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文章基于多次实地调研获得的材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当代实践方面对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保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信教群众日趋多元，宗教仪式汉藏交融，寺院神灵汉藏共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也更加本土化，这些都无不体现出这一区域宗教中国化的特点。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历史时期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宗教中国化道路，在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上也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藏传佛教中国化；河湟地区；当代实践；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王志豪，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阿旺嘉措，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4年第1期。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定向探索项目“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路径与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221zujbkydx003）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24）01-0173-10
正文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的时空坐标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包括历史基础和当代实践两个部分。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路径等理论层面，《试论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再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谈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兼谈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推进西藏地区藏传佛教中国化实践路径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等一系列文章，从历史进程、学理依据、本土特色、现代方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为我们理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基础和当代方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当代实践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表现。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对我们全过程理解藏传佛教中国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藏传佛教不仅存在于西藏自治区，也广泛存在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其中，甘青地区东北段由于所处的独特地理区位和多元的人文环境等原因，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以这一区域的藏传佛教寺院为中心进行当代实践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既可以诠释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当代表现，也可以为我国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一定的典型经验。
一、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
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主要包括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省海东市的接壤地带，“三大民族走廊”中的“西北走廊”东端和“藏彝走廊”北端的“7”字形交汇处。这一带属于河湟文化区的中心区域，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甘青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与现状跟这一区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的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镶嵌带上，区域地形宏观上呈“四山夹三河”的形态。“四山”由北向南分别为达坂山、拉脊山、积石山和太子山，形似张开的四根手指，手指向西，手掌在东，逐渐收窄汇合于甘肃临夏刘家峡一带。“四山”之间蜿蜒流淌着“三河”，从北向南依次为湟水、黄河和大夏河，大夏河、湟水先后在刘家峡段及其下游不远处的盐锅峡镇汇入黄河。“四山”和“三河”之间形成了多个由高原、山地、河谷构成的不规则的相对独立单元。气候方面这一区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叠加海拔较高的因素，气温特点总体为：冬季寒冷，夏无酷暑，冬夏温差小，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又由于这里高山谷地相间，气候垂直变化明显，故山区高寒阴湿，河谷平川相对温暖干旱。
