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尔姐：俄罗斯藏学发展概述（17—21世纪）——基于亚历山大·佐林的相关研究

【摘要】学术史研究对于回顾学科发展史和把握未来研究动向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藏学作为世界藏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其最新发展动向值得我国学界持续关注。本文以俄罗斯籍学者亚历山大·佐林（Alexander Zorin）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著述为中心，纵向梳理了近4个世纪以来俄罗斯藏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学术流派等。文章描述了俄罗斯藏学机构人员最新动态并认为丰富的文献藏品和佛教研究使俄罗斯藏学有其独特一面，对新时期的俄罗斯藏学发展可持有适当乐观的态度。

【关键词】俄罗斯；藏学；学科史

【作者简介】尕尔姐，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4年第5期，原文注释从略。

引言

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员的藏学家亚历山大·佐林（Alexander Zorin）在其新近专著《俄罗斯藏学史概论》（Tibetan Studies in Russia: A Historical Sketch.），以及《俄罗斯藏学简史》（Tibetan studies in Russia: 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等文中，系统整理了过去三个多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藏学发展史。本文基于佐林的相关研究，同时参考国内俄罗斯藏学史研究成果，向国内学界介绍俄罗斯藏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最新动向。

藏学是俄罗斯东方学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分支之一，自17世纪末以来一直与俄罗斯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历史上，俄罗斯政治势力逐渐进入蒙古地区后，其境内的一些民族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除已有的蒙古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之外，研究藏语和藏传佛教的必要性也渐渐凸显。作为蒙古地区的主流宗教，该领域的研究也显得颇为重要。在俄罗斯彼得大帝（1672—1725）时期，大量的藏文文献和藏传艺术品逐渐在圣彼得堡等城市聚集，由此拉开了俄罗斯藏学研究的序幕。

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俄罗斯藏学隶属于俄罗斯蒙古学。直到20世纪初，藏文课程才首次被纳入俄罗斯官方的教育计划。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藏学家（大多是居住在俄罗斯的德国人），他们为整个欧洲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俄罗斯的藏学研究与佛学研究交织在一起，S.F.奥尔登堡（S.F.Oldenburg）和Th.I.施切尔巴茨基（Th.I.Stcherbatsky）创立的圣彼得堡佛学院将藏文和梵文与蒙古文一道，设置为主修课程（还有一些其他语言，但地位不及此三者）。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系列具有学术和政治目的的中亚探险也对俄罗斯佛学和藏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的佛学和藏学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然而，到1937年，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主张，这两个学科在苏联几乎成为绝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两个学科才得以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等地逐渐复苏。苏联解体后，随着宗教研究的意识形态压力解除，俄罗斯佛学和藏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卡尔梅克共和国的首府埃利斯塔，跻身俄罗斯藏学主要中心之列。

一、起步阶段：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

1710—1721年间，第一批藏文写本从额尔齐斯河（今哈萨克斯坦东部）附近两座废弃的卫拉特寺院运送到新修建的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其中的一页发表在《博学学报》（Actaeruditorum）上，一时间闻名于世。法国东方学家艾蒂安（Étienne，1683—1745）与米歇尔·福尔蒙特（Michel Fourmont，1690—1746）为首的许多欧洲学者试图翻译该写本。然而，他们的拉丁文和法文译本颇为离奇，与原文几乎没有任何相通之处。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1832年，才由乔玛（S.Korösi Csoma，1784—1842）正确释读并翻译。

