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谢继胜、王瑞雷主编:《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

发布时间:2024-03-31 23:58:15 | 来源:喜马拉雅跨区域研究 | 作者:浙大汉藏中心 | 责任编辑:曹川川

【书名】《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

【主编】谢继胜,王瑞雷

【作者】(按姓氏拼音排序):常红红、董星辰、杜鲜、黄璜、贾维维、梁艳、廖旸、骆如菲、孟丽、王瑞雷、王传播、魏文、谢继胜、于硕、于博、杨鸿蛟、张书彬、张秉祺

【责任编辑】盛洁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开本】787mm×1092mm 1/16

【字数】1387000字

【资助】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

内容提要

构筑汉藏及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文明史观,提出“汉藏文明”概念,利用西藏及全国各省区留存的佛教文物资料将汉藏文明交流与发展的历史观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阐释“汉藏文明”是藏汉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客观事实。本书提出的“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交流”是指在汉藏文明交流的基础上辐射出的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文明特质、具有可辨识特征的物质文明史,而仅非“汉”与“藏”或诸相关民族各自的文明史。全书以汉藏早期文明交流为起始,在大的历史及地域文化背景之下,梳理11至13世纪宋、吐蕃、辽、回鹘、西夏、南诏大理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史实,建构具有学理逻辑的汉藏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叙述与文明史观,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目录




导言

汉藏文明的形成与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构建

我们以往的中国文明史体系,包括物质文化史、文学史或艺术史等,大多是基于以汉地或中原居民活动为主要叙述线索,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历史发展逻辑建构的。然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我国各民族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水乳交融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共同创建的。中华文明史立论的基础与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多民族共创历史与现实的锦绣与辉煌,多民族交流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斑斓多彩的文明史本身。对中华文明史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建立更加合理、符合客观史实的话语体系,有助于增强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多民族文明史观的构建是包括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文学与艺术在内的我国理论界面临的重大问题。7至13世纪,是我国当代“民族”概念语境下民族关系重构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宋、吐蕃、辽、南诏大理、西夏、回鹘乃至蒙元,不同地区与民族之间在范围相对限定的地域内上演了此消彼长、趋同发展的大戏,由此形成了今日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框架;此间的文明关系,以唐宋与吐蕃的文明交流关系为主要脉络,提纲挈领,可以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之贯穿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七至十三世纪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关系史》通过汉藏民族文明发展的史实个案的研究,构筑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的立体框架,将7至13世纪汉藏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史实穿缀其中,形成汉藏民族个案与多民族整体史实的历史叙述。

多民族文明史考虑到各民族的发展与中原王朝的纪史序列并不完全对应,行文采用公元世纪纪年,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分为三个阶段,即:7至9世纪,主要对应的是唐、吐蕃、辽、南诏;10至13世纪主要对应两宋、西夏、回鹘,大理;13世纪主要讨论蒙元时期的文明关系史。为承前启后,本项目序章讨论汉藏多民族文明关系史形成的基础及其必然性,同时以本成果的导言和结语前后呼应、厘清文明史建构的理论框架。

构筑正确的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史观,提出“汉藏多民族文明”的概念,增强中国学者主导西藏文明史研究的话语权,利用涉藏地区和内地留存的藏汉文物资料建构汉藏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以理服人,使国际社会了解汉藏文明交流的客观史实及其构成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内在规律。本项目“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史”是指与汉藏文明交流史本身及其伴生的多民族文明交流史、是一种具有可辨识特征的物质文明史,并不是单纯的“汉”与“藏”各自的文明史;本项目以汉藏文明交流为主干,在广阔的历史、文化与地域背景之下,梳理7至13世纪宋、吐蕃、辽、回鹘及西夏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事例,以横向的个案构筑纵向的历史。本项目是对以往学者在西藏考古文物领域所作贡献的再次肯定和利用,亦是填补汉藏及多民族文化研究空白的理论突破,研究成果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时期的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史主要由通过文物、特别是佛教文物呈现的,因此,本项目选择汉藏及多民族艺术个案入手研究文明史,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以作为文物形态存在并具有时空属性的摩崖碑铭与造像、寺塔石窟及壁画等为纵向线索,穿缀国内发现的传世文物,运用考古学、艺术史学(含建筑、工艺美术史等)、历史学、民族学、语言文字等多学科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科学记录、系统整理并进行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构筑“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交流”作为本项目的中心论题。这种“文明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通史,而是按照“汉藏多民族文明史”的线索形成的个案研究史。本项目的申论建立在对我国汉藏多民族文物的实地考察与研究的基础之上,项目研究重在利用各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文献史料,强调汉藏多民族文物材料所独具的丰富性与真实性特点,期冀在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研究中以新材料、新视角,探索其中的内在规律。

