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王挺：唐蕃交涉中的中书舍人行述研究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中古时期唐蕃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本文以两《唐书·吐蕃传》所载中书舍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唐蕃关系史上一直被忽略却又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书舍人群体，探寻这一群体在唐代中书省中除了起草进画之外，还兼涉的参议政事、收集情报、分析战略、受命出使等社会功能。此外，吐蕃社会通过吸收整合唐代官制而设置的“知汉书舍人”，尽管与中书舍人的地位与职权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一群体在沟通唐蕃、修复旧好、密切关系方面却与中书舍人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反映了吐蕃对汉文化的尊崇以及中华文化对吐蕃社会的浸润与融通。

【关键词】唐蕃关系史；中书舍人；吐蕃舍人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王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生。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1期。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度课题（2022QZGYZC001）。篇幅限制，注释从略，引用以原文为准。

正文

中书省肇始于魏晋，中书舍人的职名亦始于此，并随中书省号改名而改名、复旧而复旧。在唐代社会，以帝王名义发表的意志往往通过制、诰的形式颁发。这些重要的天子文书或政令由最高决策机构中书省负责，而中书舍人则是这一工作的执事者与负责人。中书舍人深谙典章制度，游情文藻、下笔成章。作为王言之制的代理人，学界对于中书舍人侍奉进奏、参议表章的制诰制度、制诰文体的创作，以及中书舍人文官制度的嬗变等研究，成果相当丰硕。

而本文关注的是一个目前较少讨论的问题，即中书舍人与吐蕃政事。尽管史书对此着墨不多，但是借助两《唐书·吐蕃传》对中书舍人在中枢决策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朝政运转中参与政治和公务应答的记述，可探寻唐蕃关系的开拓。此外，吐蕃仿效唐朝设置的舍人，尽管留下的材料相当零散，却反映了唐蕃的人群互嵌及其对唐朝文化的融摄。吐蕃舍人了解唐文化，为唐蕃交涉乐此不疲，这些都为共同书写唐蕃关系史留下了亮丽的一笔。可以说，“唐蕃人群流动带来的互动与整合以及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最终汇聚成了中华文化的一分子”。

一、草拟涉蕃制诏

唐代“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勅旨，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这些关乎大唐形象的帝王之言均由中书舍人代为拟制。而在唐代的实际政务运行中，常用的有册书、制书和敕书三种文书形式。

册书是王言中最为隆重的一种形式，适用于皇室册封及少数民族分封的任免方面。比如，景云二年（711）沈佺期代草的《金城公主册文》，“继文成之旧姻，割天性之慈，徇安人之业”，册命金城公主为睿宗长女。而制书和敕书除此之外，还兼具其他功能。比如，上元初年，吐蕃袭扰边塞，唐高宗颁行《令举猛士敕》，以讨吐蕃，还明确要求“有膂力雄果，弓马灼然者”。又如，景龙年间颁发的《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这是唐中宗许婚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的诏书。再如，永泰二年（766），独孤及的《敕与吐蕃赞普书》，述及六十载的舅甥和亲结好，况且“言在史册，信结天地，岂以小不忍而隳大体，使百姓疲于甲兵，两主遂为仇仇，贰过迁怒，朕所不取”，流露了重归于好的美好愿景。另外，长庆元年（821），白居易奉命执笔《太子詹事刘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蕃盟会使守右司郎中刘师老可守本官充盟会副使通事舍人太仆丞李武可守本官兼监察御史充盟会判官三人同制》，记录了参与唐蕃会盟的“元鼎之博通，师老之诚谅，武之恭敏”，通力合作，“必能率服彼戎”的信心。以上略举的三种文书形式，直观地反映了中书舍人代天子立言的制诰起草，不管是按典故起草还是在紧急情况下制诰，章法明晰，考虑周详，论述在理，思想深刻，显示了文词之臣过硬的文学素质和深厚知识储备以及文学之士出手不凡、游刃有余的职场应变能力。

