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志：清代雍和宫金瓶掣签的实施与藏传佛教管理国家化

【内容摘要】清代首次正式举行金瓶掣签仪式是在雍和宫，此次掣签形成的寻觅灵童、掣签仪轨、官员主导、奏准确定等过程，成为以后雍和宫、大昭寺金瓶掣签必须遵守的规章。驻京及蒙古地区、甘青地区的活佛转世必须于雍和宫掣定，不但减轻了各地信众的经济负担，也彻底解决了这些地区活佛转世由西藏高僧把控的问题。其对促进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稳定社会局势，安定北部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各级官员主导金瓶掣签，实际上已将活佛转世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进一步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同时对促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雍和宫；金瓶挚签；藏传佛教管理

【作者简介】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金瓶掣签是乾隆末年制定的更定藏传佛教高僧转世的制度，也是清朝加强对藏传佛教管理的重要举措。无论是在大昭寺，还是在雍和宫进行的金瓶掣签，均由朝廷主导，彻底改变了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拉姆吹忠等掌控活佛转世的局面，堪称加强对藏传佛教管理最有力的措施。迄今学界研究金瓶掣签的成果基本侧重大昭寺的金瓶掣签，而对雍和宫金瓶掣签问题尚无系统专论，乃因雍和宫金瓶掣签由理藩院负责，相关折奏均为满文，所留史料多为满文档案所致。有关雍和宫金瓶掣签设置的原因、时间和乾隆皇帝推行雍和宫金瓶掣签的措施问题已另撰文考证。本文仅对清朝于雍和宫金瓶掣签之实施情况及其影响略作考订。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将成造之金瓶置于雍和宫法轮殿后，乾隆皇帝开始推行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借惩治三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舞弊之机，采取了诘问达赖喇嘛、调查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贵族官员、打压拉姆吹忠、拘审额尔德尼班第达之商卓特巴那旺达希等措施，旨在揭露以往认定呼毕勒罕过程中的弊端，以禁止于王公、世家子弟内寻访呼毕勒罕。追查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事件的结果，达到了废撤已经获取达赖喇嘛、拉姆吹忠咙单之额尔德尼班第达之呼毕勒罕资格，治罪车登多尔济、那旺达希等相关人员，打压并废除吹忠在活佛转世中指认呼毕勒罕之特权，致使藏传佛教僧俗各界拥护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并在其后活佛转世均以金瓶掣签方式认定呼毕勒罕，将活佛转世掌控于清朝政府管理之下的目的。在此前提下，于翌年（1793）三月十五日颁布《著蒙古番子地区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于雍和宫金奔巴瓶掣定之上谕》，正式确定了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

在严查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舞弊事件的同时，钦差理藩院侍郎奎舒，携札萨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等，至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驻牧地附近重新寻觅转世灵童。奎舒等抵达三音诺颜部后，很快于当地平民中寻得5位灵童，旋将5位灵童情况具奏，乾隆皇帝阅后大悦，即降谕安排于雍和宫进行金瓶掣签事宜。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将伊等名字缮签，置于雍和宫所供金奔巴瓶内，交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果莽呼图克图、东科尔呼图克图等携众喇嘛，自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止，笃诚勤奋讽经三日。初一日派八阿哥、留保柱、德勒克同观，一同抽选一名，定为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札萨克达喇嘛、果莽呼图克图、东科尔呼图克图等携在京众喇嘛讽经3日后，四月初一日，由八阿哥永璇、理藩院尚书留保柱、侍郎德勒克与诸位呼图克图一同，当众于金瓶内掣出一签，最终掣出伊特格勒之子齐旺扎布。

掣出齐旺扎布为呼毕勒罕当日，乾隆皇帝降谕齐旺扎布为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对该呼毕勒罕，赏赐理玛阿育锡佛一尊、银塔一个、经文一部、玉石敢当一件、珊瑚念珠一串、哈达一条、杵铃一份、蟒缎一匹、锦缎一匹、状缎一匹、黄绸一匹等，同时谕令将此事“通体晓谕内外诸札萨克蒙古、番子地方，共享欢悦”，并以六百里加急，将此事字寄驻藏办事大臣和琳，转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济隆呼图克图以及众达喇嘛、喇嘛等。将雍和宫金瓶掣签之过程、结果告知西藏高僧等，一是为了借助重新认定额尔德尼班第达呼毕勒罕之事，观察西藏高僧等对雍和宫金瓶掣签的反应，二是在雍和宫金瓶掣签过程，没有让吹忠参与，意在宣示内外，没有吹忠参与的金瓶掣签方式的活佛转世，更为合理，以便宣谕嗣后活佛转世，再不许私下找吹忠认定呼毕勒罕。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十九日再次颁布《著晓谕设立金奔巴瓶掣签确认蒙古藏区活佛转世事之上谕》，进一步补充三月十五日之上谕内容。

此次金瓶掣签不但是雍和宫的首次金瓶掣签，也是金瓶掣签制度的首次正式实践。其寻觅灵童方式，金瓶掣签前诵经仪轨，由理藩院官员（大昭寺者由两位驻藏办事大臣）主持并掣签，奏请钦定掣出之呼毕勒罕等事宜，成为此后雍和宫、大昭寺金瓶掣签必须遵循的程序。相关规定被写入嘉庆朝及后世编纂的《理藩院则例》内《喇嘛事例》中，故一般认为乾隆皇帝推行金瓶掣签是对管理藏传佛教新的立法，对清朝全面治理西藏，完善蒙藏地区活佛转世制度均具有重要影响。

一、雍和宫金瓶掣签之范围

至于哪些呼图克图在大昭寺掣签、哪些在雍和宫掣签，乾隆皇帝最初设计，“西藏大昭内，供奉一金奔巴瓶，掣定藏区诸呼毕勒罕。其认定蒙古地方呼毕勒罕之时，由雍和宫供奉之金奔巴瓶掣定”，即西藏的活佛转世由驻藏办事大臣负责，在拉萨大昭寺掣定；蒙古地区的由理藩院主持，在雍和宫掣定。对既有安多藏人（“番子”）又有蒙古人的青海地区，乾隆皇帝于五十八年（1793）三月十五日颁布《著蒙古番子地区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于雍和宫金奔巴瓶掣定之上谕》之前，即寄谕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令青海地区之呼图克图转世，“不可私自认定呼毕勒罕”“务必选三四名灵童”，用金瓶掣签方式，至于是在大昭寺，还是雍和宫，则视各自方便和节俭，自愿选择。三月十五日特克慎具奏，称已将上谕译为蒙古文，晓谕青海30名札萨克以及西宁所属诸寺呼图克图等一体遵行。此后，西宁所属地方所有呼图克图等圆寂后找寻呼毕勒罕，以金瓶掣签签定。从嗣后进行的掣定呼毕勒罕事例来看，青海遵循了量其方便、节俭的原则，有的在大昭寺掣定，有的送雍和宫掣定，即使是驻京呼图克图，亦有前辈在雍和宫掣定，后世在大昭寺掣定的情况。唯青海察罕诺门罕札萨克喇嘛，本隶属理藩院，该诺门罕转世由“理藩院交付驻西宁大臣，嗣后察罕诺门罕圆寂选定呼毕勒罕时，毋庸考虑伊等族人有无俊美聪慧孩童，视伊等喜欢者，遵从众意，将伊等所报孩童名字，皆入奔巴瓶中掣签”。其由理藩院交付西宁办事大臣办理，未交付驻藏办事大臣，故该诺门罕之转世，当时系规定于雍和宫掣定。可惜目前尚未找到该札萨克喇嘛的金瓶掣签档案。

