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申朝晖：跨界交融的写作——评高宝军藏西题材的散文集《半亩闲田》

在互联网与全球化的经济时代，“跨界”这一概念的使用比以往更为广泛、明显。跨界指的是个体从旧的专业或行业跨越到新的专业或行业，涉及到了知识内容和学科方法的迁移；也可以指将某一专业领域内的概念、方法，引入到另一个专业，对另一专业的知识进行分析解读，进而创造新的方法、知识。由此可见，跨界的结果就是实现了知识与方法的交叉融合，这种交融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指不同文化因素在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达到了“对自身所处境界的提升和超越”。跨界能够打破旧有知识体系的边界限制，实现思想的创新与社会的发展，因而在近些年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中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半亩闲田忙半生，半生忙碌半亩田。”散文集《半亩闲田》代后记里的第一句话，就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跨界交融特征做了一个定性的自述，因此，本文即从跨界交融的角度对《半亩闲田》的作者身份、文化视野与文体形式进行具体的分析阐释。

一、从政界到文学界的身份跨越

如果不是作为干部身份援藏，《半亩闲田》的作者高宝军可能也如多数内地人一样，为西藏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所吸引却终其一生难以踏上这块土地；即使有幸进入，他可能也会像普通旅行者一样，进入西藏的热门旅游景点打卡，而不会踏入阿里高原并长期生活、工作；即使会以散文的形式不断吟哦着他对这片圣洁的土地、淳朴的边民的挚爱，但绝不会将悲悯、爱惜，乃至批评与指责等复杂的情感体验与表达策略都熔铸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高宝军是个散文家，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行政干部，文学创作都是在公务之余“‘行有余力’，依内心感动、文学创作的法则而写的作品”，这样的角色定位决定了高宝军的散文创作从题材内容、主题思想及艺术形式都迥异于单纯的知识分子叙事，“于审美追求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非审美性思考”，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叙事意图与多维景观的文化思考。

高宝军《半亩闲田》书影

《半亩闲田》以大量优美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阿里高原奇幻瑰丽的自然景观：阿里的云，又白又甜、形态各异、美轮美奂；阿里的雨，虽然稀少，却更为清纯滋润；阿里的风，漫天卷地、苍劲悲怆；阿里的月，美得清冷、美得残缺；阿里的夜，黝黑、清净、空灵；阿里的春雪，来得轻盈、去得迅疾；阿里的春天，“迟得珍贵、浅得怡心、短得让人意犹未尽。”阿里的“自然景观让人销魂，风土人情使人忘情”，阿里人过林卡吃肉、喝酒、跳舞时的狂欢与疯癫，是对荒凉贫瘠的生存环境进行的蔑视与抗争；《乡下随笔》以诗意化的笔触观照阿里地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场景，由衷地赞美他们“活得洒脱、过得惬意”，因而能够将“平常日子过成诗”；行走于萨让时，道路的险峻与人们的礼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巴、白嘎曾经的清贫荒寒与现在的美丽富饶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体现了党对边疆地区人民的关心关爱。

对阿里地区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的诗意化描述，是高宝军以一个作家的思维视野加以关注与表现的。一般来说，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自有其敏感性与深刻性，但“对底层根深蒂固的距离感、疏远情怀、他者意识和等级定位”，使知识分子很难寻找到与底层社会、底层民众实现真正平等对象的语境。而高宝军基层公务员的出身以及阿里地区普兰、噶尔两县的主政经历，让他更关注于“搬迁点促进度之快慢，农田间察作物之枯蕤，帐篷内话收入之多少，无人区看牛羊之瘦肥”。他对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有种来自骨子里的熟稔，并饱含深情地抒发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以及人民群众对党的热爱，这种从行政领导人的角度出发偏重于日常生活化的叙事与知识分子可能会脱离底层社会生活的叙事话语体系有着显著的区别。

