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环、金佳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背景下节日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研究——以瞿昙寺“花儿”会为例

【内容摘要】在上百年的历史传承中，瞿昙寺“花儿”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应对外界的变化。近年来，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瞿昙寺“花儿”会的变迁发展迅速又剧烈，活动形式与内容不断丰富与创新，其所承载的传统社会功能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其对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空间，既具有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又是各族人民历史文化长期积淀、交融的呈现。

【关键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花儿”会；变迁

【作者简介】李智环（1977—），女，辽宁丹东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民族文化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安徽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金佳宇（1997—），男，四川仁寿人，硕士，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助教。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中提到这一论题，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更是再次强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因而，近年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并已形成丰富的系列研究成果。其中，作为区域文化象征符号与传承场域的空间形式——民族节庆通过交流互鉴的活动过程，发挥着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出其在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的现实价值。事实上，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我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均已超越单一民族范畴，发展为多民族共享的节庆文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已成为多民族共庆的民族节日在学界的探讨和研究中，与其业已展现出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相比，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而瞿昙寺“花儿”会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为著名的“花儿”会之一，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密切的新时空背景下，其节日文化空间明显扩展，象征符号、文化内涵、功能作用均发生了变迁与整合。正如严庆教授所言，“社会空间整合能够让空间流动、折叠，从而让距离缩小或消失”。瞿昙寺“花儿”会所发生的系列的现代变迁与转向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在场下的社会空间整合过程。本文的研究即希望回答以下问题：以瞿昙寺“花儿”会为代表的西北多民族生活实践中共享的节庆文化空间，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间，在网络和交通迅速发展、民族关系向好、和谐的具体语境中，经历了何种社会变迁和功能变迁？政府作为国家在场的代表，如何更好地做到传承、保护与发展，以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等问题。

二、瞿昙寺“花儿”会的生成背景

瞿昙寺在藏语中的发音是“卓仓多杰羌”，意思是“卓仓持金刚佛寺”。该寺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距今有600多年历史，位于现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南山瞿昙镇新联村，距中心城区21公里，是明王朝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家寺院。众所周知，“花儿”会起源于旧时的庙会——每年时间、地点都固定的庙会为演唱“花儿”提供了重要表演舞台和交流场所。瞿昙寺“花儿”会历史悠久，所影响的范围内居住着汉族、藏族、土族、回族等多个民族，是当地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一项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已经和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于2006年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关于瞿昙寺“花儿”会的起源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笔者根据地方文献、田野访谈梳理并总结了两种流传甚广的历史传说故事：一是与瞿昙寺有关，当地人认为历史上瞿昙寺遭遇土匪贼兵入侵，寺内僧侣信众拼死抵抗，最后通过唱“花儿”吸引周边百姓赶来，共同吓退那群土匪贼兵。现如今，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当年瞿昙寺并非遭受土匪贼兵入侵，而是当时宗派之间的斗争。二是与当地福神庙里的九天玄女娘娘有关。传说关帝喜欢听戏，而九天玄女娘娘喜欢听“少年”（如今的“花儿”），过去每年农历六月十五，瞿昙寺附近的百姓有赶庙会的习俗，在庙会上人们向九天玄女娘娘献唱“少年”。之后，庙会规模越来越大，唱“少年”的人也越来越多，就形成了现在的“花儿”会。这两种说法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基础，但前一种说法更被学界所认可。

三、瞿昙寺“花儿”会现代转向及其功能变迁

在当前新的时空背景下，瞿昙寺“花儿”会是我国西北地区众多“花儿”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场之一，其形式、性质及社会功能等构成内容均发生了与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变迁和转向：与传统“花儿”会相比，现如今，瞿昙寺“花儿”会在主办者、举行时间、活动地点、主要内容、传播方式与媒介等诸维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民间节日演变为多民族共享的节日庆祝活动，不但为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媒介和载体，更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花儿”会的形式变迁

1.活动场地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瞿昙寺“花儿”会场一直位于瞿昙寺周围，但在2016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瞿昙寺“花儿”会活动场地由瞿昙寺外的广场临时转移到距离瞿昙寺4公里之外的瞿昙镇朵巴营村举办。关于更换场地的原因，笔者对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后了解到，一方面是原有的场地在进行改造施工，交通不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该村脱贫。2016年，在青海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帮助和扶贫工作组的努力争取之下，朵巴营村成功申请到了瞿昙寺“花儿”会这一活动的举办地。事实证明，通过举办“花儿”会，给朵巴营村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带动了全村经济的发展。朵巴营村当地村民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纷纷在活动举办期间，通过摆摊来销售当地土特产，增加了经济来源。可见，瞿昙寺“花儿”会活动地点的改变，助推了朵巴营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

