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果、王巳龙：中国藏学“三大体系”建设发微

【作者简介】万果，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巳龙，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讲师。

【摘要】文章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构建语境下，对藏学学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藏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其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学术意义、生态价值意义以及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多重重要性。藏学成为一门学科，所依托的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富的“十明”学科内涵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其内涵与外延同时具备学术属性与学科属性。因此，对涉藏研究和藏学学科两者的所指范围，应从概念逻辑层面上明确辨析。当前而言，藏学的学术体系仍需更加规范的概念界限与学科归口，而学科体系建设则需要各高校在藏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最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藏学话语体系。

【关键词】藏学；三大体系；学科属性；学术属性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我们构建中国藏学“三大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导和理论依据。中国是藏学的发祥地，经过中国学人多年以来的开拓进取，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现实语境下，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尽管目前学界对“藏学”概念范畴的精确界定依然存在认知上的分歧和观点上的争议，部分涉藏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口划分也有模糊之处，但因该领域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国内外学术界的不断关注，藏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共识。在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整体趋向完善化、规范化的背景下，中国藏学规范归口为一个成熟学科的条件亦已基本具备。

一、中国藏学学科建设现状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藏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当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其研究内容涉及藏族历史、文化、语言、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而中国藏学研究因其独有的历史渊源、地缘因素及客观社会现实，又常与当代涉藏社会现实问题存在密切关联。基于这一事实，中国当代学科视野下的“藏学”概念，其所包含的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弹性。藏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过去曾基于各种参照标准，将藏学划分为“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抑或“精英藏学”与“大众藏学”等二元概念组，这些多与其所提出的具体时代有关，如今看来亦多有可商榷之处。出于当代学科建设考量，兼顾到藏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与切入视角等方面的差异，笔者在长期的藏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曾提出过“广义藏学”与“狭义藏学”的概念。其中，“狭义藏学”是以传统“十明”学科知识为内核、以藏语言文字为工具的研究；“广义藏学”则指列入民族学二级学科下属、以涉藏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研究，两者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较为宽泛的一般语境下，当下的“藏学”有时被笼统地概括为所有涉藏学术研究及现实讨论的统称，但笔者认为这种概括通常是基于人们习惯性的判断，而非规范性的学科概念认知。

1.中国的藏学与涉藏研究

纵观中国的涉藏研究发展历程，围绕学科范式的藏学研究与围绕研究对象的涉藏研究之间的界限，在早期阶段十分模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中国藏学研究关注点、切入视角与研究范式和研究者群体文化身份等多方面综合衡量，中国藏学研究逐渐进入学科化发展路径，而涉藏研究多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关注角度聚焦为民族识别，民族文献整理、研究和翻译以及区域民族工作实践等。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逐渐趋于现代化、学术化，涉藏研究也在藏学学科视野下渐现系统雏形，藏学研究事业开始全面发展，其历程可分为初始期、外延拓展期以及学科整体构建期。

藏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初始期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学学科始被正式建构，到1998年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前夕这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藏学界探讨藏学学科理论，回顾研究历史，并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名称、概念、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学科特点进行阐述、归纳与界定的时期。该阶段被用于指代涉藏研究的概念除“藏学”外，还有“西藏学”“西藏研究”等。藏学家李有义在1981年《关于开展西藏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对“西藏学研究”这一表述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提出了“西藏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充分性、政治必要性和学术重要性。同时，该阶段关于藏学或涉藏研究的理论论述，也多将藏学研究与西藏问题紧密关联，表明藏学研究在中国的起步发展，除了具有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外，还具有现实性。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术界亦意识到，我国藏学研究除了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外，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存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需求。

中国藏学研究初始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现象描述、事实考据和知识介绍等方面。这些成果在宏观上呈现出哑铃型结构，即学术视角侧重于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两端的研究。其中一部分成果涉及面广泛、覆盖范围较大且内容较为笼统，例如对涉藏宗教及民间信仰的整体梳理、对藏族民俗仪式和民间禁忌的介绍、对藏族历史的叙述、对部分藏族古典文献的译介或版本评述、对藏医学及藏药的总结性概述等。另一部分成果则更具体，聚焦于单一案例，注重事实呈现与再现，例如对具体考古发现位点的描述与断代、对特定藏族历史文化名人生平的梳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叙述与考证、对具体藏文文献经典不同版本和个别段落的专门翻译与考订、对特定藏文词汇与文法的辨析等。