在《著蒙古番子地区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于雍和宫金奔巴瓶掣定之上谕》中，与蒙古并列，提到了“番子”。“番子”（满文写作fandzi，乃“番众”之意，故《清实录》中写作“番民”）系清代对青海之西宁、玉树、贵德、循化，甘肃之甘南，四川之理塘、巴塘等地藏族的称呼。从此上谕题名看，似乎规定蒙古、番子地区之活佛转世均需到雍和宫掣定。但上谕所言：

朕为护卫黄教，整饬流弊，制一金奔巴瓶，供于西藏大昭寺，俟将来出达赖喇嘛等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出生年月名字缮签，入于金奔巴瓶，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等念经，在众前签掣，确定呼毕勒罕；轸念众蒙古力量维艰，于京城雍和宫亦设一金奔巴瓶，指认诸蒙古地方所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名字缮写签上，入于奔巴内，交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与理藩院大臣等公同掣定。

该上谕中并未涉及“番子”地区之呼毕勒罕应在何处金瓶掣签。笔者认为，此上谕题名有误。根据上谕内容，其系告知蒙古、“番子”要改变以往传统，以金瓶掣签确定活佛转世的上谕，不是令蒙古、“番子”地区之呼毕勒罕必须在雍和宫掣定的上谕。同时，此道上谕中的“番子”，并非仅指青海、甘肃、四川地区之“番子”，而是指包含西藏在内的全体藏族信众。因而，乾隆皇帝规定金瓶掣签之范围，乃前后藏之呼毕勒罕须在大昭寺掣定，蒙古地区之呼毕勒罕要到雍和宫掣定，而青海、甘肃等地则量其节约经费，于两地自愿选定。其意不在于何地掣定，乃在于必须由金瓶掣签确定。这一点在规定昌都、类乌齐、乍丫、撒卡等地呼图克图转世方面，要求选灵童等可以仍其旧俗，“惟入于金奔巴瓶内掣签”，体现得最为直截了当。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分为四种情况，即西藏之呼图克图必须在大昭寺掣定；甘青地区之呼图克图或在大昭寺或在雍和宫掣定；蒙古地区呼图克图在雍和宫掣定，驻京呼图克图在雍和宫掣定。而从相关档案来看，驻京呼图克图，如土观呼图克图等，亦有在大昭寺掣定者。

二、雍和宫掣定之呼毕勒罕

首次雍和宫金瓶掣签顺利进行后，相关规章业已完备，即不许在王公世家选定灵童，必须在普通人家寻访3—5名灵童，报理藩院审核，由理藩院官员主持，驻京呼图克图率领喇嘛于雍和宫讽经3日后，由理藩院官员和驻京级别较高之呼图克图共同于雍和宫掣签，确定该呼毕勒罕。

关于掣签当日之程序，《番僧源流考》对大昭寺掣签过程有详细记载，具体为驻藏办事大臣等办理：

进门先挨次入座，献清茶，次献酥茶。毕，令满印房人将原文呈阅，合对入掣牙签上所写满洲字、蒙古字、西番字名字年岁相符，又令官送至达赖、班禅阅看后，将该入掣各本家之人唤来跪看签上名字、年岁有无舛误，祛彼疑心后，交满印房官人觌面，用黄纸包妥，供在瓶前。又俟番僧诵经念至应将签入瓶时，喇嘛回请该帮办大臣，起立行至瓶前，行一跪三叩首礼毕，不起立即跪，将签双手举过额入瓶内，以手旋转二次，盖瓶盖，起立仍归旧座。其帮办大臣将签入瓶时，正办大臣在佐傍侍立，礼毕回归本座。又俟念经至掣时，仍系喇嘛回请正办大臣，亦行一跪三叩首礼毕，跪启瓶盖，用手旋转，掣签一枝。帮办大臣在左侍立，拆开黄纸，同众开看。唤掣得本家人跪听，令其观签后，又使满印房官人送至达赖、班禅前阅看，将签供设瓶前。又将未曾掣出之签拆阅与众人观看，又给各本家人观看，以除疑义，后用纸擦去。

雍和宫之金瓶掣签过程与大昭寺相同，不过大昭寺为驻藏办事大臣等主持，达赖喇嘛等高僧负责诵经和阅看，而雍和宫则以理藩院尚书、侍郎主持，驻京呼图克图等高僧负责诵经和阅看。值得注意的是写签、包签、入瓶、掣签、送阅及令灵童家属跪看等具体事项均由驻藏官员或理藩院官员执奉。可以说掣签过程是由清朝官员具体操作的。达赖喇嘛或驻京高僧仅负责率众喇嘛诵经并最终确认所掣出之呼毕勒罕。嘉庆朝以后，按此程序，蒙古地区及青海、甘肃部分地区的呼图克图转世于雍和宫金瓶掣签。

雍和宫进行的第二例金瓶掣签，系嘉庆五年（1800）掣定达赖喇嘛之师傅噶尔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此事不见汉文记载，且亦不在雍和宫研究室所统计的雍和宫金瓶掣签事例之中。但军机处录副奏折内保留了掣定该呼毕勒罕后，驻藏办事大臣和宁奏报的八世达赖喇嘛谢恩折，该折内称：“遵旨将圆寂噶尔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徒弟罗布桑垂达尔觅得喀木理塘处番子拉布当衮布之子、杨土司处扎木仓之子，依例做签置于雍和宫所供金奔巴后，将杨土司处扎木仓之子掣出，奉旨：即确任为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钦此。钦遵。”并“叩谢天恩”，进献哈达一条、琍玛佛一尊。

