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崇荣、高文侠：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河源昆仑”的历史实证与价值

【内容摘要】“河源昆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命题，寄寓了“山河一体”“天下一家”等价值观念，寄托着追求“大一统”的崇高理想。历史上，众多民族共探河源、共寻昆仑，反映了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各民族“五个共同”的生动体现。新时代，深入挖掘“河源昆仑”的文化内涵，阐发“山河一体”的价值意蕴，将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深厚滋养。

【关键词】河源昆仑；山河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

【作者简介】鄂崇荣，男，青海海东人，哲学博士，中国史博士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宗教文化。高文侠，女，山东烟台人，社会学硕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青年文化学者，中国楹联学会青工委副秘书长。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宣传、昆仑文化。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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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昆仑兼有“山宗水源”“天下之中”等多重意象，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河源昆仑”不仅是地理学问题，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关键命题。它对于中国古代“天命”“道统”以及中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中国西部疆域的确定等，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哪个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探索河源、寻求昆仑为盛事。这是各民族主动认同中华文化的直接反映，更让“山河一体”“同源共祖”“大一统”等价值理念在各民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中潜移默化，超越族别差异而成为共同的文化精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脉滋养。

一、“河源昆仑”是中华民族深入人心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情结

昆仑山系为中华“群山之祖”，是中华地理中壮阔的“父亲山”；黄河为中华“百河之宗”，是中华大地上壮美的“母亲河”。昆仑山系与黄河水系延伸辐射神州大地，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地理空间主体，“河出昆仑”“河源昆仑”的理念自古以来深入人心。

（一）昆仑被视为“天地之中”，是母亲河的发源地

一些学者认为昆仑一词最早有“天”的内涵，也有“混沌”“穹隆”之意。上古时中华先民将“昆仑”认知为宇宙的源头，以“盘古开天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等昆仑神话故事，表达了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宇宙创生、天地形貌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昆仑被具象化为天下最高大的山，居“天地之中”“百神之所在”，“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演变出天地枢纽、“与天同齐”等象征意义，成为沟通天地人的文化媒介，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同时也是各条大河，尤其是母亲河的发源地。

自上古至秦汉时期，“河”通常专指黄河，九曲黄河万里奔流，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给神州大地留下了波澜壮阔的宏大景观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最早的“中国”。黄河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崇高而神圣的地位。中华文明认为“河源昆仑”“黄河之水天上来”，昆仑正是这个“天”。

（二）“河源昆仑”常见于中国古代各类典籍

关于“河源昆仑”，在各类古代典籍中俯拾皆是。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这里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而《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河水出（昆仑）东北隅”的记载，更加具体说明了黄河出自昆仑山的东北方位。《穆天子传》中说，周穆王西巡昆仑时祭祀黄河，“天子授河宗璧……沈璧于河”“河宗氏又号之，帝曰：‘……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瑶。’”说明周穆王寻访昆仑山是受河宗的委托，其重要目的在于寻访黄河源头，自然将黄河源头和昆仑联系在一起。

中国古代辞书之祖《尔雅》在“释水第十二”中说：“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转引《禹本纪》说“河出昆仑”，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补充解释：“黄河首起昆仑山，渭水、岷江发源出陇山。”《论衡·异虚篇》也指出“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汉书·沟洫志》从自然地理视角解释：“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

“河源昆仑”的理念对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传播发展，实现本土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地理中心观念深受昆仑理念及内涵影响，“佛教以阿耨达山为世界地理中心，后世即认定阿耨达山为昆仑山，并认为黄河源自阿耨达池”。在后来的佛教经典中，高僧以“河源昆仑”作喻解读佛法，如三国魏支谦译的《梵摩渝经》中曰“佛之明慧，犹昆仑河，千川万流皆仰之为”；《五灯会元》中也记载了慈明禅师的言论，“下座问：‘如何是佛？’师曰：‘水出高原。’问：‘如何是南源境？’师曰：‘黄河九曲，水出昆仑。’”大儒朱熹也融合了佛经及其他思想，在回答弟子关于天下地理方面的问题时，提到：“昆仑取中国五万里，此为天地之中。中国在东南，未必有五万里。尝见佛经说昆仑山顶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东南入中国者为黄河。”这些理念深入人心，如明代徐霞客探索长江源头后写下《江源考》，也说黄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清史稿》卷八曰：“江源亦自昆仑来，至于岷山乃不伏流耳。”深受“河源昆仑”的影响，认为长江也源于“昆仑”。正如清初学者万斯同所总结的：“古之论河源者，皆谓出于昆仑。”

