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刘志扬|茶风北渐——茶及饮茶习俗在北方民族地区及青藏高原的传播

发布时间:2024-04-05 16:16:00 | 来源:川大藏学所 | 作者:川大藏学所 | 责任编辑:曹川川


2023年11月23日晚上19:00,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特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志扬教授主讲“茶风北渐——茶及饮茶习俗在北方民族地区及青藏高原的传播”,讲座由李锦教授主持。

刘老师开篇便讲到边茶的种类和其供应的不同区域。边茶属黑茶类,老叶茶经过特殊的加工,专门供应北方、西北以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青砖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州、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茶叶一般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所以北方民族对茶叶的获得依赖于和内地产茶区的交易,茶叶从内地向北方民族地区和青藏高原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茶叶在内地的普及呈现出一个历史过程。在汉景帝刘启的汉阳陵出土了碳化的食物,据分析后认为是茶叶,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类食物,考古工作者推测是皇帝喝的茶,但是到底怎么喝?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什么地方,这些关键信息现在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并没有普及。到了三国则有关于茶的记载,《三国志》中记载了东吴末代皇帝让其宠臣以茶代酒。到南北朝时期,蜀地的汉人开始饮茶,且应该是流行于士大夫阶层,饮茶的方式是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到了唐代,饮茶发展成一门艺术,陆羽所著的《茶经》有细致记载,茶叶的加工制作工艺开始精细化,饮茶的习俗从南方的产茶地逐渐向北方,从上层、寺院向民间传播。宋为中国整个饮茶史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宋朝境内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上层社会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把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时也是茶叶传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青藏高原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在这以后,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草原民族和青藏高原各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

谈到茶叶在北方民族中的传播时,刘老师认为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是不产茶的,所以北方民族饮茶时间肯定晚于内地。在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饮品还是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只有南朝的汉人喜欢茗饮。到唐代已经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满族入关以后,蒙古作为清王朝非常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朝对输入蒙古的茶叶数量不加限制,任其交易。加之受到藏族饮茶习俗的影响,蒙古族开始普遍饮茶。

刘老师接着分析茶叶在青藏高原的传播。茶叶什么时候传到西藏的,以及茶叶什么时候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都认为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就带去了茶叶,不过到目前为止,汉藏文献都不支持这种观点。根据现在已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是以青稞炒面(就是糌粑)和酪浆为主。虽然在西藏阿里的考古工作发现墓葬中存在疑似距今1800年前的茶叶残留物,但要注意这是一个孤证,并没有其他的文献等证据,况且该时期的内地也基本上不喝茶。到宋代时,因为北宋王朝需要大量的军事用途的马,就和没有发生冲突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个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的地点是在宋朝和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产茶的地方是在四川,就在雅安一带,但是交易的地方是在现在的河州、临洮,就是当时陕西的秦凤路、熙河路和吐蕃交界的地方。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但缺乏吐蕃腹地的卫藏地区饮茶的记录,既没有文献也没有实物证明。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的情况。

回到对文成公主带茶入藏说法的分析,刘老师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它寄托了藏汉两个民族对于共同的情感的认同,还有价值的认同,体现了藏汉两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延伸出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这种民间观念形态的表达,也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

最后,刘老师做了总结,他认为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内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这种延续了千年的边茶贸易,围绕着它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就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品贸易。和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各民族的更是一种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各民族彼此间的这种互助互惠、唇齿相应、休戚与共的具体的呈现,也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认为这才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最有意义的记忆的载体和共享的符号。

讲座结束后,李锦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线上线下听众踊跃提问,刘老师耐心地一一进行了解答,讲座圆满结束。

(来源:川大藏学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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