从此折可以得知，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呼毕勒罕后，理藩院奏报皇帝最后确定。故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实际是由清朝皇帝掌握了呼毕勒罕的认定权。皇帝确定某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后，该呼图克图众弟子请官员代奏谢恩，实为常例。该噶勒丹锡勒图乃策墨林呼图克图，并非驻京之噶勒丹锡哹图（赛赤）呼图克图，而是清朝因其辅佐八世达赖喇嘛处理藏地事务得力，而加封萨玛第巴克什之封号。但作为弟子，达赖喇嘛为此谢恩，乃属执弟子之礼。当然，济隆呼图克图亦具名其中，则表明亦有藏地僧俗各界感戴此事之意。此外，该份奏折内另奏报了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众弟子呈文谢恩事宜，其中有：

又据萨玛第巴克什徒弟扎萨克喇嘛嘎布伦坚巴多波旦呈称：小人我领讫大臣等交付之文，理应即刻恭谨遵旨，抓紧起程迎领我师傅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住于永宁寺，学习经理。惟路途甚远，现正大雪时节，难于行走，既然如此，俟明年三四月时，小人我再带领数位徒弟迎接我等师傅之呼毕勒罕外，现小人我率众徒弟恭谨跪叩天恩，请大臣等将进献之瑞祥哈达、琍玛佛、白色素珠一串代为转呈。

众弟子呈文谢恩，表明该呼图克图之属人对所掣定的呼毕勒罕之认可，亦是对金瓶掣签规则之赞同。此类代请奏报谢恩的呈文，在每份奏谢金瓶掣签的档案内，或随折代奏，或另具折、片奏闻，其内容大体相同，除感谢皇恩，还要呈报其众弟子如何照顾年幼之呼毕勒罕、何时迎接呼毕勒罕到本寺等内容。金瓶掣签并奏准呼毕勒罕后，均有类似弟子谢恩折。因篇幅所限，加之内容相仿，下文中非属特殊事例，不再一一引用此类谢恩折片讨论认定呼毕勒罕后众弟子谢恩事宜。乾隆至宣统年间，在雍和宫掣定的呼毕勒罕的呼图克图记载不详者较多，故难以一一列举，其中知名之呼图克图于雍和宫金瓶掣签者如下表。

以下分别对主要驻京呼图克图及甘青地区之呼图克图、内札萨克地区之呼图克图、喀尔喀之呼图克图在雍和宫金瓶掣签的转世情况，择其具有代表性者进行考证，借以辨析不同等级、不同地区呼图克图在雍和宫进行金瓶掣签的具体实施情况。

（一）驻京及甘肃、青海地区呼图克图

自康熙年间，清廷既延聘知名呼图克图进京，担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达喇嘛或北京、多伦、承德大寺院之总堪布、堪布等职，被称作“驻京呼图克图”。关于清代驻京呼图克图，有“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说，但因转世或被派驻等情况，各时期驻京呼图克图时有变化。按嘉庆《大清会典》所记，驻京喇嘛中，历辈阐扬黄教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俱会加国师、禅师等名号。乾隆五十一年（1786），驻京者达12位，为驻京呼图克图极盛时期，或谓之“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和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实则均为清廷延聘至北京者。其后如济隆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返回西藏，那木喀呼图克图、贡唐时而返回甘肃，时而驻京等，常驻京者基本为章嘉、敏珠尔、噶勒丹锡哹图、拉果、察罕达尔罕、东科尔、阿嘉、土观此8位呼图克图。这8位呼图克图，除察罕达尔罕，均为甘肃、青海之呼图克图，故此处将驻京呼图克图与甘肃、青海呼图克图之金瓶掣签情况列入一处进行考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今青海海东市在清代属于甘肃省，西宁周边的寺院，如塔尔寺、佑宁寺等，被列入甘肃的寺院，故本文将今海东市的寺院仍按清代之划分，列入甘肃寺院范围内。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海东地区虽属甘肃省范围内，但对这些寺院的管理，并非由甘肃省巡抚等官员主管，而是由驻西宁办事大臣主管。这一地区寺院的金瓶掣签一律由驻西宁办事大臣咨呈理藩院，或咨行驻藏办事大臣，在雍和宫或大昭寺进行。

从已经收集到的档案可知，驻京呼图克图中，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等自嘉庆以后均在雍和宫掣定；东科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等或在雍和宫或在大昭寺掣定；土观呼图克图等均在大昭寺掣定。以下举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等于雍和宫掣定事例，以说明清中后期驻京呼图克图之转世事宜。

1.章嘉呼图克图

二世、三世、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对康雍乾时期阐扬黄教、处理各类宗教事务等方面可谓功勋卓著。认定二世、三世、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时，尚未制定金瓶掣签制度，但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圆寂，其转世无疑要遵行金瓶掣签的规定，于雍和宫掣定。对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之事，清朝极为重视，理藩院具奏请旨：“将圆寂之章嘉呼图克图之徒众为其师傅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速为转世新制之祷祝经文，即刻托付该呼图克图之徒众虔诚恭谨诵念，祷祝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速为转世。”可知清朝政府非常希望早日完成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之转世事宜。但寻找灵童之事颇费周折，至道光三十年（1850）才觅得3位灵童，具备掣定呼毕勒罕之灵童人数，西宁办事大臣行文理藩院，于当年十二月在雍和宫掣定洛桑图丹达吉为呼毕勒罕。

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于同治元年（1862）赴西藏学经，九年（1870）回京任职，十三年（1874）圆寂于北京。寻访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之事仍不顺利，历经7年后，西宁办事大臣福锟方奏报访得3名灵童。接到奏报，光绪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即奉上谕：“据福锟处奏称，经遵旨饬令访寻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共访获三名孩童。等因具奏。著将此交付理藩院照例办理。”由此可见清朝政府欲尽快完成章嘉呼图克图转世之愿望。但理藩院奉旨办理时，发现西宁办事大臣福锟奏折内没有附录名签，未注明所寻3位灵童系何人之子及年龄、属相，故咨文西宁方面查明后补奏。至翌年五月，新任西宁办事大臣李慎方查明具奏。六月初二日理藩院奉旨继续办理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出阿若才俊之子洛布藏丹增为呼毕勒罕。其过程足见理藩院办理雍和宫金瓶掣签之精细。完成章嘉呼图克图之转世事宜，对朝廷而言亦属要事。光绪八年（1882）八月初六日奉上谕：

兹据理藩院奏，于雍和宫唪经，将三孩童之名入于金奔巴瓶内，掣定阿若才俊亲生之子洛布藏丹增。观阿若才俊亲生之子洛布藏丹增，于认前世章嘉呼图克图所用之物，认取佛铃、杵、小鼓三件，诚乃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朕心甚慰。以章嘉呼图克图乃精通经文，颇有年纪之呼图克图，今灵妙之呼毕勒罕出世，性竟未减，乃大喜事。将朕常用噶巴拉念珠一串，赏与该呼毕勒罕。著李慎接领后，饬交呼图克图之徒弟扎萨克喇嘛哩克色特等赏给呼毕勒罕。将此晓谕蒙古王公及在京之呼图克图喇嘛、章嘉呼图克图所驻寺内各喇嘛等，亦需晓谕驻藏大臣，转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知之。