作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现实的社会身份决定了高宝军关注的对象是阿里地区的贫困群众。如《春迟春浅春好短》中的“男人们在羊舍里起圈滤粪，女人们在门台上缝新补旧……牦牛在圈内伸着懒腰，藏猪在墙外拱着湿土，几只刚出窝的小狗娃，睁大眼睛把远山细瞅”。如果作者没有丰富的基层生活经验，他不可能采用这样一种“备耕春播”的叙事内容与叙事方式。《夜宿夏牧场》显然是作者作为基层领导，深入无人区的定居点视察工作的工作随笔、下乡见闻。《走萨让》是以一个基层领导者的叙述视角看待萨让乡政府工作人员、部队官兵与当地群众的生活环境与日常工作。《产业园迈步》描述了现代农牧产业园内西瓜大棚、番茄大棚、香瓜大棚与舍饲牛棚的丰收美景，其目的是突出阿里地区搬迁工程给当地贫困户带来的巨大生活改观。《得闲偶记》一节中的《春到仁贡村》，对狗追兔子的场景描写极为生动形象，只有基层生活经验极为丰富的人，才能激发其对生活的热爱。《生命禁区的一抹绿》中对阿里地区山杏树、毛头柳等因“消灭无树村无树户”的绿色行动而出现的花草树木、各种鸟儿的娓娓道来，以及对农牧示范园里的各色蔬菜、花卉、家畜如数家珍般的精细书写，凸显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担当与智慧”“心血与汗水”，这也是知识分子视野与书写中容易被忽略的素材。

一个人因身份的局限，往往会在认知上出现盲区，使其无法达到对事物现象客观理性的审视；而身份跨界，或者也可称为身份“出圈”“破圈”，则意味着不同资源的整合，并能够创新生长出新的知识体系。基层公务员的出身与行政领导人的责任担当，使高宝军的散文创作中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一种源自亲身实践、体验而产生的真切性、厚重感，避免了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隔膜与疏离；而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悲悯意识，又能使其对基层群众生活的认知与表现超越社会身份的局囿，呈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与通透性。因此，高宝军的散文作品中，有责任担当，也有温度情怀；既有对基层群众的肯定与讴歌，也有对人性的批判与反思。《风从戈壁来》以隐晦的方式折射出了村干部贪污牧民的救助物资的腐败行为；《噶尔记忆》记录了康乐新居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偷工减料的错误行径，也包括自己在工作过程中遭受到的责难、误解、委屈，乃至攻击；《清晨环卫工》中，街头对环卫工人蛮横无理的小伙子身上流露出了人性的卑琐。知识分子的文人情怀与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担当相结合，使得高宝军笔下的阿里书写建立在贫瘠、枯燥的现实生活场景基础上，却更多揭示了生活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美。从基层领导者走出来的作家，他不是看不到生活的苦痛与艰辛，却更多书写昂扬向上的一面，因为，如果底层社会“缺乏理想之维，苦难就不可能升华为否定性力量”，如果底层写作缺乏对黑暗社会的烛照，它也就丧失了基本的价值与意义。

从不同的位置观察同一个物体必然会出现“视差”，以不同的社会身份、文化背景及其方式方法去认知与表现同样的社会现实，也会造成“异化”式的差异。就高宝军个人而言，行政干部的文化心理是进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是退思的；行政干部的认知指向眼前的现实层面，知识分子的认知指向辽远的未来层面；行政干部的叙述方式是肯定性的，知识分子的叙事方式是否定性的。所以，高宝军从事文学创作是在身份“破圈”后“跨界”交融的结果；但我们也必须明白，身份跨界整合的前提是在两种不同的身份背后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如果不是出自对基层群众的关心爱护与责任担当，这两重身份角色更多是在撕裂、扭曲作家的精神世界。

二、从陕北到阿里的文化跨越

在2013年之前，高宝军是一个地道的陕北人，陕北生、陕北长，陕北地域文化于他而言，是一种影响至深的存在。但援藏、留藏十余年的时光，西藏文化从一种遥不可及的“他者”文化，逐渐发展为隐约“后来居上”的“自我”文化。陕北文化与阿里文化跨越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交融，成为影响高宝军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成为辨识其文学作品的重要标记。