藏学外延拓展期始于1999年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到2008年第四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之前。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知识的迅速更新和获取途径的拓宽。各学科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导致交叉学科与跨学科领域研究增多。在中国藏学研究中，涉藏地区社会结构、新中国的西藏政策、新西藏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向学科归口更为明确的学术性研究倾斜。《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和《藏学概论》等著作，也为藏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思路。此外，跨学科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涉藏研究中逐渐普遍，人类学和民族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者群体的拓展和多元化，也为藏学学科研究提供了动力。这一时期的拓展，扩充了藏学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为学科的明确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2009年之后，中国藏学的学科外延拓展基本完成，整体构建时期开始到来。此时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整体学科划分日臻清晰，各学科建设也逐渐完善，大多数藏学相关高校及研究机构已形成相对成熟的专业院系，也已具有较成规模的学术研究梯队。相应地，中国藏学的学科架构此时已经基本完成主体框架搭建，开始向完善化和科学化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界也产生了更具有主体性的话语权诉求，并开始向国际藏学研究话语权核心推进。此外，因为政治学、经济学、边疆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包括藏学在内的涉藏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日益凸显，学术成果得以更为直接地服务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实践。同时，不仅研究者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学术背景开始多元化，且传统学科的学者也体现出了吸收借鉴多种学科理论方法的显著意愿，传统的研究者积极跳出其原本的文化身份，进行视野更为开放、学科归口更具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学术研究。这一方面是藏学学科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另一方面也导致涉藏研究领域出现学科边界模糊、学科归口不明确等现象。在此意义上，围绕学科归口准确性、学科定义规范性和学科体系科学性，进行当代中国藏学学科“三大体系”构建，客观上已经具备了构建学理范式、研究成果体量以及研究素材丰富度等方面的基础，但同时也体现出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2.藏学的生态哲学理论与生态伦理价值

藏族文化是“广义藏学”视野下，藏学学科的两大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立足于文化而形成的学科，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两方面。藏族文化所蕴含的自然价值，主要通过藏族文化传统当中的生态哲学观，以及由此而升华构建的生态哲学理论得以实现。这种生态哲学观的价值，又通过基于藏族传统生态哲学观的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道德实践而得以直观表达。

藏族文化的自然生态观念，是藏学研究和藏学学科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藏学学科现实应用价值的一种直观体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生态哲学观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涵，藏族文化观念当中强调对自然环境的尊重，除了早期的“万物有灵”观念、民俗叙事中的禁忌与洁净观之外，藏传佛教中的“六道轮回”“众生平等”等观念，以及大量传统藏族文献叙事当中都有体现，尤其在原始朴素自然生态叙事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了藏族文化独有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由于青藏高原的特殊气候和生态环境，作为这一文化语境主体的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与传统，多与对自然的尊重相辅相成。而藏族文化中尊重自然、重视生态平衡的观念，在当代科学发展的背景下意义尤其突出。

除了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天地万物的平等尊重而生成的民俗禁忌叙事外，藏族文化观念还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当有限度，强调有节制的畜牧宰杀和资源采集，反对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此外，注重保护水源、保持自然生态气候环境亦是藏族生态哲学观当中的重要内容。这与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倡导的生态意识与科学发展观念不谋而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在藏族文化传统当中，不仅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节制利用，还主张人类在因生存需求而获取和利用资源时，应当对提供资源的自然万物怀有感恩之情。藏族文化生态哲学中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感恩之情，投射在藏族文化的社会伦理观念当中，就呈现为文化的和谐、融摄与兼容，这种伦理观念对当前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价值。

藏族文化传统当中爱护生态环境、珍惜自然资源、保护水源、维护生态平衡的自然生态观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相一致。藏学研究为藏族文化当中优秀文化传统的挖掘、继承和发扬提供了语境条件与智力支持，同时对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当代和谐社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正面属性加以映射、聚焦和放大。在此意义上，藏学学科的自然生态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系统当中格外凸显出来。