18世纪的欧洲，能够阅读藏文的人极少。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戈特利布·拜尔（Gottlieb Bayer，1694—1738）、格哈德·穆勒（Gerhard Müller，1705—1783）和彼得·帕拉斯（Peter Pallas，1741—1811）等参与藏文典籍收集和编辑的杰出学者就是少部分可以阅读藏文者。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卡尔梅克和外贝加尔佛教网络的形成，加之受教育的僧侣逐渐增多，为藏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受彼得大帝之令，丹尼尔·梅塞施密特（Daniel Messerschmidt，1685—1735）在西伯利亚探索了10年，并向两位当地喇嘛学习了藏文字母（包括乌坚体和乌梅体），编写了一份简短的藏语词汇录。1727年，他将一部分藏文和蒙古文文献带回了圣彼得堡。帕拉斯的助手约翰内斯·贾里格（Johannes Jährig，1747—1795）长期逗留在卡尔梅克和外贝加尔地区，深度学习了藏文，甚至可以阅读第司桑杰嘉措所著的《白琉璃》等较为复杂的文献。贾里格为圣彼得堡科学院在18世纪末获得的第一批藏文和蒙古文文献做了目录（1796年出版），并编写了《藏语文入门》（德文）一书，这本书直到最近才得以公开出版。因此，很难断言圣彼得堡的后世学者们是否受到过这部著作的影响。

二、19世纪的经典作品

1818年，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成立，旨在成为一家系统收集和研究东方语言写本和刻本的机构。雅各布·施密特（Jacob Schmidt，1779—1847）担任藏文、蒙古文和卡尔梅克文文献馆馆长。这些都是19世纪中叶前的文献。施密特曾经担任一家商企的代理人，该企业经常与生活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卡尔梅克人打交道。借此机会，施密特学习了相关语言。在藏学领域，施密特撰写了一些基础性的著作。尽管与乔玛的著作相比，他编写的藏语语法和词典的出版年代较晚，但对欧洲和俄罗斯藏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施密特是第一个在词典中正确使用藏语词汇排列方式的欧洲人，即按照藏文的基字顺序，而不是音节语素中的第一个字母排列。施密特去世后不久，他与著名梵文学家奥托·冯·伯特林克（Otto von Böhtlingk，1815—1904）合著的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藏文文献目录集出版问世。

与此同时，从保罗·席林·冯·坎施塔特男爵（Baron Paul Schillingvon Canstadt， 1786—1837）手里购买的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亚洲博物馆的馆藏文献。席林是一位东方学文献收藏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发明家，成功使用平版印刷术复印了包括藏文在内的许多东方语言的文本。1830—1832年，在外贝加尔地区停留期间，席林收藏了大量藏文和蒙古文文献。当时，布里亚特吉祥弘法寺（Tsugolsky Datsang）的僧人们赠予他一整套《甘珠尔》，席林对此感到无比自豪，由此，席林跻身欧洲最早研究藏传佛教大藏经的学者之一，与他的布里亚特助手一起系统出版了多个版本的《大藏经》目录。

俄罗斯科学院另一个主要藏书来源是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团。19世纪中叶收藏的北京版《甘珠尔》和《丹珠尔》，可以说是通过该传教团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一些传教士也成为著名学者。其中，瓦西里·瓦西里耶夫（Vasily Vasiliev，1818—1900）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藏学家和佛学家之一。他是波兰蒙古学家和佛学家约瑟夫·科瓦勒夫斯基（Joseph Kowalewski，1801—1878）的学生，被委以修习藏文的特殊任务派往北京，以便其能够领导即将在喀山大学设立的藏文系。然而，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瓦西里耶夫在北京苦读了9年后，于1850年回国，成为一名中文教授。1855年，喀山大学东方学系，包括各系的教授和藏书，都从喀山转移至圣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尽管他被学界公认为俄罗斯汉学领域的主要人物，但他本人对未能完成他最珍视的藏学和佛学研究之旅而感到遗憾。

瓦西里耶夫曾计划出版包含5本专著的系列丛书，题为《佛教的教义、历史和文献》（Buddhism，Its Dogmas，History，Literature）。但是最终只出版了两本，即《佛教及其分支史概论》（第一卷）和多罗那他（Tāranātha）的《印度佛教史》译本（第三卷）。在安东·希夫纳（Anton Schiefner，1817—1879）的帮助下，第一卷很快被翻译为德文和法文。继施密特之后，希夫纳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藏文文献馆馆长，出版了许多有关藏族文学和语言的著述。希夫纳认为瓦西里耶夫博学多才，希望在国外推广他的作品。二人的合作一度进展顺利，然而，希夫纳以个人名义出版了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的德文译本，且并未在扉页上提及瓦西里耶夫是最初的俄文译者后，二人关系迅速恶化。此后不久，在一篇补充性的文章中，他特别提及了瓦西里耶夫的贡献，但这并未能安抚瓦西里耶夫。瓦西里耶夫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指责希夫纳抄袭，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三、俄罗斯中亚探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藏传佛教研究快速发展，这与俄罗斯旅行者的一系列著名的探险活动，以及俄罗斯、英国一些外交官、军事人物和学者的政治阴谋密不可分。