陕北风光

《半亩闲田》是由两部分素材组成的，一个是反映阿里地区的题材内容，另一个则是反映陕北生活的题材内容。前三辑《半亩闲田》《得闲偶记》与《庸人闲愁》主要采用对当下现实的叙事，描摹了阿里地区雄奇诡谲的自然风光，叙述了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劳作，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阿里地区的社会新变。后三辑《童梦琐忆》《院门孤独》与《牧笛悠扬》，则采用了回忆性的叙事，以梦境与幻想相结合的方式，追忆了自己童年时期在陕北农村的生活场景与情感体验，其中有对陕北民风民俗的展示，也有对陕北人事的追忆，对陕北“牲灵”的描写尤为生动传神、感人至深，可谓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但作品并未将这两种文化背景的写作截然分开。在高宝军笔下，即使是以描写西藏阿里风情为主的散文作品中，也始终是以一个黄土高原滋养过的“行吟者”的身份，并在与陕北地域文化的比较过程中，揭示阿里边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如《过林卡》一文，对阿里夏季的娱乐方式“过林卡”的描述：青稞酒、酥油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以歌传情、以锅庄舞形成联系的纽带，以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大秧歌、老唢呐、信天游、打平伙、说书匠等传统的民间文化景观作为参照对象，以此来展现藏族独特的民俗文化与农牧民特有的精神风貌。再如《今夜阿里月》，正因曾与陕北故交亲朋围坐在一起欣赏到了“金打的、玉造的、玫瑰编织的”一轮满月、暖月，使得今夜在阿里高原孤身一人的自己，所感觉到的这轮明月是“银打的、铜铸的、冰雪砌就的”孤苦伶仃的残月、冷月。作者对当下阿里社会现实的抒情叙事，始终是以一个陕北“异乡人”的身份为观察视角，在与陕北文化比照的过程中，完成了对阿里地区的情感体认与文学书写。他还将陕北的方言俚语引入到对阿里地区的书写中，尤其是对陕北叠音词的应用相当出色。如“有雨润细草的淅淅沥沥声，有雨打瓦片的滴滴答答声，有雨落花丛的丝丝缕缕声，有雨击瓢盆的叮叮当当声……”摩声类的叠音词能够起到化静为动、变抽象为直观的作用。与此相对应，作家对陕北故土故人的回忆性书写，也始终立足于阿里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更为直接明显，后者则表现得更为间接隐晦。回忆性的叙述，具有“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也就是说作者的叙述态度是站在阿里反身眺望陕北时所形成的，因此，陕北题材的散文作品中始终隐藏着一个身处西藏阿里的叙述人。甚至在个别文本中，可以直接窥视到阿里地区的文化印迹，如《春日暖阳》中要将携带着儿时记忆的暖阳“带向我工作的远方”，《再回关道咀》的第一句就是“出远门多年了”，《山野美味在陕北》中将经霜的野杜梨果比喻为“美女手腕上带着的老蜜蜡串”，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委婉地透漏出，书写者是以一个受到阿里地区文化浸染者的身份来观照故乡陕北的人与事的。从总体上看，在高宝军的散文作品中，以对当下现实的叙事揭示阿里地区的社会生活时，是以陕北游子这个文化“他者”的视野去观照与表现“自我”的，而以回忆性的叙事反映陕北生活时，又是以在阿里工作的文化“他者”的视野去观照与表现“自我”的。旁观者的视角固然在感同身受这一维度看比之于当事人逊色不少，但在“自我”表述之外，隔岸观火又形成了别样的客观理性与清醒通透。

