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拉、拉毛肖：经典与诠释——11—12世纪西藏“道次第”文本的本土化特点研究

【作者简介】周拉，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拉毛肖，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公元11世纪中叶，阿底峡在西藏阿里托林寺撰写《菩提道灯论》一文，提出以“三士夫”为基本框架的“道次第”学说，成为藏传佛教“道次第”学说的经典文本。之后，仲敦巴等西藏本土学者对《菩提道灯论》进行注释，诸多诠释文本相继问世，从叙述方法、语言表述、思维方式以及修行实践等方面丰富和推进了“道次第”思想学说。文章归纳出“道次第”经典文本三大诠释体系，即纳措译师系、仲敦巴系以及俄译师系。仲系之《喻法论》和《蓝色袖珍本》等诠释文本本土化特点尤为突出。后弘期初期“道次第”思想传播历程中，先后以阿里托林寺、聂塘、热振寺以及彭域为中心，呈现出中心迁移演变现象。文章利用教法史料、人物传记以及早期“道次第”文本，分析“道次第”经典文本和诠释文本的互动互证关系、噶当派“道次第”文本中的本土化叙述方式以及“道次第”学说重心演变过程，尝试解析“道次第”本土化的具体表现和历史进程。研究这一时期“道次第”思想本土化的过程能够为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对讨论新时代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一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藏传佛教；道次第思想；本土化；诠释学

公元7世纪，佛教开始从古代印度和我国中原等周边地区传入西藏。在1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藏传佛教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不同历史时期完成了与本土社会相适应的历史使命。在佛教教义的开放性和西藏地方文化的包容性的双重驱动下，藏族学者在翻译解读佛教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将佛教视域和自身文化视域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道次第”学说。这可谓是藏传佛教领域一个具体的“效果历史”事件。藏传佛教“道次第”思想经历了3个重要发展阶段：前弘期（吐蕃时期）“道次第”主要以寂护（ཞི་བ་འཚོ།725—788）师徒的思想学说为中心，代表经典有莲花戒（པདྨའི་ངང་ཚུལ།约740—795）《修习次第论》（上、中、下3篇，སྒོམ་རིམ་ཐོག་མཐའ་བར་གསུམ།），其主要特点为重点阐释大乘发心方式和止观双运方法等；后弘期初期（约11—12世纪）“道次第”学说在继承前弘期思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出“三士道”理论基本框架。“三士道”思想最初由阿底峡（ཨ་ཏི་ཤ་དཔལ་མར་མེ་མཛད་ཡེ་ཤེས།982—1055）在《菩提道灯论》（བྱང་ཆུབ་ལམ་གྱི་སྒྲོན་མ།）中提出，经过藏族学者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诠释文本相继问世，形成了西藏地方语境中的“三士道”叙述方式；噶当派发展末期，“三士道”次第思想相继被藏传佛教各教派借鉴并吸收，噶举派冈波巴（སྒམ་པོ་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1079—1153）的《解脱庄严》（དྭགས་པོ་ཐར་རྒྱན།）、萨迦派萨迦班智达（ས་སྐྱ་པཎྜི་ཏ་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1182—1251）的《佛陀意明》（ཐུབ་པའི་དགོངས་གསལ།）、格鲁派宗喀巴（ཙོང་ཁ་པ་བློ་བཟང་གྲགས་པ།1357—1419）的《菩提道次第广论》（བྱང་ཆུབ་ལམ་རིམ་ཆེན་མོ།）都吸收了“三士道”次第学说内容，发展出各派独具特色的“道次第”思想。后弘期初期即公元11—12世纪的“三士道”次第思想，具有丰富的诠释文本和重大的理论创新，在藏传佛教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诠释学的理论视角，解读相关“道次第”文本和人物传记等材料，尝试梳理分析公元11—12世纪“道次第”思想本土化进程。

