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苯教在安多地区的传播与演变——以《安多政教史》为中心

【作者简介】阿旺嘉措，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英珠卓玛，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21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安多政教史》作者是智观巴，该书系统地叙述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在研究安多区域宗教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有关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发展情况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通过对这些记载的系统梳理、分类研究，我们可以对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的历史沿革、地域分布、改宗状况及苯教雍仲七部等问题有一个初步认识。苯教在元明时期一度达到了鼎盛局面，却在清代走向衰落，分析其衰落的原因，从外因看是失去当权者的扶持，加之自身发展乏力，也有教派改宗等因素。内因是苯教没有一定的经济势力，组织松散各自为政等问题。外部与自身的双重作用下，导致苯教在清代不断衰落，造成了安多苯教基本都在涉藏地区的边缘地带发展，且规模较小的独特发展格局。文章通过梳理《安多政教史》相关记载，分析苯教在安多地区衰落的原因，厘清19世纪安多地区宗教生态面貌，彰显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文化所展现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为我们现阶段探讨一种宗教发展兴衰提供启示意义。

【关键词】《安多政教史》；清代；安多地区；苯教；传播

唐龙朔三年（663），约于吐谷浑的灭亡同期，信奉原始苯教的藏族先民开始逐渐徙居于今安多地区。此后，以苯教文化为根底、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藏族文化，在东向发展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汇入中华文化圈，并在与以儒道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对相关史籍的系统查阅，我们发现有关安多地区苯教发展历史的记载，仅见载于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及部分安多地区的寺志。《安多政教史》是拉卜楞寺大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智观巴（1801—？）于1865年完成的有关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及汉藏民族交往的地方专史。书中有关19世纪苯教在安多地区发展情况的记载，不仅描述了苯教的地域分布，还提到了佛苯辩论及苯教的改宗，以及卓尼地区苯教雍仲七部的情况。这些记载为我们探讨19世纪苯教在安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此处，我们拟以《安多政教史》中的相关记载为中心，参引有关寺志，尝试对19世纪苯教在安多地区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

一、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寺院的地理分布及传播

苯教在卫藏地区流布主要以“后裔五王”所在地区，康区为琼布黑白花驻锡地，安多地区以所谓十八秀钦、安多三圣者、雍仲七部、雍仲四子为主。辛钦鲁噶（གཤེན་ཆེན་ཀླུ་དགའ།）有5位著名弟子，即朱（བྲུ།）、许（ཞུ།）、巴（སྤ།）、麦（རྨེའུ།）、辛（གཤེན།）。其中许易列波（ཞུ་ཡས་ལེགས་པོ།）的儿子是拉金吉波，拉金吉波的弟子为许金，许金的儿子是许贡赤秀（ཞུ་སྒོམ་འཕྲུལ་ཞིག），许贡赤秀与东尼夏普（སྟོང་ཉིད་བྱ་འཕུར།）大师为同一时代的人。许贡赤秀于11世纪末期来到安多地区传播雍仲苯教，他有身之弟子6人，口之弟子6人，意之弟子6人，共18位弟子，史称“十八秀钦（ཞིག་ཆེན་བཅོ་བརྒྱད།）”。十八秀钦主要在安多北部的青海、甘肃的夏河、四川的阿坝等地弘法建寺。十八秀钦中的很多弟子都建有寺院，其中人称“自在成就者”的泽秀·东尼夏普大师（རྩེ་ཞིག་སྟོང་ཉིད་བྱ་འཕུར།），在11世纪末期创建了夏河县甘加作海寺。该寺后来几经劫难，在藏历第十二饶迥时由泽秀仲然巴西饶南坚和曲杰嘉哇次成等维修扩建，发展成为甘南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寺院。安多地区的苯教寺院主要以三圣者为主，下文以《安多政教史》中的相关记载为中心，试对安多地区苯教寺院的分布和传播情况进行分析。