高山河谷相间的地形和冬冷夏凉、垂直变化明显的气候特点，造就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农牧兼营的经济类型。域内的达力加山、拉脊山、积石山等地势较高，高寒阴湿，形成许多高山草甸，适宜放牧。大夏河临夏段、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经的河谷地带气候相对温暖，水源也比较丰富，宜耕宜牧，农业相对发达。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在生产和生活中互动、交融，使这里成为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部，这为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基本空间。
（二）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的人文环境
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的人文环境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发展、演变的文化空间。“汉藏黄金桥”的中间地位、复杂的民族成分和多元的文化，是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要人文环境。
甘青河湟地区被称为“汉藏黄金桥”,这是一个有着政治、经济、人文多重中间地带意味的称谓。自唐朝以来，这里就成为吐蕃与中原王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再度复兴，甘青河湟地区是“下路弘传”的发祥地，此后这里成为藏传佛教“北传东渐”的桥梁。元明清时期，这里长期是中央王朝经略青藏高原的桥头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甘青河湟地区更是国家治藏方略实施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示范区。所以，从古至今，甘青河湟地区都起到了中间地带的作用。
历史上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是我国民族迁徙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现在也是我国民族成分非常多元的地区。先秦时期在这里生息的古代族群被泛称为羌、戎。秦汉至宋元时期，羌、汉、匈奴、吐谷浑、党项在这里生活、迁徙，彼此间交往交流交融。其间，7世纪中期，随着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并东扩，吐蕃军队、屯戍军及随军部落大规模来到甘青地区。这部分吐蕃军民不断融合当地其他族群，元明时期形成了安多地区的藏族。元朝以来，又有蒙古族和众多穆斯林进入该地区，并且在这里和其他民族交往、融合，穆斯林群体逐渐形成了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4个民族。这里的土族和裕固族也在明朝时期形成。汉族是进入甘青地区较早的民族。秦汉以来，汉族就以移民、屯田、戍边、流放等多种形式来到甘青地区，其间人数虽有消长，但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人口比例并持续到当代。多样的民族成分为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的宗教文化提供了多元的载体，也使这里的藏传佛教信众更加多元。
从文化体系的视角看，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主要由三大文化系统构成：汉文化（包括儒释道和民俗文化）、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苯教及民俗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永章从宗教多元与兼容的角度认为：“各种宗教在甘宁青地区和平共处，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儒教、佛教、伊斯兰教三者并立的基本格局。”这三种文化既相互独立，又互相碰撞、交融。在宗教文化交融方面，汉藏文化之间表现得比较明显。多元文化类型共存的人文环境，使这一区域的藏传佛教晕染了许多其他文化的色彩，从而呈现出一些区域性特点。
二、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部分与藏传佛教相关寺院的历史概况与当代实践
鲜活的实地调查材料是反映现实的最有力的证据。为了探究甘青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状况，近几年来，笔者考察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的十几处佛教寺院，详见下表。
这12座寺院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市临洮县和青海省海东市，处于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交界的区域。由于历史上人口结构、宗教文化和生计方式的变化，这一区域的寺院本身和信众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历史上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和现在的宗教信仰状况，大致可以把这12座寺院分为三类：
第一类：历史上和现在均为藏传佛教寺院。这类寺院包括罗家洞寺、白塔寺、炳灵寺、古雷寺、丹斗寺、白马寺和夏宗寺，共7座寺院，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境内。