本项目首先通过藏汉神话体系、岩画类属、建筑样式、丧葬仪轨的比较,探析汉藏民族之间在基层信仰、意识形态领域的共性,指出其中透露的汉藏民族文明共生关系的必然性。用不同民族的战神图腾和感生神话说明西藏神话与满通古斯草原萨满文明的联系,并以涉藏地区各地流行的风马经幡与中原汉地纸马在起源、应用形式及两者内在五行哲学观念的分析,以个案说明汉藏文明交往的内在动因。唐吐蕃时期是汉藏民族政治文化交往、汉藏文明形成的重要节点,唐初阎立本《步辇图》以如椽画笔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唐蕃联姻、汉地典籍的传入及中原王朝的纪史传统影响了吐蕃历史文献的大事纪年与史传文学;卫藏地方的查拉鲁普、叶尔巴石窟与温江多宫佛塔是中原宗教建筑中心柱石窟与木构密檐佛塔传入吐蕃腹地的见证。吐蕃统辖敦煌及河西地区近70年,敦煌石窟壁画体现的密教义蕴与图像式样对早期西藏艺术有巨大的影响,成为吐蕃时期艺术的重要遗例;莫高窟中唐石窟的吐蕃赞普部从群像程式展示吐蕃王朝对汉地中原王朝思维方式的接受过程,瓜州榆林窟壁画的婚宴场景透视出吐蕃统辖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榆林窟第15窟天王坐像则以于阗式样毗沙门天王由战神转变为财神的过程昭示民族间的纷争与和解;榆林窟25窟源自开元三大士唐密的胎藏界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系统更通过吐蕃僧俗艺术家益西央等的摩崖石刻造像与绘画,由敦煌经由青藏吐谷浑古道扁都口进入青藏、川藏民族杂居的西南峡谷地带,造像流转中融合了唐蕃古道弥漫的文成公主氛围,形成公元9世纪前后汉藏多民族艺术交流的立体画廊。本项目认为7至9世纪唐蕃民族的交往模式形成了我国民族之间文明交往的范式,由汉藏民族交往形成的汉藏文明是我国中古时期多民族文明史形成的坚实基础。 

公元9世纪以后,唐、吐蕃衰亡,辽、宋、党项西夏、回鹘、南诏大理此起彼伏,10至13世纪我国从东到西的广大地区进入了多民族政治文化版图的重构、建立多民族文明史主体框架的重要时期,唐蕃时期的汉藏文明体系发展至两宋,通过辽、西夏等民族的中介,汉藏文明的共性进一步加强,以汉藏文明为主干形成此期多民族文明史。本项目从讨论10至13世纪归属中原文化圈的辽、南诏、大理、回鹘、西夏多民族美术个案入手,分析唐密图像衍传至辽宋佛塔形式的图像配置。项目以云南密教文献和剑川石窟密教造像辨析唐密图像衍传南诏大理时呈现的变化形态,大理国的佛王信仰与禅宗传承;以莫高窟76窟八塔经变画追溯佛教复兴时期宋辽与宋夏之间各民族经由丝绸之路与印度的交往、贝叶经与佛教图像的传播;以回鹘艺术从汉唐中原审美风尚转向为中亚丝路式样剖析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地域冲突。本项目细致考述11至13世纪几乎在各民族中间共同信奉、传播的炽盛光佛信仰如何从中原道教神袛逐渐融入多民族佛教神灵体系,成为具有降魔祛灾功能、与各民族基层信仰紧密联系的星耀神;以汉文画史文献《图画见闻志》、《画继》等为线索梳理汉地宣和装卷轴画与唐卡起源之间的关系;同时以丝路古道须弥山石窟一座寺院从宋金、西夏至元明的变化映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变迁。

