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陟焱等:七十年来西藏口述史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24-05-08 17:23:00 | 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 作者: | 责任编辑:曹川川

【内容摘要】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一系列关于西藏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和普及,学者们开始注重对西藏口述历史的研究,这标志着国内藏族史的研究呈现了从单纯的文献求证到对西藏社会和民间资料发掘的转向。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西藏口述史资料,不仅是今后学界从事近现代西藏研究的重点和发展方向,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西藏口述史;研究述评;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彭陟焱,女,四川茂县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文化。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新时代党和国家治藏方略实施研究”(项目号:2021-GMD-023);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冷门绝学培育项目“藏族传统口头文学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号:XT-WT202306);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委托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援藏、援疆精神的口述资料整理与研究”(XT-WT202309)的阶段性成果。因微信排版需要,注释及参考文献没有列出,引用请务必以原文为准。

正文

西藏口述史研究是在国内口述史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学界通过探索提出了中国人自己对口述史的定义,体现了中国在口述史方面的话语权。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学界关于“西藏口述史”的研究日益深入,成果涉及历史学、民族学、影视学、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并涌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因此,笔者对70年来“西藏口述史研究”加以梳理和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西藏形象:纪录片中的西藏口述史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国内主流媒体和个人运用口述史的方法,拍摄或记录了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西藏老人,展现了不同话语人描述的西藏形象。

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口述纪录片《西藏50年》(2001)通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和《光明之路》,采访了诸如“十七条协议”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们,全方位、多视点地反映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史巨变。纪录片《布达拉宫》(2004)通过采访一位在布达拉宫生活60多年的喇嘛,以老人自述的方式将几十年来布达拉宫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口述历史记录节目《西藏往事》(2007)以时间为轴,通过采访并记录三十余位藏族老人的亲身经历,从微观角度展示和呈现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纪录片《口述历史——藏族老红军天宝》(2015)通过藏族老红军天宝的亲朋好友和后辈的口述,介绍了天宝从喇嘛转变为红军、投身于新西藏建设的人生历程,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热爱。纪录片《口述西藏》(2016)则以主题形式,对千里大迂回、首批进藏女兵、康藏公路的记忆、飞跃空中禁区、朗生互助组、当家做主之路、心向雪山之巅等七个历史事件进行口述追忆,复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生活的历史征程。纪录片《我是十八军》(2016)则讲述了七十多位曾在十八军担任不同职务的老兵的亲身经历,多角度还原十八军进藏的真实历史情况,使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老前辈们的艰苦生活和先辈们解放西藏、共建家园的决心和爱国情怀。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第一部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口述纪录片《土地和我们的故事》于2021年10月1日在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正式播出,第三集《雪域长歌》以边巴次仁一家几代人的故事为主线,通过边巴次仁和洛桑卓玛的讲述将我们带入到那段旧西藏贵族对农奴残酷压迫与剥削的黑暗过往,当贵族庄园主的鞭子抽在边巴次仁的身上时,他还想象不到会有一群叫做解放军的人带给他们祖祖辈辈盼望的“格巴桑波”,1959年则成为农奴新旧生活的分水岭,他们载歌载舞,迎接新生活的到来。通过边巴次仁的讲述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始终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奋斗着。

总体而言,以口述史为基调拍摄的西藏纪录片,从最初基于国家立场展现“美美与共”“社会主义下的新西藏”的时代主题到个人话语表述下藏族个体认知下的西藏形象的呈现,西藏口述纪录片以不同的话语主体,生动、立体地展现了西藏的历史进程,它作为西藏口述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西藏口述史的展现方式及叙述方式。

二、民族的新生:关于西藏历史进程的口述史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历史跨越,学界关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口述史研究成果颇多。