（一）夏河和洮岷地区苯教传播情况

关于夏河地区苯教的发展情况，《安多政教史》载：“苯敦当尼夏赛尔（བོན་སྟོན་སྟོང་ཉིད་ཞྭ་ཟེར།）修建的泽秀寺（རྩེ་ཞིག་དགོན།），一段时间内由其家族护持，后由雍仲活佛（གཡུང་དྲུང་ཨ་ལགས།）和阿代喇嘛（ཨ་དེ་བླ་མ།）历世转世护持。”这里的泽秀寺就是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的作海寺，是甘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苯教寺院之一。“作海寺”，又称“泽秀雍仲温丹普吉林”（ རྩེ་ཞིག་གཡུང་དྲུང་བོན་བསྟན་འཕེལ་རྒྱས་གླིང་།），由泽秀·东尼夏普大师创建于11世纪末期，是安多地区十八秀钦道场之一，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

关于洮河流域苯教的发展情况，《安多政教史》载：“嘉蒂寺扎西却培林（རྒྱ་དེའུ་དགོན་བཀྲ་ཤིས་ཆོས་འཕེལ་གླིང་།吉祥兴法洲）意为与仙人住处鹿野苑相同的圣地，由戎康夏仲（རོང་ཁམས་ཞབས་དྲུང་།）建立四部众逐渐兴旺。有经堂、弥勒殿，收藏供奉有《甘珠尔》大藏经。昂秀和郎秀的昂欠（ནང་ཆེན།）府形成虽早，现在各只有一个转世系统，由历世转世者主持。”该寺从17世纪后期开始改宗为格鲁派，于19世纪晚期基本完成。

关于岷州地区苯教的发展情况，《安多政教史》载：“（大崇教寺大佛殿的）西庑第一排中，有以苯教的持宗印师嘉戎哇·扎巴坚赞（རྒྱལ་རོང་པ་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向皇上呈献的苯教《丹珠尔》为蓝本的墨书苯教《丹珠尔》。”按大崇教寺创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故引文中的“苯教《丹珠尔》”无疑向我们表明15世纪初期苯教在岷州地区已有发展。此外，结合近些年岷州地区发现的苯教经书，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岷州地区苯教寺院的直接记载，但毋庸置疑苯教曾在该地区发展传播。

（二）迭部地区苯教寺院的分布情况

关于迭部地区的苯教寺院，《安多政教史》载：“塞卡寺（བཟེད་ཀའི་དགོན།）、甲容寺（བྱ་རུང་དགོན།）这两寺是苯教寺院。昂贡玛的支寺扎喜寺（བཀྲ་ཤིས་དགོན།）、司徐寺（སྲི་ཞུ་དགོན།）系苯教寺院。以上这些寺院的谿卡是多玛如周（སྟོད་དམག་རུ་དྲུག）六部。……桑主寺（བསམ་གྲུབ་དགོན།）和嘉乃隆谷（རྒྱ་ནེའུ་ལུང་།）的咱热寺（ཙ་རེ་དགོན།）这两寺都是苯教寺院。”现在塞卡寺、甲容寺、司徐寺3座寺院已经合并为拉路寺，这3座寺院的藏文名称的正确写法应该为“བཟེད་ཀའི་དགོན།”“བྱ་བྲང་དགོན།”“ གསེར་གཞོང་དགོན།”。扎喜寺没有恢复。桑主寺在卡巴境内，咱热寺在尼傲乡境内。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小寺院。如《安多政教史》载：“代合日洛藏贡波（སྟག་རི་བློ་བཟང་མགོན་པོ།）历世化身的寺院——代合日静修院（སྟག་རི་རི་ཁྲོད།）。达拉奇委寺（རྟ་རའི་འཁྱིལ་བ་དགོན།）。”此处的达拉奇委寺位于今迭部县达拉乡，此点已无疑问。但关于其具体位置则尚无定论，一种认为它即是现今迭部县达拉乡的恰热寺，而另一种则认为它是现今迭部县达拉乡苟结寺的前身。又如《安多政教史》载：“尕如寺扎喜却林（དགའ་རུའི་དགོན་བཀྲ་ཤིས་ཆོས་གླིང་།），尕如卫巴（དགའ་རུ་དབུས་པ།）曾在村子后面修建佛堂。据说迩时，这个地区除了苯教外，佛教出家人的名字也从来未曾听见过。”甘南舟曲一带，除了在占丹地区肖氏家族有个苯教小庙外，尚未发现有关舟曲苯教寺院的记载。“肖”字源于藏文的“སྐྱང་།”“ སྤྱང་།”“ རྐྱང་།”等字。根据相关寺志的记载，肖姓源自苟象寺的象帕大师，是象帕的直系后裔。结合这几年在舟曲一带发现的苯教经书，我们可以推断，历史上苯教在舟曲地区有一定的发展。