3.藏学的社会现实意义

除了自然价值，藏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社会价值除了作为学术研究所具有的学理层面的意义外，还呈现出实践层面的作用。在中国藏学研究进入学科化发展阶段初期，“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已成为中国藏学界的共识。在这一前提下，学术界对中国藏学研究和涉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以及对学科现实意义的探讨，除了现代藏学在中国的讨论以外，亦有以藏族传统“十明”学科研习为线索，将中国的藏学研习历史追溯至隋唐时期，提出中国是“藏学的策源地”，亦是“研究藏学最早的国家”。正因这种历史渊源，相对于国际藏学研究，藏学及涉藏研究在中国更具有中国特色。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既为中国涉藏研究与藏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现实环境和先天的地缘优势，也使藏学学科在中国具有格外突出的社会现实意义。藏学学科建设不仅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更是面向治边稳藏、解决涉藏问题、把握涉藏地区发展、保障和改善涉藏地区民生等社会实际议题的条件和助力。

除了对涉藏地区治理、涉藏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等提供方向指导与智力支持外，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野下，藏学研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杜永彬在《论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一文中提出，藏学研究，从方法论层面能够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且从涉藏地区研究、涉藏民族关系研究、涉藏历史研究等角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有重要作用。尽管文章中具体角度视角与逻辑组织仍可商榷，但其所提出的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在方向上确具有共识性意义。202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研究中的涉藏议题，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息息相关的重要议题，而藏学学科的发展建设和学科系统的规范，同样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内容。

二、藏学学科与民族的关系

对藏学作“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或“精英藏学”与“大众藏学”等二元概念组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藏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突出了藏学学科的一方面特点，但同时也造成了学科界限划分在逻辑上的误区。对现代学科而言，“一般条件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3个基本要素：一是必须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二是必须有严密的逻辑化体系的知识系统，也就是说必须遵循学科内在的知识逻辑；三是必须有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学科属性与民族属性在逻辑层面的混淆会导致藏学研究当中的民族叙事覆盖学术探讨，混淆了藏学作为一门学科所需满足的先决条件。而若以民族叙事取代学科属性而忽略藏学学科应满足的三项基本要素，就会导致藏学进入学科的“民族化偏差”困境，最终将藏学推入另一个极端，致使其学术体系和学理架构受到损伤。比如片面强调藏学中的“藏”，将藏学简单等同于“藏族的学问”的观点具有一定典型性，但其确切逻辑仍待商榷。基于这一情况，对藏学学科内涵和外延进行学理上的整理和学科上的归位、对藏学学科与民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辨析，就显得很有必要。

1.藏学的内涵与外延

相对于国际藏学，现代学科范式下的藏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属于后来居上。对藏学学科概念及学科范畴划分的正式、全面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藏学开始进入学科化发展路径之后。作为反映我国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刊物，《中国藏学》在1988年的创刊号中对藏学进行了这样的界定：“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但也包含一部分自然、社会科学的内容。”此后，许多学者专家亦相继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方向对“藏学”内涵提出了各自观点，从学理范式上共识性地确立了藏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其内容包摄广泛这一学科特征。在研究对象层面，藏学研究涉及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多个学科领域，具有研究对象多样、研究素材充足、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内涵丰富的学科特点。

在“狭义藏学”与“广义藏学”的二元概念组坐标系下，以传统“十明”学科为基础的“狭义藏学”是藏学学科的基础，而“广义藏学”则在研究上突出现代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研究方法上突出拓展性、综合性，拓宽了藏学学科的外延。相对于“狭义藏学”强调“十明”学科，“广义藏学”的主要关注点更多聚焦在历史文化领域。随着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该二元概念组中藏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外延的拓宽和内涵的再定义。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视域下对“狭义藏学”和“广义藏学”的最新阐释，即是在中国当下最新的学术前沿情况、学科建设需求、学理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人文环境下，学科话语逻辑的演进。

