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朋：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呈现与路径选择——以西藏米林市南伊乡为例

【内容摘要】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内容呈现上来看，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主要表征为生计转型和居住空间的变迁，交流更加注重强调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双向互动，交融则要求强烈的心理认同和互嵌社会结构的广泛共识性。同时，在这三个层面的现实境遇中也存在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为了更好促进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共同富裕愿景下的产业转型和精准扶贫；多渠道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与双向交流，避免歧视与偏见；激发各民族参与式发展的主体意识，消除社会资源排斥。

【关键词】珞巴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关系；南伊乡

【作者简介】高朋，男，山东邹城人，博士，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新时代社会治理与政策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人类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里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为“三交”）描绘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颇为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虽然没有关于民族“三交”的直接表述，但其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将民族“三交”理论应用到民族关系实践中去，这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也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伟大方针政策。

微观层面上，“三交”理论与民族关系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经验的总结，既有从历史整体性视角下地理环境、政治碰撞、经济互补和战争驱动来探讨唐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成逻辑的文献。亦有以边茶贸易这一商业活动作为切入口展现中华民族各个民族资源共享、守望相助的历史事实。二是现实中民族“三交”现状经验与实践路径的地方性归纳，如罗彩娟对于广西近六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进行了细致归纳，并且就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三交”实践路径加以探讨。再如赵月梅以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区和鄂伦春自治旗作为不同个案总结归纳各民族“三交”的特点、经验与启示。最后是以一个少数民族作为主体，探讨与其他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与启示，如袁丽红认为平地瑶与汉族共同生活在南岭走廊地区，两者之间有社会交往又有经济技术交流，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切关系。又如马欣认为发源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区域的柯尔克孜族在黑龙江地区与其他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是民族“三交”理论的生动展现。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三交”理论运用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但就现有学术成果来看，这类文献相对来说并不多见。

具体到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上，由于“三交”理论提出时间较晚，尚未出现以珞巴族作为主体探讨其与周边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献，但是存在描述珞巴族受到周边其他民族影响后发生文化变迁的文献。海门道夫是最早详细记录与分析喜马拉雅山脉各族群传统贸易的学者，叙述了交易媒介从牛到现金的变化。沙钦·罗伊选取了珞巴族阿迪人这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山地族群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了珞巴族阿迪人在现代性冲击下传统文化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国学者对珞巴族的研究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即珞巴族被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时开始，虽然晚于国外学者，但涉及面广泛。如珞巴族受到周边民族影响同时存在农业、畜牧、狩猎、采集等活动，对藏珞贸易交换物品和交易路线进行了详细阐述，描述了近二三十年国外珞巴族贸易的概况，发现了藏南地区珞巴族与阿萨姆地区的贸易。有的学者甚至将藏、门、珞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丰富了我国的民族关系史。

由此可见，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学术研究一直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只是多从珞巴族传统文化变迁入手。涉及交往交流交融的叙述也多是指产业转型、市场贸易等其中一个方面，探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双向互动和整体融合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尝试以南伊乡获取的田野材料梳理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境遇，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三交”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选择。

二、田野点概况

“珞巴”一词源于藏语的音译，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南方的人”，指的是传统上居于藏族聚居区南方喜马拉雅山周边的人群。1965年我国正式确立“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生活在米林市、隆子县、墨脱县等地区的珞巴族村民正式获得少数民族身份。第七次人口普查后，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我国珞巴族人口数为4237人，主要分布于我国隆子县、米林市、墨脱县和察隅县一带。其中，生活在隆子的珞巴族主要居住在该县斗玉乡，包括姆热、纳、布瑞、巴依等部落；米林市的珞巴族主要属于博嘎尔部落，居住在羌纳乡、南伊乡、米林镇等乡镇；而墨脱县的珞巴族主要是米古巴、米新巴、达额木等部落，主要居住在达木乡；察隅的珞巴族主要是义都部落，居住在该县西巴村。

