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视域下18世纪甘青地区蒙藏民族关系的嬗递——以《第二世嘉木样传》为中心

【作者简介】仁增拉青旺姆，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摘要】清朝中央政府在青藏高原确立统治权威的进程中，经历了以蒙治藏、蒙藏分治、以藏治藏到直接管辖的曲折历程，和硕特部前首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拉卜楞寺之间檀越关系的转折，正是此脉络在甘青地区的历史缩影。以探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国家在场”理论为视域，结合《第二世嘉木样传》中的相关史实可知，清朝前期在对甘青蒙藏地区逐步提升管辖能力的同时，区域内部也在进行相应的有意无意地整合，而当清朝政府的权威进一步深入影响地方后，蒙藏民族关系则呈现出自觉加强中央向心力与彼此之间通和往来的发展趋势，继而使清朝大一统局面日益巩固。以此个案可窥探18世纪甘青地区蒙藏民族共享历史符号、塑造集体记忆以及增进国家认同的发展进程，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所全面认识。

【关键词】《第二世嘉木样传》；二世嘉木样；拉卜楞寺；蒙藏民族关系

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第二世嘉木样贡却久美旺布益西宗哲智华（དཀོན་མཆོག་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པོ་ཡེ་ཤེས་བརྩོན་འགྲུས་གྲགས་པ།），1728年生于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尖巴昂村，1791年圆寂于甘都寺。1743年他被迎至拉卜楞寺坐床并就任寺主，成为历代嘉木样世系中坐床时间最晚、年龄最大的一位。二世嘉木样掌教拉卜楞寺之初，寺院内外交困，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况之中。对此，他通过赴藏修习深造获得西藏政教上层认可、加强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返回安多地方在各大知名寺院掌职治教等，为拉卜楞寺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69年，二世嘉木样进行历时3年的东行传法之旅，进一步推动了格鲁派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将拉卜楞寺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嘉木样”（འཇམ་དབྱངས།）之名号亦远播四方。无论是其个人在佛学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亦或对拉卜楞寺乃至格鲁派兴盛的作用影响，二世嘉木样皆可谓是18世纪甘青地区蒙藏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第二世嘉木样传》全称《三世诸佛共相至尊贡却久美旺布传·佛子海津梁》（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འི་སྤྱི་གཟུགས་རྗེ་བཙུན་དཀོན་མཆོག་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པོའི་ཞལ་སྔ་ནས་ཀྱི་རྣམ་པར་ཐར་པ་རྒྱལ་སྲས་རྒྱ་མཚོའི་འཇུག་ངོག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由藏族著名佛学大师三世贡唐仓·贡却丹贝卓美（གུང་ཐང་ཚང་དཀོན་མཆོག་བསྟན་པའི་སྒྲོན་མེ།）于1799年撰写而成，为18世纪卫藏、安多及内蒙古地方的格鲁派发展情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不乏嘉木样世系为核心的拉卜楞寺院集团与清朝中央政府、青海蒙古和硕特前首旗，以及三世章嘉国师、七世达赖喇嘛、八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七世班禅等格鲁派重要活佛系统之间建立关系与加强联系的记述，对研究蒙藏宗教文化及民族关系具有史料补充的重要作用。本文以国家在场为视域，探讨在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控制的影响下，蒙藏民族关系由区域整合到向心自觉，再到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体系认同意识下通和往来的历史进程。

一、区域整合：嘉木样世系的建立

明清交替之际，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衔命入藏护教，进而盘踞青海及周边地区。在联合格鲁派上层于西藏建立和硕特汗政权后，其子嗣携同原游牧天山北路的旧部驻牧青海等地，先后形成以青海八台吉为首的诸多世袭封地。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图片奉康熙帝之命，率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王公进京朝觐，受封和硕亲王，“由是青海始为外藩”。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达什巴图尔之子罗卜藏丹津（བློ་བཟང་བསྟན་འཛིན།）承袭亲王之位，次年率部众协助清军入藏征战准噶尔部。事件平息后，清廷取缔了和硕特部汗王统治西藏的旧制，令“希冀藏王，已非一日”的罗卜藏丹津大失所望，继而于1723年（雍正元年）发动叛乱，清军大力平之。就此，清朝中央政府基于善后事宜开始在青海地区全面施政，以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令青海蒙古各部实行盟旗制度、整顿藏传佛教寺院及加强军事防御等措施，全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青海地方的管辖。