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背景下，以过去的“广义藏学”和“狭义藏学”概念为基础，结合当前人文社科领域各学科发展、学理建构及宏观学术生态现实的前沿形势，即生发出当代视野下中国学科话语系统最新阐释的“狭义藏学”与“广义藏学”。其中，“广义藏学”概念作为藏学学科外延的拓展，其演进体现为，在原本定义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涉藏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涉藏民族关系研究、多民族文化互动研究等。该解释的主要特征为学科归口明确、学理方法规范、以学科体系建构和完整化的趋势为核心，同时兼有学科交叉、学理多样、以涉藏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为目的的特征。与此同时，以“狭义藏学”界定的藏学学科内涵则保持意义的延续性，是指立足于“十明”学科基础上的藏族文化传统学科，强调学术对象的传统性和藏语文的工具属性。基于这一划分，藏学学科的内涵，在围绕“狭义藏学”核心的基础上，由“广义藏学”作为民族学下属二级学科规范视域下的边界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向归口于其他学科体系的涉藏研究延伸覆盖；而藏学学科的外延，则在“广义藏学”与“狭义藏学”共现视野下，得以充实、丰富和拓展。在“广义藏学”与“狭义藏学”的二元概念组坐标系视域下，藏学既表达学术研究的对象、视角和方法，也表达学科系统下的知识结构、文化内涵以及系统构建基础。因此，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宏观学术生态下，是一个同时具有学术属性和学科属性双重性的概念。

2.藏学的学科属性与学术属性

要认识和解决当代藏学学科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当在明确“藏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前提下，厘清藏学的学术属性与学科属性，进而探讨藏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当前的中国藏学研究，藏学的学术属性与学科属性均有呈现，但并不均衡，其藏学的学术属性已经相对明确，而学科属性则仍缺乏一定的精确规划。

藏学的学术属性主要表现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话语系统当中，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涉藏研究。这一类学术话语系统的表达主体，多以专门的研究机构及涉藏问题智库为代表。藏学的学科属性，主要表现在以学科为导向的学科建设话语系统当中，其核心围绕着藏学学科的学科结构、学缘逻辑、梯队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是以高校为表达主体的一个层面。藏学的学术属性当中包含了较为广泛的关注领域和研究视角，但学科属性需要规范清晰的学科归口。自藏学正式开始学科化发展以来，多有学者对藏学的学科归口、学理范式、学科建设等进行了讨论和反思，但藏学之学科属性的探讨并非一蹴而就。杜永彬在《藏学研究概览》一文中提出：“藏学学科本身亦属藏学研究的范畴。”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尚有商榷余地，但其表达出涉藏研究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对藏学学科建设应有所关注。《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中明确提出：“藏学已成为一门公认的世界性新兴学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大大突破了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的范围，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基础学科，成为对西藏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个宏大的学科体系。”这一表述体现了藏学学科外延空前的拓展和扩充，但在内涵界定与学科理论规范方面仍留有一定余地，也为后续“广义藏学”与“狭义藏学”二元概念组的提出和解析留下了空间。

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系统架构下，藏学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涉藏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科交叉性，故而涉藏研究内容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口到其他学科，而其中的文化研究部分又属于藏学学科范畴。如唐卡艺术属于艺术学学科范畴，但唐卡文化又归口于藏学学科；工巧明、医方明等学问，其具体的知识理论体系和专业技术应当分别归口在建筑学和医学等学科范畴，但藏族建筑文化与藏医学历史文化则为藏学学科所关注。在此意义上，藏学的学术属性和学科属性两者间，应当是互补关系，应该相互支持，同时学科建设应当成为学术研究的来源和保障。但在当前的实际情况当中，藏学学科属性与学术属性之间概念与逻辑的模糊化，导致了藏学学科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问题。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即是混淆了民族与学科，从而导致学科归口不清晰、学理范式存在偏移等问题，也导致“藏学研究”与“涉藏研究”两个概念在交集以外的非重合部分界限不明确。现实中，在藏语言文学与藏族宗教几个方向上，此类问题体现得尤其明显，存在于部分高校及研究机构当中。无论是立足于藏学的学术属性关注其学术方法论，还是立足于藏学的学科属性反思其学科划分，藏学在学科与民族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都有待更加清晰合理的充分辨析。

