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晶：索康的“西藏研究”具有“藏独”倾向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出于特定政治目的，制定相关政策招引索康等西藏流亡人士进入美国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所谓“学术研究”。他们将各种“藏独”思想包装植入所谓的“学术”成果和“宗教”传播过程中，向国际社会特别是藏学研究领域发布，在地域性中注入分裂性、反华性。

索康·旺钦格勒（简称索康）的“西藏研究著作”在国际藏学，尤其是西藏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影响广泛。然而，索康所谓“学术成果”，具有明显的“藏独”色彩。索康1910年生于西藏农奴主家庭，1943年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1959年参与西藏武装叛乱，失败后流亡印度，1960—1972年供职于美国华盛顿大学。流亡期间，索康先后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引起国外学者关注。在这些文章中，索康通过删改史料、虚假叙事等方式，淡化甚至消解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向国际社会散播、渗透“藏独”思想。

贬低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力

元代，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至清代，西藏与中央关系更加紧密，驻藏大臣作为中央派驻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代表中央行使军政权力。索康却刻意抬高摄政权力，贬低驻藏大臣地位。他在《西藏：关键岁月（一）》中称：“由于摄政王功德林的巧妙操纵，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没有驻藏大臣干预的情况下得到了认可。”索康所言摄政巧妙操控，当指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认定事件。事实上，此事是由摄政、三大寺堪布等联名向驻藏大臣禀报，请求转奏皇帝，免予金瓶掣签认定，而非索康所言“没有驻藏大臣干预”。光绪三年（1877）三月，驻藏大臣松溎转奏八世班禅与摄政等人请求免予金瓶掣签，光绪帝批示：“贡嘎仁钦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钦此。”驻藏大臣遵行光绪帝免予金瓶掣签的谕令，正是其在西藏地方行使中央权力的具体表现。

索康夸大摄政行政权力还表现在隐没驻藏大臣任免高级僧俗官员的权力。索康在《西藏税收计量与拉顿税》中称：“（春都大会）一致认为，修订新清册有益处，并向摄政提交了请愿书，摄政随后将该计划付诸实施。他任命了大约10名高级政府官员，令他们执行这项新土地税收法令。他们中的主要官员有夏卜拜（zhabs pad）夏扎（Bshad sgra）、两名高阶僧官（一名大堪布和一名仲译钦莫），还有一名财政官员孜本（rtsis dpon）。”事实上，摄政任命铁虎年清查官员是在驻藏大臣授意下完成的，而非索康所说由摄政直接任命官员实施清查。《铁虎清册·铁虎年制定各项普查清册之绪论》记述：“遵照大皇帝谕示，去年（1829），按诸驻藏大臣前后咨文，任命噶伦夏扎瓦、近侍曲本堪布，孜本帕拉瓦、本府准涅格桑昂旺等为查办员，彻底核查各宗谿之户籍册、清册及各自之封地文书。”其中“诸驻藏大臣前后咨文”一句，表明多位驻藏大臣曾参与《铁虎清册》修订。当前见于汉藏文史料，确定参与铁虎年清查的驻藏大臣便有惠显与兴科两人。

驻藏大臣惠显与兴科在铁虎年清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获清廷褒奖。《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年七月戊寅”条记述：“驻藏办事大臣惠显等奏，向例西藏喇嘛世家与番民一体当差纳赋，其实有劳绩，应免徭役者，由达赖喇嘛告知驻藏大臣，给票准免。近闻各商上有私给免票之事，应行严禁，以均劳逸，得旨嘉奖。”

上述史实确证驻藏大臣在铁虎年清查中发挥重要决策作用，是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土地税收的表现。同时，通过铁虎年清查，清廷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经济管理，提高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权威。

遮蔽清朝中央政府治藏史实

索康刻意抬高达赖喇嘛地位，漠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事实。他在《西藏：关键岁月（二）》中称：“然而，班禅喇嘛统治下的各个宗都不能免于应征入伍，这表明班禅喇嘛的扎什伦布寺并非达赖喇嘛政治权力结构中的独立自治单位。”索康此言暗指班禅隶属于达赖，实际是为了割裂中央与西藏地方班禅扎什伦布寺的关系。事实上，乾隆五十八年（1793）推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驻藏大臣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同等地位，达赖、班禅并非隶属关系。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皇帝依照册封五世达赖之例，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自此以后，历世班禅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清廷明确了班禅辖区直接归驻藏大臣和班禅管理，并非如索康所言扎什伦布寺是达赖喇嘛治下的单位。