而笔者选取的田野点是珞巴族人口分布较为密集的林芝市米林市南伊乡，南伊珞巴民族乡下辖三个行政村：琼林村、南伊村和才召村。按照2017年上半年的人口统计来看，南伊乡共有人口543人，其中珞巴族人口410人，约占总人口的75.5%。尤其是琼林村与才召村几乎全村村民均为珞巴族，而南伊村大概是一半为珞巴族一半为藏族，其中三个村子还含少数的门巴族和汉族。因此，可以说目前珞巴族的居住格局是与汉族、藏族、门巴族杂居共处的分布格局，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格所知，南伊乡珞巴族主要集中在琼林村和才召村两个村庄，且两个村庄的总人口数相差无几，两个村庄的珞巴族人口均占村落总人口数的87%以上。藏族人口数量仅次于珞巴族，尤其是在南伊村占到接近一半，其次是门巴族，最后是汉族。由于民族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别，通婚上珞巴族接受藏族与门巴族相对容易一些。最后性别比明显女性稍多一些，这也是如今汉族男性入赘增多和珞巴族高龄单身女性增加的主要致因。因此，从人口数量和性别、民族占比可知，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融程度逐步加深，体现在越来越多其他民族成员来到珞巴族聚居区生活，并且珞藏、珞门、珞汉通婚逐渐被珞巴族村民接受，甚至得到了部分珞巴族村民的强烈认同。

三、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呈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形成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之间既有历时性的“递进关联”，又有共时性的“偏重不同”。递进关系具体表现为交往的程度由浅入深、交往的范围由小到大、交往的频次由少到多。而共时性的“偏重不同”具体表现在交往主要是各民族经济层面的互动和居住空间的变迁，交流则多是指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上的双向沟通，交融则是各民族互相认同彼此身份和文化，从而形成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

（一）交往的内容：生计转型与居住空间变迁的呈现

珞巴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经济交往由来已久，并秉持了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原则。早在公元九世纪的《贤者喜宴》中就有记载：“到吐蕃政权崩溃后，在珞瑜、门隅边地能遇到吐蕃农区的人，而大量边地的人又出现在吐蕃卫地”。从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珞瑜、门隅地处边地，吐蕃政权崩溃后，藏族与珞巴族村民彼此之间互有往来。此外，藏族自称吐蕃农区，显示了农耕的生产方式，藏、珞交往带动了农业的传播与发展。陈渠珍撰写的《艽野尘梦》之中亦有体现：“第巴置酒饯别……席终进米饭，虽色黄而粗粝，得之甚惊异。问其所自，则称购之野番……自脚木宗至此，一带皆大山。山后行六七日至洛渝，再进，则为生番地矣，多早稻，产米甚多。熟番素与工布通商，半月前即托商人购之，今始得也。”根据陈渠珍的记述，靠近工布地区的珞巴族即熟番，过脚木宗前行六七日才到生番聚居的洛渝，那里产米甚多。珞瑜地区珞巴族与工布地区的珞巴族、藏族素有通商，熟番以在工布所换之铜、铁、磁、瓦器皿，与生番交换鹿茸、麝香、黄莲等药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珞巴族诸部落之间、与藏族之间以及与阿萨姆地区之间存在一个循环的贸易圈，以此来互通有无。如博嘎尔部落从阿萨姆地区、阿帕塔尼部落换来贝壳、大米再与藏族交换盐巴，同理按照需求会用皮子、药材等物品从藏族人的手中交换来盐巴、棉花等再与博日、民荣、阿帕塔尼等部落交换大米。珞巴族传统贸易中的物物交换，体现了当时不同地域珞巴族的生计方式不同，如博嘎尔部落作为阿迪人中的一支，由于居住在大山之中便以采集狩猎为生，而阿帕塔尼人因为生活在平原地区就比较适合发展农耕产业种植大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后，大量珞巴族村民跟随解放军迁到南伊沟、才召沟、普龙沟等山沟之中。当地政府给予了他们物资和技术帮助，鼓励珞巴族村民发展农耕和畜牧业，迁入的珞巴族村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

现如今，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珞巴族村民的生计方式转变为以挖虫草、养牛和发展旅游项目为主，以农耕和手工业发展为辅的独特形式。挖虫草、养牛与旅游产业可以较快获得高额收入，但对于市场依赖性比较强；农耕获得的粮食、手工业生产的服饰和工具稳定性强，但产品主要用来自给自足。因此，相对以往，一方面现在珞巴族与藏族、汉族、回族、门巴族等民族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便利，珞巴族村民的经济收入渠道更加多元；同样也对珞巴族传统的分配和消费观念产生巨大挑战，例如在谈及虫草采挖和利润的时候JA告诉笔者：