此上谕内，不但显示出清廷对章嘉呼图克图转世之事的重视，将此作为大喜之事传谕蒙古王公、驻京各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的弟子以及西藏高僧等知晓，还有呼毕勒罕在辨识遗物、聪睿灵性方面所体现出乃章嘉呼图克图之真正呼毕勒罕，并加以赏赐方面的内容，可谓反映清朝晚期于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呼毕勒罕的全面记载。接到赏赐物品的呼毕勒罕及众弟子自然要呈请谢恩，至此方最终完成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之转世程序。

六世章嘉呼图克图于光绪十二年（1886）至京，曾巡五台山、多伦，于十四年（1888）圆寂于善因寺。雍和宫掣定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系在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可知寻访六世章嘉呼图克图之两名转世灵童历时近6年。此事见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之上谕，该上谕内容基本与光绪八年制上谕相同。可知公布掣定的呼毕勒罕的上谕已成固定格式，从中可以窥得清末公文之程式化问题。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旨进京，封为札萨克掌印喇嘛，主持京城及内札萨克地区黄教事务，于民国年间仍司前辈“大国师”职事并致力于中国佛教工作。章嘉呼图克图有3位于雍和宫金瓶掣出，是驻京呼图克图中金瓶掣签较多者。

2.敏珠尔呼图克图

敏珠尔呼图克图是青海大通广惠寺的活佛。五世噶桑图登赤列嘉措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世俄科于光绪十三年（1887）、七世多吉加于宣统元年（1909），均于雍和宫金瓶掣签认定。未能检查到关于认定五世、六世敏珠尔雍和宫金瓶掣签的档案，仅见掣定七世敏珠尔后，驻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代奏的满、汉文谢恩折，内容为：

窃奴才据果莽寺敏珠尔呼图克图之徒弟等呈称，今蒙大皇帝在于雍和宫金瓶内掣出麦勒札萨克台吉齐莫特林增旗蒙古安加尔之子多吉加，作为敏珠尔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众徒弟等均为欢悦，感激不尽。今将呼弼勒罕于本年十月初一日迎请到寺，拣选经典纯熟喇嘛教习经典，以期仰报大皇帝鸿恩于万一。今呼弼勒罕多吉加叩谢天恩，呈进哈达一方、佛一尊，恳祈转进。

此为敏珠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及众弟子呈请的谢恩折，内容与其他此类谢恩折相同，均为众弟子感恩不尽，报告何时迎接呼毕勒罕到寺，教习经典，以报恩圣上，以及呼毕勒罕叩谢天恩，敬献哈达、佛尊等，可知掣定呼毕勒罕后的谢恩内容及方式直至清末未变。

3.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

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之称呼较多，容易被混淆。其又称“赛赤呼图克图”“赛赤活佛”“赤钦活佛”。此系活佛之所以以蒙古语“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转世，是因为该系活佛当时处于青海蒙古的辖区内，其真正开始的转世，即认定为罗追嘉措转世的二世赛赤洛桑丹贝尼玛是蒙古人，此后便以蒙古语称谓沿袭下来，并得到了清政府的沿用。

五世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阿旺图登丹贝尼玛系道光四年（1824）底于雍和宫掣定。此亦仅见掣定后驻西宁办事大臣穆兰岱转奏之谢恩折。谢恩折内容与上文援引之谢恩折内容相同，无须赘述。与其他呼毕勒罕不同的是道光七年，理藩院奏请仅8岁之该呼毕勒罕，可以秋冬驻京城、夏季驻多伦诺尔，照例给其札萨克达喇嘛钱粮，且保留3名苏拉喇嘛、10名沙弥钱粮，俟年长后遣往西藏学经，此待遇不见于其他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五世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于道光二十六年圆寂。其后，六世罗桑图登嘉措于咸丰元年（1851）、七世根敦隆朵尼玛于光绪末年转世，当仍在雍和宫金瓶掣签。

4.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

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也称“察罕喇嘛”，是清廷定鼎北京之后最早和北京建立关系的蒙藏地区高僧，成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并且是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唯一来自内蒙古地区的高僧。

六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于道光十六年（1836）圆寂后，遵照道光十四年上谕，按照金瓶掣签规定寻找灵童，二十三年四月于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阿鲁科尔沁出身之吉木彦丹津云顿匹赉为呼毕勒罕。该呼毕勒罕于二十九年呈请进京当差，理藩院奏折内容为：

据昭乌达盟长那木济勒旺楚克呈文内开，我盟扎萨克贝勒阿鲁科尔沁拉什仲纳之旗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云顿匹赉，现年十三岁，出过痘，愿自力入京瞻觐天颜，于念万寿经等事奋勉当差。等因呈报前来。查得，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初世曾住京，自二世至五世皆并未住京，六世来京住于察罕喇嘛庙当差，亦记录在案。现昭乌达盟长那木济勒旺楚克呈请，现七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云顿匹赉，现年十三岁，出过痘，愿自力入京瞻觐天颜，于念万寿经等事奋勉当差。

此奏折内的信息值得关注。其一，呈文者为昭乌达盟盟长那木济勒旺楚克，可知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之呼毕勒罕，驻于阿鲁科尔沁旗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本庙时，仍由地方盟长兼管，此同其他游牧地区之中小呼图克图、诺门罕、绰尔济等无异。其二，呼毕勒罕刚13岁，便奏请赴京当差，继承六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之职位，乃六世察罕达尔罕业已位列知名驻京呼图克图之列。其三，驻京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在朝觐后便可去“呼毕勒罕”字样，成为呼图克图，故该呼毕勒罕急于呈请朝觐，其中有早日去呼毕勒罕号，成为七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之意。其四，呼毕勒罕业已出痘，成为熟身之人，符合清朝未曾出痘之生身喇嘛不可来京，熟身之人方可驻京的规定，因之便具备呈请赴京的条件。

由于文移往来和道光皇帝去世等因素影响，该呼毕勒罕在咸丰二年（1852）方到达北京，亦随之成为七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但当时或因尚未成年，并未准许其在京当差。咸丰八年（1858），其再次呈请驻京，理藩院亦再次具折奏请七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驻京当差及其待遇问题。咸丰十年（1860），七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到达北京，任京城喇嘛印务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同治三年（1864）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同治十三年圆寂。光绪五年（1879）四月，于雍和宫掣定阿鲁科尔沁旗出身之阿格旺业喜拉布哈僧格为呼毕勒罕；十五年（1889）进京朝觐后，正式成为八世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该呼图克图于光绪十八年（1892）至二十八年（1902）赴西藏学习经典，返京后仍为京城喇嘛印务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

