧，而达赖喇嘛亲族管事最易滋弊；详细探讨了清军与廓尔喀是在何种情况下结束战争的，即廓尔喀无力抗争清军，又遭遇困难，所以和平得以顺利地实现。

清朝治理西藏重要人物研究。1718年，清军首次入藏失败后，康熙帝决定再次派兵驱逐准噶尔部。1720年，清军分南北两路进入西藏，最终成功驱逐准噶尔部。1720年，清军分南北两路进入西藏，驱逐准噶尔部。延信作为北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负责护送灵童（即后来的七世达赖喇嘛）进入西藏。在行军过程中，延信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政治智慧，成功地完成了任务。《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一文，认为清军能够顺利入藏并取得成功，除了军事上的胜利外，还得益于康熙帝的英明决策、后勤保障的得力以及藏族上层和民众的支持。延信进入拉萨后，立即对准噶尔在藏的傀儡政权进行了清算，审讯并处决了相关责任人。同时，他开始组织过渡时期的政权，推荐并任命了新的官员，如康济鼐、阿尔布巴和隆布奈等，负责处理西藏的日常事务。同时，召集青海蒙古诸首领商议驻藏事宜。认为延信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还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展现了卓越的才能，他在拉萨短暂驻留中采取的若干措施，正是完成了清廷对西藏由间接控制到直接统治阶段里最初的步骤。《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指出，雍正六年（1728）之前的八年间，清中央治藏政策逐步孕育、成形、确定。年羹尧作为川陕总督，在治藏政策的孕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西藏与川、滇两省行政界域划分以洛隆宗为界的建议，为清廷对西藏的治理从间接控制向直接统治转变奠定了基础。年羹尧还对西藏行政体制即噶伦主政制度的建立、康济鼐为首席噶伦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皇帝提供了不少关于西藏、青海的知识。《岳钟琪与西藏问题》一文依据原始档案资料探讨了岳钟琪在雍正时期作为川陕总督，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见解和建议。文章讨论了雍正帝关于将西藏分为南北两部分治理的设想，以及岳钟琪对此的分析和建议。还涉及了岳钟琪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如何将西藏的治理与对抗准噶尔部的战争相结合，提出了“与其应援西藏，不若乘虚直入，捣其巢穴”的战略思维。岳钟琪是清内外重臣中第一个提出将达赖喇嘛迁入内地，以削弱其宗教号召力对西藏政治影响的人。岳钟琪的建议中包含了政教分离的思想，并主张在西藏驻扎军队。《清代驻藏大臣色楞额》一文中指出，色楞额在藏8年，是历任驻藏大臣中驻藏时间最长的一位。文章详细叙述了色楞额在西藏期间阻止外国旅游者自川入藏，驻藏帮办大臣维庆入藏在三岩遭遇抢劫，拉萨尼泊尔商家被劫等事件，以及办理对不丹、哲孟雄的联络，阻止英国人马科蕾入藏，藏军隆吐山设防事件等，认为他应是一名富有军政经验、谙熟世故、对国家尚能尽责的官员。但是，因为国势衰颓，内外交困，突发事件又应接不暇，故无远略只图敷衍似是必然。