以往把持话语权的西方艺术史界将11至13世纪西藏艺术作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割裂了此期西藏艺术与中国多民族艺术之间内在的联系,事实上,为了因应这段时期佛教的“末法”气氛,应激而起的民族佛教复兴浪潮席卷包括宋、辽、吐蕃、西夏、回鹘在内的诸多民族地区,造塔起寺、求经传法,体系化藏传佛教的兴起正是复兴思潮的成果。与此同时,由于13世纪前后的印度逐渐伊斯兰化,其原本衰微的金刚乘佛教对汉藏艺术的影响逐渐式微。因此,将西藏艺术为代表的西藏文明的精髓归之于南亚印度尼泊尔系统传承,是以外在的表现形态掩饰了其中的精神本质。本项目通过考察藏西石窟寺,讨论西域石窟造像在藏西交通孔道的东南向延伸,个案辨析藏西石窟形制、图像配置,重点讨论藏西石窟千佛图像与西域敦煌所见北传大乘佛教千佛造像的渊源关系;集中考察涉藏地区中部扎囊县11世纪后半叶创立的扎塘寺,辨识其寺院壁画的内容,进而探讨中原汉地法华信仰与图像传入吐蕃的路径;通过分析桑耶寺建筑形制与造像配置,勾勒11世纪佛教复兴之时圆融宗教在西藏的呈现方式。指出桑耶寺乌载殿等重点建筑三层殿堂主尊的分配与壁画的构成说明此时汉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流行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期间汉地流行的《大云经》、《法华经》与《华严经》等出现在11世纪前后的卫藏腹地的事实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传播史证据。作为补充,文明史以11至13世纪《法华经》、《华严经》版画与雕板印刷术的传播印证汉、藏、西夏与多民族文明的缀合进程。

12至13世纪是汉藏多民族文明关系发展与凝聚的时期,新起的王朝以无限的包容与张力在新的多元民族观念的引导下将汉藏文明推向前进,原本属于辽、西夏、回鹘、大理等游走于汉藏之间的文明类型逐渐汇入新起的蒙元王朝主导的汉藏多民族文明的洪流。在此过程中,西夏文明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本项目通过考察西夏流传藏传佛教文物梳理吐蕃、西夏历史文化联系,并以敦煌及河西走廊西夏石窟个案的分析讨论12世纪前后汉藏与多民族宗教思想的融合,认为莫高窟第465窟是至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西夏前期保留东印度金刚乘密续图像体系的石窟;榆林窟第3窟的壁画安排糅合了唐密、藏密与华严思想,是丝绸之路多民族宗教思想的空间展现,而东千佛洞第2窟的龟兹型石窟形制、施宝度母与救八难度母图像完美的展示了12世纪至13世纪两宋、西夏、吐蕃在丝路古道上的文明交流。本项目进一步分析西夏元时期各民族艺术中出现的达摩多罗与布袋和尚形象,考察以西夏为媒介的汉藏文明的流布特征,并通过辨析涉藏地区东部所见达隆噶举传承唐卡的上师图像,追溯回鹘、西夏、吐蕃至蒙元时期多民族的文化经济联系,考察回鹘西夏上师造像进入涉藏地区的路径及其融入藏传密教上师图像体系的方式。

元朝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施政使得文明领域内汉藏及多民族关系具有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13世纪的蒙元时期汉藏多民族物质文明更加变幻多样,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艺术具有强烈的气势与爆发力。7至13世纪的汉藏与多民族文明至13、14世纪,已经形成了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主体,为多民族文明交融的国家体制形成了稳固的结构以及可以循环向前发展的政体模式,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论基础;汉藏多民族文明的交融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与文化层面的共通发展,进而巩固了多民族文明国家的统一基础。本项目首先以元代汉藏佛教文物遗存的考察建立本项目论述的汉藏多民族政治关系史框架,以浙江杭州飞来峰汉藏佛教石刻造像考察西夏至蒙元时期汉藏多民族文明观念的冲突与调适,辨析10至13世纪江南地区吴越地方佛教造像衍变至宋元汉藏艺术主流的过程。本项目以此期六体六字真言信仰的兴起与传播路径为线索,考察西夏后裔杨琏真迦最初镌刻于飞来峰的梵汉六字真言如何通过元代朝廷蕃汉僧官流布于东南沿海,积聚于大都,传播于全国各地。本项目还以武威博物馆藏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入手解读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凉州会谈,以元代大都妙因寺白塔讨论城市的白塔象征与汉藏多民族文明的扩展;同时通过对西夏日喀则夏鲁寺护法殿东壁壁画描绘的龙凤王座形制的分析,表明涉藏地区地方势力对糅合了中原汉地皇权思想的元代朝廷的归顺;文明史分析了藏文史籍中记载的有关茶叶、瓷器的传说及其在藏族婚礼歌谣中的表现,展示汉藏文明在基层信仰中展示的形态。本项目独辟蹊径,从藏语词汇变化分析西藏金铜制造、金铜造像及其与周边文明的联系,认为藏语词汇“于阗”(li-yul),“琍玛”(li-ma)至“紫金琍玛”(zi-khyim li-ma)的演变,可以考察藏汉佛教艺术对作为佛教圣地的于阗的共同认知,考察佛教图像与造像技术的发展及其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对应关系,乃至汉藏与不同民族之间物质文明共同发展的轨迹。