5.阿嘉呼图克图

阿嘉呼图克图是青海塔尔寺的寺主活佛。四世阿嘉呼图克图罗桑加央嘉措于乾隆五十年进京任雍和宫和多伦诺尔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被封“显能禅师”。嘉庆前期应邀赴喀尔喀，为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经师，因之被加“诺门汗”称号。嘉庆二十一年（1816）圆寂于塔尔寺。道光元年（1821）于雍和宫掣定意希格桑克珠嘉措为呼毕勒罕，七年进京，成为五世阿嘉呼图克图，十五年赐“述道禅师”印。同治二年（1863）西北回民起事，波及塔尔寺周边，五世阿嘉呼图克图率领僧俗庶众武装护寺，积劳成疾。同治七年（1868）避乱青海湟源，不久圆寂。光绪元年（1875）于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罗桑丹贝旺秋索南嘉措为呼毕勒罕。在“满文月折档”中存有时任驻西宁办事大臣豫师代奏阿嘉呼图克图众弟子谢恩折，其中有：

据阿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之徒弟得木齐巴札尔噶布楚等呈称：前经喇嘛印务处接奉理藩院饬知，由院具奏，大皇帝恩施格外，于雍和宫金瓶内掣出贺勒加族番子格布娘莫吉特之子巴特玛车楞，作为吾等师傅阿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因，由喇嘛印务处转饬前来。吾等徒弟等谨遵，着实顶感不尽。理应将我师傅阿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由贺勒加族迎请至塔尔寺居住学经，但前经回匪将塔尔寺房屋焚烧，现在无处居住，故我等弟子将师傅呼毕勒罕迎请，前往多伦诺尔喇嘛寺居住、学经。今我师傅呼毕勒罕巴特玛车楞叩谢天恩，呈进哈达三方、佛一尊，恳祈转奏递呈，并给发路引。等情呈请前来。奴才即照该徒弟得木齐巴札尔噶布楚等所呈，给发路引，于本年八月二十二日由寺起身，前赴多伦诺尔喇嘛寺居住学经。

此份谢恩折与前引相关档案不同之处，在于同治战乱对塔尔寺的影响非常大，即便已经平定，主寺之阿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仍不能在本寺居住学经，需到几千里外的多伦诺尔居住、学经，盖因前世呼图克图一直为多伦诺尔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其呼毕勒罕亦可驻于多伦诺尔所管寺院，此乃驻京喇嘛之优势，但此为特例，不见于其他驻京呼图克图。将呼毕勒罕迎到本寺居住、学经方为常例。另外，喇嘛离开本寺之属地前往外地，需要地方官员发给路引，在其他档案中没有见到，但从中可以窥见地方官员对寺院僧众之管理之责。光绪十四年（1888）罗桑丹贝旺秋索南嘉措从多伦诺尔进京觐见并成为六世阿嘉呼图克图，授札萨克达喇嘛，掌管喇嘛印务处及弘仁寺，宣统元年（1909）圆寂于塔尔寺。1916年由民国蒙藏院主持，在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七世阿嘉呼图克图。

6.东科尔等呼图克图

甘肃、青海地区其他驻京呼图克图，如东科尔、拉果、土观呼图克图和隆布诺门罕等，其中除土观呼图克图均在大昭寺金瓶掣签外，其他都有在雍和宫金瓶掣签认定呼毕勒罕之记载。

四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多居嘉措于顺治六年（1649）被召至北京，授“诺门罕”名号。康熙初年被赐“蛮朱什哩禅师”印，自此成为驻京呼图克图，历辈任职于京师。嘉庆三年（1798）六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圆寂于京师，其徒众历时三年多，终于访得两名灵童，呈请于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呼毕勒罕。按清朝规定，金瓶掣签需寻得3—5名灵童，方可进行金瓶掣签。前引章嘉呼图克图转世时，因仅寻得2名，便未进行，俟又寻得1名，达到3名后，时间达7年之久，才在雍和宫掣定。但嘉庆七年（1802），同时在雍和宫掣定了东科尔呼图克图、隆布诺门罕的呼毕勒罕，且均为各2位灵童，便进行了金瓶掣签，首开以2名灵童入瓶掣签之例。此后，便出现多位仅以2名灵童入金瓶掣签者。此后，八世、九世之转世不见记载，当仍在雍和宫掣定。光绪十九年（1893）于雍和宫掣定了十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噶举嘉措。

除上述诸呼图克图外，在雍和宫金瓶掣签者尚有本寺系甘肃拉卜楞寺的那木喀呼图克图（也称萨木察呼图克图或赤钦那木喀呼图克图）。乾嘉道时期该呼图克图在京驻锡雍和宫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是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但咸丰年间因与其他呼图克图有争执而返回本寺。在雍和宫金瓶掣签的档案资料中，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掣定四世那木喀呼图克图晋美桑珠嘉措的记载。

至于驻京的拉果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转世，未见于雍和宫金瓶掣签之记载。土观呼图克图在嘉庆十三年（1808）有在大昭寺掣定的档案。此亦可证明驻京之青海呼图克图，可在雍和宫金瓶掣签，亦可在大昭寺金瓶掣签，乃遵照乾隆皇帝谕旨，看何地方便，即可行文理藩院请求于雍和宫掣定，亦可行文驻藏办事大臣于大昭寺掣定。从相关档案来看，无论于何处掣定驻京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一般均要求进京任职，并得到朝廷准许，在京担任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副达喇嘛、喇嘛印务处掌印喇嘛及北京、热河、多伦诺尔各大寺院之堪布等。可见，驻京呼图克图转世，以金瓶掣签掣定即可，并未强制必须于雍和宫掣定，但驻京呼图克图基本在雍和宫进行金瓶掣签。

（二）内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

乾隆皇帝于雍和宫供奉金奔巴瓶，目的是“蒙古各部落所出之呼弼勒罕，呈报理藩院，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喇嘛印之呼图克图缮写名签，入于雍和宫供奉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故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后，蒙古地区的呼图克图转世，均需在雍和宫金瓶掣签认定呼毕勒罕。不仅如此，乾隆五十八年还成为清朝政府管理蒙古地区呼图克图等之分界线，根据《理藩院则例》规定：“蒙古各部落等处之呼毕勒罕、绰尔济喇嘛等，系乾隆五十八年设立金本巴瓶以前出世，奏准有案者，准其报院代奏请安。如在设立金本巴瓶以后出世，并无奏案者，不准请安。倘滥行报院，即予饬驳，并将该盟长、札萨克参劾。”此规定无疑形成于乾隆末年，即实行雍和宫金瓶掣签后，所有转世者必须在理藩院登记注册后，方有资格申请向皇帝请安，而未注册者，乃系未在雍和宫掣定者，清朝政府不予承认。