阿沛·阿旺晋美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阿沛谈西藏的变迁》中,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自己的亲身经历。阴法唐在《铭刻在世界屋脊上的历史功勋——邓小平同志与西藏和平解放》一文中,回忆了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功绩。此外,《和平解放西藏中先头入藏部队的战斗经历》《先遣使命——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我所经历的西藏和平解放》《我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空头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时始末》等一些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过程中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性文章,不仅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更是西藏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由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主编的两部有关西藏历史进程的口述史著作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反响。藏、汉双语的《口述西藏百年历程》一书,由亲历者撰文或口述讲述了西藏自晚清到民国直至和平解放的百年历史,其内容涉及宗教、社会事业发展、民俗文化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现了西藏近现代百年的历史。《口述西藏十大家族》一书,对西藏历史上出现的桑珠颇章、拉鲁家族、朗顿家族、热噶厦家族、帕拉家族、夏扎家族、霍尔康家族、阿沛家族、然巴家族和拉敏家族等十个较有影响力的家族的历史进行记述,是了解西藏上层社会发展史及家族发展史的重要史料。

卢小飞主编的《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一书,以西藏女性为视角,采访并记录了西藏60位女性的人生经历,揭示自西藏和平解放的60年来西藏妇女勤劳勇敢和执着奉献的精神,同时展示了西藏社会男女平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新旧西藏对比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办公室编著的《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口述史》采访了30位新旧西藏变化的亲历者,以真实人物的讲述佐以丰富的史料呈现出伟大祖国和西藏人民命运的历史变迁。周韶西主编的《西藏百万翻身农奴新旧对比口述史》采访了14位西藏的翻身农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每个人所讲述的亲身经历都是一种不同的视角,是一种对新旧西藏历史变化较为全面的展现。周炜、何明、关凯主编的《西藏翻身农奴口述史》采访了12位不同职业的翻身农奴,包括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昌都地区交通局原局长夏多等。在访谈录中表现出了采访对象分到土地,摆脱压迫的喜悦之情和在党的关照下来到内地学习之后回到西藏参加工作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以上口述史著作的共同点都是通过人物的讲述多角度展示了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同胞从旧西藏的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历史转折,重视呈现普通人民群众对西藏历史变迁的感受,侧重于藏族同胞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吕进鹏在《从“差巴”到“星巴”:西藏土改中的“身份革命”——以拉萨市老窝村8位“差巴”和1位“朗生”的口述史调查为例》一文中,利用田野调查法,深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雪乡格老窝村寻访当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九位老人,通过九位老人的口述,再现西藏土地改革的历史原貌,试图发现关乎土地的底层农奴阶级与上层领主阶级之间的博弈规则与身份再造过程,并以此来认识土地改革作为关节点对于西藏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影响。此外,普次仁整理、次仁翻译的《西藏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克松乡党支部——丹巴见参、乌金次仁口述记》,寂迦口述、次央整理的《一个旧西藏邮差的回忆——西藏档案馆口述系列之二》,陈永柱的《走到西藏,西藏和平解放亲历往事》,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主编的《口述当代西藏第一》,阿旺·却太尔口述、却学博记录整理的《阿旺·却太尔口述自传》,丹臻群佩著《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述史》等一批口述资料和著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西藏口述史的发展。

这些口述成果均如实记录并整理了口述者对自身生长环境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记忆,反映叙述者所生活的西藏社会的某个侧面,但作者均停留在搜集、整理口述资料的阶段,并未就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关于民族文化及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

