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李捷：族际共同性塑造的地方叙事与互动展演——基于马蹄藏族乡的个案探索

【内容摘要】本文以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的藏族、裕固族、汉族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梳理马蹄藏族乡族际互动的历史脉络，从当地诸族的历史记忆与族源叙事、共同的时空场域下共享的经济模式、共有的信仰与文化表达中，探索族际互动下的共同性凝聚，从而挖掘族际共同性凝聚背后的动力因素，即时空、经济与文化。族际共同性的本质，实为一种地方性塑造的转向。

【作者简介】李洁，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李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马蹄藏族乡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该乡是一个汉、藏、裕固、蒙古、土、回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区域。2022年全乡共有1674户4819人，其中汉族、藏族为主要人口，其余民族占比较小。涉及马蹄藏族乡的研究，多集中于马蹄寺石窟的宗教文化研究、马蹄寺景区的旅游经济和生态保护研究、汉藏之历史文化与民族交融研究。就本文探讨主题而言，已有研究一则主要从汉藏群体文化差异的梳理与比较中关注族际关系发展，较少关注当地裕固族群体；二则涉及裕固族与藏族互动的研究，多着眼于族源历史、语言文化、传说等，且集中于西部裕固族，对东部裕固族的关注度较低。就肃南县这样一个多民族区域而言，对于多民族族际互动的关照、聚焦族际共同性的探索仍然不充分。

本研究以马蹄藏族乡为田野点，以当地汉、藏、裕固族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时空、经济、文化等关键因素，尝试从马蹄藏族乡诸族民族叙事及当代展演中探寻族际互动脉络，聚焦各族对马蹄藏族乡的共同历史记忆、对共通文化的表达、对马蹄人身份的认同等要素，进而探索诸族互动中所凝聚的共同性及其特征，从而以马蹄藏族乡这一多民族区域社会的族际互动历程，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发展提供个案参考。

马蹄藏族乡诸族互动历程及阶段性特征，主要以历史叙事与当代展演呈现，具体涉及历史记忆、经济互助及文化交融三个层面。

一、族源记忆与共有叙事

一个民族的诞生离不开历史记忆的凝结，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仍然以模拟同胞手足之情以及共同‘起源’来强调族群或民族情感与凝聚，族群与许多人类社会结群都强调这种想象的共同血缘‘起源’来凝聚其成员”，以共同的起源、共享的历史记忆来强化血缘联系，维持族群边界，同时亦致力于增进社群之间，乃至国家、民族之凝聚。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马蹄藏族乡的汉、藏、裕固族民众及其先民们共居于祁连山一带、河西走廊中部，既传承着当地各族的族源记忆，又在互动历程中书写着共同的记忆叙事，进而塑造了马蹄藏族乡共享的地方叙事。

（一）马蹄乡藏族的来源与历史记忆

马蹄藏族乡是一个微型的多民族区域社会，如其名所示，这里主要生活着藏族民众，次之为汉族，裕固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人口相对稀少，多源于通婚及其后代。据马蹄乡老人回忆，该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属东西十四族或称热琼十四族，由土司或头人管理。马蹄乡藏族的族源记忆大体止于1949年之前对于热琼十四族的共同表述，甚至仅存于老一辈人的回忆，当下年轻人对此知之甚少。

基于史料挖掘马蹄乡藏族的来源，则可由上述历史记忆中的热琼十四族溯源。从部落支系起源上看，热琼十四族源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后裔。公元前二世纪以后，西藏高原由象雄、雅隆和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的兴起而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以雅隆吐蕃部落的强大及其对象雄、苏毗两部落的征服而宣告结束，从而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唐太宗时期，松赞干布通过任用良臣、镇压叛军、招抚苏毗、政治联姻，攻占象雄、白兰、党项和吐谷浑等手段兼并统一青藏高原。继而，中原地区的富饶宽广以及河西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吸引着吐蕃，在攻略青海后，将视线延伸至河西地区。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势力的衰退无疑带来契机，“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第一批吐蕃人自此于河西一带定居下来，繁衍生息。

明朝嘉靖年间，为抵御蒙古扰边、巩固中央统治，明政权安排罕东卫内迁，“总督王琼安辑诸部，移罕东都指挥板丹部落于甘州”，其中板丹部落即为热琼十四族中的一支。这一时期迁入的吐蕃部落与唐后期迁入的吐蕃人群融汇一处。清时仍有“黑番”部落迁入，“甘州南山黑水以东皆黑番，其西黄番……黑番者，古羌种，今西宁、凉州诸番，皆其类也”。黑番作为吐蕃内部地域亚群体的一类，迁入当地后亦逐渐融入吐蕃群体中。