其中甘肃省境内有3座：（1）罗家洞寺：据寺内碑刻记载，寺庙始建于明成化二年（1466），清光绪年间重修时，甘南拉卜楞寺四世嘉木样活佛委派贡唐罗泽法师率工匠雕塑佛像。六世班禅大师、嘉木样大师、贡唐大师、土观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等，都曾来此朝礼。据《续修导河县志》载，罗家洞寺“番族往来瞻拜，络绎不绝”。罗家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属于拉卜楞寺管辖，现在的活佛是1994年由六世嘉木样大师认定的罗家国师堪布呼毕勒罕四世的转世。寺院现有1位活佛、4位常驻僧人。（2）白塔寺：白塔是寺中的标志性建筑，因此周围的百姓将其称为“白塔寺”。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自汉地白塔寺以上的区域，则称为安多地区。”此处所说的白塔寺即为此寺。根据史籍记载，作为唐蕃分界的标志，白塔寺至少始建于唐代。民间也有唐朝大将尉迟敬德奉唐皇之命到白塔川监督修塔的传说。元明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东渐，白塔寺成为藏传佛教重要寺院之一，现隶属于拉卜楞寺。1968年，白塔寺因刘家峡水库蓄水而淹没，1981年经政府批准，按原规模样式在原白塔寺以北的塬上，修建了现在的白塔寺。通过调研了解到，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是传统的白塔寺龙华善会，永靖、东乡、临夏、积石山和邻省青海民和、循化各地寺院的僧众及广大信徒，会在这里举办宗教法会。寺院现由夏茸活佛主持，日常事务由4位居士组成的管委会管理。（3）炳灵寺：炳灵寺以石窟著称，寺院始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唐代称为龙兴寺，宋代称为灵岩寺。元初，炳灵寺改宗藏传佛教萨迦派。元末明初，格鲁派传入炳灵寺。藏传佛教传入后，僧俗对原有一些洞窟进行了重修再绘，因此一些洞窟既有汉传又有藏传佛教的艺术形式。如第3窟、第168窟、第172窟等，都有明代绘制的藏传佛教壁画。《安多政教史》记载：“文成公主曾于一个时期居住于其沟脑（炳灵上寺），由她加持，出现瑞兆，有自然显现的度母像云。”又说：“炳灵寺弥勒大佛像据传是贡子（孔子之转音）修建。”现在炳灵上寺仍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寺院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即嘉杨隆主活佛转世系统和嘉杨沃色活佛转世系统，其转世活佛中有的来自涉藏地区，有的来自汉地。炳灵寺现为永靖县重点开发的景点，游人可从刘家峡大坝沿库区溯流而上，或乘车从陆路到达。
青海省境内有4座：（1）古雷寺：古雷寺原称“古雷扎仓”,属萨迦派。明末改宗格鲁派，易名为“噶丹佩吉林”,意为“具善兴旺洲”,并延请隆务寺的加堪钦罗桑尼玛来古雷寺管理寺院事务。古雷寺是喜饶嘉措大师出家和早年学经的寺院。1961年国务院为了表彰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行为，赠重约2吨的明代隆庆大铜钟一口，并悬于古雷寺。1987年古雷寺为喜饶嘉措大师修建了纪念堂，大师舍利灵塔亦安放于此。古雷寺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丹斗寺：丹斗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9世纪中叶，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禁佛，在曲卧山修行的藏饶赛、肴格迥、玛·释迦牟尼3人逃来青海，曾在此居住，剃度附近甲徐村的喇钦·贡巴饶赛（892—975）为徒。喇钦成名后，于丹斗建立道场，招徒弘法，特别是为卢梅·崔臣喜饶等卫藏十弟子授戒，使藏传佛教再度复兴。因此，丹斗寺作为“后弘期”佛教的发祥地，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俗向往的圣地。丹斗寺地处偏僻，但规模宏大，古迹和文物保存完好，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白马寺：寺院始建于10世纪末，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喇钦·贡巴饶赛曾在此修行并圆寂于此。“万历十二年（1584年），第三世达赖去佑宁寺途经此地，其白马坐骑忽然死去，遂塑白马于寺，故名白马寺。”该寺依山崖而建，虽规模不大，但素享盛名。至今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或五月端午节，附近汉、藏、土族中的信教群众多到此朝拜。白马寺现为互助县著名的旅游景点，但由于历经千年，寺院所附红土崖体侵蚀脱离明显，亟待保护。寺院现有住寺僧人2人。（4）夏宗寺：夏宗寺为藏传佛教的名刹，以适宜僧人静修而久负盛名。据传，东晋时僧人法显（约337—422）赴印度求经时曾在此处活动，留有遗迹。宋代，建有静房。夏宗寺正式建寺始于元代。“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杰（公元1340—1383年）应元惠宗（顺帝）之召去北京，路过青海，一度居住夏宗寺，曾给刚满3岁的宗喀巴在这里授近事戒。”宗喀巴的启蒙师夏琼寺的创建者曲结·顿珠仁钦（1309—1385）、塔尔寺的首任法台鄂色嘉措等，都曾在此修行过。夏宗寺以塔尔寺为母寺，历世当彩活佛为夏宗寺寺主，现仍为安多地区一处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
第二类：历史上曾为藏传佛教寺院，现在为汉族信众供奉为主、汉藏共同供奉的寺院。这类寺院包括红塔寺、宝塔寺、西蜂窝寺和松鸣岩寺，共4座，都分布在甘肃省境内。
（1）红塔寺：《东乡族自治县志（1986—2005）》介绍说：“红塔寺系藏传佛教寺院……始建于南宋末年，后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清光绪年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多次复修。”2012年，敦煌研究院的专家曾在红塔寺石窟发现绘于清康熙年间的藏传佛教壁画。目前，红塔寺附近已无藏族居住，汉族信众成为供奉主体，但常有附近其他地区的藏族来此朝佛。红塔寺现有1名唐姓住持，系唐汪镇人，其住持为家传。唐住持曾到拉卜楞寺学习，可以用藏语诵经。
（2）宝塔寺：据藏文史籍记载，元时八思巴四大子弟之一的达温仲·仁钦扎在临洮创建了贝吉德钦寺，即临洮大寺，因为藏语中称临洮城为“香根城”,这座寺院因此也被称为“香根寺”。元至元八年至十一年（1271—1274），八思巴在临洮居住近4年之久，并在临洮讲经、传法，从此这一地区藏传佛教迅速发展，成为佛教中心。《明宝塔寺报恩传统碑》称临洮宝塔寺是“前元帝师发思吧（八思巴）幸迹，金饰吉祥塔、说法台，遗像在焉。凡遇大节庆会之辰，阖郡长官僚属人员于寺习仪拜贺，以为依止”。明朝在临洮大寺旧址上建立了5座小寺：宝塔寺、圆通寺、广福寺、隆禧寺、圆觉寺，据杜常顺研究，宝塔寺的开山建立者即为在明朝被封为“大敏法王”的端竹领占。现在的宝塔寺貌似一处三进的农家院落，也是临洮县佛教协会的办公地。访谈得知，现在有2位法师常住宝塔寺，另有1位居士也参与寺院管理，信徒基本都是当地的一些年龄较大的汉族女性。
