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藏西笔记》：生态与人文视域交融中的藏地书写

【内容摘要】高宝军所著《藏西笔记》是一部书写西藏历史与现实、援藏生活与见闻的文学作品，表现出西藏历史人文的深邃、西藏自然原野的辽阔、援藏精神的崇高与汉藏民族融合的和谐。作者继承了延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又融入了西藏文学蓬勃的浪漫主义精神，将理想主义情怀渗透于字里行间，既关注西藏普通人的命运际遇，也关注西藏人与自然、生态与发展复杂关联的宏大主题。

【关键词】《藏西笔记》；散文；高宝军；文学风格

【作者简介】王俊虎，陕西大荔人，现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项目号：18ZDA280）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西藏拥有奇伟壮丽的景观、深邃灿烂的文化，这里的人祖祖辈辈的生活都与自然相连接，在感受生活与看待事物时往往具有与工业文明下的现代社会不一样的角度，在人对自然的感悟过程中往往能够回归最本真的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藏当地的作家群体们开始大量创作散文，其内容涉及西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也掀起了宣介与重塑西藏文化认知的新浪潮。不同于以往过分渲染宗教性色彩的藏地书写，“日常化西藏”书写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人们对西藏的偏狭认识。就像《西藏风土志》的作者赤烈曲扎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们藏族为祖国绚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辉，可是，往往有些人对她毫无了解。将西藏描写成不毛之地，十分荒凉可怕……我是想向这些同志提供一点真实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中央开展对口援藏工作以来，一大批援藏人才进入西藏，投身于西藏现代化建设。在他们之中，有的既是建设者也是书写者，高宝军的文学创作就隶属于这一序列。高宝军将西藏的浪漫与援藏干部的理想与情怀糅合，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高宝军的《藏西笔记》能够完整呈现出他的文学创作风格。《藏西笔记》体量较大，内容丰富，涉及作者援藏期间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辑独立存在而又能相互关联，共同紧扣西藏书写这一母题，涵盖西藏的历史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多个子题，展现出作者对西藏人民现实生活的思考、西藏文学浪漫传统的呼唤、援藏干部理想情怀的抒发。

一、浓郁的现实主义关怀

高宝军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关怀可以追溯到身为陕西作家的“文学陕军”现实主义传统、身为延安作家的延安文学传统、身为援藏干部的援藏作家传统，以及西藏当地的文学创作传统等几大方面。作为一名生长在陕西的作家，陕西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传承于作者的文学观中，陕西前辈作家作品对其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延安文学的经验传承烙印在其心中，“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为人民写作”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创作当中。高宝军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关注普通藏族人的命运遭际，也关注西藏的人与自然、生态与发展等较为宏大的命题。在其创作中，“现实中的西藏”“真实的西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西藏人民对生命的认识——一种不惧苦难的决心，对死亡的认识——一种救赎的意义，对世界的理解——一份纯粹的热爱，对人们关系之间的理解——一份互助的温情，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展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对世界、对所有生命平等的爱。

除了源自内地的现实主义经验之外，高宝军对藏地作家传统和西藏文学创作传统也极为重视。从次仁罗布，到平措扎西，再到现如今西藏文学的书写者，新世纪以来的西藏文学作品重视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构思作品，这种西藏文学书写仿佛又重新拥抱了前人的文化精神——不再炫技、不再浮夸，平直、质实的语言反而有着惊心动魄的强大力量。他们都在用文笔挖掘高原秀美神奇风光深处的西藏精神与西藏观念，精心编织藏族文学现实的独特画卷。他们都是“想写一些别人没有涉足，或者没有写透、写全的有关西藏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内容，把鲜为人知的民俗文化和人物故事表述出来，把一个揭去面纱的西藏，真实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来到西藏的援藏干部同样向着“呈现、展示揭去面纱的西藏”的目标努力着。一批批援藏干部为了促进西藏的建设，为了加强西藏与内地的交流，以及展示西藏的人文历史，他们便将自己在这片大地上的生活、工作经历进行记录，发掘当地现实生活，以一个初到者视角来讲述藏族文化的细节，他们的书写客观上促使西藏地域性文化之流加速汇入中国文化的海洋。他们的创作初衷是开放的，创作心胸是包容的，创作内容是丰富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为主的。他们的现实主义渊源，一方面来自其自身所携带的内地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吸纳了藏族文学现实关怀的成果。