综上所述，中书舍人作为专掌制诰的清要之官，润色王言自不待言，而对于制诰辞章更是信手拈来、下笔辄成。从其草拟的涉蕃制诏来看，中书舍人对于唐蕃的交往交流，说理叙事侃侃而谈、款款深情，尽显大唐的皇家气象。事实上，中书舍人作为复合型人才，在朝政运转中往往身兼数职，对于唐王朝的政治秩序既要了然于心，又要悉心戎务、参赞戎事，特别是中书舍人代为草诏的“王言之制”，不仅和解了唐蕃的纷争，而且凝聚了双方的关系。

二、献治蕃之策

两《唐书·吐蕃传》实录了唐蕃之间两百余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文字少异，内容丰富，但其记述参议戎务的中书舍人群像，却一直被唐蕃史研究者所忽略。中书舍人的制诏文章尽管没有传世，颇为遗憾，但是《吐蕃传》却记录了这一群体为唐蕃关系建言献策、分析吐蕃军事，甚至充任使者入蕃报聘、出使劳问、宣布德化等细节。因此，通过梳理《吐蕃传》所载唐高宗在博咨广询治蕃之策时，中书舍人郭正一、刘祎之参与政事枢要的记述，可呈现其深谙时事、边事以及崇论宏议、世事洞明的一面。

咸亨元年（670），大将军薛仁贵遭吐蕃大将论钦陵围困大非川，这是唐蕃首次锋刃相交的一场战役。吐蕃“击唐军多人”，其强盛势力令人措手不及，唐军战败，薛仁贵等人获罪被免。此后，吐蕃开始频频袭扰边地。仪凤三年（678）秋，唐蕃青海之战，唐又败于吐蕃，工部尚书刘审礼陷于敌阵，中书令李敬玄按兵不救。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并且攻占唐境，比如凉州（今武威）、松州（今松潘）及安西四镇等地。

高宗务在安辑，吐蕃却不识恩情，还在仪凤中屡犯唐境，“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因此，高宗以蕃扰之患博咨广询治蕃之策时，近臣对此众说纷纭、聚讼不已。最后除薛元超主张进攻外，以中书舍人郭正一为首的侍臣则建议“备边不深讨为上策”，持防御之策。郭正一认为，吐蕃袭扰已经多年，“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堠，勿令侵抄。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其绥御之策颇具才略，尤其是据实分析，指出了当务之急是守卫边境，等到国力强盛再出兵征剿，一举拿下，可谓运筹帷幄。而中书舍人刘祎之则认为，“须家给人足可击也”。刘祎之已经意识到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劝谏高宗说：“夷狄……不足校，原戟威，纾百姓之急。”刘祎之思维敏捷，当时军国多事，朝廷诰命均出自其手。可见，寥寥数语道出了从长计议的规划，其高瞻远瞩地分析敌我矛盾，并且针砭时弊地提出了“原暂戟万乘之威，以宽百姓之役”的人本主义，意识到必须等到百姓丰衣足食之后再出兵讨之，其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受高宗赞赏。

综上所述，唐高宗在治理吐蕃时举棋不定，中书舍人郭正一、刘祎之在参议政事时的识见与判断未必正确，却代表了高宗朝保守的民族思想。此外，中书舍人的民族思想还间接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唐蕃关系，当然这也是高宗思想意志与战略战术的体现。

三、参谋对蕃军事

文成公主和亲，其覃于声教、六合一家的深远影响，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唐蕃一方安靖。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遣使尚赞咄等千余人来唐迎金城公主。可以说，墀玛类主政时期，息战言和，力促神龙会盟以及金城公主和亲，不仅开启了唐蕃的首次会盟，还紧密了唐蕃的关系。其中，《吐蕃传》还记录了开元年间，唐帝遣使紫微舍人倪若水以及“受命慰劳而遣”的通事舍人杨绍贤等人出入吐蕃的史实。