3.藏学学科与民族的逻辑关系

目前，在我国涉藏研究领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与藏族或涉藏地区有关的事物都应该被纳入藏学学科范畴；而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亦有基于民族文化研究角度，将民族学、民族文化与以民族命名的学科三者混为一谈，从而将民族名称加上“学”进行命名，从而生成新学科名词的简单化处理倾向。这些划分方式的出发点均为面向研究对象的民族属性，片面强调了学科的民族性，但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藏学成为学科的必要条件及其学术属性，弱化了现代学科结构的规范性。对于以民族概念代替学科本身的内涵及外延，作为描述藏学学科的特征性指代的现象，如放任其发展，不仅会导致学科归口混乱、学科界限模糊化乃至消失，更会导致藏学学科陷入学科的“民族化偏差”困境，从而对藏学学科的正常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尽管藏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知识背景层面与藏族密切相关，但使藏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根本条件并非其民族属性，而是前述独立学科形成所必须的三个基本要素。倘若仅有民族文化，并不足以形成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学科。藏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了大量极具文化价值的文献，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高度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同时在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历史书写、教育方法、工艺美术、天文历算、医药医学、建筑设计、农牧技术等各个领域均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完备的知识体系，几乎能够涵盖理、工、农、医、文、史、哲各个领域。基于此，藏族历史文化传统为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藏族传统“十明”学科将藏族文化当中的知识技能组织成为具有系统性的结构化知识体系；藏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的适配性赋予藏学学科以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丰富的藏文典籍文献、藏族民俗文化传统、藏族文化表达实体产物等使藏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具有科学性、实证性和客观性。藏族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超越了片面的民族研究，如藏族传统精神文化中包含对生命的关爱、对生态自然的尊重，等等，已经凝练而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普适的生态哲学，并通过生态伦理在文化中的投射，在人类的精神文化塑造与演进过程产生了普适的积极影响。这种理论高度赋予了藏族文化成为藏学学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非局限于藏学的民族属性本身，而是通过长期升华与提炼，形成了完善的“十明”学科理论体系、自洽的伦理与哲学系统，具备了理论高度与科学框架，使藏学能够突破民族文化研究而形成一门成熟、规范的现代学科。藏学由其哲学思想、生态理念、人文精神等主要内涵支撑起来，具有独特的学术性、理论性，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能够与其他文明和学科体系相衔接。在此意义上，藏学学科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藏族文化中的“十明”学科的理论基础，已经为国际藏学界所接受和认可，而藏族文化中先进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哲学理论的普世价值，不仅是具有区域特色的民族文化，更因其完善的科学性、成熟的自洽性而具有普遍意义和通用价值。在此基础上，藏学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并构建了中国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对话的媒介体系，从而无愧于一门具有世界性的国际显学。

基于如上逻辑，藏学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关注民族属性的学科，而是符合成为学科所必须的历史积淀、文化积累、文本体量与研究基础，是一个科学、合理、规范设置的学科。正因具备了科学且完善的学科结构，对于藏学而言，民族属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关联因素，但民族本身并不是其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也远不是藏学学科的唯一特征属性。在中国当下高教体系下，从学科建设当中人才培养的角度，藏学学科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尤为突出。例如藏学学科的博士学位培养方案中，能够设置14个学分的课程以支撑深入的学术研究，并非所有民族文化研究内容都足以支撑起如此多的课程设置。学科是基于学术研究视野对文化进行理论提升生成的结果，故并非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能够扩展成为学科。作为民族学下属二级学科的藏学，其中的“藏”从概念的本质上是作为研究对象而非民族属性存在。事实上，随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整体上趋向于成熟和完善，藏学研究的对象、研究路径、研究范式及研究者的身份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成果也能够从各个角度服务于地缘视野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具有普世价值与理论意义，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对话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台。

综上所述，藏学的学科属性、学术属性与藏族存在逻辑上的关联，但藏学学科不能完全以民族属性概括。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研究对象而言，其实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民族文化是相关学科的重要关注对象之一，也是相关学科当中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族文化不能直接呈现为学科形态。故而藏学尽管其研究对象在客观上主体呈现为藏族，但藏学并不应片面强调其研究对象的民族属性，尤其不应当与“民族名”后简单加上“学”这一偏差性的构造方式相混淆。