实际上，复兴和硕特部昔日荣光并非罗卜藏丹津一人所想，但是其割据称霸青藏高原的野心与时代前进的轨迹相悖，必然走向失败的结局。曾与罗卜藏丹津并肩共战、同样胸怀抱负的察罕丹津（ཚེ་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则顺应潮流而另辟蹊径。察罕丹津，系固始汗第五子策楞伊勒都齐（ཚེ་རིང་ཨེལ་དུ་ཆི།）之孙，其父博硕克图济农（པོ་ཤོག་ཐུ་ཇུ་ནང་།）曾受令率部众从海北黄城滩一带迁徙至河曲之巴水、泽曲河等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势力范围远触今四川西北、甘肃西南及青海东南等处。内附清廷之时，因与准噶尔部噶尔丹有姻亲之嫌，故仅有其第四子获封辅国公，使之在诸台吉中的地位直线下滑。察罕丹津承袭父业后，为消除朝廷的疑虑隔阂及壮大自身实力，遂采取积极靠拢清政府和借助格鲁派支持两者并举的策略。从清廷对其授封“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年，1701）、“多罗郡王”（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和硕亲王”（雍正元年，1723）的结果来看，察罕丹津是成功的。在此过程中，察罕丹津迎请当时在西藏颇负盛名的哲蚌寺高僧俄昂宗哲（ངག་དབང་བརྩོན་འགྲུས།）建成拉卜楞寺并担任根本施主，也是其在蒙藏地区威望得以迅速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察罕丹津与俄昂宗哲着手筹备建寺的诸项事宜，名震四方的拉卜楞寺（全称དགའ་ལྡན་བཤད་སྒྲུབ་དར་རྒྱས་བཀྲ་ཤིས་གཡས་སུ་འཁྱིལ་བའི་གླིང་།，“具喜讲修兴盛吉祥右旋洲”）历史由此开始。拉卜楞寺的建立当然与察罕丹津的个体信仰需求密切相关，但从其同一时段踊跃参与寻找、拥立与护持七世达赖喇嘛的行动路线来看，仍然体现出他欲图仿效父辈崇法护教而在青藏高原争权夺势的强烈诉求。但不久后，清军“驱准保藏”的威慑力使察罕丹津深感中央政府对青藏地区的控制力度，尤其是事后朝廷有意抬升其为和硕亲王以削弱罗卜藏丹津之势，让他不得不在靠拢中央政权与旧权复兴的黄粱梦之间作出选择。也因此，在随后的罗卜藏丹津反清叛乱事件当中，时任亲王的察罕丹津坚定地持反对态度，虽然因此受到罗卜藏丹津的进攻与敌视，但反促其备受清廷的信赖与赏识。在此次事件中，河湟地区原有的格鲁派大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新兴的拉卜楞寺却因根本施主察罕丹津的立场而免受劫难，甚而获得迅速发展和扩大的时机。

1721年（康熙六十年），俄昂宗哲去世，临终之际有意回避寺中僧众对寻找转世灵童的请求，使此时初具规模、渐受瞩目的拉卜楞寺因寺主之位空悬而陷入窘迫。而当时的察罕丹津正斡旋于清廷、卫藏及青海蒙古诸部复杂的政教局势中，完全无暇顾及所供养上师的转世之事。《第二世嘉木样传》载，拉卜楞寺总法台赛仓·俄昂扎西（ངག་དབང་བཀྲ་ཤིས།）、第二代河南亲王旺舒克（བསྟན་འཛིན་དབང་ཕྱུག་རབ་བརྟན།）与寺院相佐德哇仓·洛桑顿珠（བློ་བཟང་དོན་གྲུབ། ）、察罕丹津的王妃南杰卓玛（རྣམ་རྒྱལ་སྒྲོལ་མ།）因灵童所属而分化出两个阵营，前者以巩固供施关系之由，认定旺舒克幼子为转世化身。然旺舒克生父乃和硕特南左翼中旗的拉察布，母亲是七世达赖喇嘛之胞妹，因察罕丹津的独子早逝，故以拉察布第三子即其侄孙旺舒克为养子承嗣。拉察布早年与察罕丹津失睦，后又投靠罗卜藏丹津与其公开对立，被察罕丹津收回其领地属民。只是，“察汗丹津病重期间，奏请伊妻南杰卓玛办理游牧事宜，教训养子旺舒克”，可见王府实权并未由旺舒克掌握。王妃南杰卓玛显然反对将政权与教权皆交予养子之手，除却个体信仰与情感的原因，更多应是为亲王府的长远未来考虑。若旺舒克成为“佛父”，日后生出二心或受其他部族的利用，借拉卜楞寺的地位影响行不法之事，那么河南前首旗很可能会迎来灭顶之灾。这也与拉章相佐洛桑顿珠的想法不谋而合，拉藏汗（ལྷ་བཟང་ཧན།）擅立六世达赖喇嘛所引起的狂风骤雨犹在昨日，丧失教权而完全依附于蒙古供养主所导致的一系列风波不可再次上演。以此纷争展开的十余年拉锯，本质上是拉卜楞寺与和硕特前首旗执教与执政理念的分歧，也是对双方日后发展走向的一次慎重选择。