自古以来，藏族文学就有现实关怀的传统。历史上西藏的僧侣们毕生诵经礼佛，虔心修法，高僧大德不懈努力构建他们的现实关怀。多少年来，这样的思想犹如涓涓细流，渗透到藏族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可以说，对现实的深情关怀也正是藏族文化的基础性格。援藏干部们吸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作为来到西藏的建设者，作为参与西藏发展的亲历者，最先想到的就是看到西藏已经发生的变化、要给西藏带来哪些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合不合老百姓的心意这几个方面，而这些问题也最终都进入到其文学创作当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也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作品，成为其中一部分。在高宝军的文学创作中，就能经常见到其与藏族同胞的大量对话，其中不乏涉及对生活、工作的访谈。所以，虽然这些创作题材以生活化散文为主，大都为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但读者也能在其中读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共存发展命题的思考。

一直以来，文学总是在“变与不变”中发展，社会现实尽管一直在变化、在发展，但文学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传统却一直不变，高宝军在其文学创作当中就坚守这一创作传统，以亲历者深入现实、反映现实、书写现实，将这一幕幕已发生过、正在发生以及根据历史现实预测的将要发生的现实、将西藏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与思想变迁予以反映。《藏西笔记》就从作者“我”前往藏西阿里地区的普兰县工作写起，作品以亲历者、旁观者的视角客观叙述出一幕幕真实的西藏现实生活，作者尤其注重细节的挖掘，从藏族日常的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特殊风俗打狗婚、放生羊等，将阿里地区的多个县、镇、村的人、物、景、事娓娓道来，将藏族生活史、西藏发展史，以及各族人民共建西藏的建设史，在极具特色的西藏风光风貌中予以全面细致展示。其中涉及西藏日常的方方面面，不仅有自然生态、生产建设、教育医疗，还有民风民俗等。作者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这片神秘大地上的万物生灵与普通民众，写出他们的柴米油盐，写出他们的苦闷与温情。在一个个真实人物、真挚故事的支撑下，作者最终才能创作出这部真情实感的作品，并从中探究自身与西藏的关系，引导读者思考人与生命、人与自然之关系。高宝军选择以散文这种文学形式来反映真实的西藏社会民生，并将其拆解为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在西藏这一极为典型的特殊社会环境中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以具体而微的群众生活细节反映西藏人民群众生活的巨大变化，以援藏干部工作的艰难与辛苦，对于展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诗意的浪漫主义氛围

除了深刻的现实主义书写外，高宝军的文学创作当中也充满了诗意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以细腻的笔触、优美的语言呈现了西藏风情，并引导读者感受雪域高原的圣洁与诗意。对于文学来说，诗和远方是永远的追求，而西藏又是一个既诗意又神秘的远方。在《藏西笔记》中，高宝军以一名援藏干部的视角来发现和了解神秘的西藏，从前序到尾记，正是作者与藏西阿里地区从陌生，到初识、再到相知、相爱的过程。高宝军在自己的散文集中经常以“她”来指称西藏，不论是在《藏西笔记》，还是在其另一部作品《半亩闲田》中皆是如此，很显然西藏在高宝军的心里早已不只是一个名字，一块土地，而是一位亲人，一位知心爱人，故借之比喻高宝军与西藏的关系是极为恰当的。他从初到阿里，回归内地，到再回西藏，则正像一名藏族男子追求自己爱恋的女子一般，循环往复，愈发亲昵。藏族男子向女子示爱多以唱歌来表示，高宝军则以诗与情的文学之眼、诗化的散文来向其告白。作为从黄土高原来的陕北汉子，到了西藏高原，他细腻地发掘出广袤西藏的另一面，用诗与情把一个狂野的西藏描画出了温柔，他用生活叩问生命，在援藏工作与在藏生活中寻求与西藏的生命缘起，试图解开西藏的生命密码。