（3）西蜂窝寺：《临夏回族自治州志》介绍说，西蜂窝寺始建于东汉，名古佛寺。唐贞观年间改称积宝寺。8世纪后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占领河湟，该寺由汉传佛教改宗藏传佛教。传说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1040—1123）曾在该寺讲经传法，并给寺院带来了“香巴佛”（弥勒佛）像，寺院遂有了“郭摩且·噶丹却科林”之藏名。元初，八思巴曾兼任该寺住持并多次在该寺弘法。1344—1349年间，宗喀巴大师的经师端珠仁钦由前藏返回安多时，曾担任该寺的堪布，传授了许多显密佛法。明永乐十年（1412）赐名正觉，颁赐皇帝敕谕，清乾隆时改为西蜂窝寺。现在西蜂窝寺经过1981年及以后的重修，恢复到了一定规模。通过访谈获知，寺中由1位来自甘南的喇嘛主事，另有1个看门人和1个勤杂工。据看门人介绍，经常来寺里的还有附近的20多位村民信众，均为汉族。寺内主供弥勒佛，殿内佛前的供案上供奉有酥油灯、净水碗，也有水果、点心等，大殿的柱子和墙壁上挂有唐卡。
（4）松鸣岩寺：松鸣岩寺由一组寺院群构成，主要包括菩萨大殿、天王殿、圣母宫、督岗寺等。其主要殿宇都建于悬崖绝壁之上，气势雄伟，险要壮观。每当山风劲吹，松鸣如涛，故名“松鸣岩”。《和政县志》介绍说，早在元代，就有人在此凿洞塑佛，修行隐居。“明成化以后，黄教在临夏地区有很大发展，炳灵寺及临夏地区各地禅宗转为黄教，一时寺院猛增，如永靖县的罗家洞寺……和政县的松鸣岩寺……”当地著名爱国宗教领袖十八世怀来仓活佛肋巴佛即为松鸣岩督岗寺活佛。松鸣岩寺一直是佛道共生的清修之地，经常有汉藏群众来此朝佛，香火兴旺。现在山上尚有5位修行者，均为附近的汉族村民。现在的松鸣岩寺已是甘肃省4A级旅游景区，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俗称四月八），当地及附近群众还会在山崖下的谷地举行“松鸣岩花儿”盛会。
第三类：历史上不是藏传佛教寺院，但存在与藏传佛教有关的遗迹，或在供奉形式上存在藏传佛教的仪轨。这类寺院有1座，即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大庙山潮阳寺。
大庙山潮阳寺：大庙山寺庙建筑群分上下两院，为当地佛道教活动兴盛之地。上院潮阳寺，内有观音楼、万佛塔、万圣阁；下院包括二圣宫、灵瑞宫、城隍庙等建筑。信教群众以临夏、甘南两地的汉藏等民族群众为主，故有“两州十八县”之说。《河州兰若庙观记》认为：“大庙山，又名大妙山。民间口碑：大妙者，佛教之言。故先有大妙山，后有二圣宫之说。言朝(潮)阳寺之建碑志云：始建于大唐贞观元年。”大庙山上院潮阳寺的照壁上刻有蓝底金字“佛道神青”4字，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80年莅临潮阳寺时所题，非常醒目。调查时笔者发现了许多佛道和谐、汉藏交融的现象，如：潮阳寺与二圣宫现共同组织了寺庙管理委员会，统一规划，统筹建设；2019年夏调研时发现，下院二郎庙捐款处所募善款即用来修建上院的潮阳寺；来此的很多信众佛、道、地方神灵都会朝拜，似乎没有分别；道教的道场，供苹果、香蕉等鲜果及纸折的元宝，并焚香，也供酥油灯，燃柏香(似煨桑)等。
三、甘青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态势
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佛教文化与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宗教文化、民间文化及官方意识形态长期自觉调适、交融的过程，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西藏，无论是在传教方法上，还是在思想和实践上，都经过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由于传播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往往又会表现出一些区域差异。通过实地考察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与藏传佛教相关寺院的当代实践，可以发现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发展态势上呈现出许多时代和区域特点。
(一 ）藏传佛教信仰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爱国爱教、护国利民”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既有爱国主义历史基础，也有爱国主义当代表现。历史上对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凉州会谈”即发生在今甘肃。1247年，应阔端汗之邀，威望崇高的萨迦班智达与阔端汗在凉州（今武威）白塔寺会晤，使中央政府首次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和有效治理，成为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传统的里程碑。抗日战争时期，甘南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活佛积极在甘青川涉藏地区宣化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两次派其兄黄正清（洛桑泽旺）和其弟黄正基（阿旺嘉措）长途跋涉赴重庆和前线慰问，捐献战机30架（每架银元3万元）和牦牛、战马、羊皮等抗战物资。为表彰其爱国精神，国民政府特颁赠拉卜楞寺“输财卫国”匾额一块。被称为“肋巴佛”的甘肃和政县松鸣岩督岗寺第十八世怀来仓活佛，20世纪40年代在甘肃南部组织藏汉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并在牙含章、高健君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肋巴佛在赴延安途中不幸因车祸罹难。青海循化古雷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爱国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出家和早期学经的寺院，喜饶嘉措大师佛学造诣精深，在爱国事业上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曾夸他是“藏胞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甘青河湟地区政府和藏传佛教寺院积极发掘这些爱国主义元素，以建立纪念馆等形式，在当代实践中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甘肃省临夏州和政县2009年即筹建了肋巴佛革命纪念馆，青海省循化县1987年就在古雷寺为喜饶嘉措大师修建了纪念堂，现在这两处场馆已经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青河湟地区的寺院继承和发扬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传统，奠定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基础。