《第二世嘉木样传》载，南杰卓玛虽并不赞成旺舒克之子成为转世灵童，但也苦无良策应对。直至一世嘉木样圆寂后的第14年（雍正十二年，1734），听闻昂拉土官俄昂南嘉（ངག་དབང་རྣམ་རྒྱལ།）之子多有神奇不凡的举止，便亲自前去进行暗访查探。结果令南杰卓玛非常满意，不仅种种神迹征兆都指向一世嘉木样转世于此，而且这位灵童的家世自称系出吐蕃王室之后，元朝时期就以头人身份统领黄河两岸，在尖扎区域可谓雄霸一方。更何况其伯父乃是名誉清廷、蒙古及西藏的五世东科尔俄昂索南嘉措（སྟོང་སྐོར་ངག་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这些要素无论对亲王府还是拉卜楞寺的日后发展都大有裨益。1738年（乾隆三年），五世东科尔将灵童“扮作随侍的样子带去”亲王府，加之该年洛桑顿珠担任拉卜楞寺总法台，多方助力使南杰卓玛率先获得了其所确认之灵童顺利入寺的教权保障。1742年（乾隆七年），南杰卓玛从卫藏哲蚌寺护法（འབྲས་སྤྲངས་ཆོས་སྐྱོང་།）、拉姆护法（ལ་མོ་ཆོས་སྐྱོང་།）及噶东护法（དགའ་གདོང་ཆོས་སྐྱོང་།）等处请来关于认定灵童的授记。至此，迎请灵童之事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同年，王妃南杰卓玛病危，弥留之际得到旺舒克的承诺后，王妃南杰卓玛与世长辞。

1743年（乾隆八年）夏，二世嘉木样从东科尔寺出发，被迎往拉卜楞寺坐床。甘青境内天堂寺、拉莫德钦寺、卡加噶尔宁寺、扎叶寺的僧众代表前来庆贺，蒙古诸部中有墨尔根岱青图片、辅国公扎西南杰（གུང་བཀྲ་ཤིས་རྣམ་རྒྱལ།）、札萨克达尔吉（ཇ་སག་དར་རྒྱས།）等出面相迎，亲王府方面更是为沿途所需做了周全准备。抵达拉卜楞寺后，旺舒克迎请二世嘉木样至“前代亲王的行宫扎西通蒙（བཀྲ་ཤིས་མཐོང་སྨོན།）举办盛大宴会，并献上此行宫与十二户属民等丰厚供养，亲王府封佛父百户俄昂南嘉为都热台吉（ཏུ་རལ་ཐེའི་ཇི།），封叔父卫将囊索为阿齐图诺因德哇（ཨ་ཆི་ཐུ་ནོ་ཡོན་སྡེ་བ།）等”。宴会将尽之时，“因准噶尔汗王（ཇིན་གར་རྒྱལ་པོ།）向朝廷奏报，其欲遣千余名代表前往此处发放布施，朝廷遂派一名汉官随之前来”。从此次坐床典礼的参与人员及规模来看，青海和硕特左翼诸旗等蒙古部众与以拉卜楞寺为代表的甘青地区藏族部族之间的交往愈发深厚。但此时甘青地区蒙藏民族之间的关系已完全不同于初代亲王察罕丹津与一世嘉木样俄昂宗哲时期，随着清廷实行《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与《禁约青海十二事》，青海蒙古诸部不仅被划旗定界，同时也削除了藏族地区对其之役属，因而双方进入了较为平等的交往交流交融模式，而在此之上则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民族事务的统筹管理。