19世纪后30年，一些探险家开始在广阔的中亚地区进行探索、研究。由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1839—1888）及其追随者米哈伊尔·佩夫佐夫（Mikhail Pevtsov，1843—1902）、弗谢沃洛德·罗博罗夫斯基（Vsevolod Roborovsky，1856—1910）、彼得·科兹洛夫（Pyotr Kozlov，1863—1935），以及其他一些旅行者主导的一系列俄罗斯军事探险对研究中亚的地理、动植物、民族志等产生重大影响。1908—1909年，科兹洛夫发现并挖掘了黑水城遗址，发现当中藏有西夏文献的佛塔，其中也含有藏文文献。

著名医生彼得·巴德马耶夫（Pyotr Badmaev，1849/1851—1920）和专注于藏族和蒙古佛教艺术品的收藏家埃斯珀·乌赫托姆斯基亲王（Esper Ukhtomsky，1861—1921）等与俄罗斯沙皇宫廷关系密切的人士，尝试说服沙俄当局扩大对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影响力。巴德马耶夫的特工伪装成朝圣者进入拉萨，受到了布里亚特僧人阿旺·德尔智（Agvan Dorjiev，1853—1938）的欢迎。在德尔智的影响下，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在与英国和清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数次试图寻求沙俄的保护。

圣彼得堡方面通过德尔智和潜入拉萨的布里亚特人贡博扎布·齐比科夫（Gombozhab Tsybikov，1873—1930）、卡尔梅克人奥夫舍·诺尔祖诺夫（Ovshe Norzunov，1874—19??）得知英国入侵中国西藏的消息。他们也首次私自拍摄了拉萨的照片，并在圣彼得堡、巴黎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地公开发表。齐比科夫的使命纯粹是学术性的，他将大量藏文木刻本带到了圣彼得堡，并转交给了俄罗斯亚洲博物馆。1903年5月，他在俄罗斯地理学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西藏腹地》（On Central Tibet），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并为他赢得了地理学会的“普热瓦尔斯基奖章”，获奖词是“因为其拉萨之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在当时的俄罗斯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到达拉萨是普热瓦尔斯基未能实现的梦想。

在探险期间，齐比科夫掌握了藏语拉萨方言，并成为俄罗斯第一批藏语文大学教授之一。齐比科夫并非是在圣彼得堡，而是在俄罗斯另一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东方学院被聘为藏语文教授。该学院成立于1899年，主要是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行政和商业机构培养人才。著名的蒙古学家阿列克谢·波兹涅夫（Alexey Pozdneev，1851—1929）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而他的学生齐比科夫在1906—1917年负责蒙古学系的事务。学院的课程中纳入了藏语文，齐比科夫撰写了俄罗斯第一部藏语文教材——《藏语口语手册》。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本教材一直是俄罗斯该领域的权威教材。

另一位布里亚特学者—巴扎尔·巴拉迪恩（Badzar Baradyn，1878—1937），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考察。1905年，他从圣彼得堡被派往库伦，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军队的护送下与达赖喇嘛一起返回拉萨。然而，事情并未按照原计划顺利发展，巴拉迪恩只好在安多地区进行学术考察。他的考察之旅中，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拉卜楞度过的。1906年，他在那里停留了8个月，研究历史、宗教仪式和僧人的日常生活，并在那里专门为亚洲博物馆购买了约200部藏文木刻本文献。巴拉迪恩收集的文本大多是西藏东部地区的学者著作，从而进一步补充了齐比科夫的藏品。