（三）“河源昆仑”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深挚的精神情结

“河源昆仑”“山河一体”，是中国人深刻的文化情结，相关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学有着深远影响，寄托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对于美好与神圣的向往以及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崇高理想。昆仑成为中华民族建立在文化心理基础之上的共有精神家园。

例如，在《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中，每谈及昆仑，都充满神往之情，寄寓了深深的情思。在《九歌·河伯》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借神游黄河和幻登昆仑环视四野、心绪飞扬，表达了对理想圣境的渴望，将故国之思、现实关切曲折而深挚地融入了河源昆仑的意象中。诗歌中，李白在《相和歌辞·公无渡河》中写下“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诗句；李峤在诗作《河》中写道“源出昆仑中，长波接汉空”；陆游的《昆仑行》中也写道“黄河直与昆仑通”。可见“河源昆仑”的理念，早已深深沉潜到历代先贤智者、文人雅士的灵魂深处，既是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认知和瑰丽想象，更是其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的文学体现。

河源昆仑的文化意象，不仅为个人提供了追寻理想的美好憧憬和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更在神州陆沉时，以“山河一体”“山河永固”的信仰和共同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团结一心、奋起反抗的强大来源和动力。例如，《淮南子·览冥训》说“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因为有昆仑初始滋养，黄河之水才能奔腾入海。

二、“河源昆仑”的地理实证是在多民族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昆仑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其具体位置却没有确实详细的记载，导致“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中华民族是善于追根探源的民族，有着深沉的人文意识和本源关照，先民在赋予昆仑多维度文化意涵的同时，也在不懈探寻其具体位置。黄河源头的位置、昆仑山的位置，是在各民族共同探寻下最终确定的，尤其与元、清两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认同“河源昆仑”并不懈探寻河源，这也是各民族主动认同、共同构建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

（一）“河源昆仑”经历了由文化想象转向地理实证的过程

先秦时代，典籍中虽然有“河出昆仑”“群玉之山”“昆仑之墟在西北”等记载，但“昆仑”的含义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很少向地理层面直接落实，“大约汉代以后，昆仑山才变成一座具体地理山脉的名称”，而早期“昆仑”曾散布于华夏大地各处，例如汉武帝封禅泰山时，按照《黄帝明堂图》建造的宫殿，即被命名为“昆仑”。“后来（昆仑）逐步向西部集中，逐渐成为西域大山的泛称。”

为什么昆仑向西集中，而且指向西域？由于中华大地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的地势总体特征，以及上古青藏高原隆起后，湖河分界引发的洪水漫天、江河东流，被先民以神话方式想象为共工怒触不周之山而导致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昆仑作为至高点，在古人的观念中自然处于西北方位，这一观念多次体现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多个古籍中，而随着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出现，尤其是秦汉时代大一统国家出现后，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昆仑逐渐西移，其位置之“西”落定于西域，开始成为象征西部极边的标志性地理符号，这些都为最终确定昆仑具体方位奠定了基础。

起源于中原地区的昆仑文化西渐，昆仑从“天下之中”到落定西域，说明中华文化精神自始便开放博大，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和族别限制，有形成共同体的底蕴与格局。

（二）历代为探索河源、勘察昆仑进行了不懈探索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他在西域十余年间，通过与当地各民族的交流，了解到西域人文地理、自然风物等特征，认为于阗“多玉石，河注中国”，符合昆仑“玉山”“河源”的特征，返回长安后向汉武帝说明了此事。此后汉武帝击败匈奴，中原王朝与西域各部族经济文化交流更加便利、频繁，对“河源”的探寻也得以进一步展开。汉使在于阗山上采来玉石，汉武帝结合古籍，将于阗南山和葱岭（帕米尔高原）定为昆仑，将黄河源头确定于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河源昆仑”的传说落定于自然地理实体，更是由中央政权出面明确了对西部疆域的认定，将中原与西域联结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自此，巍巍昆仑映现出中华西部疆域版图的雏形。这一“钦定河源昆仑”所形成的黄河“潜流”“重源”之说，虽有地理学上的误差，但符合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的历史传统，顺应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规律，对后世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伟大祖国辽阔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分裂之际，中原长期战乱，无法组织有效的昆仑探查，即便如此，昆仑的“天命”意义和“护国”作用仍被国家高度重视。如十六国之一的前凉，酒泉太守马岌认为酒泉南山是昆仑山，上奏说：“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前凉皇帝表示准许。