张蕊的《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实录》一书,对西藏较有代表性的22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访谈,并通过大量田野考察,详细记录了八类二十二项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状况。吴成立在《文化、历史与“盐”——对西藏盐井地区盐文化的口述史调查研究》通过盐井文化的传承人下关老人的口述,介绍了西藏盐井的地方文化。江宁静在《藏族传统戏剧“巴贡”研究——以日喀则地区萨迦县麻布加乡戏队为例》中利用口述史的方法,采访了两位戏师,通过戏师的口述考察该戏剧的历史源流和相关文化现象,展现了鲜活的巴贡戏剧。旦增益西在《功德林寺戏班:寺院文化对觉木隆派的特殊重塑》中同样以口述史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采访功德林寺的老僧及其他人的口述资料,梳理出该戏班的发展历程及著名戏师的成长过程。桑吉东智在《新时期西藏阿吉拉姆藏戏传承与发展——基于艺人口述史研究》一文中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关注藏戏在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传承发展状况,重视大事件下小角色的感受,以藏戏艺人的视角展现艺术实践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联。这些成果从传承者的角度叙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状况,不仅使人们认识到口述史这样鲜活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为之后的传承者提供鲜明的资料,更进一步认识到口述记忆的时代性和文化语境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提示人们要从口述记忆的角度看待传统艺术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

四、援藏口述史资料与研究

1994年,党中央作出全国支援西藏的部署,先后有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和多个中央部委选派援藏干部对口援助西藏。一批批援藏干部扎根雪域高原,不怕吃苦,不畏艰难,助力西藏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西藏人民一道推动经济社会快步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制作的大型纪录片《高原之上》,全片分别为《路通心畅》《民康岁安》《润物育人》《使命荣光》《绿水青山》,采用纪实拍摄的手法,以援藏干部和西藏各族群众为主人公,采访了近二十名“老西藏”,他们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回忆了自己与西藏几十年来难以割舍的情缘,真实记录了发生在青藏高原上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援藏故事,展现援藏工作者鲜为人知的非凡历程。

一批批援藏干部,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他们援藏期间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建设西藏的难忘岁月。内地省市根据援藏干部的口述,整理出版了一批文字书籍和电子数据资料,如《扬州档案方志》收集的口述援藏系列资料有张其雯《听党话、跟党走,哪里需要哪儿安家》,李瑞华《心有小家,胸怀大爱》,胡永春《十年机要生涯,于无声处守望忠诚》,高阿青《为中外友谊架起沟通的桥梁》,张建民《不惧风雨挑战,丈量气象风云》,董志友《扎根边疆十八载,奉献我的第二故乡》,赵荣金《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援藏的口述资料。江苏省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联合,出版了《江苏省对口支援西藏建设志》,通过口述实录与影像记录的方式,记述江苏开展援藏工作阶段两地经济、文化交往的过程,忠实地记录江苏早期援藏工作者热血融雪域、青春献高原的壮美情怀,是全国第一本全面记述一个省级区域援助西藏历程的志书。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策划组织、编纂出版了《口述上海对口援藏》以及《雪域高原的格桑花》系列图书,前书的口述者均为上海对口援藏的参与建设者、见证者,讲述了他们援藏工作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和难忘回忆,后书收录了上海市第一批至第六批援藏干部亲身经历的口述史料,还原了许多鲜活的援藏工作历史现场。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教育援藏”也是对口支援的一部分,关于教育援藏干部口述史的文章有陈进的《千里追梦到高原献身教育终不悔——专访西藏大学原副校长张廷芳教授》,文章专访了西藏大学原副校长张廷芳教授,总结教育援藏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上海高校的120人援藏教师,80—90年代的几所对口支援院校”,再到“内地一所高校或一个单位对口支援西藏大学一个学院或一个部门”,再到“团队式对口支援西藏大学某个学院”。此外,关于教育援藏方面的文章还有《同心同德,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访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夏铸》,《中国民族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李东成采访了教育部民族司司长夏铸,回顾了内地、沿海地区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支援情况。

学界对援藏口述史实践教学的研究文章有李志农、周丽梅的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从课堂走向田野——以云南扎根式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为例》,文章以在“长期建藏”政策背景下进入并扎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为例,总结该实践教学对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和对课程思政的启示,为高校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课程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内地其他多口援藏的省市逐步开始重视援藏资料的收集工作,为下一步援藏口述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目前,学界对援藏口述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寥寥,这也为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思路。