以上为马蹄藏族乡藏族来源的三条线索，当代马蹄乡藏族群体内部的区分又增加了血缘、文化等划分依据。具体而言，可分为“纯纯的藏族”与“不纯的藏族”，后者又分“非真的藏族”和“真的藏族”。在马蹄藏族乡，“纯纯的藏族”指具有共同血缘传承的藏族，且拥有藏族的典型族群特征，即能够读写藏语、藏文，信仰藏传佛教以及相应文化、习俗的一致性。在当地人看来，“纯纯的藏族”指西藏、青海等地的藏族民众，当地已无“纯纯的藏族”，即均属“不纯的藏族”。继而，在此分类认知下，又有“非真的藏族”，指向变更为藏族身份的汉族，包括以僧人还俗、通婚、缴纳皇马三种方式改变民族身份与族群认同。ZLG的爷爷曾是汉族，年幼时进入寺院成为僧人，1958年还俗后民族身份登记为藏族，作为后代，ZLG认为自己不是纯纯的藏族。以此类方式成为藏族，被当地人谓为“非真的藏族”。嫁入藏族家庭的汉族女性，以婚姻为据视自身是藏族，同样也被当地人归入“非真的藏族”一类。马蹄乡被归为“真的藏族”的，是那些祖祖辈辈皆为藏族，但丧失了藏族“文化特征”的人群。这类人群认为自己与“纯纯的藏族”不同，比如已不懂藏语言文字，甚至信仰习俗出现“汉化”。基于上述分类，当地人又形成一套简化的识别方式，即当地牛氏、朵氏、王氏和郭氏家族更为“纯正”，祖祖辈辈皆为血脉庚续的藏族人群。以上反映了当地人对于藏族纯正与否的认知分类，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依据，辅以族群性特征的呈现，倾向于根基性的表述。

总之，马蹄乡藏族源于不同历史时期吐蕃不同部落的迁入，多因军政目的迁徙而至，在当地经由不间断地交往互动而逐渐融合为当地的藏族群体。在求同存异的历程中形成的马蹄乡藏族，也不乏与其他族群的交流互动，尤其是裕固族及汉族。

（二）马蹄乡裕固族的迁徙与记忆

作为甘肃特有的三个少数民族之一的裕固族，聚居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多见于下辖的康乐乡、明花乡、皇城镇等区域。裕固族又分为东部裕固族和西部裕固族，明花乡的裕固族属于后者——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族，而康乐乡一带包括马蹄藏族乡在内的裕固族，则以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族居多。裕固族先民，也同马蹄乡的藏族一般，历经迁徙而至。

裕固族的多种指称，如黄头回鹘、撒里畏兀儿、尧乎尔等，源于不同时期的史书工笔，为后人追溯裕固族族源提供了便利。裕固族先民可追溯至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南下西迁的一支，其中留居河西一带的即河西回鹘，亦称黄头回鹘。十世纪左右河西地区的回鹘人攻占甘州，以此为中心联合周边回鹘群体，逐渐生成河西回鹘的割据状态，《新五代史》记载：“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据此，河西回鹘以甘州为牙帐，以甘州回鹘为中心与当时的吐蕃人交错杂居、共同生活。裕固族传唱的《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中记载：“我尊敬的客人们呐，快走进这温暖的帐房吧……我亲密无间的兄弟们呐，犹如回到生养你骨肉的家乡……部落里顿时失去了吉祥，尧熬尔不得不举刀抵抗……尧熬尔一路受尽了苦难，刚逃出敌人的虎口，面前的沙漠却一望无边……尧熬尔来到八字墩梁上，祁连山啊可爱的山，尧熬尔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乡……尧熬尔分居九个部落，各自都分得了肥美的牧场……祁连山中的异族兄弟，和尧熬尔象松柏一山生长，吐蕃人赠给我们羔羊，劳动使民族慢慢富强。”上述字词以一种倒叙的手法记录了裕固族先民的迁徙，是裕固族先民迁至祁连山一带的族群历史记忆，它不仅关涉西部裕固族的来源，也与东部裕固族有关联。

裕固族先民的迁徙并非一次持续性迁徙过程，而是在多次历史进程与地理路线的规划下，以纵向与横向交织生成的多次迁徙。《明史·西域二·曲先卫》载：“曲先卫，东接安定，在肃州西南。古西戎，汉西羌，唐吐蕃，元设曲先答林元帅府。洪武时……后遭朵儿只巴之乱，部众窜亡，并入安定卫，居阿真之地。”高自厚认为，曲先卫的迁徙是元明以来撒里畏兀儿的第一次东迁。后因战乱、中原王朝的战略安排等，又有不同时段、不同部落或卫的迁徙安置。1377年安定卫内部爆发叛乱，后又同曲先般遭朵儿只巴杀掠，遂率部众及肃王之国甘州，后又复立安定卫。于1406年迁至苦儿定，即后来的甘青新交界地带，1512年在蒙古大酋的逼迫下迁至传说中的八字墩草原。故而以安定卫为主的包括曲先、阿端在内的撒里畏兀儿三卫是沿祁连山南麓东迁入肃州塞内的。此外，关西八卫中的赤斤卫又素有赤斤蒙古卫的表述，“先是，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挥锁合者、革古者二人。各分所部为三，凡西番人居左帐，属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帐，属锁合者，而自领中帐。”元明时期，撒里畏兀儿人与蒙古人的交集，为探讨东部裕固族的蒙古族族源成分提供了例证。“1435年哈密失守，沙州部众恐受其侵害而东迁”，“1513年哈密再次失守，土鲁番遂大掠赤斤，部众尽迁于肃州之南山”。嘉靖时期，罕东卫内迁至甘州。与前述三卫不同，哈密、沙州、赤斤、罕东左、罕东卫是从嘉峪关迁入塞内，至祁连山北麓，又在河西地区游牧生活，最终与八字墩草原上其他卫部的撒里畏兀儿人相遇。诸卫之间休戚与共、唇亡齿寒，于不同时期依循不同线路迁至河西地区，最终汇合。以撒里畏兀儿人为主的人群最终形成肃南明花一带的西部裕固族，而与蒙古族互动交融的人群则最终生成大河、康乐、马蹄一带的东部裕固族。历史上的迁徙及相遇，让东西部裕固族感知其共同的历史苦难、共有的东迁记忆，杂糅了诸卫共同迁徙的元素，由西部裕固族传唱的裕固族史诗引起东部裕固族民众的共鸣，从而塑造了裕固族共有的传说记忆：