西藏阿里风光

优秀作家的文化资源往往不是单一封闭、僵化保守的，而是在不断地吸纳、融合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丰富自己、革新自己。于高宝军而言，在多重文化的“跨界”交融中，建构起了他独有的内在文化心理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他的思维视野与文学书写。海拔4500米以上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阿里，“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暖花开的季节短到转瞬即逝，朔风凛冽的寒冬却长到漫无尽头，到处都是荒芜的戈壁、险峻的山峰、嶙峋的岩石、陡峭的山路；但高宝军由阿里现实生活诗意中的艰辛，联想到年幼时陕北艰辛生活中的诗意；陕北的清贫苦寒在当下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往，以此对应的阿里的生活环境在党的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农牧民的辛苦劳动下，也处在飞速的发展进步中。阿里的各级领导干部、部队官兵，尤其是农牧民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苍茫戈壁兴修水利工程、兴建现代农牧业生态示范园，在高原上、峡谷中、野地里或者院里院外养花种树用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萨让乡的干部群众坚守在一年大雪封山长达8个月之久的边境地区，高海拔地区搬迁来的贫困群众努力改变并适应着更理想的生产生活方式。阿里地区的军民就如同高原上随处可见的荆棘儿、野玫瑰、班公柳、藏野驴、野牦牛，被形塑出了如“磨石上的刀锋”般的坚韧、刚毅，也培养出了他们真诚善良、淳朴友爱的性格特点。从陕北的农村到阿里的牧区，从陕北的景观到阿里的风情，从陕北的人事到阿里的人事，陕北历史记忆与阿里现实场景在高宝军的散文作品中有了水乳交融般的结合。陕北延安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由圣地延安援藏、留藏的高宝军，在其行政领导岗位与散文创作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延安革命精神来铸魂育人，让延安的红色根脉在阿里地区薪火相传。

文化的“跨界”交融能够使作家突破单一文化在认知与表现上的束缚，使其文本呈现出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意蕴。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陕北文化的特点是朴实厚重、含蓄内敛，但阿里地区的文化相对而言具有比较鲜明的浪漫色彩；因此，高宝军散文语言往往比较平实素朴，甚至带点浅显直白，但在阿里文化的影响下，高宝军作品的语言显得华丽多姿。他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排比、比喻、拟人、夸张、双关、顶真等修辞手法，对个别字眼的使用极具特色，从而使得文章的遣词造句，绘影传神，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如《得闲偶记》中的“路好漫长。比路更漫长的是期待和寂寥”，通过审美的“移情”作用，把自我的内在生命感受转移到外在物象上，“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清晨环卫工》中的“紧捏在孩子手里的方便面袋子，便摇摆成一枚摆钟，把黑暗一下一下摇摆成了黎明”。《一夜的一生》中的“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看到一村人都从梦里赶了回来。各家各户的烟囱上升起了炊烟，花花小姑娘已经站在了自己家的硷畔”。“摇摆”与“赶”等词语的使用，让文章的内容增色不少。跨越不同空间场域的文化边界，在陕北文化与阿里文化交叉融合的过程中，雄奇空旷、绮丽诗意的生存环境不仅触发了作家的情感冲动与创作欲望，也使得作家的文学素养与语言能力发生了质的蜕变。

三、从散文到诗歌、小说等的文体跨越

散文是文学体裁中最没有边界感的一种文体，因此也最容易与其他文体之间实现“破圈”“跨界”的交融。跨界书写所形成的文体变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并不罕见。鲁迅的《野草》就是兼具散文与诗歌文体特征的散文诗，新时期以来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异秉》等是近似于诗歌、散文的小说。因此，高宝军的《半亩闲田》名为散文集，但实质上其书写过程中受诗歌、小说、政论文等文体范式的影响很大，很多作品都属于“跨文体写作”的文本。

散文“跨界”与诗的结合，使得其既具有散文写真事、说真话、抒真情的文体特征，同时，又有诗歌对意境的营造，对语言的锤炼，俗称为诗化散文，当代文学领域最早倡导并践行诗化散文主张的是杨朔。1960年，杨朔在其散文《〈海市〉小序》中写道：“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此后，他又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提道：“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在高宝军笔下，散文与诗歌的跨界交融主要是以两种方式展开的：其一，将中国古典诗词直接引入到散文创作中，以此有助于作家出色地完成抒情与议论的，如《得闲偶记》中描述自己在典角村听雨时，引用了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唐婉《钗头凤·世情薄》中的“雨送黄昏花易落”、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中的“斜风细雨不须归”、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中的“暗风吹雨入寒窗”等诗句，突出了雨声急舒高低的不同所激发出的不同的文化韵味与情感体验。其二，在散文作品中化用古典诗词的文学意境，将古典的意境之美融入现代人的审美感受与情感抒发中，这是高宝军在散文的诗化过程中最常见的表达方法。如《乡下随笔》中“我才领略到大漠的孤烟是这样的一种直，长河的落日是如此的一种圆”，化用了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如“车子的方向一转，一个土疙梁拐过去，一堵矮墙外的一团粉红便进入视线”，“院子的主人转场走了，把两棵新栽的山杏树留在门外。两棵杏树却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孤寂”，这幅画面显然受到了王维《辛夷坞》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影响。