在初到西藏时，西藏的天地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藏西笔记》中作者对西藏风光、自然风景的描写充满诗情画意，以诗一般的语言展现出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在《我在高原》一篇中写到西藏的天、云、山、水、空气以及地域。西藏的天，是“蓝得让人无法形容，难以言表。那是一种越看越深，越看越近，越看越飘，越看越像要滴下来的湛蓝。”这种极致的蓝纯净得甚至让人会晕眩，会产生孤独，会恐惧。西藏的云，则是“白得让人恍惚，让人心灵颤抖。”西藏的山，“雄得峻峭，雄得逶迤。”西藏的水，“美得感到纯净，美得感到清冷。”西藏的空气，“透得让人感到有点虚假。”西藏的地域，“宽广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这是一片干净、圣洁之地，一切美好之下存在着生命的危机，在这里每天都会面临一场生命的试炼，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高原存不住孱弱，容不下虚假，看不起投机，不接受乞求和叹息”。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用最坚韧的“牦牛精神”向自然展示着生命的顽强，用执着的追求诠释着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这无与伦比的生命极地，也成为了作者西藏生活的主阵地。

此外，高宝军在《藏西笔记》的多篇散文中写到了“雪”。“雪”是最具诗情画意的，是古往今来的作家们写作所绕不开的物象，尤其是内地数千年文学创作当中更是比比皆是。不同于内地的雪，西藏的雪更有其另一番韵味。这是西藏最为常见的景象，西藏的雪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很形象地体现出西藏温柔的一面。同时，西藏的雪也是藏族人民的信仰与精神世界。此外，西藏的雪见证了西藏的千年变迁，见证了藏汉等民族的交流与友谊，同样见证了援藏干部与西藏民众的友好。援藏生活对于高宝军来说并非枯燥的，而是充满趣味的，是浪漫动人的，西藏并非可怕的，而是有灵气的，西藏也因此成为了他的创作源泉、资源宝库。

藏族代表作家次仁罗布曾说过，他不主张为了写少数民族而写藏族，他主张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角度来写藏族，因为人性是相通的。因此他的小说致力于写普遍性，因为写普遍性而能够带来读者共性的深思。高宝军也同样注重视角的平等与宽广。在《藏西笔记》中的《跨国情》《家春秋》中，前者六篇作品以作者访谈录的形式为读者呈现了六对普兰与邻国人可歌可泣的跨国爱情故事，后者的八篇故事则讲述了八位普兰人自己生活细处的爱情奇闻与婚姻曲折历程。在跨国爱情故事中，既有以开车谋生的康巴汉子次登对孤儿寡母在异国艰难求生的尼泊尔女人贡觉旺姆的拯救；有因家中长辈固守门风尊卑而为了爱情毅然离国舍家前往异国的普布次仁和巴桑央金；有身体残疾的环卫工人央庆拉姆尽心照顾大自己二十岁的尼泊尔“父亲”爱人乌金多吉；有同样是环卫工人家庭的嘎久旦增与旺姆；也有相互扶持、共同患难的特殊三人家庭帕洁、拉琼与次多；更有苦等多年，为爱还俗的外籍和尚噶玛与乡村妇女主任仁青拉姆的传奇爱情。在普兰爱情故事中，生活苦、爱情苦、婚姻苦，“苦”字贯穿一生的珠曲嫁过三个丈夫，三任丈夫都因意外而死，生过四个孩子，却在二十八岁就守了寡；大胆打官司寻求法律援助、追求自由爱情，却因传统“打狗婚”习俗的迫害而一次次受到伤害，最终自己的人生梦想也无奈破灭；经历四次走婚，却因意外导致家破人亡的坚强男人加央，虽然苦命但却坚持活下去，为去世的爱人、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战斗；因家族上代仇怨而导致恋爱不自由的尼玛和琼姆，最终感动岳父母，成全了这对坎坷的恋人；因家中无劳力而从小就独立放羊却被人强暴的仓觉，在爱人重病时不离不弃，卖掉家里的牛去帮助爱人治疗，打破传统习俗追逐爱情，最终与爱人扎登得偿所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三、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