隋朝统一后，隋炀帝征讨吐谷浑，在今天的青海和新疆东南缘地区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河源郡设在积石山以西，已经非常接近地理意义上的黄河源头。这表明在与西北少数民族的长期互动中，中原地区的民众对“河源昆仑”的这一重大地理问题的认识渐趋明朗。

唐太宗时，侯君集、李道宗等人率军征讨吐谷浑，“转战过星宿川……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李道宗持节护送，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在黄河源头、昆仑山下，汉藏结成“和同为一家”的甥舅关系，成为各民族血脉相通、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的生动写照。唐穆宗时，刘元鼎奉命与吐蕃会盟，通过与吐蕃人民的交流，认为青藏高原上的“紫山”就是昆仑，吐蕃称之为“闷摩黎山”。他的描述虽然较为模糊，但将黄河发源区域由西域转移至青海境内，体现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中原人民对昆仑河源位置的认识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元代结束了分裂，实现了对新疆、青海等地的有效治理，西藏也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在“四夷宾服”的基础上，元代广修急递铺、驿站、递运站、客馆等，沿昆仑山系的道路交通不断畅通，为探寻河源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在政府组织下，都实勘察河源，将其确定在青藏高原的星宿海。都实向忽必烈报告说：“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灿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诺尔（即汉译‘星宿海’）。合流入齐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即昆仑也。”而同时代的藏文文献中，也有黄河发源于星宿海的记载。明代《大明一统志》《河防一览》等文献和高僧宗泐亲历河源时所作的诗词中也有对河源昆仑方位的记载和描述。

清代，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地理勘测和地图绘制，第一次比较清晰地发现和勾勒出逶迤浩茫的昆仑山系。康熙年间拉锡、舒兰一行探寻河源，称“星宿海之源，小泉亿万，历历如星，众山环之……（众山）蒙古总名曰‘库尔坤’，即昆仑也”。乾隆年间阿弥达奉旨“诣西宁祭河神，再穷河源”，测绘青海、西藏地图，政府编辑了《河源纪略》，确定河源所在，并编制《黄河源图》。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巩固和发展进程中，各民族愈来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无一例外将探索河源、勘察昆仑作为己任。

（三）各民族对河源昆仑的探索具有文化上的必然性

以黄河源头为标准，昆仑位置的具体确定，是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是“山河一体”“天下一家”等大一统思想的直接体现。在文化昆仑、神话昆仑到地理昆仑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先民走过了一条由朦胧到清晰、从混沌到文明、化自在为自觉的道路。中国历代对昆仑、河源的执着探求绝非偶然，而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精神情结的直接反映，从探寻河源关系到文化认同与对国家地理版图的确认，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民族起源的共同记忆和历史认同。

虽然“河源”“昆仑”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大变化，但中华民族山河一统、和同一家的文化心理却从未动摇。正如清人胡渭所言，“但知昆仑在中国西北，终未明在外国某地也”，黄河源于昆仑、昆仑必然位于中国西北，这是中华文化中无可置疑的论断；各王朝、各民族对昆仑的不懈探寻，也都是发生在中国西北，这再三力证了西域和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昆仑所在、河源所在即为中国天下之所至。

三、河源昆仑、“山河一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滋养

“河源昆仑”“山河一体”的观念，濡养着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浸润着千年传承的“大一统”理念。更重要的是，由此阐发的“胡越一体”“天下一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等共同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孕育并体现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一）“河源昆仑”是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理念

如前文所述，昆仑有“天”的内涵，具有“沟通上天”“观照天下”的社会政治功用，这是古代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道统，体现着一个王朝“承续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所以，不论是苻坚怀柔西域、各部族到长安朝贺，阔端“凉州会盟”、统一雪域高原，还是隋炀帝亲巡青海、设河源郡驻军屯田，唐太宗派军到星宿海、探黄河源，甚至是在军事上被后世诟病的北宋，也致力于“熙河开边”、收复河湟，更不用说清代面临极大的海防压力时，左宗棠也要抬棺出征，挫败列强分裂新疆的图谋。历代王朝对西域和青藏高原领土的重视、主权的强调，不仅是国防需要，更因昆仑对中华民族有着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政治文化意义。