一、《菩提道灯论》与后弘期初期“三士道”学说

后弘期初期，由于当时西藏地方佛教式微，阿里地方统治者降曲沃（བྱང་ཆུབ་འོད།984—1078）派人前往印度迎请阿底峡，以期重振佛教。阿底峡应降曲沃的邀请前往西藏阿里地区，在托林寺（མཐོ་ལྡིང་དགོན།）写就了“道次第”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菩提道灯论》（下文称《道灯论》）。《阿底峡传广本》（ཇོ་བོ་རྗེའི་རྣམ་ཐར་རྒྱས་པ།）详细记载了其写作缘由、主要内容以及翻译历程：“由于格西译师（纳措译师）告诫喇增（ལྷ་བཙུན།即降曲沃）等人，（阿底峡）只剩下一年的时间（就要回去了），如果有人想请教问题是时候该问了。于是，喇增首先奉上三百两金子后对阿底峡说，藏地对于大乘道有很多误解，尤其是并未依止善知识的人们相互争论，仅依各自逻辑恣意解释甚深见和广大行而出现了很多异端学说，请你消除他们的疑惑；同时（喇增）提出与乘相关2个问题、与般若相关2个问题、与密宗相关3个问题，共7个问题呈上阿底峡，并请求他写一部统摄大乘总义且言简意赅的论著……然后（阿底峡）撰写了《道灯论》……后由大师自己和格韦洛追（དགེ་བའི་བློ་གྲོས།）二人翻译于托林金殿中。”可见，《道灯论》是围绕降曲沃提出的7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由阿底峡本人和译师格韦洛追共同翻译于托林寺。

整体而言，《道灯论》篇幅精短，共约有70个偈颂。它对于“道次第”学说的重要性在于首次提出了“三士道”次第（སྐྱེས་བུ་གསུམ་གྱི་ལམ་གྱི་རིམ་པ།）理论框架，其中将三士夫性相概括为：“若以何方便，唯于生死乐，但求自利益，知为下士夫；背弃三有乐，遮止诸恶业，但求自寂灭，彼名为中士；若以自身苦，比他一切苦，欲求永尽者，彼是上士夫。”随着三士夫概念的提出，“三士道”理论框架也正式确立。

《道灯论》是“三士道”次第思想的经典文本，它最初以三段偈颂整体概括三士夫性相特征，后世出现的大量关于“三士道”次第的文本基本上以此三段偈颂为根本遵循。根据写作背景和语境来分析，阿底峡提倡佛教修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渐修过程，由于能修内容庞杂而丰富，所修之人亦有必要分出不同层次，概括归纳为三士夫，即下、中、上士夫3个种类。当时印度佛教已步入后期的密宗发展阶段，加之《道灯论》的受众主要为阿里统治者家庭成员，阿底峡开门见山阐述大乘之实修方法即大乘发心（ཐེག་ཆེན་སེམས་བསྐྱེད།）和六度四摄（ཕྱིན་དྲུག་དང་བསྡུ་དངོས་བཞི།）等。可以看出，其所阐释的修行内容也是大乘佛教最为核心的菩提心和空性智慧等义理。值得注意的是，与《道灯论》浓墨重彩阐释上士道体性形成显著对比的是，阿底峡并没有具体阐述下士道和中士道之所修内容，只是用两段偈颂整体上概括下士夫与中士夫性相，为道次第思想的创新发展留下了很大的补充视角和诠释空间。

二、“道次第”学说诠释文本及其流变

经典文本的诠释与传承是藏传佛教“道次第”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自《道灯论》问世以来，出现了对其进行诠释的一系列文本。有些文本由阿底峡亲传弟子所著，以翻译诠释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构建“三士道”次第思想；有些则由阿底峡再传弟子以备忘录（ཟིན་བྲིས།）的形式记录《道灯论》难点和要点；另有文本采取全新的诠释方法，以藏族喜闻乐见的本土典故和案例来阐释“道次第”思想。这一时期“道次第”诠释方式呈现出“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齐头并进现象。班班多杰教授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经典文本与诠释文本之互动及双本体论结构，并提出了“共殊本体诠释学”概念。