（二）信教群众趋向多元
甘青河湟地区民族成分多元，汉、藏、回、东乡、蒙古、土族等民族在这里聚居，藏传佛教在这里成为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流的重要纽带。在青海海东一带，汉、藏、土族杂居，蒙古族在这里也有分布，他们构成了这一地区藏传佛教的信众群体。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回、东乡、保安、撒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占比近六成，汉族占比近四成，藏族、蒙古族、土族只有零星分布。在甘青河湟地区的佛教寺院中，藏传佛教信众多元化特点明显，汉藏信教群众一起朝佛已经成为常态。
（三）宗教仪式汉藏交融
历史上古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西北部（今甘肃临潭）和狄道（今甘肃临洮）一带居住着大量的藏族人口，随着清朝在这里推行“改土归流”，藏族部落或向南、向西迁徙，或融入当地其他民族之中。藏族人口的变化并没有导致藏文化在这一带消失，除了留下大量的藏传佛教寺院外，藏文化也通过传播和涵化等路径逐渐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如临洮、康乐一带汉族群众的“拉扎节”，就是藏族山神祭祀仪式的遗存。在康乐西蜂窝寺和临夏大庙山潮阳寺，酥油灯供、净水供、煨桑等藏族传统祭神仪轨为汉藏群众所共用，果供、焚香供等汉族的供奉方式也同时出现在敬神仪式中。临夏、兰州一带的汉传佛教寺院中，汉族信众也在佛殿周围以磕长头的方式拜佛。青海夏宗寺的佛堂前，太阳能播放器传出汉语诵经声。调查发现，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的许多宗教仪轨糅进了汉文化理念，表现出汉藏交融的特点，这在周边以汉族聚居区为主的藏传佛教寺院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寺院神灵汉藏共处
在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风格的神像和汉传佛教风格的神像经常并列于一座寺院中，甚至同处一室。青海平安夏宗寺的大仙康中的释迦牟尼涅槃像，明显是汉传佛教的形象，小仙康中释迦佛像两边侍立的分别是汉地风格的武将神像和藏地风格的格萨尔像。汉地风格的女性观音菩萨像也在这里接受藏汉信众的朝拜。甘肃东乡唐汪镇红塔寺供奉的佛像明显为汉地风格，朝佛信徒也主要是当地的汉族。甘肃和政县松鸣岩的山崖石窟中，更是供奉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地方民间的各方神灵。在甘青交界地区的佛教寺院中，不同宗教和民间体系的神灵在这里同享灯供与香火，和谐相处，满足了藏汉等各民族群众的信仰需求。这些无不体现出藏汉交流、交融的特点。
（五）宗教建筑、宗教艺术本土化
随着青藏高原的藏族人口密度自西向东逐渐降低，甘青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特点相对卫藏地区也逐渐弱化。表现在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上，一方面藏传佛教寺院的区域密度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寺院的形制、建筑风格、宗教艺术等也更趋向内地风格。位于甘青河湟地区青海一边的寺院，如丹斗寺、白马寺、夏宗寺等较多地保存了传统藏传佛教的风格。在更靠近内地的甘肃临夏一带，如西蜂窝寺、红塔寺等，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建筑格式等基本上已经与内地一致，而且具有藏传佛教特点的壁画很少或者没有壁画，只是在单体建筑、装饰元素和色彩等方面显现出传统藏传佛教的风格。这些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和艺术呈现出许多过渡性和多元性特点。
历史上，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中国化道路。在当代实践上，甘青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中国化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总体上看，汉藏圆融是其发展特点，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其发展态势。沈卫荣认为：“近年来，藏传佛教为了适应汉地信众的需要正在作出许多改变，它或将成为一种结合汉藏特色的宗教信仰。”这在甘青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当代实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佛教本身的圆融性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因，国家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驱动力量，信众多元化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群众基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实方向。考察甘青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并研究和总结其发展态势，对于深刻认识历史和当今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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