高宝军的作品中也体现出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是对援藏理想精神的歌颂、对西藏建设的盼望、对藏族人民安全的希望，对藏族人民教育壮大的愿望。这发端于其独特身份的根系，这一种理想主义不同于革命理想主义，也不同于“乌托邦主义”，而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理想主义，是要把建设西藏大地的理想落在实处的一种理想行动派，是凝聚在援藏干部身上的可贵精神。作为一名援藏干部，高宝军不仅自身是，而且还熟知援藏干部这一特殊人群，他愿意去发掘、去塑造这一较少人关注的独特群体形象，并通过文学这一媒介展现出援藏干部“革命理想高于天”“缺氧不缺精神”的伟大援藏精神与崇高的理想追求，正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才有了西藏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超越过去千年的人间奇迹，这部作品也才有了其深厚之处。

作为一名主要从事于援藏建设的干部，高宝军在其文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地方建设、发展的展望与希冀，这也就使其创作中会带有一部分政论式的阐述与呈现，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援藏干部形象的塑造上，另一方面则是对部分社会黑暗、丑恶现象的书写与批判。李敬泽就曾在高宝军作品《半亩闲田》的推荐语中提到过，高宝军的散文既有诗词的意境和语言，有小说的架构和趣味，把虚与实、思与梦结合得淋漓尽致，把散文当成了诗歌、当小说、当政论写了出来。

高宝军作为援藏干部一员，在自我建设西藏与西藏反哺自我当中融合，在物质与精神的融入中成为了西藏的建设者。他以外来者的身份认识、了解与建设西藏，外来者身份使其获得了差异化的民族视野，能够从汉族人角度来感受藏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习俗。在《五月雪飘塔尔钦》中，一名年轻的援藏干部万兴龙，为建设西藏的理想、为边疆事业奋斗一生，最终牺牲在工作岗位，年仅三十六岁。这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西藏林芝参军后，又考入西藏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回到内地工作的机会，请求到当时西藏条件最为艰苦的阿里地区工作，他认为艰苦的地方正是最需要人的地方，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为西藏作一点贡献。他生活朴素，为人善良，平时自己穿着朴素，花钱节约，但得知小学有几名学生因家庭困难穿不上厚衣服，上不起学时毅然拿出自己工资来资助他们。万兴龙始终扎根基层，忘我工作，赢得群众与同事一片好评，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的一生献给了西藏，献给了工作，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他身体亮起红灯，但他却因工作忙碌不愿抽出时间看病，导致小病成大病，在孩子出生时没有回去，在母亲病重时为当地活动的维稳安全也没能回去，最终长眠于阿里高原。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代代援藏人抱着“建设西藏理想大于天”的追求，建设西藏，奉献西部，义无反顾地前往这片极西之地，一代代援藏前人在西藏奉献自我，一代代后人也不断接下这个接力棒，接续奋斗，保持对西藏的热爱，不断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留下的宝贵援藏精神。他们与当地干部群众通力合作，热爱西藏、保护西藏、建设西藏、发展西藏，他们鞠躬尽瘁、耕耘建设，最终使这片生命极地迸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活力，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在多年援藏工作中，一代代援藏人来支援这片土地的时候，不仅仅是他们给这片土地带来营养，同时这片土地也在反哺他们，他们也逐渐融入这片天地。这些援藏者早已模糊了身份上的差异，成为高原的一员，成为了西藏这一片广袤大地上的子民，受到雪山大地的庇佑与福泽。