纳措译师长期随同阿底峡云游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自己亲自担任阿底峡翻译师的独特经历，又结合自己对道次第思想的理解，翻译了阿底峡《菩提道灯论释难》（བྱང་ཆུབ་ལམ་གྱི་སྒྲོན་མའི་དཀའ་འགྲེལ། ）。《菩提道灯论释难》对《道灯论》中关于上士道支分发心和止观双运等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进一步推动了道次第思想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纳措译师弟子荣巴·恰索瓦（རོང་པ་ཕྱག་སོར་བ།）在温江多讲解《道灯论》时，由四大弟子分别记录讲解内容，被称为“荣巴四子”（རོང་པའི་བུ་བཞི།）备忘录。此备忘录对后世噶当派“道次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纳系诠释注重对《道灯论》上士道相关疑难问题的具体解释，进一步丰富了上士道次第思想内容和修行方法。

在卫藏地区长达十数年的游历中，阿底峡的“道次第”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促成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他的弟子仲敦巴（འབྲོམ་སྟོན་རྒྱལ་བའི་འབྱུང་གནས། 1004—1064）。仲敦巴根据西藏风土人情和社会背景，为阿底峡提供值得借鉴的讲学方法。譬如，“阿底峡打算在后藏地区向当地群众传授涉及密宗的道歌（མདོ་ཧ།）时，仲敦巴及时制止并予以坚决反对，阐明道歌等密宗思想于西藏地方不宜。”“阿底峡也计划在西藏建立一个以自己戒律传承（大众部，ཕལ་ཆེན་སྡེ་བ།）为基础的僧伽集团，于是向仲敦巴征求意见。仲敦巴又坚决反对阿底峡的提议，并解释西藏向来以说一切有部戒律（གཞི་ཐམས་ཅད་ཡོད་པར་སྨྲ་བའི་སྡེ།）为基础，所以大众部戒律无益于西藏。”显然，佛教在西藏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西藏本土人士的精心设计和合理选择，藏传佛教本土化是西藏知识分子自觉主导佛教发展规律的有力证明。

从受众的角度看，当时主要以阿里地区地方统治者和大学者为主，故阿底峡无需赘述下士道等基础义理。然而接触了西藏底层社会后，阿底峡发现“下士道”和“中士道”对西藏底层初学者的重要性。阿底峡根据西藏社会现实做出了适当变通，以小乘佛教的戒律和因果观为重心，因地制宜阐释其道次第思想体系。仲敦巴一生践行以因果观为中心的道次第思想，为道次第实践和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仲敦巴弟子博朵瓦（པོ་ཏོ་བ་རིན་ཆེན་གསལ།1027—1105）所著的《喻法论》（དཔེ་ཆོས།）和《蓝色袖珍本》（བེའུ་བུམ་སྔོན་པོ།）是噶当派道次第诠释文本的典范，是博朵瓦讲授道次第思想的结晶，最初由其弟子扎嘎瓦（བྲག་དཀར་བ།11—12世纪）和铎巴（དོལ་པ་ཤེས་རབ་རྒྱ་མཚོ།1059—1131）分别集结。《喻法论》注重下士夫和中士夫道次第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趣入以菩提心为根本的大乘道次第所修内容。《蓝色袖珍本》以《道灯论》三士道理论框架为依据，系统阐述三士道次第要义，发展了三士道次第理论内涵。继博朵瓦两大论著之后，其弟子夏热瓦（ཤ་ར་བ་ཡོན་ཏན་གྲགས།1070—1141）著有《夏热瓦道次第》（ཤ་ར་བའི་ལམ་རིམ།），基本上沿用了博朵瓦道次第学说。由此可见，仲系诠释文本填补了道次第经典文本关于下士夫和中士夫内容的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三士道次第思想学说，实现了统筹下、中、上士夫三位一体的道次第思想建构。仲系道次第诠释方法为后世藏传佛教各教派道次第思想建构奠定了基本格调。