二、向心自觉：进京朝觐的坎坷及缘由

嘉木样世系与清廷建立正式联系是在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一世嘉木样遣其侄赴京朝见康熙皇帝，次年清廷册封其为“护法阐化禅师额尔德尼诺门汗（བསྟན་པ་འཛིན་ཅིང་སྐྱོང་བར་བྱེད་པའི་ཨེར་ཏི་ནི་ནོ་མོན་ཧན།）”，颁赐金敕金印。然而，随着察罕丹津与一世嘉木样先后离世，没有得到西藏格鲁派上层承允遂坐床即位的二世嘉木样，面对寺内派系林立及与最大施主关系疏离的境况，显然难于进京朝觐以重获清廷的认可与赏识。1749年（乾隆十四年），二世嘉木样经伯父五世东科尔授意，前往佑宁寺初次拜谒三世章嘉国师。鉴于前世师徒情谊，章嘉国师对二世嘉木样“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进而应请担任轨范师为其授予比丘戒，赐法名贡却久美旺布益西宗哲智华，并言道：“若你在朝廷所辖范围内有所需求，尽管告知于我，定当相助。”还鼓励二世嘉木样前往拉萨修学，并出面负责在汉地募集其所需经费，可见他对二世嘉木样振兴格鲁派教法事业的期望。

1752年（乾隆十七年），二世嘉木样在卫藏修学时，七世达赖喇嘛曾授意其“前往汉地担任上师”，他却“以各种方法谢辞”。依据传记所载，拉卜楞寺对根基不稳的寺主执意赴藏之事本就多持反对意见，且彼时掌权亲王府的艾尔克夏拉也表现出一种不太友好的观望态度。如此，二世嘉木样便无法不顾寺众与施主之意而抽身赴京。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前去卫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章嘉国师再次敦促二世嘉木样进京任职，拉卜楞寺与亲王府方代表出面劝阻，被章嘉国师回斥：“你们不要说些目光短浅的话！在朝廷为皇帝作上师，可以使格鲁派的教法在南瞻部洲广而传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但就在此时，拉卜楞寺纠纷变乱再起，敦请二世嘉木样返回寺中主持大局声音再起，因而他在权衡考量后再次选择请辞。幸而翌年拉卜楞寺的二世贡唐仓·阿旺丹拜坚赞（ངག་དབང་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入京担任雍和宫堪布，深受乾隆帝的尊崇与殊恩，虽于当年冬季圆寂留憾，但作为拉卜楞寺第一位进京供职的呼图克图，其影响是正面且巨大的。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二世嘉木样学成归返，西藏地方政府授“格鲁派阐法班智达诺门汗”（དགེ་ལྡན་བསྟན་པའི་གསལ་བྱེད་པཎྜི་ཏ་ནོ་མིན་ཧན།），并颁予册文印鉴。次年，在亲王府与拉卜楞寺僧众的提议请求下，就任拉卜楞寺第十一届法台。上任之后，二世嘉木样对寺中原有的修学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与补充，包括完善般若部班级教程及集体答辩制度、增设“道嘉然坚巴”（རྡོ་བཅལ་རབ་འབྱམས་པ།）学衔促进学僧良性竞争、严格“布萨”（གསོ་སྦྱོང་།）制度加强戒律规范、改进“琅赛”（གླིང་བསྲེའི་ཚོགས།）法会等。随后又担任亲王旗寺法台（乾隆二十六年，1761）、佑宁寺法台（乾隆二十八年，1763）、塔尔寺法台（乾隆三十年，1765），其卓著的实绩大大促进了安多地区格鲁派寺院的兴盛，也使其本人的声名远播。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册封二世嘉木样为“弘法阐化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བསྟན་པ་འཛིན་ཅིང་སྦེལ་བར་བྱེད་པའི་ཨེརྡེ་ནི་ནོ་མིན་ཧན། ）”。学界多以为一世与二世嘉木样所受封号相同，实则不然。相较于康熙帝所赐的“护法阐化禅师额尔德尼诺门汗”，此次封赐的名号将“护法（སྐྱོང་བ།）”变更作“弘法（སྤེལ་བ།）”，大有肯定与支持其教法事业的意蕴，亦侧面体现出拉卜楞寺此时蓬勃发展的态势，这正是罗卜藏丹津事变后希冀安多地方格鲁派复兴的章嘉国师所期待达成的。虽已得封号，章嘉国师依然有意促成二世嘉木样与乾隆帝的会面，进而加强其地位与影响力。