1905年，卡尔梅克喇嘛丹博达希·乌里扬诺夫（Dambo—Dashi Ulyanov，1844—1913）前往拉萨朝圣，将纳唐版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带回圣彼得堡。

俄罗斯驻乌鲁木齐领事尼古拉·克罗特科夫（Nikolai Krotkov，1869—1919）为圣彼得堡科学院收购了珍贵的藏文文献，他组织了一个当地代购小组来寻找和购买旧写本；谢尔盖·奥尔登堡（Sergey Oldenburg，1863—1934）于1914—1915年考察了敦煌和新疆；土耳其学家谢尔盖·马洛夫（Sergey Malov，1880—1957）从米兰城堡购买了53片藏文简牍。

俄罗斯探险青藏高原的完整名单令人瞠目结舌，甚至以拉萨为首的西藏中部地区也变得越来越容易进入。在苏联时期的1925年，就有一名苏联人首次进入这座“禁城”拉萨。此人就是共产国际活动家谢尔盖·鲍里索夫（Sergey Borisov，1889—1937），他是第二次秘密远征拉萨的负责人。然而，苏联的巨大变化终止了这些活动。撇开这些探险活动的政治和军事因素不谈，这些活动确实直接推动了人们对西藏的认识，俄罗斯各博物馆（主要位于圣彼得堡）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献、文物等，为其学术界提供了有关西藏历史、文化、文学、民族志、地理和自然等方面的丰富资料。

四、圣彼得堡佛学流派的兴衰

毫无疑问，俄罗斯藏学史产生巨大影响与谢尔盖·奥尔登堡和西奥多·施切尔巴茨基（Theodore Stcherbatsky，1866—1942）两位重要人物领导的圣彼得堡佛学流派的兴起有关。他们继承了由科瓦勒夫斯基（Kowalewski）开创并由瓦西里耶夫（Vasilyev）和印度学家伊万·米纳耶夫（Ivan Minaev，1840—1890）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

奥尔登堡是一位出色的学术活动组织者。1904—1929年，他担任科学院常务秘书，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负责协调科学院的所有活动。除了自己的考察之外，他还积极参与组织齐比科夫、巴拉迪恩等人的探险考察。1916—1934年，他是亚洲博物馆（后来的东方研究所）的领导人。1897年，他创立了著名的跨国际研究项目—佛教图书系列丛书，来自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的多位佛学研究专家参与其中。虽然奥尔登堡本人只出版了其中一卷，但直到去世为止，他一直担任该丛书的主要编辑。当奥尔登堡作为研究者关注佛教的历史传承及其宗教和艺术表现时，19世纪俄罗斯佛教研究传统的另一条主线，即对大乘佛教哲学的解释，则由施切尔巴茨基继承下来。他基于对梵文和藏文文本研究的佛教逻辑著作赢得了世界该领域专家学者的认可。

1912年，施切尔巴茨基发起了一项国际研究项目，即研究世亲的《阿毗达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项目只完成了一部分。在项目进行过程当中，施切尔巴茨基及其高徒罗森伯格（Otto Rosenberg，1888—1919）提出了一种新的跨地区研究路径，用于研究佛教的概念、术语和修习等问题。塔蒂亚娜·埃尔马科娃（Tatiana Ermakova）指出，该项目的理论框架在1917年就已经完全形成，正是在那时，圣彼得堡佛学院的宗教研究氛围开始浓厚起来了。不幸的是，罗森伯格在苏联期间因伤寒去世。由于施切尔巴茨基是一位多产的老师，新一代才华横溢的学生们很快就崭露头角。施切尔巴茨基于1904年在圣彼得堡大学的课程中安排了藏文课程，他的学生们都掌握了藏文。他的弟子叶夫根尼·奥伯米勒（Evgeny Obermiller，1901—1935），将《布顿佛教史》等几部梵文和藏文文本译成了英文，而安德烈·沃斯特里科夫（Andrey Vostrikov，1902—1937）的著作《西藏历史文学》于1962年首次出版，并于1970年译成英文后，名声大噪。此外，米哈伊尔·图宾斯基（Mikhail Tubyansky，1893—1937）对佛教密宗性别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最近才公开出版，他对蒙古国的学术研究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鲍里斯·谢米乔夫（Boris Semichov，1900—1981）则研究藏医学和药理学以及阿毗达摩文献。