首先，索康夸大西藏地方税收文书对《铁虎清册》修订的贡献，贬低清廷谕令的权威和效力。在《西藏税收计量与拉顿税》中称“1740年的土地税征收不足，主要是由于新开垦的耕地迅速增加。由于税收是根据土地的数量……因此政府损失了大量收入……如果制定新的土地税征收法令，将对所有人都有利”，认为铁虎年清查是基于1740年土地税征收不足，才实行的改革。索康强调1740年的税收问题，是为了夸大西藏地方原有税收文书《铁猴清册》的作用。因为西藏地方政府在1740年颁布《铁猴清册》，使当时西藏税收问题有所改善。同时，索康此举也是为了抬高西藏地方政府在铁虎年清查的贡献。因为《铁猴清册》虽是编订《铁虎清册》时反复查阅的档案，却远不如索康强调的那般重要。《铁虎清册》的参考文书很多，单清册类就有1794年《木虎清册》、1796年《火龙清册》、1798年《土马清册》等，更不必提其他类型的“马册”、豁免文书。这些足以证明《铁虎清册》的修订不仅基于《铁猴清册》，而是在西藏地方原有税收相关文书基础上，再加上走访调查，最终形成的土地税收法令。并且，《铁虎清册》的相关内容，不仅来源于西藏地方税收文书，还受到清廷相关章程影响。《铁虎清册·铁虎年制定各项普查清册之绪论》记述：“奉天承运大皇帝乾隆五十七年，为眷念西藏百姓之安乐，赐降谕旨，命政府、贵族、寺庙一律平均支纳差赋。”乾隆五十七年谕令，是福康安等人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制订过程中，奏请皇帝劝谕达赖喇嘛蠲免租赋，减轻民众负担的奏折。其相关内容后被纳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第九条。由此可知，铁虎年清查最早源于乾隆五十七年谕令，同样受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影响。

其次，索康贬低清廷主持铁虎年清查的功绩，夸大西藏地方政府的作用。索康在《西藏税收计量与拉顿税》中称：“这些争端（即土地税收纠纷）大多是由噶厦处理的。”索康认为，铁虎年清查由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主导。事实上，不论是“乾隆五十七年谕令”还是“驻藏大臣前后咨文”，都足以说明铁虎年清查是在清朝中央政府主持下展开的。

清廷不仅在《铁虎清册》修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铁虎清册》颁布后对参与《铁虎清册》修订的西藏地方官员论功行赏：“道光十一年三月甲戌，以查办西藏商上地亩赋税出力，赏二品顶带噶布伦敦珠布多尔济二等台吉，四品仔琫索诺木结布三品顶带，曲琫堪布洛桑称勒朗结达尔汉堪布名号。”其中噶布伦敦珠布多尔济、索诺木结布、洛桑称勒朗结三人，分别是《铁虎清册》中的噶伦夏扎瓦、孜本帕拉瓦、近侍曲本堪布。清廷此番封赏西藏地方相关官员，不仅是出于清查土地，还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官员册封准则与控制力的体现，更是西藏地方隶属中央政府的又一力证。

索康试图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在《铁虎清册》修订过程中的功绩，塑造西藏地方政府独揽藏政的形象，从而遮蔽清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西藏地方的事实，割裂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密切关系。

史实疏漏颇多且自相矛盾

除上述问题外，索康的相关论述，史实疏漏颇多，且往往前后矛盾。他在《西藏税收计量与拉顿税》中称，未直接见过1740年的《铁猴清册》，但却将“没有直接见过”的《铁猴清册》，直接作为《铁虎清册》的参考资料。且索康关于铁虎年清查的叙述多处与《铁虎清册》前3份档案内容不符。

索康行文材料以个人回忆性的口述材料作为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不准确性。且索康个人回忆性叙述厚此薄彼，删减清廷、驻藏大臣的相关内容，只反映索康所认可的历史局部，缺乏对事件的全面认识，这些都是造成诸多史实疏漏的原因。

近年来，西方仍有很多学者延续索康的“研究”轨迹，甚至奉其为“圭臬”，对其“学术研究”本身带有的强烈主观色彩视而不见，甚至不验证索康基于个人回忆资料的真实性，即使面对档案资料的如山铁证和其他学者的严肃指正，仍执迷不悟、深闭固拒，不仅背离求实的治学原则，更表露其隐含于所谓“学术研究”的政治意图。

1959年西藏叛乱被平定后，参与叛乱或与之相关的人员流亡海外。他们大多是上层人物，在农奴制下的西藏，垄断知识文化权力，并掌握大量内部信息。流亡过程中，他们借助这一优势，或是构建虚假历史叙事，或是伪造“被迫害”的形象，向国际社会散布“藏独”思想。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出于特定政治目的，制定相关政策招引索康等西藏流亡人士进入美国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所谓“学术研究”。他们将各种“藏独”思想包装植入所谓的“学术”成果和“宗教”传播过程中，向国际社会特别是藏学研究领域发布，在地域性中注入分裂性、反华性。从事藏学研究，尤其是在与国际藏学界交流时，必须对上述情况保持警觉，方能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导向。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刊载于《历史评论》2025年第2期，作者薛晶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