开元二年（714）五月，吐蕃大相坌达延献书，请划界于河源，“事资早定，界定滞后，然后立盟”。于是，唐遣解琬带着神龙会盟的誓文，至河源与吐蕃定界。六月，蕃相尚钦藏、御史名悉腊（一作明悉猎）进献盟书条文。其时吐蕃势力不断扩张，并占领了陇右和西域地区，对唐造成一定的威胁。玄宗借用隆重的宾礼仪式，于承天门楼召见，又宴之与内殿，不但彰显了大唐的皇权威严，还想借机遏制其发展势力并调适彼此略显微妙的关系。八月，吐蕃锐兵精甲十万入寇临洮军，复寇兰州、渭源，还抢掠群牧监马。吐蕃频频遣使与唐请盟，而又不断进攻大唐。因此玄宗盛怒，颁布了《亲征吐蕃制》《敕勇士诏》等，大募壮士，亲率军师，“授以方略，扫清氛祲”，并遣陇右防御使薛讷“令教习尔等”。十月，薛讷等人与吐蕃接兵于渭源武阶驿，以掎角之势夹攻溃敌，还追至洮水，后交战于长子，丰安军使王海宾力战阵亡。王晙还出动奇兵，“衣之蕃服”“置鼓角”夜袭，残兵败将在逃窜时自相踩踏，尸横遍野，洮水断流。薛讷等人克捷，玄宗停止亲征，遂向全国颁发了《罢亲征吐蕃诏》：“比来缘边镇军每年更代，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岂有缘路疲人，盖是以卒与敌”，提出要加强西北军镇的兵力，以及“战兵别简为队伍，专令教练，不得辄有使役”。玄宗因河陇之故提出整顿军纪、训练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安排部署，并令兵部侍郎裴璀、太常少卿姜晦等人充计会使赴各军州，贯彻落实，并令兵部侍郎韦抗、紫微舍人王廷郎简要记述此诏令。对此，《吐蕃传》也记述了唐玄宗因此停止亲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赶赴前线，临按军实，“叙录功状”，并且祭吊王海宾等人，还有，“敕州县并瘗吐蕃露胔”等细节。开元元年，中书省改为紫微省，中书令改紫微令，中书舍人王廷郎、倪若水自然成了紫微舍人。

另外，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二月，金城公主遣使入唐，请求赤岭会盟，定蕃唐两界。次年，双方在赤岭划界，唐蕃也旋即出现了重修旧好的好兆头。二十三年（735）二月，蕃使悉诺勃藏来贺正，并献方物。此时，唐廷已经察觉吐蕃秘密联合突骑施，由于“入我西镇，观其动众，是不徒然，必与突骑施连谋”，便借故“近闻莽布支西行，复有何故？若与突骑施相合，谋我碛西，未必有成，何须同恶？”，并摆事实讲道理，重申甥舅婚姻之好、盟誓之约，以此断绝吐蕃与突骑施的密盟。因故遣内使窦元礼使蕃，交付悉诺勃藏带回金银诸物和突骑施使者，此举意在让“吐蕃间接归还给突骑施”，同时还派出通事舍人杨绍贤往赤岭以宣慰，充当此番入蕃的宣慰使。

还有，安史之乱，国力危殆，吐蕃乘虚而入，河陇失守，边关告急，以致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但是，大权在握的程元振不仅谎报军情，还欺上瞒下。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又兴兵入唐，直驱长安，还纵兵焚掠。十月，“中书舍人马重英陷长安”。马重英（即达札路恭）身为吐蕃舍人，了解唐朝社会文化，他还与俘将高晖拥立傀儡皇帝李承，立年号，赦天下，置百官。吐蕃军逼近京师，代宗下诏已赋闲在家的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镇守咸阳，抵御吐蕃。郭子仪临危受命，此时部下散去、兵力不足。十月九日，长安失守，京城一片混乱，民众纷纷奔逃避难。郭子仪领军数百人和妻子侍从以及驼马车牛数百，由长安城南入牛心谷时，行军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监察御史李萼劝说道：“主上蒙尘于外，家国之事，一至于此。今吐蕃之势日逼，岂可怀安于谷中，何不南趋商州，渐赴行在。”此外，王延昌还因地制宜、有理有据地分析吐蕃的出兵部署，“必兵分来逼，若当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郭子仪在何去何从不知所措时节，在中书舍人的劝说之下，并非“按兵不动”，而是开始抄玉山路奔赴行在。总之，王延昌此举让郭子仪一方面出其不意地绕过吐蕃军，一方面又扈从代宗，保驾有功。中书舍人知己知彼的战术分析，不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还化解了君臣的矛盾，可谓一箭双雕。