1937年，苏联国内佛学研究陷入停滞状态，所有的佛教寺院被关闭，寺院的藏书和其他文物也遭到了破坏。1939—1940年，一支前往布里亚特的特别学术考察队得以挽回其中一些文物，并将大部分文献带回了列宁格勒。与科学院的大多数正式成员一样，尽管因“过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而受到批评，但施切尔巴茨基试图继续学术工作，并准备完成一项有关藏文语法的旧项目。1941年初，初稿已准备就绪，其创作进展极其顺利。然而就在此刻，德国的入侵阻止了他的工作。1942年，施切尔巴茨基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撤离到哈萨克斯坦后去世。

五、20世纪下半叶

由于收藏着极为重要的文献，列宁格勒的藏学研究从未完全停止。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藏文再次被列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课程。弗拉基米尔·沃罗比约夫—德西亚托夫斯基（Vladimir Vorobyov—Desyatovsky，1927—1956）和鲍里斯·潘克拉托夫（Boris Pankratov，1892—1979）曾教授过藏文课程。之后，布罗尼斯拉夫·库兹涅佐夫（Bronislav Kuznetsov，1931—1985）一直是该大学的主要藏文教师，直至去世。

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院仍然是藏学研究的主要阵地。玛格丽塔·沃罗比奥娃—德西亚托夫斯卡娅（Margarita Vorobyova—Desyatovskaya，1933—2021）、列夫·萨维茨基（Lev Savitsky，1932—2007）、亚历山大·马丁诺夫（Alexander Martynov，1933—2013）、埃琳娜（奥琳娜）·奥格涅娃（Elena（Olena）Ogneva）、赖莎·克拉皮维纳（Raisa Krapivina）和弗拉基米尔·乌斯宾斯基（Vladimir Uspensky）对藏文写本、文学、历史、佛教哲学和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奥格涅娃后来移居到她的祖国乌克兰，并成为乌克兰各博物馆有关佛教藏品的首席专家。克拉皮维纳和乌斯宾斯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圣彼得堡最有影响力的藏学家，两人都为藏文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东方研究所总部迁至莫斯科，成为苏联藏学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这要归功于著名藏学家乔治·罗列赫（George Roerich，1902—1960）。他年轻时离开俄罗斯，1957年从印度回到俄罗斯，为俄罗斯佛教研究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突然离世使在莫斯科培养藏学家的计划戛然而止。然而，他的学生、藏族文学研究者尤里·帕尔菲奥诺维奇（Yuri Parfionovich，1921—1990）和维琳娜·迪利科娃（Vilena Dylykova）编辑出版了罗列赫的《古典藏文词典》。莫斯科的重要学者中还包括专门研究西藏现代史的瓦西里·博戈斯洛夫斯基（Vasily Bogoslovsky，1932—1988），以及藏蒙历史关系方面的专家安娜·岑迪纳（Anna Tsendina），至今她仍然是莫斯科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布里亚特的首府乌兰乌德，1922年由Badzar Baradiyn（巴扎尔·巴拉迪恩）创建的布里亚特学术委员会经历了一系列的结构和名称变更。在1958年之前，它被称为布里亚特—蒙古文化研究所。1950—1955年，苏共党员彼得·哈达洛夫（Pyotr Khadalov，1913—1979）领导该部门，他对佛教和藏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正是他邀请了一批学者加入了该研究所，其中包括鲍里斯·塞米乔夫（Boris Semichov）、洛多伊扎姆索·扬皮洛夫（Lodoy—Zhamso Yampilov，1910—1984）和比迪亚·丹达隆（Bidiya Dandaron，1914—1974）。除此之外，克谢尼娅·格拉西莫娃（Ksenia Gerasimova，1919—2011）和热格比·普巴耶夫（Regbi Pubaev，1928—1991）对乌兰乌德藏学、蒙古学和佛教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群布里亚特学者主要研究藏族和蒙古医学文献。丹达尔·达西耶夫（Dan—dar Dashiev，1946—2009）将《四密续》等基础文献翻译成俄文。由于乌兰乌德市不允许在当地大学开设正式的藏文课程，因此，这方面仍然只能仰赖列宁格勒。最终，德米特里·布拉耶夫（Dmitry Buraev）出手改变了这种状况，于20世纪90年代末将藏文课引入布里亚特国立大学的课程中。