清朝安定西藏地方摩崖石刻文物研究。《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摩崖考释》考释了清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1720—1722）期间清军为驱逐准噶尔势力、保卫西藏而入藏军事行动留下的摩崖石刻文字，“在研读了这六通摩崖文字之后，不难看出，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季秋到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季春这一年半中，不同系统的官兵纷纷在布达拉山东崖上刻铭记功，这在清入关以来，在边陲似一创举，可以看到康熙帝晚年政尚宽容的一面，而又给人以政出多门的印象。”“通观这些摩崖文字，又显而易见，允禵、延信、年羹尧这几名日后为雍正帝疑嫉迫害的将领，当时在入藏将士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校勘过的录文对大家研究提供了便利。《拉萨现存雍正时摩崖考释》一文主要对现存于拉萨的雍正六年和七年两通摩崖石刻进行了详细考证和研究，还附录了雍正八年摩崖石刻文字，特别对雍正六年摩崖文字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揭示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从名次看文职一般先于武职；迈禄以下至洪德周计23人，其中北路入藏者17人，南路入藏者6人；入藏川陕军队停留约3个半月，大多撤回，驻守拉萨的2000人中仍以汉军绿营居多，且多为川军；凡是进藏者多精心挑选，以利于和西藏上层打交道，入藏武官多系川陕总督岳钟琪部下等，为研究清代西藏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读〈西藏志〉札记》一文，对该书的刊本、编撰时间、作者和内容进行了细致考证，认为现存木刻本《西藏志》是和宁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得之于成都后付刻印的，此前以抄本流传。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乾隆时抄本《西藏志》，两册分四卷。吴丰培先生据寺庙篇记第四世班禅喇嘛于乾隆六年坐床，而果亲王允礼卒于乾隆三年（1738年），推断此书非允礼所撰。且抄本卷三朝贡篇记载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进贡体制确定于乾隆七年（1742年），可知《西藏志》虽详述雍正朝事，但定稿应在乾隆七年之际。《西藏志》对清初至雍正末年间西藏的复杂史实有扼要清晰的叙述，如记载康熙时初次遣军入藏驱逐准部的失败情况，及雍正二年(1724年)敕封达赖喇嘛金册印等不见于《清实录》的大事，可弥补《清实录》及其他史书的不足。书中出现了大量藏语专词的音译，涉及山川、部族、官职名称以及藏族的衣着、装饰、发型等，为藏汉文化交流和语言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素材。以往对《西藏志》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如果亲王、萧腾鳞、徐天球等，邓先生通过分析书中内容与当时驻藏大臣衙门的实际情况，认为《西藏志》的作者可能是驻藏大臣衙门内某一名（或数名）官员，理由包括卷二寺庙篇提到有全藏档册可用，卷三边防篇和卷四路程篇所记内容涉及军事机密，作者应是通过回到拉萨的官兵或档案得知。文章还将《西藏志》与《西藏记》《西藏考》《西宁府新志》《西藏见闻录》等文献进行详细比较，指出它们在内容、风格、详略等方面的异同，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西藏志》的特点和价值，也为相关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见藏事的痕迹》一文，从小说与历史相互通文入手，梳理了自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赵合传》，敦煌写卷《张义潮变文》，明代小说《西湖游览志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西湖二集》《梼杌闲评》《僧尼孽海》，再到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平金川全传》《水月灯》等章回小说中显现的藏事痕迹，发现这些痕迹深浅不一，涉及西藏地区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历史事件等多个方面，进而探讨了这些藏事痕迹显现的现象与古代各时期族群间接触的密度、朝廷对藏事及相关政策保密级别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强调自唐朝以来汉文著作的藏译，乃至清代的藏译、满译、蒙译等由来已久，感叹“几千年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力量，总能治愈历史上矛盾与战争所留的伤痕，在形成共同的中华文化上起了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以小见大，寓意深远。