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二世嘉木样前往五台山拜谒章嘉国师求法，章嘉国师再次提及“这次你必当去觐见皇帝”。并言：“我已经这般年纪了，你难道不对此有所考虑吗？难道日后不再照料我了吗？”次年二月，难以再抗师命的二世嘉木样抵达京城，但仅“隐身于仪仗队列中一睹皇帝的金颜”。显然，章嘉国师对二世嘉木样甚是器重，大有收于身旁做亲弟子之意，然二世嘉木样对进京面圣供职之事多番推拒。辞别恩师后，二世嘉木样远赴内蒙古四十九旗游历弘法，为助力寺院发展寻求新的突破。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返回拉卜楞寺后，二世嘉木样以此次东行所得供养为财力基础，开始筹备扩建大经堂。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竣工之际，乾隆帝敕赐金匾，以满、蒙古、汉、藏四种文字题写寺院名。其后多年，二世嘉木样在甘青地区全面拓展政教势力，使拉卜楞寺声名鹊起，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远近闻名的寺宇之一，“嘉木样”之名号及其属寺也已日渐受到清廷重视。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为寺院的发展和教法的发展，二世嘉木样决定进京觐见皇帝及再度赴藏。然而乾隆帝颁旨：“由驻西宁之留保住（ལོའུ་པོའུ་ཇུའི།）处闻悉，嘉木样呼图克图身体未染天花，一心欲会朕，将于夏季末月前往热河（ཡེ་ཧོར།）。嘉木样呼图克图年事已高，又身体老弱，夏末热河酷暑难耐，又有天花肆行，若抵此患疾则难于利效。故此，其觐见之诚心朕已知晓，甚为喜悦，特赐内库哈达、奖章，由留保住转交，以为奖赏。朕喜悦之情，转告于嘉木样呼图克图，使其欣然，免复来见。”这是二世嘉木样本人首次主动请求赴京朝觐，虽然最终未能成行，但已表明以嘉木样为代表的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已建立起良好关系。二世嘉木样在甘青地区的政教势力日渐强盛，清廷常借助其威望调解区域纠纷、调服蒙藏部族等，而二世嘉木样亦积极通好章嘉国师、西宁办事大臣等朝廷官员维护寺院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传记中以梦境形式记述了二世嘉木样早年受旨进京时的心理动向。如七世达赖喇嘛下令时“梦到在一座院落中有只凶猛的老虎，令人深感恐惧”，章嘉国师敦促其进京时“以前梦到的老虎又出现了，这次老虎掉入了洞中”，并言“前后梦中出现的老虎是某种魔障的显现”。虎之形象在藏传佛教文化中屡见不鲜，诸多唐卡雕塑中常见大成就者或忿怒相本尊、护法以虎为坐骑，通常被认为是对嗔恚的降服。二世嘉木样先次梦虎，时值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清廷正深入西藏地方进行管理体制的变革，是否会成为地方僧俗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应是其顾虑“梦虎”之因。其后，章嘉国师进藏进一步使西藏政局从暗流涌动走向尘埃落定，故二世嘉木样梦中的“老虎掉入了洞中”，喻指其内心对王朝权力的持续折服与趋从。这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自觉向心力其实早有端倪，早在一世嘉木样担任哲蚌寺郭芒堪布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和硕特汗廷的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སྡེ་པ་སངས་རྒྱས་རྒྱ་མཚོ།）势同水火，其因与后者意见相左而备受磨难与排挤。以身世背景与从教经历来看，一世嘉木样拥护拉藏汗的缘由，不外乎出于宗教人士立场而感念昔日固始汗救援格鲁派于危难的恩德，但无论是政治首领固始汗或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皆以清廷认可为尊荣，由此具有统领藏地的合法性。二世嘉木样在亲身见证清廷收服甘青蒙古势力与掌控西藏政教势力的历史后，自然会加强其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并由此不断影响拉卜楞寺日后的整体站位意识。

这一过程中，和硕特前首旗的权势伴随亲王世系的频繁更迭也在持续萎缩。第三代亲王多杰帕兰木（རྡོ་རྗེ་ཕ་ལམ།）离世后，系嗣复绝。为妥善解决爵位承继，二世嘉木样致信巴林旗郡王图片等朝廷官员，推举旺舒克之侄纳罕达尔吉（ངག་དབང་དར་རྒྱས། ）袭职，请求协助奏报。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清廷降袭其为和硕特前首旗札萨克多罗郡王。可见，拉卜楞寺过往倚仗河南亲王府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对比区域性的宗教文化认同而言，以清朝帝王皇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认同心理此时已占上风。尤其是二世嘉木样圆寂后，清廷敕令以金瓶掣签形式于大昭寺对其转世灵童进行甄选，拉卜楞寺方遂向西宁办事大臣汇报了出自热安（ར་ངན།）、隆务（རོང་པོ།）、昂拉（སྣང་ར།）三地的候选人员情况。1797年（嘉庆二年）八月初一，由驻藏大臣松筠与帮办大臣和宁主持仪式，在八世达赖喇嘛等政教上层及拉卜楞寺僧人代表的见证下，掣出灵童名签，并先后向蒙藏地区宣示金字圣谕。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行金瓶掣签制度的早期案例，此次仪式在布达拉宫萨松朗杰殿的乾隆帝画像前完成，不仅说明了以嘉木样世系为主的政教势力及寺院集团在甘青地区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更体现出国家意志在藏传佛教界的在场权威与向心力。