2.“花儿”表演形式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花儿”会主要由当时的瞿昙乡政府负责举办。那时，瞿昙寺“花儿”会活动内容较为单一，多以唱“花儿”为主，有时也会邀请戏班前来唱戏。近年来，“花儿”会开始由乐都区政府负责举办，活动经费来源较为充足，加之各项品牌赞助，“花儿”会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形式多种多样。由于各民族“花儿”歌手在其所唱的“花儿”风格和曲调上略有不同，因此政府也会邀请各个民族的“花儿”歌手齐聚一堂，力争让演出更为丰富、精彩。如2019年邀请的歌手便有张海（汉族）、索南孙斌（藏族）、杨全旭（土族）。各民族歌手同台竞技，在进行曲艺交流的同时，也推动了台上台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政府搭建的华丽舞台上，不仅有重金聘请来的“花儿”歌手的精彩表演，还有乐队演出、舞蹈等多项活动。笔者将近几年（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花儿会”暂停举办）的“花儿”会活动内容通过表格进行简要介绍：

3.时政“花儿”不断增加

“花儿”会场上“花儿”种类丰富，情歌一直是“花儿”会活动上最动人的主体部分，情歌对唱历来是“花儿”会上最受欢迎的一个高潮环节。除了作为主体部分的情歌，时政“花儿”一直是存在的，并且近年来其所占比例有逐年增加之势。时政“花儿”以简短动听的话语，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2021年夏天，笔者在瞿昙寺“花儿”会上听到了三首时政“花儿”，分别为《脱贫攻坚奔小康》《好“花儿”迎来了春天》以及《齐心合力战疫情》等。

时政“花儿”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家惠民政策不断落实，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百姓生活不断富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人们通过“花儿”来歌唱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同时可以看到，不仅能在会场上宣传国家政策，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在疫情期间，“花儿”歌手通过将防疫政策编写为“花儿”歌词，并通过视频的形式演唱出来，助力疫情防控的宣传工作。

4.“花儿”表演的现代化转型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自家。”这首由西北著名“花儿”歌手朱仲禄改编的“花儿”歌曲，在西北地区被大家广为传唱。情感抒发是“花儿”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传统“花儿”会场上，许多“花儿”歌手长途跋涉赶来“浪会”并不是为了追名逐利，而是前来抒发情感。每一句“花儿”歌词都饱含着他们对生活的感悟，自然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现今的“花儿”会上，民众自发的“花儿”对唱已经很少见了，舞台“花儿”表演成了“花儿”表演的主流趋势。现在的瞿昙寺“花儿”会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舞台表演：舞台高大绚丽，音响配置高端，服装道具华丽。因此，目前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前来献艺的“花儿”歌手大多有受过专门舞台艺术培训的经历，其演唱艺术性很高，却多少有些远离原生态“花儿”粗犷豪放、自由舒展的特性，节奏的约束，似乎限制了“花儿”演唱者“河湟地区民族特征和地域色彩”的个性张扬。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实践中“花儿”会的性质转变

1.交往与共荣：“花儿”会组织和参与主体的多样化

组织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花儿”会活动组织者仅有原来的瞿昙乡政府以及村委会工作人员，人力、物力、资源都十分匮乏。近年来，在城镇化背景之下，“花儿”会活动组织者不断增加，组织者主要有乐都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及其下属文化馆、瞿昙镇政府、当地各村委会，扶贫期间还增加了上级部门下派的扶贫工作人员。

赞助商：除了主办者，每年还会有一些提供活动品牌赞助的公司，笔者通过搜集资料整理如下：

参与群体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花儿”会的参与群体主要是周边村民，“花儿”内容也是以表现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体为主的，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是“花儿”会这项传统民间艺术活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环境。随着当地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靠种地已难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外出打工，尤其是中青年，他们在外面受到越来越多外来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花儿”会的参与和演唱群体也在发生改变。此外，过去主要是乐都区内各个民族的百姓在参与，现在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随着瞿昙寺“花儿”会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每年都会有一些学者、记者前来采风。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各个地方来的商贩，他们也是组成“花儿”会必不可少的一类群体。