（三）阿坝地区苯教传播

1.若尔盖铁布地区苯教传播

据《安多政教史》所载，在四川若尔盖地区的苯教寺院，主要有降扎的“占巴寺·协噶尔却顶林（དྲན་པ་དགོན་ཤེལ་དཀར་མཆོད་རྟེན་གླིང་།），占巴活佛创建。第一世是出生于温泉附近的鄂格匡聂玛（སྔོ་དགེ་ཁྱུང་ཉལ་མ།）、噶尔格扎藏（མགར་དགེ་གྲགས་བཟང་།）、占巴格赛尔（དྲན་པ་དགེ་གསར།）三人之中，占巴格赛尔家族中的占巴喜饶扎喜（དྲན་པ་ཤེས་རབ་བཀྲ་ཤིས།）。这位哲士是前译期时出的苯教达仙坚（བོན་སྟག་ཤམ་ཅན།）、大喇嘛占巴、占巴南夸（དྲན་པ་ནམ་མཁའ།）等许多证得成就者的家族的后裔”。寺名当中的“དྲན་པ”来自苯教大德“དྲན་པ་ནམ་མཁའ”的名字。该寺起初是一座苯教寺院，后改宗为格鲁派，具体改宗时间目前尚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应在19世纪以前。

在若尔盖县铁布区东列境内，《安多政教史》载：“洒如多（གཟའ་རུ་སྟོད།）有灵鹫岩（བྲག་བྱ་རྒོད།），即被称为胜乐的圣地。《阿吉多卜登传》（ཨ་སྐྱིད་རྟོགས་ལྡན་རྣམ་ཐར།）中说：‘是十六尊者的圣地，佛教和苯教徒双方都在奉祀。’《寺志》广略中则说：‘有苯教祖师敦巴辛饶所留下的足印痕迹，苯教喇嘛向帕巴（སྐྱང་འཕགས་པ།）的静房里有他全身所留下来的痕迹。在洒代宗窟（ས་གཏེར་རྫོང་།）、曲代宗窟（ཆུ་གཏེར་རྫོང་།）、雍仲宗窟（གཡུང་དྲུང་རྫོང་།）、东噶宗窟（དུང་དཀར་རྫོང་།）等处有许多苯教的依止物。’然而，这是在一处山王的地址之上，为了教化，出现了不同形状的事物，不一定就是如上所说那样!在这神山之前，有佐帕达哇坚赞（གཙོ་འཕགས་ཟླ་བ་རྒྱལ་མཚན།）修建的尼夏寺（ཉི་ཤར་དགོན།）。”这里的苯教喇嘛向帕巴是安多三圣者中的象帕尼玛沃色（སྐྱང་འཕགས་ཉི་མ་འོད་ཟེར།），是公元11世纪后半叶苯教著名高僧，其中象帕和造帕对安多地区的苯教影响最大。

2.潘州地区苯教传播

关于潘州地区苯教的传播情况，《安多政教史》载：“苯教喇嘛江帕南夸雍仲（སྐྱང་འཕགས་ནམ་མཁའ་གཡུང་དྲུང་།）的江藏寺（རྐྱང་ཚང་དགོན།），也有人说是嘉哇雍仲朋措（རྒྱལ་བ་གཡུང་དྲུང་ཕུན་ཚོགས།）所建。现在由化身噶藏克主（སྐལ་བཟང་མཁས་གྲུབ།）护理。”江帕和向帕巴（བྱང་འཕགས་པ།）应该是同名异称，现在基本统一称之为象帕（སྐྱང་འཕགས།）。江藏寺（རྐྱང་ཚང་དགོན།）和下文中的贡向寺（དགོན་སྐྱང་དགོན།）也是同名异称，现在统一称之为象仓（སྐྱང་ཚང་།）。前文江藏寺（རྐྱང་ཚང་དགོན།）是阿西象仓（ཨ་སྐྱིད་སྐྱང་ཚང་།），称之为“上部象仓”。贡向寺是苟哇象仓（དགུ་བ་སྐྱང་ཚང་།），称之为“下部象仓”。它们是象帕大师的主要寺院。又《安多政教史》载：“包索科（བོ་བཟོ་དགོན།）谷中的大庆南夸坚赞（མདའ་ཆེན་ནམ་མཁའ་རྒྱལ་མཚན།）的噶布（དཀར་པོ།）静修院、大庆寺下院（མདའ་ཆེན་དགོན་འོག་མ།）、桑主寺（བསམ་གྲུབ་དགོན།）、日努寺（རི་ནོའུ་དགོན།）、贡向寺（དགོན་བྱང་དགོན།）等，都是苯教的寺院。”潘州地区历来是苯教在安多地区的主要发展区域，噶布静修院、大庆寺下院、桑主寺、日努寺属于包座地区，贡向寺则属于求吉地区。噶布静修院和大庆寺下院实际上是一个寺院，噶布静修院是僧人修行的地方，大庆寺下院是学习显教的地方。日努寺和桑主寺也是这种关系。