三、通和往来：远赴内蒙古广结供施法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拉卜楞寺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重获发展生机、百端待举，但彼时安多地方的蒙古各旗皆是民生凋零、人畜两敝，根本施主河南亲王府也无力继续对拉卜楞寺进行大量财物与人力的供养，二世嘉木样迫切需要为寺院谋求更多的供养以维系持续不断的消耗。1769—1772年（乾隆三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七年），二世嘉木样先后朝拜五台山，游历京城，并赴内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锡林郭勒、赤峰等地区，远及今辽宁阜新的蒙郭勒津旗，分别与阿拉善盟、鄂托克旗、准格尔旗、达尔罕旗、四子王旗、土默特旗、苏尼特旗、喀喇沁旗、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旗、蒙郭勒津旗、翁牛特旗、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喀尔喀旗、杭锦旗等王公贵族与名僧大德建立联系，并为蒙古族信徒祈福祝祷。

依据传记中对二世嘉木样此次东行的记述可知，其初衷与计划在行进途中是不断变化的，但从时间和空间的分配比重来看，与蒙古诸部建立法缘关系更为其侧重。最初，二世嘉木样为向章嘉国师求得《弥扎百法》（མི་ཏྲ་བརྒྱ་རྩ།）灌顶与《五次第明灯》（རིམ་ལྔ་གསལ་སྒྲོན།）教敕而赴五台山，途中受到甘肃鲁土司（ཏེའི་ཐུང་དཔོན་པོ་ཀླུ་སྐྱབས།）、阿拉善盟协理、鄂托克旗王爷、准格尔旗贝子、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札萨克多罗郡王及固山贝子等蒙古贵族及僧人的款待供养，并在其等所属的寺院中进行了传法授戒等活动。抵达五台山后，因章嘉国师意欲促其前往京城面圣，故而未在此传授教敕，二世嘉木样便先行赴驻锡于热河普宁寺（ཕུ་ཟིར།）的赞卓堪布·罗桑达尔吉（མཚན་སྒྲོགས་མཁན་རིན་པོ་ཆེ་བློ་བཟང་དར་རྒྱས།）处求法。又，受邀前往呼和浩特的曲杰迪彦齐（ཆོས་སྐྱབས་ཏི་ཡན་ཆིས།）、察罕迪彦齐（ཆ་གན་ཏུ་ཡན་ཆིས།）之寺宇，此处有土尔扈特部、达尔罕旗、杜尔伯特旗、土默特旗、苏尼特左右两旗等前来迎请，皆答复归返途中前往。自多伦诺尔（དོ་ལོན་ནོར།）行至热河，土默特右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哈穆噶（ཐུ་མེད་ཧ་མག་ག་པེའི་སི།）遣使迎请，遂留驻于贝子所属寺院中特地为其修建的行宫，并在此度过新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季，于香山同章嘉国师会合，继而抵达京城驻锡于临近嵩祝寺（ཟུང་ཇུ་ཟི།）的土默特旗贝子宅院（ཐུ་མེད་པེའི་ཁང་བ།）中。其后，依照心愿在嵩祝寺获受章嘉国师所宣《五次第明灯》教敕，没有正式觐见乾隆帝而动身返回热河，于赞卓堪布座下受《弥扎百法》灌顶。

至此，二世嘉木样原计划求取教法与朝游圣地五台山的心愿皆得以满足，离开拉卜楞寺也已整整一年。求法途经的内蒙古各旗中，有与拉卜楞寺渊源甚深的供养主，也有闻名而至的新面孔。参照其路线的随机性而言，或许二世嘉木样原本只是应邀赴会，但此时内蒙古地区的佛教事业正是兴旺之时，慕名而来的信众成千上万并对佛法求知若渴，这无疑是二世嘉木样拓展政教事业的大好机缘。于是，其面对诸多邀约皆允诺返回安多途中前去弘法，决意先完成求取经法与拜会章嘉国师的目标再从长计议。时遇喀喇沁旗郡王的邀请，二世嘉木样便顺水推舟继续向东进发。