综上所述，玄宗朝向风慕义的声教所及，以及重在落实、狠抓军纪的改革措施，比如紫微舍人奉旨入蕃尽责临按军实并祭吊，还有通事舍人奉命入蕃往赤岭宣慰等，即是玄宗体恤民生、怀柔远人的一个历史明证。另外，中书舍人王延昌等人绝非等闲之辈，而是深谋远虑、洞悉敌我，还通权达变地掌握吐蕃进攻特点，让郭子仪绕道而行。可以说，中书舍人不只在中书省草诏制诏，其工作职掌也顺应时局之变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参谋涉蕃战略互动局势且进行周密计划、有序安排的过程。中书舍人提供智库方面的支持等行为，说明这一群体已经涉足或参与决策、左右政事，其职能的适度转变甚至扭转了乾坤、变革了政局。

四、重修唐蕃旧好

长安二年（702），赞普遣使入唐求和未果，便率万余众侵犯悉州、茂州（均属今茂县），都督陈大慈四战四捷大败吐蕃。九月，论弥萨等人入唐，天后在麟德殿宴请之，还奏百戏，使臣亲观奇乐，赞叹不已。此后频频入唐朝贡。由于“吐蕃乞附；中国有圣，殊俗向风。纳虎豹之文，修葡萄之贡”。因光宅年间，改西台舍人为凤阁舍人。因此，在是年三月，命凤阁舍人摄鸾台侍郎桓彦范入蕃报聘，大事记年对此亦有记述。

景龙三年（709），吐蕃舍人名悉腊等千余人入唐迎金城公主。次年正月五日，中宗设宴，君臣唱和，名悉腊赋以“玉醴由来献寿殇”结句，才惊四座。可见，名悉腊有很好的汉文修养，还“颇晓书记”，有“才辩”。开元十八年（730）十月，名悉腊等人再至京师，唐玄宗还在宣政殿列羽林仪仗接见。此时，其身份已由初次入唐时的吐蕃舍人升迁为吐蕃重臣、大臣论，其间还多次献方物、请经籍，成了名副其实的唐蕃文化摆渡人。

事实上，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大批入蕃汉人或因奉命奔走其间，或因被俘沦陷其中，或因失意远离故土，因其进入吐蕃的原由各不相同，各自与吐蕃社会嵌合的程度也不一样，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这些落蕃汉人被唤为吐蕃舍人，是“小官吏们的正式职称”。比如，在武后时，就有政治失意，躲进“避罪天堂”吐蕃的。贞元十七年（801）七年，吐蕃陷麟州（今神木），驱掠民畜，至盐州（今定边）西横槽烽时，蕃将徐舍人对被俘的道人延素倾诉自己的身世，“武后时，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孙奔播绝域，今三世矣”。徐舍人在吐蕃尽管掌兵权，但思念故国，不能自已。又如，吕温在蕃经年，羁留难回，在其代拟的《代都监使奏吐蕃事宜状》中提及“吐蕃舍人郭至崇”于清水县西迎接之事。后在同年十二月，“郭志崇来朝”。舍人郭至崇（郭志崇）的两处记载，可谓浮光掠影，却反映了吐蕃设置舍人一职的常见性以及落蕃汉人入仕的普遍性，以及吐蕃频遣舍人入唐的密集性。此外，落蕃汉人除了效劳吐蕃，还充当唐蕃关系的调解员，为重修唐蕃旧好功劳汗马。