西藏地方学者试图创新道次第理论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道次第思想的发展趋势之一。俄译师（རྔོག་བློ་ལྡན་ཤེས་རབ། 1059—1109）师从其叔叔俄勒贝喜饶（རྔོག་ལེགས་པའི་ཤེས་རབ།）系统学习阿底峡道次第思想，又结合自己对现观学说的独到建树，开创了道次第思想与现观学说融为一体的“教次第”（བསྟན་རིམ།）文本。俄译师著有教次第摄义偈颂文本，遗憾的是这一文本现已佚失。俄译师翻译了现观类重要文本《现观庄严论》（མངོན་རྟོགས་རྒྱན།），并作了系统解释工作。鉴于道次第思想和现观学说具有重合之处，道次第思想可以概括为现观思想的精简版。俄译师对现观学说的推崇和诠释有力促成道次第思想的发展。现存最重要的俄系教次第文本为《教次第广论》（བསྟན་རིམ་ཆེན་མོ།），由俄译师弟子卓龙巴（གྲོ་ལུང་པ་བློ་གྲོས་འབྱུང་གནས།11—12世纪）所撰，以现观学说为理论依据，统摄佛教广大行与甚深见，其内容排序明显受到了三士道次第思想影响。噶当派早期教法史料记载，“道次第和教次第是同一类文本，两者都是道次第文本的不同称呼”。可以从文学批评的视角将“教次第”和“道次第”细分为两个不同的文本类型，也可以从内容的高度重合而将二者归为一体。

综上所述，西藏地方学者对于经典文本的诠释促使系统完备的道次第思想学说形成。纵观《道灯论》的诠释文本和传承特点，西藏地方诠释文本可以归纳出纳系、仲系和俄系三大诠释体系。其中，纳系文本主要以《道灯论》三士道具体内容的阐释为主，以纳措译师所译《菩提道灯论释难》和“荣巴四子”备忘录为主要代表，重点阐释《道灯论》有关发心方法和六度四摄等上士道体性之重点和难点问题。仲系属于《道灯论》的理论补充与本土化诠释，仲敦巴重视道次第基础性理论内涵，主要践行下士夫和中士夫道次第所修内容。博朵瓦等众多弟子更以本土化的表述方式进一步创新发展道次第思想，著有《喻法论》和《蓝色袖珍本》等诠释文本。俄系则通过阐释现观学说而丰富了后弘期“道次第”思想学说，俄译师被公认为后弘期初期现观学说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鉴于现观学说和道次第思想有高度重合之处，现观理论的大量翻译和系统解释为“道次第”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三、“道次第”文本叙述方式和思想特点

（一）生动鲜活的本土化叙述方式

公元11—12世纪正值藏传佛教后弘期开端，对于西藏社会而言，“道次第”可谓是全新的思想学说。西藏学者传承发扬“道次第”思想的有效路径主要有讲故事、举案例、列典故等，用生动鲜活的表达方式，深入浅出地阐述和解读道次第思想。《喻法论》和《蓝色袖珍本》等“道次第”文本中充满了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表述方式，是构建道次第本土化叙述方式的典范。《喻法论》共收集了700多个西藏本土典故、历史事件、具体案例以及生动比喻，丰富了道次第学说的叙述方式和表达方法。

止观二品（ཞི་གནས་དང་ལྷག་མཐོང་།）是道次第思想的重要内容。噶当派道次第文本对于静虑波罗蜜多（བསམ་གཏན།）和智慧波罗蜜多（ཤེས་རབ།）的记载也富有趣味性。《喻法论》说：“譬如，对于一个极度口渴的人而言，即使他仅仅听到或看到了水并不能止渴，只有付诸行动真正饮水才能止渴；同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闻思阶段而不去修行，无法根除迷惑烦恼，未根除迷惑烦恼即轮回根本，无漏道无从谈起，也无法获得灭谛。” 

（二）后弘期初期道次第思想体系之中观学说

道次第思想在整合后弘期初期藏传佛教过程中，中观见和因果观之间的张力以及实相论（རྟག་པར་སྨྲ་བ།）和虚无论（ཆད་པར་སྨྲ་བ།）之间的争端等焦点初步显现出来。道次第文本试图通过构建三士道次第话语体系使相关争论达到和谐统一。比如，下士夫首先需要对因果观产生定解，在此基础之上，上士夫须要追求中观甚深见。整体上因果观和中观见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相论和虚无论都缺乏科学依据，二者在上士夫所修中观见中得到折中处理等。