至于当时可以转世的呼图克图、诺门罕等人数，尚未见记载。不过嘉庆年间确立的蒙古地区呼图克图、诺门罕洞礼年班制度，规定了蒙古地区呼图克图等分为6班，于每年底进京参加讽诵洞礼经活动，及参加朝觐的呼图克图人数，应该为均有转世资格的呼图克图、诺门罕等。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归化城、察哈尔、阿拉善、喀尔喀、库伦锡勒图各处喇嘛，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共有60位喇嘛列入洞礼年班呼图克图、诺门罕等。其中内蒙古51位，喀尔喀9位。至清末，内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诺门罕、绰尔济及知名大喇嘛等达到120余名。虽然其中一些大喇嘛可能没有转世资格，不能在雍和宫金瓶掣签，但有转世资格者，已倍增于嘉庆年间，足见实行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并未阻碍内蒙古地区之黄教发展。反之，从呼图克图、诺门罕、班第达、绰尔济的人数方面看，应该对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规范和促进作用。据雍和宫研究室统计，内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班第达等在雍和宫金瓶掣签者有：呼和浩特席勒图召之九世席勒图呼图克图（嘉庆六年，1801）、十世席勒图呼图克图（光绪十一年，1885）；四子王旗锡拉木伦葛根庙之三世达尔罕堪布呼图克图（嘉庆九年，1804）；呼和浩特班第达召之四世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道光十三年，1833）、五世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道光二十年，1840）、六世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光绪二十年，1894）；阿拉善广宗寺四世达克布呼图克图（道光九年，1829）；包头五当召之五世洞阔尔呼图克图（咸丰十年，1860）；乌珠穆沁大乘转轮寺三世莫罗木兰占巴（道光十二年至十三年，1832—1833）、四世莫罗木兰占巴（同治十一年，1872）、五世莫罗木兰占巴（光绪二十七年，1901）；呼和浩特席勒图召、科尔沁巴音和硕庙之七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光绪十一年，1885）、八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光绪二十一年，1895）；东土默特右旗瑞应寺之六世察罕殿齐呼图克图（光绪三十三年，1907）等。这些记载，均为较大呼图克图，其他呼图克图、诺门罕等转世档案，未能保留下来。按清朝规定，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诺门罕、班第达、绰尔济等转世，必须于雍和宫掣定。从开始执行金瓶掣签制度，到清朝覆亡之近120年的时间内，有资格转世的蒙古地区的呼图克图，一般均掣定一两次，有的或许次数更多。因而，不能因为未见档案文献记载，就否定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等在雍和宫金瓶掣签之史实。

因内蒙古地区之活佛转世时，寻访灵童、测试灵童、呈请掣签及在雍和宫掣定的过程，与前述驻京及甘肃、青海地区的呼图克图的掣签过程基本相同，故在此无须一一赘述。以下就内蒙古地区活佛转世过程中，各旗札萨克王公、该地盟长等职责略加探讨。《理藩院则例》规定：“凡口外各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达尔汗、绰尔济喇嘛等涅槃后，由该徒众认获呼弼勒罕者，如认获时先行报明该旗，饬令该札萨克验明，果有灵异，加具印结报院，方准入瓶签掣。如无该札萨克印结并自行赴院呈请入瓶者，概不准许。”即各呼图克图、诺门罕等圆寂后，其庶众寻访到数位灵童，需先向所属旗之札萨克王公报明，由札萨克王公等进行辨识遗物等，对果有灵异之处的灵童，加具印结，呈报理藩院，方准于雍和宫金瓶掣签，否则，没有札萨克王公印结，自行向理藩院申请者，不予准允。申请程序，系该札萨克出具印结，呈报给该盟盟长，该盟盟长再行呈请理藩院，理藩院核实并于雍和宫掣定呼毕勒罕后，具奏掣定结果。光绪二十七年（1901）掣定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莫罗木兰占巴绰汗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的满文、蒙古文、汉文档案，完整地反映了各层呈请和掣定的过程。兹分别引用如下，以窥知各级呈请文书之特色、职责及具体过程。乌珠穆沁旗之呈文主要内容为：

锡林果勒盟乌珠穆沁札萨克和硕车臣亲王索诺木喇布坦旗护印协理台吉车凌旺济勒为加具印结事。本旗旧有大乘转轮寺施哷根喇嘛，入于呼图克图分内。莫罗木兰占巴绰汗额尔德尼之呼弼勒罕，访得二子，禀赋清秀，且能于该喇嘛历辈所奉佛尊，认识清楚，实属灵异。相应加具札萨克印结呈报。

从中可以看到，该旗之呈文比较简单，仅呈明该大喇嘛在呼图克图分内，具有转世资格；所寻访之两位灵童，均能辨识前辈遗物，实属灵异；该旗加具札萨克印结呈报。另外，各旗的呈文后，无疑应该有所访灵童之父名、己名和年龄的粘单，但在誊录过程中被省略了，最终在理藩院奏折中仅保留了一份掣定后的满文、汉文粘单。此外，从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的呈文书写可以看出，乌珠穆沁旗的呈文，应该是蒙古文，满文、汉文系由理藩院翻译。该呈文涉及的三项内容，均为《理藩院则例》规定各旗札萨克王公之职责。因各旗不能越级呈报理藩院，故该旗呈文至锡林郭勒盟衙门。

锡林郭勒盟长的呈文，内容更为丰富。该呈文先将旗衙门的呈文移录；续书所寻两名灵童的情况，旨在呈报所寻灵童，符合规定；再次之部分，则是介绍该呼图克图世系，即一世为洛布桑勒万、二世为噶勒藏多布湍、三世为达木林、四世为绰罕额尔德尼，及其与清朝的联系与赐予等项，并强调其先辈已经于雍和宫金瓶掣签两次，即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至十三年四月间，松筠、连顺同为理藩院侍郎时，此两人与章嘉呼图克图一起，于雍和宫掣定出三世莫罗木兰占巴。同治十一年（1872）理藩院侍郎宗室载鷟、广寿与护印札萨克喇嘛一起掣定出四世莫罗木兰占巴。如此书写，无疑利于理藩院核实，并可尽快办理于雍和宫金瓶掣签之事。另外，在雍和宫研究室有关金瓶掣签的统计中，仅有四世、五世莫罗木兰占巴由雍和宫掣定的记录，缺少三世莫罗木兰占巴达木林于道光年间金瓶掣签的记录，说明雍和宫内的金瓶掣签记载并不全面，由此亦可印证雍和宫金瓶掣签史料，尚有大量缺失的问题。