在《藏西笔记》中，高宝军对人、生命与自然、生态保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处在西藏这块特殊宝地上更显复杂的人、自然与社会关系、人性与良知进行思辨与讨论。在《见行录》中的这十二篇作品就记录了作者在普兰时见到的、经历的、负责的、协助的有关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国境防护、走私偷渡等诸多事件，可以说是一部普兰保护纪实史也不为过。如在《风雨沧桑边境路》中，作者对边境国界的偷渡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边境人员偷渡，毒品药物走私，甚至于保护动物如牦牛、藏羚羊走私等诸多案件。在《两只藏羚羊》《戴项链的雪豹》《家牦牛和野牦牛》以及《圣湖里鱼和鸟》中表现了西藏人民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以及藏族对于自然生命与万物生灵的尊重与敬意。在《暗流涌动无人区》中，作者列出了自己接任普兰县委书记后与同事经历的一系列与盗采金砂的盗采者们的斗智斗勇，在当地人员及藏族同胞的配合下，一次次挫败了盗采者的行动，打压了其嚣张气焰，进而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使本就稀少的植被免于破坏。

此外，作者还在作品中提到自己的教育理想，想让西藏的每一个适龄儿童也像内地的儿童一样步入学堂，接受到应有的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及发展基本教育时，经常会出现动员学龄儿童上学难、学生辍学的情况，或是家里不让学生读书，认为读书无用，应当回家放羊放牛，导致无法接受知识学习，总之在各种原因的影响下，就产生了一种“抓学生”的现象，当地政府为了能够使辖区学生接受义务教育，会去学生家里将辍学、逃学的学生“抓”回学校，督促其学习，完成义务教育。在《劝学记》中，作者就详细记录了“抓学生”的这一独特经历，面对传统的家长，当地老师与教育人员各出奇招，有“神灵”劝学法，以信仰的力量让家长明白上学的重要性，有“土法”劝学法，更有“绝食”劝学法，其中既有家长、有老师，也有学生，办法五花八门，大家的目的也都是为了能够让适龄学生接受教育，但正如作者所说，“抓回教室容易，坐稳教室难”，教育的发展与稳定终究是要靠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代代人解放思想，不断接受。

结语

作为一名新的“西藏作家”，高宝军想要将西藏这一神秘大地通过文学来讲述与呈现，想要写全、写透西藏的风土人情。在他的笔下，丰富拓展的是对西藏文化、生态与生命的呈现、思辨与重述，始终保持的则是其关注现实人生、肩负文学道义的精神内核。他的作品当中体现出非常强烈的写实与抒情风格，他的文字温柔细腻，但又充斥着浓郁的西藏生活气息，充满生命张力的民族精神与丰富的民族气象。他的代表作《藏西笔记》的可贵之处则在于其作品意在发现“另一片天地”，在于对陌生土地的熟悉与认识，在于紧扣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西藏、西藏书写的主题，紧扣民族团结、生态保护、西部建设、人与自然的关键词，以西藏高原为背景，抒写以往被忽视的藏族人民的现实生活、西藏风光的浪漫氛围，以及援藏干部的崇高理想，并赞颂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一批批、一代代援藏人与西藏干群共同在西藏大地努力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重新进入、认识和了解西藏的新途径，加深理解近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所走过的艰苦道路。

高宝军从黄土高原一路向西走到西藏高原，以亲身经历、以生命经验在西藏大地谱写而成的《藏西笔记》，是一曲赞歌，是一部个人援藏史，它是高宝军对西藏的感恩之书，是他献给西藏人民的一条文学哈达，也是一部诠释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作品，它属于西藏、属于阿里、属于普兰，更属于西藏人民。尽管这部《藏西笔记》在艺术审美上仍不够圆润丰满，在各辑的归纳与建构上仍略显单薄，但总的来说，这仍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佳作。在《藏西笔记》中，高宝军继承了陕西作家前辈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融入了西藏地区蓬勃的浪漫主义精神，他始终抱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不仅体现在其生活当中，也体现在其作品的文字间。

《藏西笔记》这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以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为指引，以广阔的现实主义视野和诗性传奇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主体，生动再现了西藏高原在新中国成立至今改天换地的巨大变迁，发掘西藏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纵观数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能从一个小县，一个小乡镇，一个小村落为切口书写西藏，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反映宏阔时代的文学作品独具魅力，从这一方面来看，高宝军的《藏西笔记》确实有着其独特的文学地标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