尧乎尔在古时迸发了民族灭亡的危机，因而背井离乡，四散逃亡，寻找新的家园，他们一路艰辛，终而在不同线路的指引下寻得共同热土，祁连山中的吐蕃人热情欢迎他们，给他们提供住所、吃食、牛羊、牧场，协助他们在这里同自己共同居住、共享经济方式、共同繁衍生息。

由此，裕固族与藏族民众共同生活在河西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互往来，为如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局面的生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三）多族群的共同叙事

基于历史进程与族群记忆，马蹄藏族乡诸族的共同叙事大致分为族群叙事与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族群叙事中，一类是前述以藏族、裕固族所呈现的民族整体族源叙述，另一类则是马蹄乡藏族、裕固族以及汉族的迁移表述。同时，多族群英雄传说的共同记忆也汇入马蹄藏族乡的地方叙事中。由此，地方共同叙事主要呈现为：

其一，马蹄乡藏族的先民是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因征战、迁徙而进入河西地区，因此马蹄乡藏族承继了吐蕃的血统与习性，可视为一支亚群体。由前述马蹄乡藏族内部依据血缘根基的认同划分来看，尽管距吐蕃时期已遥远，传承的体质特征与民族特性也因地方性的浸染、族际通婚等有所削弱，但藏族民众始终将共有的族源记忆投射在内部认同区分上。依据血缘根基的内部划分，是马蹄乡藏族对族源的尊崇与认可，“纯正的藏族”是当地藏族民众对族源记忆的认同指向。

其二，裕固族的历史记忆中欢乐与苦难并存。正如传唱的族群史诗一般，该群体来自遥远的西至哈至，曾是快乐的家园却沾染了鲜血，历经百余年的迁徙满载了族人的苦痛记忆，最终相聚在祁连山下，找到了新的家园，恢复了以往的快乐。马蹄乡裕固族是迁徙群体的后代，迁徙的苦痛深深印刻在裕固族民众的族群记忆中。

关于马蹄乡藏族与裕固族的关联性，藏族爷爷DY告诉笔者：“裕固族和藏族就是同一祖先，（裕固族）是藏族分出来的一支，他们的宗教节日、风俗习惯和藏族差不多，就是服装不太同，（裕固族）都戴尖尖帽子。”在马蹄人的族群叙事与族际关系建构中，藏族和裕固族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而是共同生存环境下，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共享记忆与表达、休戚相关且情同手足的两个群体。当地的裕固族民众面对这一说法亦不甚意外，却又不完全赞同。与马蹄乡藏族的内部区分类似，裕固族民众的族源记忆也有内外之分，于马蹄乡内部而言，该群体坚守着裕固族的边界；于马蹄乡整体而言，祁连山下几百年的相处与共同生活“磨平”了族群的“棱角”，加深了其与藏族及其他族群的交流交往，裕固族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周边的邻居就是其兄弟姐妹。“在地缘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族群间的真实声音通过交往和情感互动传递，凝聚成强大的内在力量，最终形成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正是由于历史上持续的族际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如今地方叙事的共同指向。

第三，汉族迁移人群的融入。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糅汇聚的地区，对域内少数民族情形多有书记笔录，却缺乏对汉族群体的相关记录。清代中央政权致力于关西地区的开发，遂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罪犯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地开垦种植。政治话语关联着经济贸易发展，陕西、山西等地的商会渐往甘宁青地区拓展，汉族群体以经商形式由东向西迁移，至遍布甘宁青地区。此外，“甘州之地及肃州之镇夷，皆资黑水灌溉，河西独甘有稻，亢旱无忧”，良好的种植土壤和灌溉水源，辅以适宜的农业气候，吸引了汉族移民扎根于此，甘肃周边的汉族群体多移入祁连山北麓从事屯垦。由此，开启了汉族民众与当地藏族、裕固族民众交错杂居、互动交往的历史。

迁入的汉族群体，由早期主要从事商贸与屯垦，日益变更延伸其生计面向，以经济上的“共同转向”和“优势互补”融入马蹄乡这一大家庭。生计层面的“转向”指的是部分汉族民众如当地的藏族、裕固族一般转而从事牧业经济，“优势互补”则在于部分汉族民众虽未直接从事牧业，但利用地理等优势作为中介从事牛羊或加工品销售，或以农业产出补给牧民对蔬菜水果的需求。经济上的频繁互动逐渐衍生出当地诸族对经济方式的一致认同，也催生了族际文化交流以及通婚。血缘与文化的缠绕交织出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共享的记忆画卷。