理藩院接到锡林郭勒盟盟长之呈文，很快办理了掣定五世莫罗木兰占巴之事。理藩院之奏折，业已程式化和格式化。奏闻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后，因完全符合金瓶掣签程序，故朱批“知道了”，此程序即圆满完成。

从莫罗木兰占巴绰罕额尔德尼转世的档案可以窥见，在内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过程中，本旗札萨克王公，该管盟长的作用和各自呈文的特点。理藩院遵照规定，责成喇嘛等讽经3日后，由两位理藩院侍郎，会同在京最高级别之呼图克图一起，按仪轨于雍和宫掣签。但如上文所述乾隆末年必须寻找3—5名灵童方可掣签之规定已有改变，唯将两名灵童名签入瓶，掣定其一，乃为常例。下引清末喀尔喀蒙古地区之金瓶掣签档案内，所掣之签，均为两名灵童之名签，可知清末在寻访灵童名数上，已有变更。

（三）喀尔喀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

喀尔喀蒙古地区，在清代分设札萨克旗和喇嘛旗。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转世均在雍和宫金瓶掣签，且首例正式金瓶掣签掣定的呼毕勒罕即为喀尔喀三音诺颜部之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成为一时之表率。因而，清代的外喀尔喀地区的呼毕勒罕，在创制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后，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其余之呼图克图，包括哲布尊丹巴所属之呼图克图均在雍和宫金瓶掣签。

嘉庆中叶，规定可以进入洞礼年班的喀尔喀呼图克图，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另有那噜班禅呼图克图、墨尔根班第达呼图克图、额尔德尼伊拉古克散喇嘛、西瓦锡勒图呼图克图、章楚布多尔吉喇嘛、青苏珠克图诺门罕、罗布藏札木禅诺门罕、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扎雅班第达呼图克图等9位。这些呼图克图应该多为实行金瓶掣签之前业已登记在册的呼图克图，转世时均需在雍和宫金瓶掣签。但到清末，喀尔喀之呼图克图、知名大喇嘛有43位，其中库伦9位、喀尔喀各札萨克24位、乌梁海右翼1位、旧土尔扈特旗等9位。

各部延请并驻锡喀尔喀蒙古各盟旗的呼图克图转世，同内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转世过程一样，由该旗札萨克王公呈报该盟长，盟长咨呈理藩院，理藩院核实后会同驻京高级喇嘛一同掣定后，奏报皇帝确认。

因喀尔喀蒙古的呼图克图数量相对较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关于喀尔喀蒙古一般呼图克图转世的档案较为稀少。以下根据满文档案，分别介绍一例盟旗所属的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的呼图克图于雍和宫金瓶掣签的情况，以了解喀尔喀蒙古地区呼图克图转世的程序问题。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理藩部奏闻掣定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事宜：

今据窃据三音诺彦部落署盟长扎萨克多罗郡王库鲁固木扎布呈报，本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扎布圆寂后，经伊徒众寻访得沙毕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沙毕塔尔济雅之子巴扎尔，均现年四岁。此二子于该呼图克图旧用金铃等件均能认识，似本师之呼毕勒罕。恳乞由部入瓶掣定。等情。臣等核与例案相符，谨将该二子缮写名签。臣恩顺前期会同护印扎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封入于雍和宫所供之金本巴瓶内，札饬该扎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等讽经三日，臣堃岫于第三日会同署护印扎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将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掣出，即请作为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扎布之呼毕勒罕。伏乞皇太后、皇上睿鉴。

据此奏折可知，光绪三十二年（1906）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后，理藩部管理雍和宫金瓶掣签的职能未变，各地有需于雍和宫金瓶掣签者，仍按原来的程序咨呈理藩部，由理藩部之大臣、副大臣主持雍和宫之金瓶掣签。此份奏折的内容，与前引奏报掣定锡林郭勒盟四世莫罗木兰占巴呼毕勒罕折之内容、格式几乎相同。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之呼图克图转世，不是由札萨克王公、盟长等呈请，而是由驻库伦办事大臣咨呈理藩院（理藩部），呈文的内容和格式，同盟长呈文的格式、内容相同。兹录理藩部奏报掣定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之呼毕勒罕之档案如下：

今据库伦办事大臣延祉等咨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都噶尔扎布圆寂后，经伊徒众寻访得车臣汗部落扎萨克辅国公通阿拉克旗那木萨赉之子洛布桑丹毕章禅，又温布扎布之子奈当苏伦，均现年三岁。此二子均有呼彼勒罕气像，恳乞由部入瓶掣定。等情。臣等核与例案相符，将该二子缮写名签。臣恩顺前期会同护印扎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封入于雍和宫所供之金奔巴瓶内，札饬该扎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等讽经三日，臣达寿于第三日会同署印章嘉呼图克图将温布扎布之子奈当苏伦掣出，即请作为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都噶尔扎布之呼毕勒罕。伏乞皇上圣鉴。

从这份档案的内容可知，呈文格式、内容，理藩部审核、办理并上奏结果等，与其他呼图克图之金瓶掣签过程完全相同。其中还可以发现，一是咨呈理藩部申请掣定哲布尊丹巴所属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都噶尔扎布之呼毕勒罕者，为驻库伦办事大臣延祉。二是哲布尊丹巴下属的呼图克图转世，寻访灵童时，并不是在其所属的沙毕那尔内寻访，而是如其他呼图克图转世寻访灵童一样，在各札萨克旗之一般人家内寻访。寻访到的两名灵童，为车臣汗部落札萨克辅国公通阿拉克旗那木萨赉之子洛布桑丹毕章禅、温布扎布之子奈当苏伦，均非出自库伦附近之家。三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乃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之“国丧”期间，此间在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温布扎布之子奈当苏伦为额尔德尼墨尔根班第达都噶尔扎布之呼毕勒罕，可知并未因为“国丧”而影响雍和宫金瓶掣签事务。但所“伏乞皇上圣鉴”之皇帝，已是3岁的宣统皇帝，朱批认定者或为摄政王载沣。