3.白水江流域和岷江流域的苯教传播

据《安多政教史》载，在白水江流域，有“向仓本喇寺（སྐྱང་ཚང་བོན་བླ་དགོན།）。在黑河渡口，白河与黑河汇合，绕南坪城流去。白河的上源直达昆波科（ཁོན་པོ་ཁོག）谷，该处另有一两处苯教寺院（如昆波扎如寺）”。整个白水江流域历史上共有5座苯教寺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在岷江流域，“松州的加曲河（རྒྱ་ཆུ།）上源地区有昂秀（སྣང་ཞིག）、仁邦（རིན་སྤུངས།）、嘉底仓（རྒྱལ་ཏེའུ་ཚང་།）等一些苯教寺院，还有曲结寺的支寺如哇寺（རུ་བ་དགོན།）”。岷江流域苯教寺院较为集中，这里分布着17座苯教寺院，上文提及的昂秀、仁邦、嘉底仓3座寺院亦在其列。在“卡隆曲水（མཁར་ལུང་ཆུ།）流域，有数座苯教寺院及巴彦寺（བ་ཡན་དགོན།）的支寺智玛噶尔寺（བྲག་དམར་སྒར།）”。“翻过裕肖拉山（ཡག་ཤྭ་ལ།），即入梭磨土司辖境，从上述的吉哇寺到茂州城去的数天路程内都是苯教徒的活动范围。”南坪和平武一带的藏族虽信仰苯教，但是苯教寺院较少。

4.阿坝县及嘉绒地区苯教寺院基本情况

关于阿坝县的苯教寺院，《安多政教史》载：“苯教的刚来卜大寺（སྒང་ལེབ་དགོན་ཆེན།）由历代昂秀多登（སྣང་ཞིག་རྟོགས་ལྡན།）管理，鲁琼的昂秀就是从这里分出去的。”这里所说的刚来卜大寺指的是现在的郎依寺，交洛寺（ཅོག་ལོ།）和苟什德寺是它的属寺，卓尼鲁琼地区的昂秀寺就是从阿坝传过去的。“昂秀的拉登小寺（ལྷ་སྟེང་།）有噶丹寺称为司塘（ཟི་ཐང་།）的丝卷画之一颇有加持力的缎制胜乐绣像，伏藏师（གཏེར་ཆེན་པོ།）曾在此寺居住。”多登寺（རྟོགས་ལྡན།），是阿坝地区规模次于郎依寺的大寺院。此外，在“格鲁（དགེ་ལུ།）地方有一座苯教寺院”。“在热曲河流域，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位于拉多（རྭ་མདོ།）地区的拉多赛康（རྭ་མདོ་གསས་ཁང་།）”，也是一座苯教寺院。

历史上嘉绒地区是苯教的大本营，这里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苯教寺院。其中位于苯教圣地拉丹（རབ་བརྟན།）的雍仲拉登寺（གཡུང་དྲུང་ལྷ་སྟེང་།），是该地区最大的苯教寺院，该寺于大小金川战役之后改宗为格鲁派寺院。