综上所述，不同历史阶段从各民族整体中分化出来并迁入马蹄乡的多个族群，共栖于祁连山一带，在传承各自民族历史文化、生计方式等特性的同时，在历史进程中持续交往互动，各族群的民族特性出现弱化，多族群交互中的地方共性日渐深化。由是，族群历史记忆以民族群体的分化、迁徙开始，以族源为基底，置于祁连山一带这一全新的空间场域，藉由共同的时空背景、共通的部分历史记忆、交互的经济文化交流，汇聚他族的记忆表达，从而由藏、裕固、汉等民族整体中衍生出马蹄乡的诸亚群体，并促成了多族群交互与共、趋于一体的地方叙事表述。

此外，英雄传说亦为马蹄乡诸族共同叙事的一部分。《格萨尔》记录了格萨尔王在人间的化身—神子推巴噶瓦降妖除魔、造福百姓、普渡众生的英雄故事，形成藏族民众对格萨尔王的崇敬。对于裕固族民众而言，并非一贯如此，在其记忆中：“格萨尔世代传颂的英雄……捧起海子水般的醇酒，也无法表达对格萨尔的崇敬。但他杀死了尧乎尔（裕固族）的可汗，在我们祖先的心中，也曾产生仇恨。”《格萨尔》中也描述了格萨尔与霍尔三国（黑帐王、白帐王和黄帐王）的战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格萨尔的原型是唃厮啰，李克郁在《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中分析，宋代党项人常与回鹘一起对抗唃厮啰，故推测传说中的霍岭大战的主体即为党项与唃厮啰。以后撒里畏兀儿虽历经数代、不断分化迁移，却仍在历史记忆中对格萨尔覆着阴影。明代裕固族先民再度迁徙后，对格萨尔王的态度才逐渐转为崇敬。马蹄乡的卧龙山脚下坐落着格萨尔王殿，甚至马蹄寺的马蹄印也被当地人自豪地认为是格萨尔王策马路过时留下的印迹，故名马蹄藏族乡，此为当地人口口相传的记忆，最终将族群叙事转化为地方性共同叙事。

以上可见，在群体主观意志与客观环境的合谋之下，当地诸族交融共生，以史书工笔与口述记忆共同缔造了马蹄藏族乡各族民众的历史记忆与共同叙事，历史叙事的共识体现了时空场域下以族源历史记忆为基础，以相似的迁徙经历与存续发展为凝聚核心的族际互构共生脉络。

二、共同场域中的互惠与交融

族群历史脉络的交错与族际共有历史记忆的构建，奠定了马蹄乡各族共同性凝聚的历史基础，迁徙后共处一地则为族际互动实践提供了空间互嵌的条件。自裕固族先民迁入河西始，与藏族民众之间的空间互嵌雏形显现，汉族民众的到来使之趋于成熟，并在历时性进程中日益完善。罗彩娟曾指出：“互嵌式民族关系的构建离不开各民族居住格局和空间环境，它包括一种建立于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形成密切往来的嵌入式居住格局的社区环境，互嵌式社区也就是互嵌式民族关系的物质基础。”以诸族交错杂居为基础的空间互嵌，为后续多方面的族际互动提供了便利，是族际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基石。

（一）竞争性关系与互惠共生并存

区域社会的自然环境禀赋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等经济要素之间紧密相连，前者关乎人们生计方式的选择。而这并非意味着环境决定论，相似的地理环境也并不必然产生同种经济类型。生计方式的选择、运行与变迁等人类活动也会影响地理环境要素的变化，使得地理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之间形成一种互构关系。对于马蹄藏族乡而言，则为高原山地广布、中部平原广袤的地理环境与诸族以牧业为主、伴有农业的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马蹄乡拥有天然辽阔的草场，赋予了人们从事牧业生计的禀赋；且藏族、裕固族均为草原上生长的民族，游牧经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族群的选择，即便迁徙他处，传统经济方式依然是族群的首选。两者的契合指向游牧经济的延续，裕固族史诗呈现了该群体迁入后被当地人赠予了牛羊与草场，既为一种环境导向，亦为一种历史传承的共同选择和融入集体的共同表达。此外，迁入的汉族群体深知与他族群的经济往来是以游牧经济为中心的贸易，出于生存需求，也趋于加入这类经济形式或从事相关行业，从帮助牧民剪羊毛、放牧等“助手式”工作开始，逐渐熟悉并掌握牧业生产，继而转向牧业生计。由此，生计选择的一致性滋生了族际竞争，诸族在草场、牛羊、水源等资源利用转换方面一度出现矛盾冲突。然而，族际互动不仅滋生了竞争，还有往来中的优势互补，ZGX阿姨表示：“我们这边买东西都到南古去（民乐县南古镇），张掖市太远了，以前我们放牧没时间去集市，民乐他们推个小车过来卖菜、水果啥的，可方便了。”