此外，吐蕃还常在秋季“捉生问事”，侵轶百姓，元和十五年（820），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被掳。吐蕃甚至起用落蕃汉人，因此，只要“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可则不愿。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可则尝于灵武相识，其人大为蕃帅所信，为言之，得免”。谭可则被俘陷蕃，尽管做了舍人，但被刺字涂墨“天子家臣”，为奴生涯苦不堪言，却可以“安定地方秩序”。谭可则的故事甚至作为典故入诗，比如《敦煌廿咏》其七《水精堂咏》：“阳关临绝漠，中有水精堂，暗碛铺银地，平沙散玉羊。体明同夜月，色净含秋霜。可则弃胡塞，终归还帝乡。”还有《吐蕃党舍人临行》记述了党姓舍人的祈盼，“设将泉下事，时向梦中传”。还有，伯希和藏文写本《奉和中书贾舍人早朝》等。再如，唐代旧臣王锡，在吐蕃攻占敦煌后成了破落官，水土不服，疾病缠身，纵然如此还是无法接受被俘后“扭手械足”的折磨，因此，“若得陪星使，鼓唇舌，俾邻国协和，杜绝猜二，则臣之分也”。王锡认为，唐蕃“况仍接邻，又是甥舅。诚合使乎往来”。作为落蕃官的代表人物，王锡愿以不烂之舌协助重修旧好。落蕃汉人发挥的桥梁作用，无形中推动了唐蕃双方的交往交流。

综上所述，徐舍人、谭可则、王锡等人从没蕃汉人到落蕃汉官的身份转变，说明了中原文化在吐蕃的流播。而吐蕃效仿唐朝职官制度，为落蕃汉人谭可则等人设置“舍人”名号的一些记述以及落蕃汉人担任舍人的现象，在于熟悉大唐礼俗文化的汉人在唐蕃交往中发挥一定的语言文化优势，同时也说明了吐蕃对汉文化的尊崇。当然，入蕃汉人以情感体验记述陷蕃生涯，可补史料记述的阙如。

五、结语

两《唐书·吐蕃传》记录了自七世纪以来西藏文明不断东向发展，并与青藏高原东缘的中原文明发生持续交融的历史细节。在唐代社会，中书舍人是王言之制的实际承担者，主要职掌书疏表檄的草画拟制，而本文关注《吐蕃传》的文词之臣中书舍人在中枢决策体系中参议政事，细心承值，而对于疆土、家园和民生问题集思广益贡献智慧，对其形象叙述可谓生动。而文献中零星记载的吐蕃舍人，也真实地再现了吐蕃统治下身陷吐蕃的汉人凭借自身的语言文化优势架设“汉藏金桥”，因此，这些共同书写的历史，在民族交往中发挥了文化中间人的作用，破除沟通的藩篱。

总之，官修史籍、敦煌文书和笔记小说记述的中书舍人的职掌和为政，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唐蕃关系的演进过程，可以让我们看到中书舍人除了制诰外，还参议唐蕃政事、分析吐蕃军事等不为人知的治边理念和经验。因此，不论遣唐还是入蕃、防守还是进攻、建言还是献策等，均有中书舍人的身影。而吐蕃仿效唐朝设置的“舍人”，还为我们探寻中原王朝影响周边民族的制度文化，比如，在推进唐蕃民族关系的全面发展方面，以及在促进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交往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这“既是西藏进入中华文明体系的深刻反映，也是西藏方面主动认同中华各民族，并将自己的历史叙述主动纳入中华文明体系的一个确凿的印证”。可以这样说，在唐蕃关系上的文词之臣中书舍人或是边缘人物吐蕃舍人，其在历史语境下折射出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功能，均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和多元一体的格局，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