二、苯教的改宗情况

（一）卓尼地区苯教的改宗情况

关于安多地区苯教改宗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始于大小金川战役。但就《安多政教史》所载，苯教的改宗早在八思巴时期就已经开始。《安多政教史》载：“《达温史》中说：‘当年达温波奉八思巴供施双方命令，为改变苯教徒的宗教信仰，前来这里时，说：“我要在这儿观察一下，我对此地颇感兴趣”。他住了一宿回到宫中，叩谒上师汇报情况之后，上师赐了一具白色海螺，授记道：“这具海螺在哪个地方吹奏，就在那儿修建寺院。”他又重返多麦，就在这儿吹奏了海螺，于是逐步形成了寺院。’”这里说的是卓尼禅定寺建寺初期的情况，亦表明这里原来信奉苯教。由上可知，卓尼地区的苯教改宗，始于八思巴时期。及至清代，卓尼地区苯教的改宗情况仍见载于《安多政教史》。

如《安多政教史》载：“洛藏敦主（བློ་བཟང་དོན་གྲུབ།）时（清康熙年间），切巴的阴山地方、辛察冈系（གཤེན་ཚ་སྒང་གཤིས།）、德塘等地的人们信仰苯教，他（卓尼土司）令其改宗佛教。修建鲁琼旧寺的佛殿，从卓尼大寺派法台主持成为定制。”切巴的阴山地方指的是车巴沟，这里有苯教郎秀的驻锡地，从康熙年间（1662—1722）开始改宗到19世纪晚期完成。现在除了少数几户信仰苯教的家庭以外，该地没有苯教寺院。辛察冈系指的是扎古录乡，在扎巴协珠（ཅོ་ནེ་གྲགས་པ་བཤད་སྒྲུབ།）的传记中说该地区有苯教，现在已基本没有苯教寺院。德塘的昂秀、泽卫的驻锡地，经过多次改宗和迁移，现在郭达村建有一座小型的苯教寺院。据《安多政教史》载：“泽卫静修院·格怌桑丹林（རྩེ་དབུས་བསམ་གཏན་དགེ་འཕེལ་གླིང་།）或叫做德庆桑丹林（བདེ་ཆེན་བསམ་གཏན་གླིང་།）修建者为泽卫智化桑波（རྩེ་དབུས་གྲགས་པ་བཟང་པོ།）。彼师与赤钦根登朋措（ཁྲི་ཆེན་དགེ་འདུན་ཕུན་ཚོགས།）同姓，而且这个家族之中，还出现了许多苯教成就者，如当尼耶喜（སྟོང་ཉིད་ཡེ་ཤེས།）、喜饶坚赞（ཤེས་རབ་རྒྱལ་མཚན།）等人。（其中）被称为泽卫拉卜合（ཚེ་དབུས་བླ་ཕུག）者，对其侄子索南坚赞（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说：‘从我身上，如苯教徒改变信仰，可以改宗过来。’于是（他）把苯教的神像法器等以神变的法术安置于人们不能通过的石窟之中。临死时，嘱咐说：‘把我的小骨头等装在坛子里，藏在烟囱之中，将来，会有他的主人来到。’侄子洒热哇（数学家）索南坚赞入色拉寺麦扎仓学习显密经论，特别承事第五世达赖喇嘛、遁世者洛桑仁钦（བྱ་བྲལ་བློ་བཟང་རིན་ཆེན།）、扎底大善知识者（པྲ་ཏི་དགེ་བཤེས།）等钻研诸明处，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洛藏确坚让他使苯教徒转变信仰，改宗佛教，并为回转它们的咒殃，赐予《白伞盖佛母胜幢重楼经》的指引，连同实践法等。现在还存有当时所赐的印刷总持法轮的印版。他回到家乡后，变更苯教徒的信仰，让他们改宗佛教，将叔叔的骨灰和上泥打印了许多尊圣·似我母的像。”这座寺院在17世纪改宗成格鲁派。凑巧的是五世班禅出生在日喀则托加的朱仓后，朱仓的一半苯教改宗成格鲁派。此外《安多政教史》载：“甲藏阿米徐哇图丹扎巴（བྱ་བཟང་ཨ་མེས་ཞུ་བ་ཐུབ་བསྟན་གྲགས་པ།），生于江曲水北之登勒卜，……迩时，该地属于苯教的势力范围，彼师乃报请土司改变了他的信仰。”迭部桑巴地区的苯教这个时期改宗为格鲁派。