为了避免人们对中观见产生误解，阿底峡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后世噶当道次第文本论及阿底峡中观见时，表示阿底峡既坚持极无所住中观宗（རབ་ཏུ་མི་གནས་པའི་དབུ་མ།）或瑜伽行中观宗（རྣལ་འབྱོར་སྤྱོད་པའི་དབུ་མ།），又推崇月称系中观宗（ཟླ་བ་གྲགས་པའི་ལུགས་ཀྱི་དབུ་མ།）。仲敦巴将自己的中观宗取名为“无所是”（ཅི་ཡང་མ་ཡིན་པ།）中观见。显然，这是对中观名称的本土化处理。根据《蓝色袖珍本》，仲敦巴注重月称论师的观点即中观应成宗，同时他批评当时存在的一些中观二分法，“极无所住（རབ་ཏུ་མི་གནས་པ།）和如幻中观（དབུ་མ་སྒྱུ་མ་ལྟ་བུ།）、大极无所住（རབ་ཏུ་མི་གནས་པ་ཆེན་པོ།）和小极无所住（རབ་ཏུ་མི་གནས་པ་ཆུང་ངུ་།）、大除现（སྣང་སེལ་ཆེན་པོ།）和小除现（སྣང་སེལ་ཆུང་ངུ་།）等中观二分法极不应理，应该统统归类于卑劣宗派之行列”。无论是阿底峡的谨慎规避还是仲敦巴的尖锐批判，都表明噶当派祖师非常注重中观见的思想价值。

四、道次第学说传播中心的迁移历程

公元11—12世纪，道次第思想发展进程中，其文化中心也出现了动态迁移现象，理解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道次第思想本土化的具体表现亦有裨益。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挖掘相结合，尝试梳理这一演变进程。“道次第”思想传播中心迁移无疑与核心人物的行动轨迹息息相关。后弘期初期经过噶当派四代师徒的赓续传承，“道次第”思想传播的地理中心发生了四次重大转变，先后以托林寺、聂塘（སྙེ་ཐང་།）、热振寺（རྭ་སྒྲེང་དབེན་གནས།）以及彭域（འཕན་ཡུལ།）为中心，不断传播发展最后遍及西藏。

“道次第”思想的传播最初以阿里托林寺为中心。当时，托林寺保存了丰富的经典翻译文本，大译师仁青桑布（ལོ་ཆེན་རིན་ཆེན་བཟང་པོ། 958—1055）等为阿底峡提供了文化交流机会。《阿底峡传广本》记载：“觉沃（阿底峡）问大译师是否了解此等教法，大译师表示自己对所提教法都有把握，于是觉沃很高兴便说，西藏有像你这般大学者，自己何必长途跋涉来西藏……觉沃又言，想必大译师见多识广、博文博识，那么如果一个补特伽罗同时想修行所有的教法，该如何修行呢？大译师回答觉沃，应该按照各个修法教授分别修行。觉沃顿时变得很严肃并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来西藏。”通过与仁青桑布的交流，阿底峡发现即便像这般见闻广博的学者，也无法将所有教法融为一体。鉴于兼修所有教法精髓的现实需要，阿底峡在阿里托林寺完成了“三士道”次第思想的发轫之作《道灯论》。

“道次第”思想的传播重心向卫藏地区转移过程中，扎叶巴（བྲག་ཡེར་པ།）和聂塘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地点。扎叶巴是阿底峡在卫地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在该处阿底峡与弟子们共同完成了一系列思想交流与学术对话。后人在此对话基础之上辑录了著名的《噶当祖师问道语录》（བཀའ་གདམས་གླེགས་བམ།）。阿底峡在聂塘定居的9年中，西藏众多优秀知识分子都前往聂塘，长期与阿底峡进行交流。阿底峡注重发展下士道次第思想，反复强调西藏本土学者必须做好下士夫所修皈依（སྐྱབས་འགྲོ།）和因果观等基础内容，在此基础上追求上士夫菩提道和密宗等上等义理。西藏学者将阿底峡称之为“因果师”（ལས་འབྲས་པ།）和“皈依师”（སྐྱབས་འགྲོ་བ།）。阿底峡在聂塘居住期间最终确立了下士道所修内容在整个道次第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可见，扎叶巴和聂塘是后弘期初期道次第思想在卫地发展的重要地域。