二世嘉木样抵达喀喇沁旗郡王府邸后，于三世土观行宫中留驻，并应本旗镇国公、图萨拉克齐、甘珠尔苏莫（ཧར་ཆེན་བཀའ་འགྱུར་སུ་མེ།）的霍温汗喇嘛（ཧོ་བིལ་གན་བླ་མ། ）及札萨克公（ཧར་ཆེན་ཇ་སག་གུང་།）相继邀请而前往。随后赴土默特旗贝子处，为此地近千人授予比丘戒（བསྙེན་རྫོགས་ཀྱི་སྡོམ་པ།），“使东方广阔的大地遍布身着僧衣者，此般令人难以想象的举措是一项伟大的弘法事业”。后赴奈曼旗郡王处，奈曼夏仲·贡却坚赞图片迎请他前往曼楚克庙（མོན་ཅོག），他为贡却坚赞灌顶传法后授意其日后前往拉卜楞寺深造学习。于察罕特莫苏莫（ཆ་གན་ཐུ་མེ་སུ་མེ།）处为僧众讲经，又应本旗吉图萨拉克齐（ཅབ་ཐུས་ལག་ཆི། ）、切齐克哈屯（ཆེ་ཆུག་ཧ་ཐོན།）等邀请前往。阿鲁科尔沁旗贝勒前来迎请，抵达后驻留于为其特意新建的行宫月余。复应巴林旗郡王之请前往，其后返回阿鲁科尔沁旗，并向蒙郭勒津旗进发。到达后，由察罕迪彦齐呼图克图图片、蒙郭勒津旗贝勒索南华觉（མོང་གོལ་ཅིན་པེའི་ལི་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འབྱོར། ）父子迎请至蒙郭勒津寺（མོང་གོལ་ཅིན་དགོན་པ།），超过十万余信众前来朝见。

二世嘉木样于蒙郭勒津旗度过新年（乾隆三十六年）后，因土默特贝子逝世，赶赴该旗主持超度仪礼。事毕，分别赴翁牛特旗贝勒寺院、乌珠穆沁左右两旗、巴林旗、阿巴嘎旗等地。夏季，前往多伦诺尔拜会三世哲布尊丹巴（ཧལ་ཧ་རྗེ་བཙུན་དམ་པའི་སྤྲུལ་པའི་སྐུ་རིན་པོ་ཆེ།）与章嘉国师。旋应先前对苏尼特左右两旗等的承诺而分别赴往，后至四子王旗饶吉拉然巴（དུར་བེད་རབ་རྒྱས་ལྷ་རམས་པ།）的新寺传法，喀尔喀旗多罗达尔汗贝勒（ཧལ་ཧ་དར་ཧན་པེའི་ལི། ）等迎请其至所属寺院中。时至秋冬，经呼和浩特到达准格尔旗巴嘎召（པ་ག་ཇོ་བོ།）传法。由此，沿杭锦旗、阿拉善至甘肃境内的松山堡，过达隆寺至青海海东区域，在拉卜楞寺与河南亲王府相迎下归返。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世嘉木样圆满完成东行游历之举，带着丰硕的成果返抵拉卜楞寺。传记中对此评价道：“尊者游历蒙古广阔大地之故，并非为了筹集无穷无尽的财富，而是听从上师们的教诲，使宗喀巴大师的教义在浩瀚东方的边界也能兴盛发展，亦是为引领蒙古地区的众生们入安乐幸福之道。”

历时3年的东行之旅，二世嘉木样在求得经法、完成朝圣后便将重心转向蒙古草原，大力弘法以满足广大蒙古王公贵族和僧俗民众的信仰需求。也以其深厚的佛学知识受到无限尊崇与敬仰，为拉卜楞寺获取更多施主及经济支持。其内蒙古弘法之旅的活动及其意义影响主要包括：