三、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历史地理和西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也是邓先生长期用心用力，贡献突出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邓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唐蕃边界”和“女国”条，为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撰写了“东汉到明各时期全图西北边疆部分说明”“宋时期西辽图幅地名考释”“元时期《察合台后王封地》图幅说明（1306—1330年）”“元时期《察合台后王封地》疆界资料”“元时期《察合台后王封地》图幅地名考释”“明时期《亦力把里》图幅国界线走向说明（1484—1509）”等，已经收入到《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元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一书中。另外撰有《清拉萨图（1875—1908）及说明》一文。邓先生的《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一文主要探讨了明初在青海地区设立的几个重要卫所，包括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和罕东卫。文章详细考察了这些卫所的设置背景，指出它们是在洪武年间，明朝在击败扩廓帖木儿并进驻河州后，为加强对青海地区的控制而设立的。这些卫所的设置与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招抚政策密切相关，是明朝继承元朝在藏族地区管辖权的一种体现。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确定了明初这些卫所的大致地望，即“罕东卫距西宁最近，罕东之西为安定卫，安定卫之西或北为曲先卫，阿端卫似在最西……此四卫与明之交涉都经过西宁茶马互市虽是强加给四卫人众的负担，但也促进了他们以茶和绢同其他少数族部间的贸易往来。”这些卫所居民主要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化以后，吐鲁番崛起，明朝被迫放弃哈密，罕东卫被安排在肃州、甘州境内游牧。正德、万历年间，俺答汗属下东蒙古部落越过甘州进入青海，安定、曲先等卫人众散亡，留在当地者归蒙古酋豪役属，东移的则至今西宁、互助与其他民族共居。《西辽疆域浅释》则对西辽的疆域范围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西辽在中亚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畏兀儿地区、中亚河中地区等，对西辽疆域内的地名进行了详细考证，如虎思斡儿朵、玉深、合剌山等，分析了这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和地理意义。结合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对西辽疆域的边界划分进行了重新解读，特别是对西辽与周边政权（如金、南宋、蒙古等）的边界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西辽的疆域不仅包括传统的畏兀儿地区，还扩展到了中亚河中地区。文章还探讨了西辽疆域对周边地区（如中亚、蒙古等）的历史影响，强调了西辽在中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邓先生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十余年之久，他在《“杨图”琐忆》中回忆了这一段工作的诸多往事，特别是受教于谭其骧先生的故事。从文中可知，邓先生参加地图编制始于1969年，其中1969—1980年间以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西北边疆图幅的定界、定点及释文编写工作，1980—1989年后十年，因为有若干其他集体协作项目，地图工作只能兼做。邓先生回顾了冯家昇先生曾用楷写两张关于元明两代西北史地的书单给他，指示他在若干汉文古籍外，还要读罗斯英译海达尔的《拉施德史》、巴托尔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等外文书籍。谈到谭其骧先生“学识之渊博，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谭先生是在上一代学者中有大成就、实现了生平抱负的，而作风却是虚怀若谷，从来没有一点骄矜之色。此外，还专门谈到西藏组的王忠先生的工作，以及谭先生称王忠先生‘王忠呼图克图’的趣事。”认为谭先生、王忠先生、冯家昇先生都是在1955年参加地图编制工作中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则是平易近人，不矜夸，不骄躁，真诚谦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在后来撰写的《参加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的岁月》一文中，与前文内容有一部分重复，但是补充了不少有关这项工作遭遇波折的政治背景，以及各个朝代、西北东北西藏组人员组成情况，再次指出，谭先生“他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我们把图幅送呈，他总是把地名逐一来看，从来不漫然放过。发现问题就指出。还很谦逊，不耻下问。我觉得谭其骧先生担任主编，名实相符，众望所归。”还谈到了自己在完成西北地区制图小组工作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做西北民族研究而选择研究西藏历史的缘由[53]。邓先生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心思细密，他的文章对地图编撰史的回忆很有参考价值。《〈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一文，据汉文及波斯文（英译本）等文献,对元代宗藩窝阔台汗、察合台汗两汗国，明代察合台汗国分裂后东支的辖境、边界、境内功臣领地、直系子孙封地，以及明代后期东支再度分裂等情况作了考释。文末所附作者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的往来信函14件。为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特别是中国历史地图绘制学术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四、国外学术成果翻译与介绍

邓锐龄先生从事藏学和西北史地研究，十分重视对国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吸收，使自己的研究始终立足于国际前沿。邓先生先后学习掌握了英语、法语、日语，还曾经学习过德语，专门学习过藏语。把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介绍给国内学界，也是他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邓先生与李有义先生合译了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的《西藏中世纪史》，邓先生与梁俊艳合作翻译了阿拉斯泰尔·兰姆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1766—1910）》一书。事实上，早在1963年，他就翻译了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1961年重刊〈巴协〉——桑耶古代编年史的引言及提要》，1965年翻译了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稻叶正就的《元代帝师考》一文。1978年，邓先生先后翻译了美国学者怀利的《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和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的《蒙古史料中的早期蒙藏关系》两文。20世纪80年代，邓先生相继翻译了日本学者佐藤长的《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势》，匈牙利学者约舍夫·特意克的《乔玛（1784—1842）小传》，意大利学者伯戴克的《蒙古政权在西藏进行的户口调查》，佐藤长的《西藏史研究入门》《帕木竹巴王朝的衰颓过程》和《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等，都是国外藏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此外，邓先生还翻译了伯戴克的《西藏摄政沙札·汪曲结布》，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跋》等，为学术界了解国外学者在元明时期西藏历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根据邓先生的回忆，多篇外文翻译实际上就是当时协助王森先生撰写《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时形成的。他说：“（王森）先生曾要我留心国际上名家如佐藤长、石泰安（R．A．Stein）等关于古代西藏的社会经济的观点，选择重要论文和章节译出供用，并把他自己写的《宗喀巴传论》、民族学院王尧兄译出的《萨迦世系·帕竹世系》和我译出的野上俊静、稻叶正就《元代帝师考》作为《十篇资料》附录。”