2.交流与共享：从民间集会到多民族共同的“花儿”艺术节

民间集会是民间经济和文化活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形式，因为其满足了社会群体的需求才得以流传至今。传统意义上的“花儿”会是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花儿”会作为“花儿”传唱的重要载体之一，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也促进了自身在民间的传播和传承。在传统社会中，“花儿”会与民间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因为作为“花儿”会前身的庙会，目的是祭祀祈福，而随着当地庙会逐渐演化为“花儿”会的过程，其功能也在逐渐增加。

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当地政府主导、策划、组织集“花儿”演唱、商业宣传、文化旅游、民众郊游于一体的新型“花儿艺术文化节”就此诞生。瞿昙寺“花儿”会即属于政府打造之下的“花儿”艺术节形式。值得肯定的是，这种“花儿”艺术节在增加当地知名度、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更为重要的是，“花儿”艺术节为不同民族的共融提供了机会——瞿昙寺“花儿”会作为民族间和谐交融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媒介，能够令当地各族人民汇聚一堂，也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联系。各民族在欢乐的气氛中加深了情谊，容易在语通、情通和心通的社会交往效应中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从而增强对共有精神文化的认同，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交融与创新发展：从线下唱到线上的“花儿”会

传统“花儿”会时期，“花儿”会上的盛况仅能口口相传，除非到现场，否则不可能看到那种人山人海、精彩纷呈的景象。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智能手机、各种视频软件的普及，参与现场的人们会通过拍照片、视频并分享到网络平台的方式，让更多的不在现场的人感受到“花儿”会的盛况。在瞿昙寺“花儿”会开幕前期，主办方会在社交媒体上放出活动的直播预告，在“花儿”会期间，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直播整个“花儿”会场上的活动内容。这样，通过社交媒体以及网络远程直播的形式，让那些远在他乡，因工作、疫情等因素影响无法前来“浪会”的“花儿”爱好者们通过屏幕感受到现场的热闹氛围。由此可见“，花儿”会活动从线下向线上的扩展，无形间促成了网络“花儿”会的产生，同时为不同角色、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网民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场域”，完成了一次次的“乡愁”释放和自我爱好“展演”，“花儿”会不再局限于传统、固定的活动场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其有限的文化传播空间被进一步放大。

（三）瞿昙寺“花儿”会现代转向引发的社会功能改变

1.传承功能弱化

“花儿”会是“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场域。传统“花儿”会是在树林、河边，几个人围成一圈，以对唱、联唱、齐唱等形式展示自身的艺术魅力，并且“花儿”这一艺术表达形式主要以情歌为主，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唱，所以其传承多以师徒制为主。男女歌手在“花儿”会上的一次次对歌中，即兴编词，在现场周围观众的压力下不断突破自己，演唱水平、应变能力和借鉴能力都在不断提升。“花儿”会场上还经常会出现现场收徒弟的情况，每一届“花儿”会都是“花儿”歌手之间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重要平台。

而新时期的“花儿”会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舞台上的歌手们受过专业声乐训练，并且在当地略有一些名气的人才能登台演唱，“花儿”初学者和爱好者没有了参与其中的机会和学习舞台。这种情况下，“花儿”会作为传承“花儿”重要载体的功能在不断地被弱化。

2.市场化功能加强

现如今，各地的“花儿”会都面临着“规模缩小、氛围淡化、流行歌曲冲击”等类似的问题。作为主办者的地方政府更加注重通过“花儿”会活动打造旅游品牌，增强地方知名度，发展旅游经济，打造“文化产业”。

同样，瞿昙寺“花儿”会商业功能也在不断加强。“花儿”会场上各种广告宣传横幅挂满了各个角落，各种商贩的叫卖声通过音响被扩散到方圆几里之外，商业化甚至悄悄渗透到“花儿”会的表演舞台之上。最突出的一个表现便是引入大品牌赞助，如在2021年以及2019年都引入了青海宏都青稞酒业有限公司前来进行品牌赞助，并单独在“花儿”会的第三天举办了一场酒文化擂台赛，擂台赛事实上就是一场商品推介会。这种品牌冠名的确会给“花儿”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并增加其活动的多样性。