布里亚特佛教艺术和博物馆的藏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普博·巴尔丹扎波夫（Purbo Baldanzhapov，1921—1991）为首的一批学者准备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一部收藏在乌兰乌德市布里亚特历史博物馆—M.N.汉加洛夫博物馆的藏医唐卡。但是，由于他身患严重疾病，该计划不了了之。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尤里·帕尔菲奥诺维奇（Yury Parfionovich）和其他几位学者编辑的藏医唐卡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成功问世。

六、后苏联时期

苏联解体后，佛教和民族传统的复兴得到了当局和社会的支持。卡尔梅克首府埃利斯塔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俄罗斯藏学研究的主要中心。

卡尔梅克人的佛教寺庙在苏联内战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先后两次被毁。幸存下来的藏文、卫拉特文和蒙古文等主要文献，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科学中心。这些文献的主理人，德利亚什·穆兹拉耶娃（Delyash Muzraeva）是藏族和蒙古文学关系史方面的专家，对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丽塔·松巴（Rita Sumba）主要研究保存在图瓦共和国首都克孜勒的阿尔丹马迪尔国家博物馆的藏文文献。因此，克孜勒也有可能发展成为俄罗斯藏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21世纪初期，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佐林、阿拉·西佐娃、安娜·图兰斯卡娅）和乌兰乌德（安德烈·巴扎罗夫、尼古拉·齐伦皮洛夫）的新一代学者们延续着研究这些城市保存的重要藏文文献的传统。然而，其中有3位学者近年来已移居国外：齐伦皮洛夫去了哈萨克斯坦，佐林去了以色列，西佐娃则已移居德国。帕维尔·格罗霍夫斯基（Pavel Grokhovsky，1972—2018）在圣彼得堡大学开展现代藏族文学和藏语语法的研究。2018年9月，格罗霍夫斯基团队在圣彼得堡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五届国际青年藏学家研讨会，来自23个国家的约100名学者参加会议，是俄罗斯藏学领域首次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遗憾的是，格罗霍夫斯基于同年12月突然去世。如今，现代藏语由他的学生玛丽亚·斯米尔诺娃教授推进。在乌兰乌德，汉学家伊琳娜·加里（Irina Garry）推动了现代西藏历史的研究，谢尔盖·列佩霍夫（Sergey Lepekhov）、安德烈·顿涅茨（Andrey Donets）和伊琳娜·乌尔巴纳耶娃（Irina Urbanaeva）等几位学者则继续从事佛教哲学研究。

除学术机构外，还出现了一批与藏传佛教有关的独立学者和组织。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俄罗斯佛教艺术领域的顶尖专家安德烈·捷连耶夫（Andrey Terentiev），他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俄语佛教文献出版者。截至目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乌兰乌德、埃利斯塔仍然是俄罗斯藏学的四大中心。圣彼得堡和乌兰乌德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但它们都是独立发展的。自2012年以来每年举办的圣彼得堡藏学研讨会至今仍是地方性的活动。俄罗斯学者还试图与国外的藏学中心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俄罗斯藏学研究的国际化，使得多数论文和书籍以英文出版（而很少以其他外语形式出版）。

因其境内的藏传佛教被俄罗斯官方认定为联邦传统宗教之一，藏传佛教研究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也有其意义。俄罗斯丰富的文献也将继续吸引专家学者的目光。因此，可以对已经步入第4个世纪的俄罗斯藏学研究的前景持有适当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