汉族民众的传统生计为农业种植，马蹄乡偶有的河谷平原为农业生计提供了可能性。“据1943年调查，马蹄寺十四族除黑罗汉族无耕地外，其余各部落都有，开垦亩数共计1831.5石。其中以东五族开垦数量最大，共计1036.5石，占总亩数的56%以上，拥有租户400家。”同时，农耕生计又因对地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而受限，藏族、裕固族等对山神等大自然的敬畏亦逐渐在汉族民众的心里扎根，农耕生产始终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着。

由此，地方传统经济模式并非完全的牧业经济，而是牧业与农业并举，牧业群体对于蔬菜等农产品的需求由农耕群体来满足，后者对于肉类、蛋奶制品的需求由前者予以满足，族际在生产与满足生存需求方面达成一种互补的平衡模式。在马蹄乡历史进程中，地方经济模式显现为空间互嵌下以各族生计禀赋为中心的农耕与牧业经济互补互惠，在与周边区域社会的互动中，则日渐形成特定自然禀赋下牧业竞争与商品经济的互补模式。

时至今日，马蹄乡传统经济模式在政策引领下焕然一新。自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文旅产业开发开辟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以马蹄寺景区为中心，各族民众围绕景区经营开发了多种旅游产品，并实现了全乡经济主体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过渡。人们既积极投身风情园、饭馆、商铺、拉马场等多种经营活动，亦未放弃经年的传统生计，以家庭为模块，一般老人和小孩参与景区经营活动，年轻人或中年人则以家庭农业或牧业为主，辅以参与景区经营，以家庭合作、参与多项经济活动增添家庭收益。家庭经济之外，村民之间已然生成牧业、农业及商铺经营上的互助合作。马蹄乡民众与周边民乐县等地民众的互动往来也愈加频繁，马蹄乡民众去往外地学习、工作或定居的不在少数，景区内也逐渐有了民乐、肃南县等民众的身影。与外部的往来，还包括通婚形式。在时代发展进程中，马蹄乡地方经济日渐衍生发展为以地方自然禀赋、族群特性为基础，以家庭合作为手段，以内部合作互补消减竞争性族群关系而日益增进互惠共生的发展模式。

历史记忆与叙事呈现着区域社会族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并立，当代则在利益平衡中弱化了族际传统竞争而走向良性竞争式发展，由是总体上显现为内部合作互惠、外部互补共生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

（二）共有信仰的构建

基于空间互嵌，族际经济互动频发，文化交流也随之加深。在各族文化碰撞、调适进程中，文化共性的生成塑造了马蹄乡独特文化，其中族际共有的信仰与英雄传说成为文化共享的核心，继而作用于经济互动与空间互嵌格局深化。

两晋时期竺法护在印度学有所成后在河西地区翻译了大量经文，推动了河西地区佛教传播。5世纪左右，郭瑀及其弟子修建马蹄寺石窟，后人又多次扩修并增添佛像。至唐代，吐蕃进入河西，欲以信仰缓和族际关系，使得佛苯融合后的藏传佛教信仰进入河西地区。先有宁玛派传入，明时则格鲁派进入，马蹄寺最终转变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结合的寺院。裕固族及其先民的信仰历程较为复杂，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族、摩尼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由史诗传唱中“千佛洞高雕着庄严的神像，万佛峡透过了温暖的阳光……九个寺院又建造在新的土地上”，可见佛教信仰对于裕固族先民而言意味着新生活的开端，为以后与藏族民众共同趋向于藏传佛教信仰奠定了基础。尽管汉族民众迁入较晚，却也受到当地浓厚的佛教文化影响。于是，佛教元素覆于马蹄乡各处。

萨满教作为北方草原民族较为普遍的早期信仰，给予了裕固族民众深刻影响，山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在后世生产生活中依然可见。探寻裕固族与藏族民众于萨满信仰中的共同性，见于多方面。比如，对鸟类的崇拜。裕固族对鸟类的崇拜古已有之，一则在于其为光明、希望的象征，“跟着银雀鸟儿走吧，它会为尧熬尔带来吉祥……银雀儿给民族增添了新的敬仰”；一则认为鸟类是帮助祖先灵魂去往天上的神鸟，故而有禁食尖嘴圆蹄动物的习俗。这一习俗与藏族传统不谋而合，且与藏族传统丧葬仪式相契合。又如，藏族、裕固族对于山神的崇拜，演化为马蹄乡每年六月十五祭祀鄂博的传统习俗，从而将萨满信仰转化为一种地方性习俗。

明嘉靖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裕固族东迁基本结束，之后诸族空间互嵌格局雏形初现。地理空间上的交错杂居与社会空间上的碰撞、交互，为各族信仰的转向与共同趋向奠定了基础，最终将信仰元素汇聚为地方性表述。同时，各类信仰元素又以族群、家庭为单元存续。由此，在文化共享中以信仰为核心实践着族际交流互动，描摹着文化共性的雏形，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予以表现，所体现的是经由各表层文化的交流、碰撞，到整体文化的变迁、交融，再到深层文化间的共鸣，层层递进，交融交错，族际互嵌发展得以进阶，并为马蹄乡的地方共性注入灵魂。

（三）共同性凝聚之呈现：草原文化的共享

“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都是‘感知与价值的中心’。对于地理要素的感知、体验、生产、建构乃至管制，不仅反映了已有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也对文化有再建构与再生产的作用。”草原文化的表达，与马蹄乡地方社会自然特性有关，从而塑造了人们的主要生计方式，生成群体文化特性与行为实践。