居庸关是塞外草原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之间官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元顺帝时在此设计建造的过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巍峨见证,是多民族国家一统的象征。现今各界只将元顺帝“报施于神明”、元人自认“壮丽雄伟,为当代之冠”的过街塔看做是藏传佛教的佛塔,实际上没有领会设计建造者的雄心大略,无意中忽略了过街塔更大的价值。本项目的突出学术贡献还在于对元代最能代表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的纪念碑式建筑居庸关的重新考订,从分析过街塔损毁的三塔与劵洞图像配置入手,分析三塔的来源及其多重义理,讨论劵顶五佛的文本与图像来源,考察斜披四手印、十方三身的十方佛构成方式并法华释迦多宝式样至14世纪时的变异形态。仔细观察以往无人关注的四大天王图像头顶化佛与胸前铠甲图像,从中复原设计者将西夏蒙元时期的多元信仰熔铸于过街塔建筑的绝妙构想。

11至13世纪或者说宋元时期是包括艺术在内的多民族中华文明史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表现在汉藏与多民族艺术方面,不仅图像与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呈现方式也迅速地本土化、礼仪化。11世纪至13世纪,吐蕃、宋、辽、回鹘、西夏乃至稍后的蒙元,对正统佛教及其经典的探求一直没有停止,无论是宋代数百人的取经团队穿越沙海绿洲赴天竺取经求法、吐蕃古格邦王益西沃舍弃生命交付黄金从迦湿弥罗恭请译师,也无论是在各处建塔、起寺、造窟的回鹘人,还是求取贝叶梵典、钻研雕版印刷技术、善于营造涅槃睡佛的西夏人……持续几个世纪,不同的人群以趋同的信念在佛教的发展中形成共同的思想文化潮流。

我们着重考察西夏对汉藏文明及中华多民族文明史形成的贡献;11至14世纪敦煌西域汉地风格艺术、于阗敦煌艺术的西南向传播,由此探讨11至13世纪佛教中兴与多民族文明在新时代的复兴与交融。蒙元式样建筑的居庸关,其云台三塔图样与西藏扎囊县的扎唐寺壁画及甘肃马蹄寺三塔龛式样同源;券壁雕塑的十方三世佛中融合了法华经释迦多宝对坐佛的内容,但北方天王胸前盔甲又镶嵌了河西走廊的西夏新样文殊图样。这些建筑形象立体地展示了11至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关系的多重结构,可以说11世纪前后中国文明史借助复兴的丝路、继承旧传统而重构的新时期。

事实上,以经卷插图、版画、石窟壁画为代表的早期作品大都是经由藏西、于阗至河西走廊传播而来的东印度波罗佛教图像系统及此类图像在藏西古格一线的变异形态,持续年代自11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后弘期托林寺为中心的古格是11世纪以后波罗艺术糅合当地元素后勃然中兴的重镇,现今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所谓的“藏传风格”石窟壁画,其图像体系大都来自藏西至河西走廊的传播路径,遵从11世纪至13世纪前后东印度波罗—藏西的早期造像传承。

包括丝绸之路东段河西走廊的民族交融地带,是本时期汉藏与多民族文明重构的时空交互地带,在印度中亚佛教衰微后,汉藏佛教与多民族佛教艺术以中国境内丝路,特别是以河西走廊为舞台,上演一场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大戏,这种融合趋势导致了此期汉藏多民族文明史的重组与变革,使之与前代民族艺术关系呈现不同的面貌,真正形成了有内在演进规律的图像风格关联。可以这样说,11至13世纪吐蕃、宋辽、西夏蒙元文明研究最大的突破,在于我们将由地域及宗教文化特征形成的、相对孤立各个民族的文明事项置于11世纪至13、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史所依靠的政治文化交流的宏大网络中,作为这一时期重构真正意义上的汉藏多民族文明史最重要的共有元素。