在《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邓先生说道：“1962年，民族所订立制度，每年要考核成绩。我决定先找一本书翻译，就选择了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当时这部书的上册在王森先生手里，我不好要过来，于是就拿下册来翻译。我对于唐代的吐蕃一点都不懂，就根据字面意义硬译，那些人名都是用日本片假名拼出来的，就这样硬译，译得很不好，我一直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有一次王辅仁同志要借，我没有答应，也没跟他解释。后来认识到，应该解释一下就好了。我当时只觉得实在是译得太差了，很惭愧。”文中提到的佐藤长这本书的译稿，邓先生曾经交给我一阅，我建议出版该书，邓先生说尚未达到出版水平，要出版还需再认真校对，他已无力完成。邓先生治学严谨是大家公认的，熟悉的人都知道邓先生心思极为细密，这里提到没有把译稿拿给王辅仁先生看，怕引起误会，尽管是几十年前的事，尽管王辅仁先生也早已故去，他还是要说出来才算心安。

邓锐龄先生与柳陞祺、张广达等编写《关于国外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情况》，独自撰写的《1978—1985年国外关于藏族历史研究情况》，《纪念匈牙利东方语文学者乔玛诞辰二百周年》等介绍国外藏族历史研究动态，并向国外介绍中国藏学研究的动向，促进了中外藏学界的交流互鉴，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藏学复兴发展的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说：“我的若干篇翻译文字，也都是经过选择，大多脱稿于改革开放之初，用意在供我们参考，庶几有助于改变文革遗留的肤泛议论、不切实际的文风。”可见，邓先生的翻译不只在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一端，还有端正当时学风的用意。

五、治学方法与路径

1952—1953年，邓先生刚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时，西藏工委牙含章先生从日喀则班禅堪布会议厅得到了一个藏文本的《二十九条》，翻译成了汉文，请人带到北京来。邓先生接受安排审看译文。他用《卫藏通志》和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仔细对照了汉译文，写下了《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权力二十九条译文校注》供内部参考使用，由此与藏学研究有了交集。

1960年邓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1962年明确了治学方向，即遵从翁独健先生的指导，从事元代以后的西藏历史的研究。邓先生认真阅读了《明实录》全文，还做了一些笔记，开启明代西藏史研究。后来参与《藏族简史》元朝明朝这一部分的编写工作。邓先生说，王森“先生与我谈明初藏史，偶然言及当时汉僧的文集可能流传到日本，这启发我在日本教课余暇，访问公文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等图书馆，搜寻史料，得以写出关于克新、宗泐二僧事迹的文章”，开始了对明代入藏高僧事迹及相关事实的研究。

清代西藏历史研究，邓先生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丰富。他说：“与柳陞祺先生合作的几篇论文，我觉得，一是题目选得比较合适，二是花的功夫比较多。”金瓶掣签一文，“这篇文章谈的是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在学术与现实两方面都明确肯定了清中央主持达赖喇嘛转世。”“我不同意清末驻藏大臣联豫与《藩部传》批评琦善，说琦善把乾隆时的卫藏章程全部废弃。”围绕诸多重大事件、人物、制度等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多有创获。

回顾学术研究历程，邓先生自述“从1960年到现在为止，50年来，我一共参加了8项集体大任务，包括《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藏族简史》《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和《西藏通史》，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些大任务上。”另一方面，他也建议“从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考虑，领导还是应该给研究者一定的命题的自由。只有对某方面感兴趣，才能把研究做好。”他在《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一文中，系统讲述了自己的学术人生，读来让人很受教益。