这一政治文化意义得到各民族的一致认可，河源昆仑、山河一体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周穆王西巡时沉璧于黄河作为祭祀，并受河宗氏之托寻找河源昆仑，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河套地区，说明“河出昆仑”也是中华先民溯本求源的精神情结。尤其是秦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祭祀黄河、探寻河源可以帮助王朝“争正统”，被视为国之大事。例如，元世祖忽必烈说起黄河，认为“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元代之所以探寻河源、确定昆仑，最重要的是为了承续汉唐正统，显示新王朝对前代的继承与开拓之功，彰显其空前的版图规模与统一功业。清代乾隆年间用和田玉雕凿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其正面、背面分别刻有乾隆皇帝的宝玺和御制题跋。题跋起始即说“神禹敷土定九州”，后文强调昆仑是万古不易的河源，用了大量篇幅论述黄河源头及禹、汉武帝寻访昆仑的事迹。

历代对黄河源头的探寻和对“河源昆仑”理念的强调、重视，可见元、清等王朝主动认同中华文化，在接续正统、凸显法统的一脉相承方面作出努力。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认同“天下”“一体”“大一统”等共同价值观念，便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高度认同并主动融入。

（二）探索河源是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历史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共同探寻河源、确定昆仑的过程中，正是各民族“五个共同”的生动体现，也是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历史见证。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都在能力范围内探寻河源，尤其在汉、唐、元、清等大一统王朝盛世中，由于疆域广阔、边疆安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政府在组织大规模探寻活动时具有更好的保障和条件。

汉代初期匈奴强盛时，西域诸国多受其控制，后西汉击败匈奴，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之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中原与西域之间、西域各部族之间的联系交流日渐增多、了解信任不断加强，丝绸之路商旅繁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钦定”昆仑。这一举措既是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域的结果和见证，也增强了西域各地、各部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隋唐两代，中原与吐谷浑、吐蕃多次战和，但和亲、会盟、友好是历史主流。隋炀帝设河源等四郡、李道宗等人“观览河源”、刘元鼎探寻河源，都是建立在各民族频繁交往、互动的基础上的。两宋时期，因为中原王朝疆域范围的局限性，时人对河源昆仑位置的认识已经比较模糊，到元代“四海混一”，各民族“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大一统国家的发展让再次探寻河源成为可能。都实是女真人，因为通晓多民族语言才被忽必烈选中，他带队经过四个月的艰难跋涉抵达河源，通过广泛细致的考察，第一次明确了黄河河源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并绘制了地图。清代远上昆仑、探寻河源的拉锡、舒兰、阿弥达乃至编撰《河源纪略》的纪昀等人，也分别来自蒙古、满、汉等不同民族，他们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共同完成了对母亲河根源的探求。

（三）“山河一体”的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滋养

数千年来，昆仑、黄河一直是王朝国脉、龙脉的象征，甚至是封建王朝政治理念的渊薮，具有国家主权、国家形象等政治文化意义。“河源昆仑”，黄河源头在哪里，昆仑就必然在哪里，“山”与“河”密不可分，“山河”就是国土，“江山”就是国家。

“山河一体”的价值观念，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涵养源泉。纵观中华民族文明史，“山河一体”的价值观念处于基础和重要地位，中华文明始终以“一体”“一统”“大同”为最高目标和终极指向，而内部又含有多种变化发展的可能性，具有兼收并蓄外来元素的稳定能力。这种凝聚多元的“一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价值观念，正是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各民族才能彼此共享历史和文化记忆并最终都融入中华文化、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一”，融为具有政治凝聚力的民族实体。

从历史的、精神的层面来看，河源昆仑在中华儿女心目中具有同源、亲缘等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是“民族基因”“文化血脉”，是联结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大家庭三分之二的成员在历史记忆中将昆仑山视为自己祖脉的发源之地。至今海内外许多中华儿女不畏千里万里“论道昆仑山，拜水黄河源”。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昆仑神话故事，显现着自强不息、利济苍生、公而忘私、不畏挑战、永不屈服等的文化基因，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并渗透在思想价值体系当中，成为历代优秀中华儿女追求和推崇的精神品格。新时代，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的重要指示，深入挖掘和弘扬“昆仑”等各民族认同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内核，阐发“山河一体”的价值意蕴，突出各民族文化共性和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提供更多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