1.讲经传法，广泛建立供施关系　世嘉木样此行与内蒙古四十九旗诸多蒙古王公贵族及僧人会面，依其等祈愿授予多种经法和灌顶，备受尊重和信奉。土默特旗贝子与阿鲁科尔沁旗贝勒等为其特意修建行宫，虔敬供养。如赴巴林旗之际，“（乾隆三十五年）文殊皇帝之内大臣巴林旗郡王图片遣图萨拉克齐·扎西彭措（ཐུ་ས་ལག་ཆི་བཀྲ་ཤིས་ཕུན་ཚོགས།）和图默尔喀图片二人前来迎请。呈报尊者后，道：‘眼下正值严寒，日后将去往。’然而没过多久，郡王亲自前来恳切邀迎，尊者便未驳其意而动身前往，沿路皆有郡王所备休憩处所及夫马。途中，巴林旗札萨克贝勒图片、苏拉贝子（སུ་ལ་པེའི་སི།）、噶居喇嘛（དཀའ་བཅུ་བླ་མ།）又分别邀请尊者至各自驻地，亲切交谈之并赐予佛法的甘露喜宴，众人皆尽己力献上丰富的财物。郡王偕百人马队骑迎而至，进行马术表演等，以蒙古传统习俗中的最高礼仪表示欢迎，尊者甚是喜悦。”高僧大德等众则殷请二世嘉木样前往寺中指导佛事、授予戒律等。如在喀喇沁旗大格西拉然巴·扎西达尔吉（དགེ་བའི་བཤེས་གཉེན་ཆེན་པོ་ལྷ་རམས་པ་བཀྲ་ཤིས་དར་རྒྱས།）的寺院时：“前去经院讲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ལམ་རིམ་ཆེན་མོ།）开篇之法，并以此立宗辩经。尊者观看了辩经的过程，甚是欣喜，鼓励僧众弘扬学风。”这般竭心尽力的弘法之举，赢得了蒙古部众上层及百姓的信服，也使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主动前来缔结法缘，由此成为拉卜楞寺的施主。

2.摸顶祈福，获得大量财物供养此番东行原本旨在求法，是故二世嘉木样筹备了充足的“拜礼”与“学费”：五台山谒见章嘉国师时献银500两及氆氇、哔叽等；聆法之后又出银50两，举行盛大的会供曼荼罗，奉上曼扎、佛像、佛经、佛塔、黄金30两、银1100两、大缎20匹等珍宝作为酬谢之礼；在多伦诺尔时又献上银千两、内库哈达等。向赞卓堪布举行会供曼荼罗时，又奉上银曼扎、佛像、佛经、佛塔、衣物用品、银500两、氆氇哔叽等财物作为酬谢。朝圣游历各地名寺古刹时，亦奉献大量供养祈愿。与此同时，二世嘉木样在内蒙古地区获得了更加丰厚的财物供养作为对其的“拜礼”与“学费”。据传记所载，其所到之处皆获得“如云密布”般的供养，民众“竭尽所能”奉献珍宝酬谢弘法之恩德。传中所记录的财物数量并不详尽，但粗略统计之下亦有白银五万余两、马牛四千余匹（头）、骆驼四百余峰，甚至因牲畜过多而在途中建立起牧养管理的专门场所，足见供养之丰厚。由二世嘉木样归返拉卜楞寺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教措施来看，此行所获的财物供养的确对寺宇建设的作用巨大。

3.通和往来，开启甘青蒙藏民族关系新篇章蒙藏民族关系的发端可追溯至13世纪著名的“凉州会谈”，这次会谈也成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进步的一段佳话。蒙藏人民以宗教为桥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建立起的密切联系，对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享誉盛名的拉卜楞寺，是由青海蒙古和硕特前首旗亲王为施主，携同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主持建立而成，本身就是甘青地区蒙藏民族关系友好共处与团结协作的象征，二世嘉木样东行内蒙古弘法之举提升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拉卜楞寺由此在甘青地区以外的蒙古盟旗各部中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推崇，不仅为寺院的复兴发展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后盾，也在内蒙古地区王公贵族、僧俗百姓的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为甘青蒙藏民族关系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四、结语

18世纪以降，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远行弘法的事例可谓良多。相较于早期蒙古部族首领意图借助宗教巩固政治权威的情形，随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积极治理而使“国家在场”的程度持续加深，藏传佛教在蒙藏人民生活中的政治功能日益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其在文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此历史背景下，二世嘉木样作为甘青蒙藏上层共建的拉卜楞寺寺主，又是掌管清廷理藩院及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的章嘉国师之亲信弟子，如此显赫高僧能够远道而来弘扬佛法及建立法缘联系，必然深受蒙古贵族首领及僧俗百姓的欢迎与崇敬。这种宗教情感与态度的泛化，实际映射的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认同与支持。“国家在场”视域下的藏传佛教愈发体现出其团结统一的政治功能与和谐认同的文化功能，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加强文化包容性与多元性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依然有诸多蒙古族民众前来朝圣，在新时代共享蒙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与领悟。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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