关于学科建设和治学方法，邓先生撰写有文章并曾经接受专访。他在《藏学建设四题》中指出，藏学涵盖历史、语言、社会、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研究，从性质上基本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但像历法、医药、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又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藏学内容广泛，一个学者很难对各领域都具备足够的知识，因此学者们应一方面尽量具备正确的广博常识，另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专长，对某个专题做深入研究，并在研究中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同时，要保证工作的质量，实事求是。目录索引的编制、档案的整理、古籍的校勘注释、国外研究论著的介绍等基础工作，是为更深入研究做准备的，没有人做是不行的，且这些工作也能体现作者的治学态度与知识水平。藏传佛教在藏族文化、民族心理上有着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并普及佛学知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藏族文化与民族特点，应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深入浅出地做些介绍，研究普及佛学知识不等于崇信及宣传佛教。此外，藏文和汉文古籍的刊印要选取好的版本，尽量避免和减少错误，以利于读者引用。无论是藏汉互译，还是外文与汉文互译，最好有一个规范，否则会增加混乱。最后是加强资料库建设。在《做学问与做人》一文中，邓锐龄先生强调做学问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对待，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做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事实，不主观臆断，不歪曲真相。邓锐龄先生注重个案专题研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积累经验和发现宏观问题；强调要重视根本知识和写作修养，这是做学问的基础。藏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问，他鼓励研究者对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考古学等方面有更多了解，以历史为专长，其他方面也有所造诣，这样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藏族历史。认为做学问必须诚实，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学术研究中，要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解释保持客观公正，不弄虚作假。强调学术研究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不能随意杜撰或歪曲事实。同时，要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不抄袭、不剽窃。邓锐龄先生主张学者要保持谦虚的态度，不骄傲自满。做学问不应追求名利，而应以对社会和学术的贡献为最高追求。只有淡泊名利，才能保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专注于学术本身。强调做人要注重品德修养，培养健康的人格和心理。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努力克制自己的自私自利，与人为善，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邓先生在《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中，畅谈了写论文的经验：第一，一般来说，写作之前，自己先编一个年表或日表来用，把事件的时间前后弄清楚。第二，要对所研究的问题必读的典籍、史料是哪些，尽力做充分调查，也就是说要有目录学知识。第三，历史学论文的关键部分需要引证原文，一定要仔细地研读原文，千万不要误解。应尽可能使用整理原始史料，恢复出当时历史事件的面貌，尽可能少发表议论和评论。另外，虽然读了很多材料，或有很多心得，可是，如果它们与文章的主题比较远，最好把它变成小注，或者写为附录，或者留着以后再用。千万不要都放在文章里。如果有意卖弄博学，这就不好，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文章初稿写出后，自己应多次审改，这是人生乐事之一，一种享受。第四，写历史学方面的文章，一定要写得简要干净。这恐怕是起码的也是最高的要求。最好能做到不是同行的人也能看得下来。他认为，一切文章，无论是古文或者现代的语体文，写得清楚明白才是最好的。第五，在历史研究上下功夫的话，就一个题目深入探讨是必须的，但也要有全局性的了解，也就是所谓普通的历史知识，以求做到能够融会贯通。他一再强调，我们做学问，要像朱熹说过的“凡百放低”，也就是要求学者“一切放低”，“从小到老，要时时夯实自己的学识基础，要时常温习读过的好书和基本读物。一直要谦虚，切忌虚骄。”

邓先生写过多篇回忆文章，涉及北京大学本科、研究生时代的老师，如邓恭三（邓广铭）、郑毅生（郑天珽）、向觉明（向达）、潘光旦等前辈学者，以及他在民族研究所工作时的翁独健、王森、柳陞祺等先生。

在《忆郑毅生师》中，邓先生不仅回忆了郑天挺先生的治学，还有他的为人，称赞“感觉先生不但学问好，品德也很高洁，是世间少见的汉宋兼修的学者。”在《忆向觉明师》一文中，邓先生谈到了向达先生授课时神态凝重、声音低沉，但内容丰富、知识广博，使学生如痴如醉；对自己的论文，向达先生逐字逐句审阅，细致批改。向达先生为人正直刚毅，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保持独立性，不随波逐流。称“在不少师长中，唯有向达（字觉明）先生对我教育最多、影响最大。”《听邓恭三先生讲课》中称，“这几十年中我所接触过的学者中能娓娓清谈者颇有人在，而在大庭广众中讲授学问如此漂亮的，只有胡（适）、邓（广铭）二位先生了。”邓先生曾经写过《孜孜以求的朴素学者——忆潘光旦先生》怀念潘先生。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谈到，潘光旦先生是学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不光是说我读书，我还要使我的学问和我的一切行动，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的。在《回忆藏学家柳陞祺先生》一文中，邓先生写道：“几十年内，我从学受教的师长或同在一起工作的前辈不少，回忆起来，其中给我教诲最多，最令我敬爱的只有柳陞祺先生一位。”“而在我看来，比一切成就名望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之所以从事学术研究，不仅仅如许多学者那样，基于爱好和求知心，更非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是一开始就自觉地在治学中贯彻着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爱国理念，直到95岁弥留之际还念兹在兹，眷恋不舍。”“可以说，他既是一位纯真的学者，又是一名在第一线默默作战的志士。”邓锐龄与柳先生合作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他后来回忆说：“柳先生在写作时主张既占住理，则应‘引而不发’，不必用‘大批判’式的咄咄逼人的口气，以后这就成了我们论文的含蓄和缓的风格。”前辈师长成功的经验是邓先生治学的遵循，前辈学人的谦虚纯真也成为邓先生治学做人的本色。邓先生在《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序中自述：“凡执笔缀文，无不全力以赴，谨遵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为最高指归。”体现的是自己治学的守则与崇高追求。正是这些众多因素成就了邓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和高洁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