藏族和裕固族作为草原民族，传承了草原文化中能歌善舞、杯酒言欢、策马扬鞭的豪放姿态。酒水多与歌舞相伴，是通往欢乐的道路，是庆祝欢喜之道，或是寄托情感、排解愁绪。“天鹅琴苦诉着世代的衷肠……不是因为我喝酒过量……是因为阿尼尕留下了苦歌，我才有心留给子孙说唱”,艺术文化为历史记载增添了色彩。传统的放歌纵酒，亦为时下人们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汉族小伙HP经常与朋友一起唱歌喝酒，声称“你不喝酒你就唱不了歌，唱歌喝酒是一起的，是我们这里的文化”。汉族民众在与其他民族的长期互动往来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并逐渐认可、收纳为自我的文化表达。

藏族、裕固族的舞蹈，既透露出豪爽的族群性格，又源自劳作生活，动作简单、感染性极强，为汉族等其他群体融入其中、共享欢乐提供了便利。每逢节庆或日常聚会，各族民众打破族群界限，一齐欢歌热舞。同时，舞蹈的表达又各有特色，如藏族舞蹈中多运用哈达，作为吉祥如意的象征，舞动时使用它增添了舞者的灵动之美；裕固族的舞蹈动作则在豪爽中带有灵巧，且以佩戴红缨帽彰显族群特色。

除去草原文化的日常呈现，连接各民族的共同表达与仪式则为马蹄藏族乡一年一度的旅游文化艺术节，于每年农历六月十五进行，历时三天，包括文艺表演、赛马大会、民族产品展销会、晒佛和祭鄂博等多项活动，成为马蹄乡各族民众欢欣鼓舞的节日盛会。历史光影中，各族民众载歌载舞、把酒言欢，不拘于民族或是技巧，而是倾注于共享欢乐；围着帐篷与火把的热情奔放，现在由国家引领主导而转变为定期的文艺汇演，各民族在舞台上展示风采，并参与到他族舞蹈、音乐中，草原文化展演的“舞台”以其独有的魅力凝聚了各族民众，从历史绵延至今。马曾为草原民族运输和作战的工具，天然的草场、奔驰的骏马是草原文化的标志，是马蹄乡藏族和裕固族共有的文化表征，于族际互动中也逐渐成为当地汉族民众所熟识的文化特性之一。萨满信仰、藏传佛教信仰等则以节日为载体，实现了传承、展现及共享。需强调的是，文化艺术节所呈现并表达的草原文化及其地方性，与当代旅游业发展息息相关，源于地方社会尝试满足游客需求而打造的一个多民族汇聚的表演盛宴，并反向促进着地方经济模式的发展变更。藉由艺术节展演，马蹄藏族乡这一多民族汇聚地方鲜明呈现出族群边界的扩散与模糊性，趋向于草原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地方文化的共同表达，它直接来自于旅游业发展需求与地方打造，背后则隐含着自然与历史的长久积淀。

综上，经由共同场域下历史进程与群体行为实践的塑造，马蹄藏族乡各族民众所汇聚、凝结的共同性，主要体现为互补共生的经济模式、共享的地方信仰及共同的草原文化表达。其中，族际交错杂居与交往互动搭建了互嵌式发展的雏形，日益成熟的经济模式推动了互嵌格局的发展，并积蓄着族际共同性凝聚的基础条件；进而，信仰作为文化的核心要素，构建了族际共同性凝聚的精神内核，遂促成族际互嵌的进阶；最后，作为共同性的凝结并呈现的草原文化，是族际互嵌的成效与外在表征。

三、族际共同性凝聚的动力因素探索

基于上述族际共同性的呈现，大体可将促成动力归为时空、经济、文化三类因子，三者在共同性凝聚的过程中究竟担当着何种角色，又如何发挥作用？

（一）作为基底的时空要素

时间推移中，马蹄乡逐渐汇聚多重文化表征，如信仰文化层面的藏传佛教与萨满信仰，经济模式上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嵌合，不同民族的语言文本表述等，于多元中孕育着共同性。时间维度中的文化元素与表征，由最先迁入的藏族提供了文化基底，其后又有裕固族文化的维系与被浸染，再至汉族群体移入后于生计、文化层面的日益融入，诸族群元素逐次递进，形塑了地方特有的文化表征。族际共同性在历史进程中缓慢推进，而当代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文化打造如同注入了一支强力剂，加速塑造并呈现着草原文化的一致性。