11至13世纪以佛教艺术为代表的多民族文明随着佛教的本土仪式化趋势渗透到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建构社会生活史与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基石。我们以汉藏文明史文献与实物个案为研究对象,归纳演绎其中的艺术风格发展规律,努力构建艺术史学者对包括汉藏艺术史在内的整个中华文明史的重新诠释与定位。

后记

构筑汉藏及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文明史观,提出“汉藏文明”概念,利用西藏及全国各省区留存的佛教文物资料将汉藏文明交流与发展的历史观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阐释“汉藏文明”是藏汉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客观事实。本书提出的“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交流”是指在汉藏文明交流的基础上辐射出的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文明特质、具有可辨识特征的物质文明史,而仅非“汉”与“藏”或诸相关民族各自的文明史。全书以汉藏早期文明交流为起始,在大的历史及地域文化背景之下,梳理11至13世纪宋、吐蕃、辽、回鹘、西夏、南诏大理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史实,建构具有学理逻辑的汉藏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叙述与文明史观,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对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学理逻辑的完善是包括藏学和艺术史学学者在内的我等作者多年来共同追求的学术目标。2000年前后完成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2001,上海书画出版社,两卷本),《江南藏传佛教艺术》(2014,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与《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2018,北京出版社,三卷本)都是在这一共同愿景下逐步完成的。我们和四川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发起组织的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性学术例会(ICTAA),自2002年至2023年已召开8届,主要目的也是将中国学者倡导的理论体系放到一个具有国际话语地位的平台上加以检视。《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正是对我们以往数十年的研究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多民族文明交流交往交融的背景之下的自然推进。

本书最初是2014年谢继胜由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调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时获批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4ZDA11),2017年结项。进入浙大的2015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本、图像与西藏艺术史研究》,实际上两个项目是同时在浙大任教期间进行的。在北京项目结项以后,国家项目的很多内容也充实到本书中,因此本书目前呈现的面貌与当时结项的内容相比有较大的增补。

本书各章节的作者,大都是当时申报北京项目时的成员,也增补了其他几位作者,在本书封面或内封编委会名单中都有体现,为了明确的说明各位作者为本书的贡献,现将每节作者列表如下:

导论

交往、交流、交融:汉藏文明的形成与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理论体系的构建(谢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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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藏多民族文明形成的基础:西藏神话与早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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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西藏地区岩画与阴山、贺兰山一系岩画的关联(谢继胜)

第二节西藏的三界神话与宇宙观念及西藏神话的系属与特征 (谢继胜)

第三节西藏山神神话体系与西南诸族及东亚神话 (谢继胜)

第四节西藏的战神与风马旗幡及汉藏五行观念 (谢继胜)

第五节独脚鬼与猫鬼神:汉藏与多民族民间信仰的融合(梁艳)

第二章 

七世纪至九世纪唐蕃文明的交流与形成期的汉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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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藏区吐蕃本土艺术遗存(谢继胜)

第二节汉藏边境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摩崖造像(谢继胜)

第三节吐蕃统治的敦煌与丝路汉藏文明中心的形成(谢继胜)

第四节敦煌藏经洞出土护身符:连接早期汉藏交流的纽带与媒介(王瑞雷)

第五节从温江多密檐塔看吐蕃宗教建筑的演化与多民族文明交流(谢继胜、贾维维)

第六节从毗沙门天王族属的转换看汉藏多民族文明的趋同潮流(谢继胜)

第七节 《步辇图》与吐蕃时期汉藏政治文化交流(谢继胜)

第八节吐蕃缠头与南诏头囊(杜鲜)

第九节多民族交融语境中的五台山佛教圣地建构及其视觉呈现(张书彬)

第三章 (上) 

汉藏文明新时代的复兴与交融:十至十三世纪辽、回鹘、西夏多民族美术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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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佛教的中兴与贝叶经图像在多民族地区的传播:敦煌莫高窟 76窟《八塔变》与贝叶经图像传播(谢继胜、于硕)

第二节辽塔密教图像配置与宋辽密教体系(于博)

第三节从佛顶尊胜陀罗尼到释迦三尊像:真言密教的具象趋势(黄璜) 

第四节 《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与唐密在大理国的传播(黄璜)

第五节大理国密教佛王信仰与禅宗传持的密化(黄璜)

第六节 11—13世纪多民族传播的炽盛光佛信仰(廖旸)

第七节从佛顶尊胜陀罗尼到释迦三尊像:真言密教的具象趋势 

第四节 《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与唐密在大理国的传播

大理国密教佛王信仰

西藏西部夏石窟舍身饲虎图与丝绸之路《金光明经》相关内容(骆如菲)