3.传播功能增强

传统时期的瞿昙寺“花儿”会，其传播扩散主要依靠口口相传以及报纸等传统媒介，因此传播范围有限。影响范围仅仅局限于乐都境内以及附近的群众。传统媒介传播速度慢、范围小，对于瞿昙寺“花儿”会的传播效果较为有限，而政府也很少介入“花儿”会的宣传工作。

现今，瞿昙寺“花儿”会依托于新媒体技术，传播范围已扩展至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有机会了解到瞿昙寺“花儿”会的盛况。尤其是众多外地游客的前来，都不免会将自己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分享到网络上。加之官方机构的助力，为瞿昙寺“花儿”会的传播、扩散更是增加了热度。笔者在某一知名短视频平台搜索“瞿昙寺花儿会”这一内容，发现包括青海省文化馆、海东文体旅游广电局、乐都区文化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众多官方账号都有转发数条瞿昙寺“花儿”会的宣传视频，并成功收获上万次点赞、数十万曝光量。短短几条视频带来如此巨大的曝光量，是传统媒体无法相比的，显现出了强大的文化表意和文化传播功能。

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发展与瞿昙寺“花儿”会的变迁互动

瞿昙寺“花儿”会从形式到性质，再到功能的变迁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当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瞿昙寺“花儿”会已成为当地多民族共享的节日文化。这样的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空间，其本身既具有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又是各族人民历史文化长期积淀、交融的呈现。

（一）瞿昙寺“花儿”会作为多民族共享文化空间的建构实践

“花儿”会是“花儿”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载体，但归根结底，“花儿”歌手才是“花儿”的传承人，没有“花儿”歌手，“花儿”与“花儿”会的传承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每逢会期，来自各地、各民族的“花儿”歌手相约瞿昙寺“花儿”会，共同交流切磋“花儿”演唱技艺，传承“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民族的共同参与，极大地丰富了“花儿”的曲艺内容和形式，并且让“花儿”会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进言之，“花儿”可以说是民族关系的黏合剂与润滑剂，它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最大限度地聚合起来，彼此共享、传承，并且共同推陈出新。在此基础上，“花儿”会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则不仅在于维系民族间的社会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不同民族成员之间所拥有的地域文化共同性，以此建构当地长久而稳定的民族关系。众所周知的是，乐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瞿昙寺“花儿”会所影响的地域范围之内居住着汉族、藏族、回族、土族等多个民族，众多民族在乐都这一相同的地理空间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自然而然地交融成了同一文化空间里的命运共同体。乐都区域范围的各民族在瞿昙寺“花儿”会这一集体活动中，通过淡化民族间的差异、强调共同性而形成了当地人特有的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可以看到，“花儿”会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场域，不同民族成员聚集在一起，即使素不相识，但在“花儿”会的场合里也能通过“花儿”对唱来互吐心声、融洽关系。

可见，瞿昙寺“花儿”会将当地不同民族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活动中，让周围各个民族的“花儿”演唱者和爱好者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大家在饮酒对歌的过程中，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融通了多民族的情感世界，生发出当地彼此依存、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简而言之，瞿昙寺“花儿”会成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平台，也是当地政府推动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载体。

（二）市场化增强了“花儿”会区域内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近年来，在各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刺激之下，瞿昙寺“花儿”会也被当地政府赋予了更多的经济内容，商业功能进一步增强。从参与其中的商贩来源上说，瞿昙寺“花儿”会期间不但聚集了来自西北地区的商贩，其商品种类繁多，如食品、服装、农产品等应有尽有，还有一部分商贩群体是来自周边各个民族的百姓，很多当地村民将自家的土特产拿出来叫卖，在“花儿”会期间临时化身小摊贩赚一点零花钱来贴补家用。从近年来瞿昙寺“花儿”会的经济效果来看，来自各民族、各地区的更多参与者齐聚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增强了交流互动，加强了经贸合作，促进了旅游消费，增加了旅游、商贸、服务等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此外，还推动了乐都区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差距。而从民族关系发展的局面而言，在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中，各民族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增强了，不断促进着民族关系进入更高的交融发展阶段。正如罗彩娟所言“民族相互间的贸易需求创造了地区间的交往交流，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交往成为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和动力”。由此可见，瞿昙寺“花儿”会在旅游消费的背景下，由原来文化传播、互通有无的公共场域，又肩负起共同市场的责任与使命，使得区域内各民族成员在商业交往中存在互补性和依赖性。它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还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经济往来，它成为文化旅游品牌开发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为各民族的经济互动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使经济发展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驱动力之一。