空间作为容纳经济类型、文化表征等一切人类活动的场所，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的地理边界不仅提供了住所、发生一切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还与人们实践交织碰撞，影响甚至建构了新的实践活动。作为大自然的馈赠，祁连山脉中的天然草场是游牧生活的保障，河谷平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地理环境的险峻既导致交通不便，也保障了民众的生存与生活。对自然的敬畏、山神崇拜，在岁月推移中演变为祭祀鄂博等仪式实践。无形的空间，则提供了包括族内互动联系、族际交流交往、经贸互动等多种实践发生的场域，多重空间在人们实践活动中嵌套。马蹄乡民众在有形的地理空间中进行多种经济实践与文化交流，区域社会内部的经济往来突破了族群边界而形成经济单元，与民乐诸县的经济互动则突破了地理边界而形成区间经济圈，这些无形的互动空间加深了当地各族民众的经济交流，拓宽了经济互动空间。文化层面，马蹄乡诸族文化互动须依托于语言的桥梁，需求塑造了马蹄方言，承载并推进文化交流，进而形塑了诸族文化互动的空间，为族际共同性的凝聚提供了更多的平台与可能。因此，藉有形的地理空间和无形的实践空间，诸族在经济与文化层面实现了各类空间的互嵌，促成空间内多种元素的交融。

因由时空要素造就了特定生境，马蹄乡各族民众于经济、文化、居住等特性的碰撞与交织中孕育了共同性，在自然与人文禀赋下日渐蓄积而形成生计方式的趋同、共有信仰的搭建、草原文化的共享。

（二）经济实践作为基础性动力

马蹄乡各族民众以生存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实践，尽管因主体、情境甚至生计方式的选择及变更而出现差异化，但总体而言，藏族与裕固族民众多选择牧业经济，汉族等民众多选择农耕经济，在经济实践中累积着交互性。在藏族、裕固族共同放牧、交换牧业资源过程中，牧业生计由族群实践向地方性实践过渡。清以后，尽管汉族群体从事农耕实践而引起区域社会生计方式的差异与竞争，却又在农牧业实践相互依赖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互补共生关系，从而呈现为马蹄乡各族民众认同的农牧业平衡经济实践。同时，在与民乐县的经济互动中，既存有因草场、水源等资源、利益因素而出现的竞争与冲突，也拥有农牧业的合作互惠，推动了诸族经济实践内在的互补、互惠、平衡与共生。当下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及相应政策话语引导下，当地诸族经济实践中又增添了生态元素，致力于生态保护引领下的农牧业互惠合作，以实现区域整体性的互惠共生。

人类的行为实践表达着主体的基本需求，经济实践不仅是马蹄乡民众日常行为活动，是共同经济模式生成的基本动力，更是支撑其他共同性凝聚的基础性动力，作用于其他需求的生发，如文化需求、认同需求等。多元化的需求表达正是建立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之上，在从“一”到“多”的实践进展中，饱含共同性的凝聚与增进。

（三）文化交流是直接动力

在时空流转中，马蹄乡诸族交流互动频繁且日益深化，多元文化要素在共同场域中碰撞、消弭、交融，共同性的凝结主要表现为共有的族源记忆、共同的信仰及共享的草原文化等，并化为地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为众人所熟悉、认可，为族际共同性的凝聚提供了直接动力。诸如，由差异的族群信仰走向地方信仰体系的建构，藏族对格萨尔王的敬畏在文化互动与构建中化为马蹄乡地方标志与传说，以草原文化作为地方文化魅力的核心。文化层面共同性的提取，推动了地方共同性的进一步凝聚。

文化要素是如何在马蹄乡地方知识体系的生成过程中运作的？地方知识体系中的文化表征是区域社会各族民众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部分，文化表达是不同人群互动交流过程中最直接的方式，而文化交流则是互动所呈现的结果。在马蹄乡诸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的多重表征诞生，不同的文化、习俗汇聚在马蹄乡这一共同场域内，藏族对佛教的信奉、对英雄格萨尔王的尊崇，裕固族对大自然的敬畏、以游牧的经济方式为主，汉族以农耕经济方式为主、对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欢度。文化表征在由多元化向共同性凝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经济、信仰、文化等各层面体现出一致性。若经济实践展现了族际互动交流的基础性需求，为族际共同性的凝聚提供了可能，那么文化交流作为族际互动的结果与深化的动力，则进一步引导着共同性的凝结与延展。

综上，如图1所示，时空是马蹄乡各族民众互动历程中共同性凝聚的基底，人们基于生存发展需求生成各类经济实践而显现经济表达的多重性，在族际文化交流中呈现着多元文化表征。于多重表征的互动中，持续凝聚共同元素，逐渐析出族际经济、文化、认同心理等多层次的一致性。这些共同性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多样性的消失，反而进一步作用于经济实践与文化交流多重表征的传承甚至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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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族际共同性的本质

马蹄乡各族民众基于共同的族源记忆与历史叙事，于多重经济实践的竞争与合作中获取平衡发展、互补共生，多元文化表征在互动中交流融合而转化为族际共享的文化元素，进而推动族际认同的生成。族际互动进程中经济、文化共同性的凝结以及共有认同，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多重表征的地方性，且呈现为区域性与整体性并存。

（一）多重表征的地方性

各族民众在祁连山脚下历经沧桑，在交流互动历程中不断变更交流内容、提升交往频次、深化互嵌格局，建构了多重表征的族际互动情境，互动中所凝聚的共同性，可归为一种地方性的铸就。

地方性塑造的基本层面，在于多重经济实践的互补共生。祁连山中段北麓的自然生境，给予了人们从事牧业所需的天然草场，以及适宜农耕的河谷平原地带与黑河等充盈的水利条件。各族民众在调适自身传统生计以契合自然禀赋过程中，实现了农牧业互补共生。