五、关于西藏口述史理论与价值的研究

西藏口述史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从普遍认知到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如冯云、孔繁秀的《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浅析》,白赛藏草的《简述藏族口述传统及其特点》,宋月红的《口述史,为后人留下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貌》,周润年的《试论西藏口述史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等文章,均肯定了口述史的价值和作用,并呼吁学界要充分重视对口述资料的保护工作。但是这些学者虽已充分认识到口述史在史学领域的重要性,但并未就具体方向与实践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喜饶尼玛、贡觉、冯云等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口述资料、利用口述史研究西藏历史的有效路径。如《对开展新旧西藏对比口述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不仅阐述了口述史的定义,更着重探讨了西藏口述史的研究现状和教育意义,并为未来口述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分析了发展西藏口述史对确保西藏长治久安的现实意义。冯云在《珞巴族口述文献收集与保护策略研究》《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建设探讨》等文章中,将口述史的保护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央珍、喜饶尼玛在《关于口述史的思考——基于近代西藏历史的研究》一文中,认为口述史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鲜活、生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更有助于澄清事实,接近真相,使历史原貌准确得以呈现。

六、西藏口述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虽然关于西藏口述史的文学作品与学术性著作对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纵观目前西藏口述史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缺憾。

第一,理论先天不足,缺乏实践工作规范。西藏口述史理论研究随着多年的发展虽有进步,但相比于其他类型成果数量仍旧不多,且当前中国口述历史相关理论较西方仍显薄弱、发展相对滞后。就西藏口述史而言,不仅缺乏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尚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史理论和方法,且就口述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存在着争议,导致口述史难以脱离传统史学的藩篱,进而阻碍了西藏口述史的研究进程。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口述史研究,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不仅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史采访和研究的程序规范,且少有专门从事收集、整理口述资料和口述史研究的学术团队和专门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藏口述史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而且,西藏口述的普及性作品和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成果较少,限制了西藏口述史的发展空间。

第二,口述史料本身存在的问题。口述史研究的基础就是事件亲历者亲自讲述或由后人依据其讲述整理而成的口述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口述者由于时间久远等主客观原因,对所叙述事件产生较大的误差;其二,口述者受其自身身份、价值观念及社会经验的影响,主动隐秘事件的某些细节及内容;其三,口述者为显示自身作用,过分夸大或隐秘部分历史事实。这些口述史料存在的主客观问题,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或影响历史研究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述,导致研究者不能客观且完整地还原和研究历史;其四,口述史料是人的主观口述,这种资料带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些资料是否可以得到研究者们的认同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问题。历史学家阿瑟·马威克认为“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这也是目前口述史发展须慎思之处。

第三,口述史研究缺乏深度。纵观目前出版或发表的西藏口述史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仍处于初始的采集、整理“口述史料”的阶段,未提升到对所收集、整理的口述史料进行学理性研究的层面。总体而言,其研究成果感性体会较多,而深入的研究分析较少;散乱零星的研究较多,而系统、整体性的研究较少。

结语

目前西藏口述史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整体来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口述史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历史学科,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已经向多学科领域延伸。以笔者收集到的研究成果为数据样本,分析西藏口述史这些年来发展的态势,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总体呈上升趋势。西藏口述史对历史细节的回顾及描述非常重视,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得到了彰显,从而将干巴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西藏口述史的兴起不仅拓展了史料收集的范围,将鲜活的口述史料整理并保存下来,为研究西藏历史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及必备的资料,更将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过程鲜活地展现出来。

西藏口述史的出现为未来西藏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藏学界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开始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也是未来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势。我们做历史研究的目的便是摆脱历史虚无主义,而口述史的出现讲述了群众眼里的历史,这种历史包含了更为大众化、更为广泛的社会脉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鲜活体现。口述史能够生动地记录西藏人民思维模式、宗教信仰、行为模式、风俗习惯以及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等等。口述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西藏的发展史、了解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探究西藏的文化传统以及把西藏史研究的构成要素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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