第八节敦煌旗幡画、宋代宣和装与唐卡的起源(谢继胜)

第三章 (下) 

汉藏文明新时代的复兴与交融:十至十三世纪辽、回鹘、西夏多民族美术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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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中原美学与丝路西域样式的融合:多民族文明框架中的回鹘艺术(谢继胜、骆如菲)

第十节托林寺迦萨殿药师图像与13—14世纪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药师传承信仰(王瑞雷)

第十一节扎塘寺与西藏法华图像及 11—13世纪多民族艺术史的重构(谢继胜)

第十二节西夏元时期的版画、雕版印刷术与多民族文明的缀合(张秉祺)

第十三节宋代西北地区汉藏多民族文明交流与洮砚的兴盛(董星辰)

第十四节 11至 13世纪佛经经书封盖的变化与佛教文化的中兴(谢继胜) 

第十五节从宁夏须弥山景云寺至圆光寺时期住持僧的变化看西北地区多民族宗教的交融(谢继胜)

第四章 

消失的王国与永远的桥梁:西夏文化与汉藏多民族文明的多元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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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蕃夏文化交流与西夏的藏传佛教文物(谢继胜)

第二节敦煌莫高窟第 465窟与密教图像的体系化(谢继胜)

第三节榆林窟第 3窟壁画与西夏佛教汉藏圆融(贾维维)

第四节施宝度母与救难观音:东千佛洞第二窟观音图像的源流与多民族交融(常红红)

第五节唐宋、吐蕃至宋元时期佛教艺术神圣与世俗的转换:宝胜如来、伏虎罗汉、行脚僧、达摩多罗与布袋和尚(孟丽谢继胜)

第六节西夏元时期佛教绘画的上师帽式与教法传统(谢继胜)

第七节河西走廊唐僧取经图像与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于硕)

第五章 

元代汉藏艺术的气势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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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文物史籍叙述的元代汉藏多民族政治关系史(谢继胜)

第二节飞来峰与江南西夏蒙元系石刻及所见汉藏文明观念的冲突与调适(谢继胜)

第三节云南大黑天的信仰和图像流变(杜鲜)

第四节夏鲁寺龙凤御榻与 13—14世纪汉藏多民族佛教图像重构(杨鸿蛟 )

第五节夏鲁寺甘珠尔殿“佛说法图”与 13世纪汉藏多民族佛教图像重构(王传播)

第六章 

汉藏与多民族文明的记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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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汉藏多民族地区多体六字真言的流布(谢继胜)

第二节从藏语词汇变化看西藏金铜制造、金铜造像及其与周边文明的联系(谢继胜)

第三节汉藏交融中的过街塔(王传播)

第四节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与 13世纪佛教图像的重构(谢继胜) 

第五节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记忆:元明以来汉藏结合式佛堂建筑的文化图景(魏文)

本书的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参与本书写作的各位作者,将诸位最有研究心得的研究成果纳入本书章节,且相互支撑、水乳交融的形成一个完美的以艺术史构建的文明史框架。感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和学校社科处的领导以及于硕、芦玮老师为项目申请与结项提供的便利;感谢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领导方志伟、白谦慎、赵丰、刘斌老师及各位同事;感谢浙大历史学院刘进宝、冯培红、孙英刚、侯浩然老师;感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席琳老师,四川大学霍巍、石硕、李永宪、熊文彬、张长虹、杨清凡老师,感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李林辉、夏格旺堆老师,感谢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王跃工、文明、张露老师,感谢清华大学沈卫荣老师,南京大学黄厚明、孙鹏浩老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戈、黄维忠、索洛宁老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冯良、王维强老师,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老师,敦煌研究院马德、王惠民、杨富学、赵晓星、王慧慧、朱生云老师,西北大学罗丰老师,北方民族大学孙昌盛老师,兰州大学郑炳林、张善庆老师。同声相应,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一西平措,董立勇,甲子诸位社会爱心人士对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事业的支持。

特别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吕瑞锋和盛洁老师在本书的编辑出版中付出的辛劳。

今年11月第八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会期间,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与汉藏艺术中心合作,举办了一个“青绿映丹霞”的专题唐卡展,生命鲜活的青绿融入了坚实、温暖而厚重的丹霞大地,这正如汉藏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最恰当,最形象的写照。

愿吉祥! 

谢继胜王瑞雷

202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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