多民族区域社会的地方性还在于由族群特性与多样性向族际共性发展。如前所述，藏族和裕固族作为传统的游牧民族拥有各自的族群特性，却在同一时空场域中产生交集，进而促成经济上的平衡互补，由族群语言的借用发展至马蹄地方方言的生成与使用，信仰的趋同甚至英雄传说亦化约为地方标识，从而将多元化族群特色文化发展为诸族共享的地方文化传统。共同场域下的族际互动，是族群特性的流动与交织，共性于碰撞中脱颖而出、蓄积，促使族群边界延展至地方边界，原初的族群特性趋向于地方性演绎，在特定时空作用下转变为地方共性。

多民族汇聚之地往往存在族群边界清晰或模糊化的论题，在族际互动中自我认同褪色较常见，亦或在他者影响下重构族群边界。在交流互动进程中，马蹄乡诸族共通的特质得以保留或在交融中被重塑，进而为地方认同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各族民众多重认同的交互中，地方认同随历史进程日趋增进，成为多重认同的基础与核心。

（二）地方性的两条脉络：区域性与整体性共存

马蹄乡诸族共同性的凝聚，受历时性与横向交往互动的双重影响，呈现于经济、文化、认同三个层面，基于共同性，由多元族群特性向地方性构建的转变过程中，清晰呈现着区域性差异与整体性趋同并存。

经济上，既存在马蹄乡内部经济实践的差异，又在与周边民乐县的互动中以整体面向作用于经济竞争、互补下的平衡。历史进程中自然生境的给予与族群利益的选择，以诸族所从事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平衡显现着区域社会内部的生计差异与多样性；同时，在内部差异基础上搭建了区域整体性的经济模式，在与周边区域社会的互动与竞争中推动了更大规模的经济互补共生，边界进一步延伸。

文化上，马蹄乡诸族以共同性凝聚构建了地方性的同时，并未消弭区域社会内部的族群多样性，诸亚群体与民族整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亦持续着。如前所述，马蹄乡诸族可视为以其民族整体的深层文化特质为核心，由迁移、扎根而形成的各亚群体，在与区域社会其他群体文化碰撞、交融中生发了地方文化要素的共同趋向。故而在各族民众的文化表达中，与民族整体性特质、其他民族的族群特征皆存在交互部分。马蹄乡诸族群文化既是民族文化的存续与衍生，又与其他族群文化交互而构成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投射出文化的区域性反向对民族整体性的影响，区域文化的建构实则作用于民族整体文化变迁。

认同上，体现为族群内部的认同差异与对外的地方认同并存。一则区域社会内部存在着清晰的族群认同及内部区分，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与族际互动实践与共同性凝聚有关。譬如，对于马蹄乡藏族群体而言，其只有在族群内部才存在“纯纯的藏族”、“非真的藏族”、“真的藏族”之区分。这是由于在长期族际互动中，族际共同性的凝聚弱化了族群特性，族群边界变动的“危机感”重构着族群认同。二则区域社会诸族的关联性塑造了地方认同，并作用于认同的层次性。裕固族、汉族民众对于藏族内部的认同划分虽表示认可，但实为基本认知下的“敷衍”，大多数人表示“纯纯的藏族”抑或“不纯的藏族”，并不影响作为马蹄人；藏族民众则对外都认同自身为藏族，并展示对马蹄乡的地方认同。面对他者，马蹄乡内部诸族的情感联系增进，地方认同得以建构并巩固。此外，族群认同与地方认同并不相悖，而是认同体系中的不同层面，在特定情境下于个体或群体的认同体系中居于不同层次，从而造就了马蹄乡各族民众在内部差异性基础上形成对外的认同一致性。

总之，特定时空为区域社会的族际互动提供了基本场域，有形与无形的空间互嵌影响着族群互动实践的过程与结果；不同族群的迁移历程汇聚为地方共享的族源叙事，游牧与农耕的互动实践塑造了区域经济模式，信仰、传说等文化元素在交流互动中生成了共享的文化；基于族际互动的共同性凝聚，既是诸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又逐渐成为一种地方性的呈现与表达。经由族际交往互动，在原初的族群性向地方性转化的过程中，还经历着区域内部差异性存续与对外整体性塑造之间的并存。对马蹄藏族乡这一多民族区域社会发展进程与地方性塑造的探讨，一定意义上适用于同类区域社会族际互动长期历史实践的普遍性探讨。

五、结语

在历史熔铸进程中，马蹄藏族乡各族民众于共同场域中传承着共有族群记忆叙事，在满足基本需求下生发了多重经济实践，在文化交流中呈现出多重表征互动，并在经济与文化双重实践中凝结了族际共同性的表征，具体显现为经济、文化、认同的地方性构建，以及内部差异性与对外整体性的互构共生。在长期族际互动中，不断形塑与重构着族群认同，一方面促使族群内部的认同更为清晰，另一方面又呈现着族际边界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在转向、构建地方性的过程中，实现了族群边界的重叠与跨越。族际共同性凝聚的本质，实为一种转向地方性的塑造，从而为区域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提供了历史积淀与地方性文化根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区域社会族际互动实践的普遍性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