散文与小说的“跨界”交融也是高宝军散文写作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其中《第四辑童梦琐忆》中的散文其实延续了现代乡土抒情小说的发展脉络，以童年的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格”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借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作家深沉的人生况味。《第五辑院门孤独》中的《想起老羊倌》《地老鼠刘二》《抱走的小姑》等作为思念类的散文作品，其实迹近于小说，但它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而是以抒发情感为主，而且在叙事上打破了小说情节结构的完整性，将不同的片段连缀起来形成了场景化、碎片化的叙事。《第六辑牧笛悠扬》是最接近小说的散文作品，它以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众多拟人化的陕北“牲灵”：如狗王大赖、“状元驴”等，但矛盾冲突的戏剧性不够明晰，比较注重文学意境和艺术情调的营造。

跨文体写作“不是为了形式和形象，而是为了表现的需要”，这一特点在政论体的散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封密信寄亲朋》《噶尔记忆》《雪落陵园》《二牛的电话》等文章中，高宝军以浪漫诗意的抒情方式形象化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主政经历，使得原本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鼓动色彩与说教意味的政论文，一改往日枯燥呆板的文风，变得生动形象，容易吸引读者。将政论性的话语形式熔铸在文学文本的叙事过程中，政论体的散文构成了对“既定审美规范的突围和反动”，从而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张力。

文学的“破圈”“跨界”是推动目前已显僵化、停滞的文学体裁与文学创作发展创新的有生力量，“跨界”交融的书写在文体上有不落窠臼、兼采众体的长处，但逾越文体的边界其实是一种相当冒险的举动。比如散文中的叙事是真实的，而散文化小说中的叙事是虚构的。高宝军自己也坦言：“书中写的那些儿时回忆和调侃片段，说回忆也有回忆，说写实也算写实，但我还是进行了虚构。”如何在写实与虚构之间把握好度的尺寸，无论对作家的创作，还是评论家的评判，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跨文体写作”想要建构起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被当下学术界视为后现代社会的产物，其中“涉及文体融合与分离的循环以及文学性的重建”等一系列有关现代性的悖论问题，因此，在对既有“文体”边界进行挑战的过程中，作家应充分估计其难度，并有承担失败的勇气与决心。

跨界交融的写作可以借助不同专业领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体特征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式，多维度、多层次地审视历史或现实”，作家借此不但可以“挑战自己对于现实和历史的介入能力”，也能“拓展文学对于辽阔而又真实的生活的关注方式”。因此，跨界交融的写作在近些年来成为文学圈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其实，古往今来不同领域内知识的跨界交融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如《史记》就具有中国古代“文史合一”的传统。只不过随着近现代以来知识体系的分类越来越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内建立起了以小说为中心的“四分法”体系，导致学科门类，包括文学体裁之间，人为形成了屏障林立、壁垒森严的界限。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盛行与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编辑与作家、评论家合力共商后提出了文学“跨界”交融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似乎也是收效甚微，因为文学“破圈”与“跨界”的结果应该是能够打破旧有社会秩序、文化传统的壁垒限制，形成“一个全新视角下的解构”，以此创造出新的知识与方法，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这显然不是在短时间内中国文学界就有能力实现的文学梦想。

作者简介

申朝晖

申朝晖，陕西米脂人，教授，文学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与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生导师。曾先后就读于延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路遥研究、红色经典导论等课程的教学。主持省社科规划项目、省社科联重大项目、省教育厅及延安市社科联项目等10余项。在《湘潭大学学报》《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参与出版学术专著、教材等5部。曾多次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学成果奖等奖励。

（来源：西藏当代文学研究，原文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十辑，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