虫草哪里多、哪里的质量好，懂的人就会去这些地方挖虫草，这个是不会告诉别人的，如果给别人说了，那不就是直接告诉他你的银行卡密码了。而且你别看我们好像一两个星期赚了几万，但是回来花得也快，都买好烟好酒了。

由此可见，在国家兴边富民的政策背景下，珞巴族村民的生计转型确实给他们带来了高额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分配和消费观念。原有的共享猎物的文化观念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发生变化，出于自利逻辑的个人盈利思维逐渐主导珞巴族村民的生计选择。此外，“赚得快、花得快”使得珞巴族村民对于货币的感知渐渐数字化，这极大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观念，让本就缺失储蓄观念的珞巴族村民花钱更加没有规划性。

另外，珞巴族村民的生计转型与居住空间的变迁息息相关。1962年底，大量珞巴族村民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迁到南伊沟、才召沟、普龙沟等山沟之中，生计方式仍然以采集渔猎为主，不过已经开始在当地政府和解放军的帮助下耕种和畜牧，但是规模非常小。从当时印发的官方文件之中可见一斑：

1962年底，罗布全家一过来，受到县、区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即帮助他们解决住宅、土地问题，卖给种子6克，贷给口粮7克，发给铁锹两把，帮助他们安家，罗布激动地说：“昨天过着饥寒生活，今天却有人送粮来，问寒问暖，党和人民政府比父母还亲，我活了50岁，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党和政府，第一次得到这样的温暖。”

上述官方文件表明，1962年底，我国各级政府和群众对于跟随解放军到米林生活的珞巴族村民给予了热烈欢迎和物资帮助，在这样的安家过程中，像罗布一样的珞巴族村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党和政府发给他们土地、种子和铁锹，鼓励他们耕作，这种生计方式的转型正是基于当时刚刚来到米林生活的珞巴族村民饥寒交迫的现实。

在此之后，珞巴族村落先后经历了三次整村改造。1985年，在南伊公社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南伊珞巴民族乡人民政府，珞巴族博嘎尔人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民族的基层政府组织。国家民委和自治区民委投入46万元为珞巴族建设新房，才召村同年完成了整村搬迁，从拉噶搬到省道旁边。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和旅游开发的进行，南伊乡又在2005年时候进行第二次整村改造，琼林村、南伊村和才召村先后得到国家资金支持，房屋内侧为水泥浇筑，外表则用木板固定彰显原有珞巴族居住木屋的特色。2017年南伊乡开始进行第三次整村改造，计划将村落打造成为旅游特色村，提高住房条件以实现村落游客的最大承载力。由此来看，南伊乡珞巴族村落的搬迁和改造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实现了住址从山沟搬迁到平原、住房从竹篾木制到水泥浇筑，珞巴族村民居住空间的便利性和稳定性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由于第三次整村改造的花费巨大，珞巴族村民需要自筹百分之六十，MX就整村改造的资金筹备告诉笔者：

整村改造的一期工程已经结束了，就是包括下水道工程等等，你也看到了外面现在到处挖坑。二期工程的话已经上报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二期工程就是建房子了。村民们对于资金自筹的问题现在协调得差不多了，能接受百分之六十自筹的政策，百分之六十大概就是每个家庭需要承担二十多万。

由上述访谈内容可知，国家推行的第三次整村改造政策还是得到了大多数珞巴族村民的支持，即珞巴族村民自筹百分之六十资金，由国家负责百分之四十。

（二）交流的内容：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上的双向沟通

珞巴族有日常交流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现如今，国家十分重视珞巴语的教授和传承，南伊小学的NM老师一直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据他说：

国家非常重视我们语言的传承，现在学校一周会专门拿出一节课让我去教授珞巴语，我会把珞巴语用藏语或者汉语标注出来教给学生，班级的所有民族的学生都很喜欢学习，还会在生活中用到，比如珞巴语中的“谢谢”是“恩嘎”。

从NM的话可以看出，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工作，具体到珞巴语上就是开设教授珞巴语的课程。将珞巴语用藏语和汉语文字进行标注，不仅弥补了珞巴语没有文字的缺陷，还降低了其他民族学生学习珞巴语的难度，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为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架设了语言桥梁，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带来了语言红利。这在珞巴族村委工作中表现突出，担任村支书的DBE告诉笔者：