《安多政教史》为我们呈现历史上卓尼地区苯教的改宗情况的同时，也揭示了清代苯教的发展历程。如“鲁琼寺（ཀླུ་ཆུང་དགོན།）从前苯教盛行时，这儿是郎秀·嘉哇洛哲（རླང་ཞིག་རྒྱལ་བ་བློ་གྲོས།）、昂秀·旺格嘉波（སྣང་ཞིག་དབང་གི་རྒྱལ་པོ།）、朝辛·主苟坚赞（ཁྲོ་གཤེན་སྤྲུལ་སྐུ་རྒྱལ་མཚན།）、泽秀·当尼耶希等人的总寺。当年，后奉八思巴大师供施双方的命令，四大僧改变苯教的宗教信仰，郎秀、昂秀、泽吾（རྩེ་དབུ།）、喀泽（མཁར་རྩེ།）等带领部属前往达温波处进行争辩，正与授《慈氏愿》和《普贤行愿品》的教敕相值，（达温波）乃予以教诲，使他们的争辩勇气顿挫，从心底深处对这位佛教僧徒的行为钦佩折服，把他们的苯教寺院和各自神殿——不落胜幢殿、不变雍仲殿、任运成就吉祥殿、不毁道坛殿等一一奉献给他。达温波把曾被吐蕃国王达磨破坏损伤的释迦能仁王佛像赐予他们作为依止圣物，这可能就是现在供奉在泽卫静修院中那尊佛像。此后他们部落繁衍，郎秀分为两部，昂秀分为两部，喀泽也叫做日拉（རི་ལ།）分为两部，以及泽卫等现在称为主体七部落。卓尼土司洛桑敦主（བློ་བཟང་དོན་གྲུབ།）和德塘堪布仓央巴（བདེ་ཐང་མཁན་པོ་ཚངས་དབྱངས་པ།）供施双方让五个苯教部落改变其宗教信仰，改宗佛教格鲁派。于第十二胜生的土龙年（公元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建起了格鲁派寺院噶丹朋措林（དགེ་དགོན་དགའ་ལྡན་ཕུན་ཚོགས་གླིང་།）”。上述引文在向我们清晰地呈现出佛苯之间互动及苯教改宗情况的同时，亦指出伴随着部落的繁衍，郎秀、昂秀、喀泽以及泽卫形成主体七部落。学界有关安多苯教历史的研究，多言及安多苯教的代表是雍仲七部，但不知是哪七部。而引文中的“郎秀分为两部，昂秀分为两部，喀泽也叫做日拉（རི་ལ།）分为两部，以及泽卫等现在称为主体七部落”的记载，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安多苯教提供了探讨的空间。

（二）嘉绒地区苯教寺院的改宗

关于嘉绒地区苯教的改宗情况，《安多政教史》载：“去交则（ཅོག་ཙེ།）的途中，有比卢遮那教长的禅院，里面有彼师整个身体痕迹等自然形成的许多形象。据说第六世班禅曾在这里临时歇息过。有一个时期森巴钦波（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扎什伦布寺院的洛桑坚跋（བློ་བཟང་འཇམ་དཔལ།）；放弃苯教观点，信仰格鲁派教义的哲蚌寺僧人耶西亚派（ཡེ་ཤེས་ཡར་འཕེལ།）；被度母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修习胜乐金刚，称为宁玛派胞尔堪喇嘛（ཕོར་མཁན་བླ་མ།）等三人，在此长期勤奋地修习善行。”“为了扩建才旺龙智土司与女土司雍仲拉姆（གཡུང་དྲུང་ལྷ་མོ།）修建的格鲁派的丹达林寺（བསྟན་དར་གླིང་དགོན།），（交则达莫宗）该土司曾希望通过阿杂热本（ཨ་ཙ་ར་འབུམ།）游方僧，改变苯教的信仰，然而由于这位服务人员突然身亡等许多原因，未能实现愿望。……他（堪钦阿旺扎巴）于铁虎年（庚寅）初，来到多麦地区。第二年（兔卯年）藏历四月，吉纳巴也来到多麦地区。该地是苯教的势力范围，于是与苯教进行斗法，杀死了许多苯教的掌门头目，说道：‘并非心中存在傲慢，为弘佛法乃出此，苯教徒头作箭靶，前去迁转空行境!’”有些改宗是和平进行的，有些则发生了规模不一的冲突。《安多政教史》载：“拉丹（རབ་བརྟན།）的首府是苯教的大圣地，该地水击石崖的阵阵訇声，好像是苯教赞神的嗦声，有讲解苯教法相的雍仲拉登寺（གཡུང་དྲུང་ལྷ་སྟེང་།），在皇帝的旨意下改为格鲁派寺院，赐予广法寺（བསྟན་འཕེལ་གླིང་།）的匾额，并发放衣单粮。”对此《土观宗派源流》载：“在嘉绒有雍仲拉顶寺等，其后（清朝）皇帝引兵毁其寺，把拉顶寺，改为格鲁派的甘丹新寺（广法寺）并下诏禁止信仰苯教。”经过金川战役之后，清乾隆帝下令拉顶寺改宗，嘉绒地区的很多苯教受此影响改宗成格鲁派。