三、中国藏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与发展

关于“三大体系”，可以分别解释为：“学科体系是由具体学科专业所组成的有机系统，构成了一定科学领域知识的总体框架，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学术发展的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学术体系包括学术观点、学术成果、学术人才、学术方法与范式、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环境、学术道德与学术风气等，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核。”“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系统表达，包括概念、范畴、原理及相应的言语表达方式等基本元素。”这一解释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三者各自的解析及其关系阐释的共识性概括，而藏学研究“三大体系”，亦需在这一理论体系下进行讨论。

1.藏学的学科体系

藏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主体是学术研究梯队，而学术研究梯队的形成，则尤其强调学科人才培养，主要依赖于藏学学科体系建设。而能够服务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人才培养，除了需要场所和平台之外，还需要有教材体系、培养方案和师资队伍，这些均是高校主要承担的任务，同样需要有庞大的文献体系、知识体系支撑，因此，相对于学术体系的宽泛和弹性，学科体系往往需要更为规范严谨的学科归口标准。藏学学科体系除了对藏学学术体系进行结构的组织与界定的规范外，还与藏学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口、藏学研究前沿交流与藏学研究学术体系的再生产直接相关。同步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学术人文语境的变化以及学科建设状况的更新，中国藏学学科建设的需求也随之呈现出调整和转变，但总体而言，藏学学科建设始终存在客观需求。这种需求既是构建中国藏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也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有重要作用。

在以“广义藏学”和“狭义藏学”最新阐释的二元概念组逻辑划分下，藏学研究领域的“狭义藏学”部分，其学术推进以高校、相关科研院所传统学科的研究者为主力；而藏学学科建设与完善过程中的“广义藏学”，主场则多在高校，尤其是在一些有一定传统学科优势和基础专长的民族院校，因藏学学科建设任务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学术研究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是这一部分的首要任务。而相应的，“广义藏学”外延的新拓展部分，则高度依赖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智库等共同合作，其问题导向性明显，主要侧重于藏学学科建设的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再次强调了高校的五项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承担着这些职能的高校，应当发挥高校在学术梯队建设与高水平人才培养方面的天然优势，更加深入地投入到当代中国藏学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构建与话语体系表达当中。

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实践当中，当前我国涉藏研究相关的学科设置主要以民族院校或具有涉藏地缘特征的综合类院校为主，另有部分在人文社科领域有一定专长的高校设置有相关或相近专业。目前我国藏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整体上包括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藏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问，要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从业者需要具备多个前提条件。首先，掌握藏语文是进入藏学学科的前提；除此之外，藏学的学术属性还要求研究者具备至少一种学科的学术训练背景，如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艺术、人类学等。因此，藏学专业的从业者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基础和经过一定的学术研究训练，才能够进入这一学科的门槛。因为存在民族和学科的逻辑混淆、藏学与藏语言文学的学科概念混淆、学科边界不明确等问题，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经常暴露出藏学及涉藏相关专业培养计划标准不统一、培养目标不明确、本科毕业生难以在本专业领域对口就业等衍生问题。因而，在培养方案设置方面，作为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属的藏学二级学科，其优化方向应当侧重于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培养，从硕士研究生开始设置专业，着重于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应是藏学学科人才培养的一个有效优化策略。

建立完善的藏学学科体系是当代中国藏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诉求，而藏学学科体系的优化建设，包括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两个方面。其中，学术研究受到关注较多，既有的建设工作基础也更为深厚；但是，作为学科建设另一重要支柱，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梯队建设受到的关注，相比之下还存在显著的视野盲区。

2.藏学的学术体系

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程中，“学科、学术、话语‘三个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学科体系是支撑，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目标，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构建‘三个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把握、整体推进，注重内涵建设，推动协同发展，努力形成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一关系同样适用于隶属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系统的藏学。藏学学术体系建设依赖于规范、科学的学科体系。基于藏学学科体系建设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下，学术体系是当前中国藏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中，结构最为完整、范畴最为明确、内容最为丰富、建设最为完善的一个体系，也是当前受到藏学研究群体关注最为集中的一方面。