仲敦巴等离开聂塘前往“北方”后，热振寺成为“道次第”思想的下一个重镇。热振精舍最初是仲敦巴和贡巴瓦（དགོན་པ་བ་དབང་ཕྱུག་རྒྱལ་མཚན།1016—1082）等噶当派先哲的静修之地。在那里，以仲敦巴为主的噶当派第一代本土知识分子将“道次第”思想融入日常修行活动，探索出具有本土特点的道次第修行体系。随着热振精舍逐步成为“道次第”传授中心，周边地区有志之士为了追求更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和指导理论，前往热振精舍师从仲敦巴等噶当先哲系统学习道次第思想学说。在热振寺，仲敦巴培养出了“噶当三法友”（བཀའ་གདམས་སྐུ་མཆེད་གསུམ།）等众多优秀本土知识分子，成为传播和继承“道次第”学说的栋梁之才。

热振精舍地处人迹罕至、群山环绕的地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道次第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噶当三法友”离开热振寺开启了道次第思想由北向南传播的历史进程。南方彭域相较于北方热振河谷而言属于农耕地区，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和信众基础。博朵瓦晚年定居博朵寺（པོ་ཏོ་དགོན།），致力于推广道次第思想，听众达到2000多人，标志着道次第思想成为当时广受欢迎的主流思想之一。乌瑞克·罗斯勒和汉斯-乌瑞克·罗斯勒合著的《彭波之噶当派遗址》一书共列出现存的13个噶当派古刹。由于作者关注焦点集中在彭波地区，而未提及卫地的洛寺（ལོ་དགོན་པ།）和桑浦寺（གསང་ཕུ་དགོན།）等重要寺院，也未涉及后藏的纳塘寺（སྣར་ཐང་དགོན།）等重要噶当派寺院。后弘期初期道次第文本中所出现的重要人物和寺院等记载，整体上可以在西藏彭波地区（今拉萨市林周县境内，尤其是松昌乡和春堆乡）一一印证。

由此可见，随着核心人物的迁居和传承人物的赓续，道次第思想传播中心发生了四次重大转移。阿里托林寺成为道次第思想发展起始阶段的地域中心，在那里完成了道次第经典文本《道灯论》的写作和翻译。道次第学说传播中心向卫藏迁移的过程中，先后以聂塘、热振寺、彭域为中心，传向了更广地域、更多人群，有力推动了道次第思想向整个西藏传播的本土化进程。

五、结语

本文从经典文本和诠释文本的互动互证以及文化传播重心迁移演变等多维视角，对公元11—12世纪道次第思想本土化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首先，阿底峡《菩提道灯论》是公元11—12世纪道次第理论之经典文本，首次提出了三士夫概念，为后弘期三士道思想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藏传佛教三士道次第思想理论先河。其次，经典文本的诠释过程中形成了纳系、仲系以及俄系三大诠释体系。纳系基于翻译和释难的诠释方式，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上士道学说；仲系则重视建构本土化叙述方式和话语体系，以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本土典故和风土人情，深入浅出地诠释道次第思想学说，派生出《喻法论》和《蓝色袖珍本》等噶当经典诠释文本；俄系融合现观与道次第学说，创新出教次第文本，丰富发展了道次第学说诠释方法。最后，道次第学说传播中心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先后以阿里、聂塘、热振以及彭域为地理中心，由寺院小规模传承逐步转向社会大范围公众传播。总之，公元11—12世纪，藏传佛教道次第思想处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时期。道次第经典文本和诠释文本相继问世，本土叙述方式和实践应用更趋完善，道次第思想逐渐形成了系统学说体系。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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