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1日晚7点,四川大学民族研究系列学术讲座邀请到华南师范大学赵耀龙教授作题为“历史GIS视角下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演变研究”的演讲,此次讲座是系列讲座的第三讲,由徐君教授主持。
赵教授开篇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实背景展开。宗教地理国情的核心是宗教空间格局,也即宗教空间分布及其在时间上的演化过程,因此宗教地理国情研究是理解宗教中国化的非常重要的研究基础。
地理国情所关涉的并非简单的地理学问题。其中包括了两个层面的内容: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要素。自然地理国情包含了地理分布、演变过程及其原因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内容;人文地理国情主要针对人文现象,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和特点。周尚意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提出,文化地理学是研究文化的空间布局及其在时空中演变过程的问题,包括生计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精神文化的内容涉及宗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等,是人类在改造和创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宗教地理国情属于文化地理国情的一部分,具体研究宗教的空间布局、演化过程及背后的原因,这三方面也是宗教地理国情的基本问题。
以藏传佛教寺院研究为例,赵耀龙教授提出了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地理信息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地理信息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信息,属于地理信息范畴,针对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需要形成一套历史地理信息采集、储存、分析、可视化表达的技术和思想体系。结合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赵耀龙教授从测绘专业的发展、测绘工具的发展、行业理念的发展入手,介绍了地理信息从系统到科学的过程、历史GIS的定义、定位、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享了藏传佛教的历史GIS研究案例,并详细讲解了如何确定研究数据类型、如何探寻空间分布特征、如何探寻时空演化规律和文化扩散模式、如何定量化展现不同因素对宗教文化发展的影响、如何构建历史地理过程模型等。
历史GIS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将GIS和地理空间技术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彼时属于历史学分支,主要在历史学分支学科中流行。赵教授认为,并不应该将“历史GIS”狭义地定义为“将GIS用于历史学研究”,历史GIS发展至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系统的问题,涉及地理信息的时间尺度问题,时空经验是其核心问题,需要在信息系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和数据研究。相关研究的共同目的是促进对历史时期地理过程和空间关系的理解。以藏传佛教为例,藏传佛教从吐蕃时期到现在经历了1300多年,这1300年是一种人文地理过程,借助GIS科学和技术去对这一人文地理过程进行理解。如果仅从技术手段看待、把历史GIS技术认为是一个信息系统,就会降低其对人文现象研究的深层次价值。因此,历史GIS在这一层面上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和工具,更是一门科学,不仅可以描述和分析地球表面上的水土、大气和生物等现象,人文现象也可以用GIS去描述和分析,比如建筑、宗教信仰、文化传播等。兼顾科学性、技术性与人文性的特点使得历史GIS是一个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区域性和实用性的交叉学科。
赵教授指出,GIS科学问题和地理学科学问题是一致的,都是对演化过程和规律的回答,GIS更强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研究地理学的科学问题。GIS的研究路径包括:通过遥感影像、地面测量和卫星导航定位等获取信息,建立时空数据库,进行空间可视化及分析。在此路径下,历史GIS的研究体系是综合运用文献、古旧地图、考古成果与现代测绘手段,通过对过去地理环境的格局演化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控,构建地理环境数学模型模拟过去,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对未来的地理环境进行发展趋势的预测,这也是现代科技在挖掘历史的基础上,对当下提供决策支持与服务未来的一个体现。
根据研究内容与目标,赵教授进一步对历史GIS给出一个定义:通过构建地理环境的数学模型,定量化地模拟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空间格局、时空过程和机制,学习历史时期的发展经验,预测未来地理环境的发展趋势,为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赵教授认为历史GIS最大的问题是数据的问题,即历史地理信息的获取和处理问题。历史地理信息在数据来源、处理方法和处理精度上,与现代地理信息有所不同,由此导致获取信息难、数字化处理难、高精度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历史GIS研究未来需要发展和考虑的方向。
历史GIS视角下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演变研究的研究方法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时间问题,涉及从吐蕃时期到现在1300余年的长时间尺度;一个空间问题,不同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范围有所不同,需要进行信息化处理。赵教授及其团队构建了基于密度场的寺院多等级核心点探测模型,用以分析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及演变的时空过程。在此基础上,又基于等高线树法构建出寺院多等级核心区边界识别模型。进一步搭建起寺院多等级扩散模型,分析藏传佛教寺院不同时间的不同扩散模式。赵教授举例,藏传佛教寺院在明朝和唐朝遍及整个卫藏地区,元朝时分布比较集中,清朝时期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随着时间的发展,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它的使用过程及空间扩散模式,每个朝代的使用、发展及扩散模式各不相同。这些变化趋势一方面跟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另外一方面也和当时的中央政治与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有关;与此同时,教派之间的耦合关系也对藏传佛教的时空演化过程起着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历史GIS视角下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演变呈现出以下态势。整体上体现出集中离散的模式,但是不同的文化子区,卫藏、康巴、安多三个区域的空间格局特征又不相同,有的是集中离散,有的是高度集中离散,有的是分散离散。在时间维度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格鲁派寺院为例:在16世纪之后,由于教派之争,格鲁派寺院在空间分布上的比重有所下降;在五世达赖时期有所上升;17世纪后,格鲁派的空间分布到达兴盛时期。不同时期,格鲁派寺院的扩散方向也不一样:在卫藏地区体现了单中心的扩散模式;在康巴地区体现了缓慢多变的扩散模式,即范围较小、分隔较远的多中心扩散模式;在安多地区形成了最为复杂交叉分布的多中心扩散模式,即自外向内地、从点状扩散、多中心到树状的扩散模式。
最后,赵教授做了总结,他认为历史GIS视角下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演变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藏传佛教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阐释需要基于时空视角的深度探索,以增强文化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讲座结束后,徐君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线上线下听众踊跃提问,赵教授耐心地一一进行了解答,讲座圆满结束。
(来源:川大铸牢基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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