藏学的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中涉及较为宽泛的一个部分，主要依赖于各高校及研究院所、专门机构的学术团队及智库。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两个向度追溯，藏学学术体系包括多个学科领域的复合式研究，涵盖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艺术、人类学等。藏族文化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藏学学术体系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族文化研究，更是在不同学科范式下，学理和方法论层面互相关联，学术成果构成互证与相互反馈的回路网络，并围绕“狭义藏学”的文化内涵与“广义藏学”的外延边界，建立起相对普适、具有一定学术界共识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且广泛地体现在成果发表、学术互动、科研立项以及学术成果的实践应用等方面。这些内容共同构建了一个不断完善中的藏学学术体系。具体而言，藏学研究内容既包括藏语言文字、藏族文学等语文领域之历史文化角度的研究成果；也有藏族宗教、藏族历史、藏文文献典籍、藏族历史文化名人等传统研究内容；还有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等地考古、文物修复等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的研究。此外，藏族医药学、建筑学、器具制造工艺、农业和畜牧业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历史文化研究，也应是藏学学术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3.藏学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中国藏学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在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建立完善并形成良性正反馈作用的基础上，对中国藏学学科核心理论、思想观点、意识导向等方面的一种系统性的表达。话语体系的建设程度和效能，决定了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领域的话语权，也关涉中国藏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和规范性。

现实导向性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因历史渊源和地缘因素，一直以来，“中国藏学兼具学术文化功能和社会政治功能”，故而“研究解决涉藏工作的现实问题，是藏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藏学发展繁荣的动力”。中国藏学话语体系，对中国在当前的国际地位、中国处理涉藏问题的策略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都存在重要意义。在此意义上，藏学在中国的政治性，所依赖的除了青藏高原本身的地缘属性以及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外，还与藏学学科的学术优势息息相关。建立并发扬藏学学科的学术优势，是藏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一个必然驱动力。藏学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依赖于规范的学科体系和扎实的学术体系。在具备学术体系的基础、依托学科体系的良性反馈而形成学术体系的再生产系统后，藏学的话语体系便得以生成，并能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系统建设以及中国藏学的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作用，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特色、服务中国立场、形成中国气派。

在当前藏学学科因民族与学科界限辨析不清而面临学科“民族化偏差”的困境，从而导致学科体系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藏学学术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发展，而话语体系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种现象是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的。尽管藏学学术体系的外延范畴弹性较高，涉及内容宽泛多样，但若学科体系建设存在问题，学科的科学性、规范性存在缺陷，就无法对藏学学术体系建设做出正向反馈，导致藏学学科的学术再生产发生停滞甚至中断。这一情况可能会使藏学学术体系发展建设过程无法持续，从而导致藏学话语体系建设受到影响乃至无法进行。

四、小结

时至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涉藏研究相关学科，已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完成了相当程度的人才培养与学术梯队建设任务，为中国藏学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藏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当中，学科的“民族化偏差”困境是藏学学科建设必须突破的一个制约。应当以学科形成的必须要素为参照坐标，对“民族”与“学科”的属性进行更为明确的辨析，避免以民族叙事片面取代学科叙事。厘清藏学学科、藏族文化、涉藏研究等概念的逻辑关系与界限，亦需要基于藏学的学科逻辑以及学术属性、学科属性的双重特征进行讨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亟须以“广义藏学”和“狭义藏学”的概念界定，来明确藏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并科学有效地约束藏学学科的内涵表达、规范藏学学科的外延范畴，为藏学“正名”，突破局限的民族叙事，使其实现并完成一个学科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与历史责任。

在未来的藏学学科建设当中，承担人才培养工作的各高校，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对高校藏学学科设置进行合理的规范和优化，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为指导方向，着重突出高校在藏学学科人才培养工作当中的作用，使高校的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服务于学术研究梯队建设，进而服务于构建并完善中国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在高校的藏学学科建设中投入更多关注，使之成为藏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平台和中坚力量。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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