你来我们村里说普通话我们都能交流呢，现在我们村子年轻人很多都去内地读了书，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哦，我们作为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你只有普通话说得好才能和汉族朋友多交流，才能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而且现在我们工作上各种文件、多数通知都是用汉语写的，你不会，你不学习怎么行？

通过和DBE的交流得知，现在珞巴族干部和年轻人的普通话水平很不错，不仅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还因为他们愿意学习普通话，希望能够让其他民族的朋友了解珞巴族文化，这种认知说明语言的学习和交流是一种双向的；另外，现有的各项村委工作要求提升自身的汉语读写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更好地担当珞巴族村民和上级政府沟通的桥梁。

同样，双向交流还体现在珞巴族饮食文化的变迁上，传统上珞巴族喜好食肉、饮用酥油茶，且无辣不欢。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给多数珞巴族村民带来了健康问题，珞巴族普遍有结石病。提及身体健康DJZM告诉笔者：

我本身有胆结石问题，去看了西医，也看过藏医，拿了很多药。但是医生给我说这个病主要问题是我们吃了太多肉、喝了太多酥油茶，而且平时饮水少、吃的蔬菜水果少。他就让我多吃菜，你看我们就会去买蔬菜吃，但是我们不会做，就一直放在冰柜里，经常就放坏了不能吃了。

DJZM和很多珞巴族村民一样，日常生活中摄入钙比较多，而喝水又比较少，极易诱发结石病。因此医生会建议多食用水果蔬菜，但是伴随而来的问题是珞巴族村民没有储存和烹饪蔬菜方面的知识，最后造成食材的浪费。DJZM在品尝过笔者的手艺之后，常常会就如何烹饪好吃进行交流，同时也会做珞巴族传统饮食与笔者分享，饮食文化的交流便是这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分享的过程。

有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文化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各民族成员现代意识、观念发育迟缓，对本民族文化结构和他民族文化缺乏系统认知，致使民族间的文化互动交流停留在浅层面。”正是因为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缺乏系统认知，导致民族间的文化互动交流停留在表面，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容易生成先入为主的、具有偏见意味的刻板印象。

（三）交融的内容：心理认同与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生成

民族散杂居地区的人们长期共处，交错杂居，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增加，文化交融程度随之加深，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格局。目前的南伊乡正是以珞巴族人口为主体、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尤其是其下辖的南伊村全村共有154人，珞巴族71人，藏族83人。南伊村村长ZXDJ是藏族，但是他通晓珞巴语，这方便了他进行各种村委工作，已经连续担任南伊村村长多年。笔者去的时候是他就任的最后一年，据他说：

南伊乡是珞巴民族乡，我作为藏族在下辖的南伊村担当村长一职是有很大压力的。幸好的是我熟悉珞巴语，也了解珞巴族文化，所以处理事情比较公平，获得了村民们的很大支持。在任的这几年，南伊村的珞巴族与藏族一直和谐共处，感谢党和政府一直以来的信任！

由此可见，民族地区村干部对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深入了解有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各民族物理空间上的混合居住是民族交融的最直接呈现，而相互关系的融洽则是民族交融的核心要求。这需要各民族村干部和村民在身份、文化和心理层面的互相认同达到一定程度，消除身份和民族之间的偏见，只有这样才会出现跨民族通婚的血缘交融。正如米尔顿·戈登所说：“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其最终具有决定性的评判标准是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率。”总之，族际通婚的出现和普遍是民族交融过程中双方心理认同提升的外在呈现，更是衡量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否朝向良好发展态势的关键指标。

根据调研得知，南伊乡124户共有跨民族通婚组成的家庭44户，其中藏珞通婚家庭30户，门珞通婚家庭10户，汉珞通婚家庭3户，藏汉通婚家庭1户。其中藏珞通婚是珞巴族跨民族通婚选择中最受追捧的血缘交融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是藏族与珞巴族关系亲密。在珞巴族传说中，珞巴族祖先阿巴达尼与藏族祖先阿巴达洛是天父地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阿巴达洛自小喜欢念经，不吃荤，也不杀生，一心行善，他的子孙就是藏族民众。阿巴达尼作为珞巴族的祖先不听弟弟阿巴达洛的劝告，继续杀生。这则传说对于藏族一心向佛、遵守戒规予以肯定，并且也与历史上汤东杰布在珞瑜地区极力劝说珞巴族村民不吃荤的事实相一致。