此外，《安多政教史》中有关佛苯斗法的记载，则是我们今日探讨佛苯互动的具体例证。如“定曲（ལྡིང་ཆུ།）河与阿曲（རྔ་ཆུ།）河交汇处，有苯教的交洛寺（ཅོག་ལོ།）和苟什德寺的支寺哇德寺（ཝ་ཏིས་དགོན།），两寺彼此相望。苯教徒常年向这寺抛祭施食，至喇嘛们享寿不永。一时有称为张加（གྲོང་གྱ།）曲结者施展奇异的法行，戏弄苯教老者说：‘玩耍一番啰!’遂在石面上画了一些图画搁在那儿。后苯教的阿阇黎们随即夭寿。还有人说，石面画的是米拉大师的身像”。由引文中的“抛祭施食”至“享寿不永”和“施展奇异的法行”而“随即夭寿”等语，我们似可想见彼时佛苯之间紧张而激烈的斗争场景。虽然作者极力做到客观陈述，但在行文中总是表现出一定的褒贬倾向或情感色彩，可由行文中的用语体察出作者的教派倾向。

清代，随着格鲁派势力在安多地区的扩张，苯教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压缩，加之金川战役的发生，苯教处境更加堪忧。金川地区最大的苯教寺院拉顶寺因支持土司而被改宗成格鲁派，由雍和宫委派堪布，嘉绒地区一些苯教寺院也纷纷随之改宗，嘉绒地区的苯教日渐式微，逐渐失去了安多苯教中心的地位。甘肃卓尼原本是安多北部地区苯教的中心，被称之为“雍仲七部”，有7个传承活佛和5座寺院，这些寺院在18世纪前后由卓尼土司全部改宗成格鲁派，洮河流域仅剩下1座苯教寺院。迭部地区的苯教寺院前后有3座寺院改宗，民主改革前尚有13座苯教寺院。清代嘉绒和卓尼等地的苯教寺院通过改宗后，原来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松潘地区和阿坝地区逐渐成为安多地区苯教的中心。

三、余论

《安多政教史》中有关苯教的资料虽然不多，但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安多政教史》中有关19世纪中期苯教在安多地区发展情况的梳理和分析，安多地区苯教的分布从甘肃卓尼县到迭部县、舟曲县、宕昌县、岷县，再到四川的若尔盖县、九寨沟县、平武县、松潘县、黑水县、金川县等地，主要在安多的边缘农区和山区分布，呈现半月形状。其中，阿坝县的苯教在19世纪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之后发展起来的。苯教在元明时期一度达到了鼎盛的局面，却在清代走向衰落，分析其衰落的原因，从外因看是当政者态度的压抑和政策制度的限制，逐渐失去当权者的扶持，加之自身发展乏力，日渐凋零。内因是苯教没有一定的经济势力，组织松散各自为政，缺乏大师级人物掌教等问题。外部与自身的双重作用下，导致苯教在清代的不断衰落。对于清代苯教衰落原因的研究不是很系统，多限于政治和社会等外因方面的论述，没有对苯教衰落的根本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

受金川战役的影响，在嘉绒和卓尼地区经过几次强制改宗，苯教寺院越来越少，苯教对安多地区的影响日渐衰微。但苯教在民间的深厚底蕴，以及安多地区本身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苯教改宗的效果，白龙江流域和阿坝地区的苯教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仍有一定发展。以上种种，造就了安多苯教基本都在涉藏地区的边缘地带发展，且规模较小的发展格局。安多地区佛苯的互动及苯教的改宗，无疑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多样性、和谐性的具体例证。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6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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