（三）作为民族交融重要载体的“花儿”艺术节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层级递进的关系结构。民族交往是基础，民族交流是深层次的交往，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和根本指向，居于交际理论中高阶位的心态文化间层级。在瞿昙寺“花儿”会逐渐演化成为国家在场下的“花儿”艺术节的过程中，“花儿”会中的文艺表演活动、非遗酒文化活动、美食活动等都能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成为各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此为交往交流的中低级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花儿”会能够将区域内各民族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对其进行规范，从而推动当地民族关系向高阶位的交融发展。因为“民族共享节日是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各民族相互间交往互动的助力和文化认同的载体，在促进各族人民相互沟通、彼此尊重、共同团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瞿昙寺“花儿”会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起文化沟通桥梁的同时，通过个体间的互动，各民族成员的相互学习，在注重自身地域属性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强调以共同文化要素作为基础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促使当地不同民族成员的地域认同向共有精神家园及超越民族意识界限的共同体转变，这无疑对巩固当地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应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又进一步推动了瞿昙寺“花儿”会的变迁发展。

（四）瞿昙寺“花儿”会对区域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加强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催生”了“特色花儿”的出现，“花儿”是由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等九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歌，由此展现出一幅因歌而和、和而不同的民族共融的历史画卷。也就是说，“花儿”本身即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产物。如上文所阐述的，“花儿”会也是各个民族共同享有的节日庆典，其间，各民族聚集一处，载歌载舞，其乐融融。正是有了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共同创造，才让“花儿”会这一活动延续至今、连绵不断，尽显生命活力。

近年来，“花儿”艺术节期间，除了所熟知的爱情“花儿”之外，特色“花儿”比如时政“花儿”“风搅雪花儿”等，也成为瞿昙寺“花儿”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政“花儿”的出现，为社会宣传教育提供了又一个新的途径。通过将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巧妙地融入“花儿”歌词之中，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群众在听“花儿”这一活动中便能学习到党和国家的相关民族政策，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而“风搅雪花儿”，就是用汉语和藏语混合在一起演唱的“花儿”。这种“花儿”是一种只流行于汉藏杂居的双语地区，许多人都会说汉藏两种语言，即使不会说藏语的汉族，也能与藏族正常交流，大家都能唱，也都能听懂，才会形成这种独特的“花儿”形式。显而易见，瞿昙寺“花儿”会上传唱的特色“花儿”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更好地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结语

随着大数据、数字媒体、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状况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力都是史无前例的，瞿昙寺“花儿”会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进行着文化变迁。从原生态“花儿”会到“花儿”艺术节，不仅是由政府主导，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体系和传统知识相互碰撞的结果。其中有政府将节日服务于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意识的“教化”因素，也有当地各民族人民积极利用瞿昙寺“花儿”会这一具有明显地方特色与文化内涵的群体活动来推动民族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同时还看到，“花儿”会通过开启人们共享、交流“花儿”的进程，成为区域内不同民族间联系的纽带和提供交往互动的平台，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的既有机制之一。

那么，国家在场应如何进一步科学影响以瞿昙寺“花儿”会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多民族生活实践中共享的优秀文化财富，使其更好地发挥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进而实现其自身发展的新价值呢？笔者认为，要注意把握住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政府引导要有“度”，因为“花儿”毕竟是民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相当的自由度和自在性；其二，作为组织管理者，政府相关部门应深入挖掘“花儿”会中的特色和内涵，组织专家学者以及民间艺人结合时代需要进行文化创造和再生产，推陈出新，为“花儿”会的传承和发展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使“花儿”会在多方互动的过程中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其三，促成“花儿”以及“花儿”会真正成为多民族群众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手段与途径。比如，引导“花儿”会走进城市、“花儿”走进课堂，尊重民众作为“花儿”会民俗主体的地位，少一些规则约束而保障其民间艺术的本真性等等。事实证明，作为当地各民族共享的节日文化空间——瞿昙寺“花儿”会，通过各民族分享文化、共度节日、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被赋予了民族关系和谐、团结的新内涵与意义，成为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资借鉴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