再如才召村珞巴族村民BSCM嫁给了汉族男子WM，WM和BSCM同为一个公务部门的同事，并且在米林市买了房子。用BSCM的话来说：

我大学毕业就考到了米林县财政局这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他经常帮助我，我慢慢对他就有了好感。我看中的是他的学历和性格，没怎么考虑他的汉族身份，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我喜欢的是他的人。

由此来看，珞巴族的通婚圈不断扩大，在选择结婚对象上已经逐渐接受了珞门、珞藏、珞汉通婚。选择结婚对象的标准也开始多元化，如学历、家境、工作等等，都开始影响珞巴族青年男女的择偶观，尤其是学历高的珞巴族青年男女更加注重婚姻双方的价值观是否一致，这就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同时，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强调情感相通、结构相融、利益相连，是在“求同存异”过程中寻找和达成情感关联。所以，除了族际通婚这一情感相通的深度交融方式之外，各民族彼此之间的利益相连同样是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处于相对封闭的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且受教育水平低、精英人才匮乏，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更容易造成民族社会分层和隔阂。因此，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以各项民族优惠政策来消弭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以政府主导的资源倾斜的方式来消除可能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资源排斥，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以教育层面来看，珞巴族村民的孩子可以进入内地班学习，而且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也有对应的优惠政策，对此，担任南伊小学校长的SP告诉笔者：

学校2017年一共有9个学生考内地班，最终有3个学生考上了内地班，而在2016年，有19个学生考内地班，考上了4个，虽然2017年考上内地班的学生数量比2016年少，但是2017年的内地班升学率要比2016年高才是，这才是我们最看重的。

由SP的话可知，国家这几年非常重视西藏内地班的招生，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珞巴族孩子可以进入内地班学习文化知识。在2021年笔者的电话回访中，SP认为2017—2021年内地班的招生名额仍在持续增加，国家给予的民族优惠力度已经很大。但是随着珞巴族村民对于教育的越来越重视，仍然觉得内地班名额给的较少、竞争力度太大，由此来看，仍然靠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消除这种社会资源排斥面临着巨大挑战。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珞巴族大学生公务员考试之中，DWDZ谈及自己参加的两次公务员考试：

考得都不好，主要原因是现在很多内地学生过来考试，把整个西藏公务员考试的分数拉得好高，每年都在涨分。还有那些远的地方、内地大学毕业的藏族学生考这边，汉族的也有考过来，所以比不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只有两分，没有只针对我们珞巴族学生的职位。

DWDZ对于公务员考试没有考好归因于内地学生的拉分，而并没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认为内地学习的考生与西藏学习的考生存在教育水平的差距，没有针对西藏学习的考生的优惠政策和珞巴族学生的岗位配置，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获得的两分额外加分如同杯水车薪。斯蒂芬认为：“群际威胁是指在社会群体情境中，一个群体所拥有的资源、信念和价值观等各种特征对另一个群体的存在、发展和目标产生的威胁。”DWDZ的认知将会增强人们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歪曲其行为意图和动机，非人化外群体成员，以及促使内群体道德合法化意识的膨胀等，这些消极的情绪和认知最终导致错误的决策，对威胁作出激烈的回应。所以，应当更加积极地思考如何避免因群际威胁造成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强调社会资源的嵌入应该是各个民族的相互嵌入，不要将内地学生的考入视为一种威胁，更应该看成是支援西藏发展的融入行为。

四、促进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选择

自从1965年珞巴族被认定为我国少数民族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推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并取得了可观效果。可以说，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逐渐紧密、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互嵌已然形成。但是民族交融是为了生成一个各民族相互包容、相互认同，拥有共同价值观、归属感的民族共同体的长期过程。所以，在巩固珞巴族与周边民族和谐共处、友好团结局面的同时，必须选择匹配珞巴族与周边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层面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最优路径。

（一）坚持共同富裕愿景下的产业转型、精准扶贫和整村改造

由于区位、历史、自然环境、教育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边境地区大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阻力较多。因此，必须要积极进行经济创建工作，用好国家扶持优惠政策，挖掘自身潜力，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珞巴族村民同样生活在边境地区，当地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引导产业结构转型趋于合理。尤其重视现代饲养技术在提升畜牧产业出栏率的作用和促进“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的旅游业发展，提高可持续性产业的地位，抑制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一方面从经济交往的物质基础上增加各民族村民的经济收入，改变伴随采挖虫草出现的“慷慨”即时性消费观念；另一方面则是拓宽就业渠道，鼓励珞巴族村民本地和外地双向就业，促进其融入国内甚至国际经济大环境之中。