三、雍和宫金瓶掣签的影响及历史意义

以上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的不同类型满文、汉文档案，对驻京呼图克图、甘肃和青海的呼图克图、内外蒙古地区的呼图克图于雍和宫金瓶掣签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考证。综上可知，乾隆末年制定的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内外蒙古地区之呼图克图、诺门罕等，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均在雍和宫掣定呼毕勒罕。驻京或甘肃、青海之呼图克图，或在雍和宫掣定或于大昭寺掣定，视各自节俭方便而行，但基本上于雍和宫掣定。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所在各札萨克旗的蒙古王公有审验灵童，具结呈报之职责，报至各盟长或库伦办事大臣处后，盟长或库伦办事大臣处撰写详细呈文，向理藩院（理藩部）呈请于雍和宫金瓶掣签。理藩院审核该呼图克图有转世资格，所觅灵童符合规定后，交付驻京札萨克达喇嘛等诵经3日，由理藩院尚书、侍郎，或理藩院两名侍郎会同驻京札萨克达喇嘛等，一同缮签入瓶，按照仪轨，掣定呼毕勒罕。其后，理藩院具奏掣定结果，得到朱批后，即将掣定结果告知该呼图克图徒众，徒众及呼毕勒罕等请清朝官员代奏谢恩，此转世过程基本完成。待一般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年至18岁，呈报理藩院核准，可去“呼毕勒罕”字样，成为继世之呼图克图。而驻京呼图克图或因地位较高，可以申请觐见的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一般超过12岁申请觐见，觐见后即可去“呼毕勒罕”字样，成为该继世之呼图克图。无论是札萨克王公、各盟旗盟长，还是理藩院官员，均为雍和宫金瓶掣签主导者。因此，雍和宫金瓶掣签起到了由清朝各级官员掌控活佛转世并管理藏传佛教的作用，即将活佛转世由金瓶掣签制度之前由蒙藏地区僧界把控，转到了由清朝官员管理，这便消除了以往活佛转世中出现的弊端，更好地推进了清朝的宗教管理，对安定蒙藏地区和藏传佛教有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清朝政府掌控了活佛转世，并使认定呼毕勒罕过程制度化。在实施雍和宫金瓶掣签之前，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需要前往西藏，请吹忠指认、达赖喇嘛确认。护法吹忠认定呼毕勒罕，延续日久，弊端丛生，所断或并非真身，不能全部确认真正有福分之呼毕勒罕，影响了藏传佛教的发展。乾隆皇帝借拉姆吹忠认定喀尔喀三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转世过程中存在舞弊受贿之事，特降谕驻藏大臣和琳等验视、查办吹忠，通过打压吹忠，完全清除了吹忠在活佛转世中的作用，其不但对西藏等地在大昭寺金瓶掣签确定活佛转世具有较大影响，对蒙古等地区的活佛转世不再赴西藏找吹忠求取咙单，仅在雍和宫金瓶掣签即完成活佛转世，可谓更为重要。此后蒙古地区之活佛转世，均由理藩院负责办理，实际上是将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改由清朝管理，从寻访转世灵童、审核掣签、奏报由皇帝批准乃至坐床过程，均按金瓶掣签制度进行，在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上，彰显了清朝政府的权力与权威。

其次，限定可以于雍和宫金瓶掣签的呼图克图、班第达、诺门罕、绰尔济等活佛的范围，规定“凡各处之呼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毕勒罕。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毕勒罕之寻常喇嘛身故后，均不准寻认呼毕勒罕”。此乃止于乾隆末年，西藏、甘肃、青海及各蒙古地区原在册给予印信之呼图克图、大喇嘛可以转世，未列入其中之寻常喇嘛，不允许转世，更不许进入金瓶掣签之列。可以转世的呼图克图、班第达、诺门罕、绰尔济等活佛，均于雍和宫金瓶掣签掣定呼毕勒罕，最后奏报皇帝批准。因金瓶掣签过程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符合藏传佛教教义，在制度上和宗教上均具有合法性，被蒙藏地区信众接受，故可顺利解决各地活佛转世和该活佛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等问题。

再次，改变了呼毕勒罕出自王公贵族家族，并因之争立呼毕勒罕的局面，对稳定边疆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乾隆末年之前，西藏地区在贵族或高僧家族确定呼毕勒罕之风气，已经影响蒙古地区之活佛转世，甚至出现蒙古王公之家，争立自己子弟为呼毕勒罕之事，因而引起蒙古王公之间的纷争。而蒙古王公已经将大活佛之呼毕勒罕看作世职，王公子弟出家做喇嘛，即有成为活佛之意愿，甚至出现见到自己无望成为活佛，便还俗做王公的现象。长此以往，抑或出现如西藏沙玛尔巴谋逆之事，给地方造成混乱，有悖清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之政策。此乃乾隆皇帝将蒙古地区之活佛转世，与西藏剥离，不许到西藏向吹忠求取咙单，而由理藩院主导，在雍和宫金瓶掣签确定活佛转世之原因。金瓶掣签制度规定，寻访转世灵童时，“凡蒙古、番子部落呈报呼图克图、大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唐古特平民之子嗣内指认。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及各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之子孙，均禁止指认呼毕勒罕”。此明确了呼毕勒罕之选择范围，杜绝了大活佛姻亲及王公子弟争相指认呼毕勒罕之乱象，消除王公贵族之间因此产生的矛盾，有利于边疆长期相对稳定。

第四，减轻了因活佛转世给蒙古等地区带来的经济负担。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前，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在找不到灵童时，一般遣人赴藏，向拉姆吹忠等询问于何方寻访灵童。找到几位灵童后，复需到西藏请吹忠给予咙单，指认其中某位系呼毕勒罕，并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给咙单，确认其为呼毕勒罕，方可完成认定呼毕勒罕的过程。其中相关寺院遣多人入藏的交通及食宿花费、礼佛费用、答谢花费等，用度颇多，动辄逾万两白银，成为各寺院及蒙古地区信众的繁重经济负担。实施金瓶掣签后，省却了其中诸多靡费，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对蒙古地区的经济稳定与发展，亦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进一步提高了雍和宫在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地位及在信众中的影响。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改为黄教寺院后，作为内务府所属的皇家寺院，承担着为蒙古、甘青地区培养僧人，举办每年各类法会以及内课、本课、外课、随营等佛事活动。于雍和宫供奉金瓶，掣定蒙古地区及驻京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后，作为掣定转世活佛的场所，奠定了雍和宫在藏传佛教管理中的核心地位，雍和宫亦成为蒙古等地区信众礼佛的向往之地。

总之，清代实施的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整饬、改革藏传佛教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蒙古地区、甘青地区的活佛转世必须于雍和宫金瓶掣签认定，更是清政府加强藏传佛教管理的有力措施，其对促进藏传佛教发展、稳定社会局势、安定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雍和宫金瓶掣签的仪轨、过程可知，此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均按清朝制定的规章进行，由清朝各级官员主导实施，业已将活佛转世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内，不但消除了以往活佛转世过程中的积弊，受到蒙藏地区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视和遵行，而且至今仍对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