珞巴族作为我国“直过民族”的一员，其社会形态直接从原始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收入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传统社会中全员共享的朴素生态思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如现有的对口帮扶政策将精准扶贫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以条件好的家庭带动一两个条件差的家庭。以才召村为例，达波尔家庭帮扶达隆、小亚夏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共同致贫原因均为缺少劳力；小红家庭帮扶达杰、亚娟两个家庭，其中帮助交付亚娟之女次仁卓玛的上学费用等。因此，必须将脱贫攻坚的国家政策和珞巴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重视共享文化逻辑的作用，少数人富起来并不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应该“先富”带“后富”，从而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

第三次整村改造的初衷是为了提升珞巴族村民的居住条件，发展珞巴族村落的旅游业。但是，需要各民族村民自筹百分之六十的资金，这增加了村民的生活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各民族经济收益和债务风险的分配机制，防止出现因为不公对待导致的割裂民族情感、影响民族团结的后果。加大宣传乡村房屋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紧密关联的力度，从长远来看，易地搬迁和整村改造是事关民生保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多渠道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与双向交流，避免歧视与偏见

各民族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是以没有偏见和歧视的心理上的接受、包容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接受、实现高度和谐的自然结果，体现在生产生活、语言文化、婚丧嫁娶、岁时节日、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接触和交融。消除偏见和歧视的重要基础就是能够对本民族文化结构和他民族文化有系统认知，而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与双向交流又要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为媒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有利于简化行政工作流程，而且方便于推进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吸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在“推普”大背景下，各项民族工作中一定要慎言慎行，破坏民族团结的话不要讲、不利于民族交融的行为不要做。如少小民族、小民族等用语容易引起误会，被珞巴族村民认为没有遵循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应该谨慎使用。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应该是人类学者的应有共识，同时也应该是各项民族工作的指导准则。具体到珞巴族民族工作上，既要重视珞巴语、珞巴族服饰、珞巴族饮食等独特文化的传承，又要具备包容和赞赏不同文化的能力。因此，“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关系的光明面；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尤其是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珞巴族村民获取信息渠道逐渐多元化，网络空间实现了突破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域性限制。鼓励珞巴族村民借助各种网络社交平台与周边民族进行信息共享，从而提升对于他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切实避免因获取信息不对称导致歧视与偏见的出现。

（三）激发各民族参与式发展的主体意识，消除社会资源排斥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珞巴族人口为4237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但在米林市南伊乡，珞巴族却是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75.5%。因此，应该激发民族地区各民族参与式发展的主体意识，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而应该从内在调动各民族参与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所谓的参与式发展就是需要各民族无差别地参与到社会结构的建设中去，在过程之中共享所有社会资源和发展机遇。因此，南伊乡出现的珞门、珞藏、珞汉等族际通婚结合方式正是珞巴族村民对他民族身份、文化层面高度认同的体现。

不可否认，民族地区普遍具有经济基础薄弱、受教育水平较低、就业选择单一的问题。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公平竞争、消弭各领域的发展差距，可以坚持推行必要的优惠政策。比如适当增加内地班名额、加大珞巴族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给予本民族人才更多照顾政策等等。据了解，南伊乡现有在职干部职工共计40人，其中汉族19人、珞巴族5人、藏族15人，门巴族1人。明显珞巴族干部数量相对来说并不多，增加本民族干部数量有利于各项政策的地方性推广，但是更要鼓励其他民族人才提供嵌入性支持。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建立在各民族公民身份平等的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交融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无差别共享社会资源和发展机遇，珞巴族干部和群众对前来提供外部支持的其他民族人才应该具备高度包容性。

结语

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共时性的内容呈现上来看，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主要表征为生计转型和居住空间的变迁，交流更加注重强调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双向互动，交融作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则要求强烈的心理认同和互嵌社会结构的广泛共识性。同样，在这三个层面的现实境遇中也存在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为了更好促进珞巴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共同富裕愿景下的产业转型、精准扶贫和整村改造，多渠道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与双向交流，避免歧视与偏见，激发各民族参与式发展的主体意识，消除社会资源排斥。本文致力于探讨珞巴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呈现和路径选择，也为我国各民族“三交”的微观研究提供了经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