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到清代莲托八吉祥纹青花盉壶这件器物时，都一时难以准确地说出它的名称。它并非如今常见的壶的造型，而是仿造自古代青铜酒水器“盉”，敞口带盖，腹部圆鼓，曲柄直流，下承四柱足，因此被称为“盉壶”。又因其通体饰以藏传佛教莲托八吉祥为主的青花纹饰，被命名为“莲托八吉祥纹青花盉壶”。同样式的瓷器存世有多件，散见各地，但藏于西藏博物馆的此件莲托八吉祥纹青花盉壶，因其是乾隆帝赐予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礼物，更显得尤为珍贵，属于该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这件盉壶高21厘米、口径宽12厘米，造型古朴端庄。它主要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通体施以青花纹饰，盖面、颈、流、柄及四足满饰缠枝灵芝纹，肩部与盖沿各饰一圈回纹，腹部为折枝莲托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八吉祥纹饰，纹饰均匀排布一周，宝物所系丝带蜿蜒飘举，与下方张开的折枝莲叶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壶底书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据此可知这件器物出自清代乾隆时期的景德镇官窑。
在已知现存明代宣德青花遗存中，并未见有此类青花八吉祥盉壶样式，反倒是清乾隆时期这一样式较为集中，成为乾隆朝青花的典型样式，已知存世的即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西藏博物馆的馆藏以及海内外私人藏品多件。可见，乾隆帝对此样式钟爱有加，皇家多次烧造。究其原因，还要从乾隆时期宫廷仿古风尚与瓷器审美趣味以及藏传佛教艺术影响方面来探究。
首先，乾隆时期宫廷艺术继承宋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康熙、雍正两朝的传统，仿古气息非常浓郁，已然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这一时期，御制瓷器中的仿古样式非常流行，或追摩古瓷原样直接仿制，例如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大量历朝瓷器，并经由宫廷造办处命设立于景德镇的御窑厂仿制。雍正时期，御窑厂即能仿制包括宋代汝、哥、官、钧、定五大名窑和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在内的历代名瓷，这些原样仿制的作品，从造型到胎釉与纹饰均严格依照原品制作，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在造型上仿造各类古物方面，不仅仿制历朝名瓷的造型，而且还仿制其他古器的造型，尤其以古铜器的造型最多。于画意上仿古也是乾隆朝御制瓷仿制中更为普遍的一种，即将古画之意境移植到御制瓷画中，烘托器物的古意。
此件盉壶即兼具前两种特征。盉为商周时期常见青铜器型，以具柄和流、三足或四足、带盖为主要形态特征，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器型中就已出现，最初为温酒的器具，至商周时亦作为礼器。据载，清道光年间由于治国节俭的原则，官窑奉旨停烧的16种圆琢瓷器中即包括此类器型，足见其珍贵与稀少。青花工艺上，采用乾隆时期流行的“点涂法”追摩永宣苏麻离青的铁斑效果，线条流畅自然，色彩华丽。青花瓷器是用青料在白瓷胎上直接描绘后，罩以透明釉，入窑经1300℃一次性烧成，属釉下彩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和代表。一说青花瓷在唐宋已见端倪，一说至元代中晚期才出现成熟的青花瓷器，到了明代逐渐成为瓷器的主流，至康乾盛世时烧造数量和工艺技术均达顶峰。
其次，从作为主体装饰纹样的八吉祥来看，这一母题最初源于古印度文化，在佛教中是指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等8种寓意吉祥的宝物。在早期佛教美术中，八吉祥图案多出现于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图像中，其中尤以法轮、莲花及白螺出现最多。后来，八吉祥被赋予更丰富的含义，其作为装饰图案的流行与定型化则是伴随藏传佛教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藏传佛教中不仅将八吉祥作为佛前供器，而且还将其装饰于壁画、唐卡及各种工艺品中，寓意吉祥富贵。
清代承继元、明治藏传统，对藏传佛教优礼有加，尤其倚重明末以来在西藏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格鲁派，通过支持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格鲁派宗教上层人物，加强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进而实现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直接管理。在这一谋略和背景下，清朝对于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高僧的赏赐亦十分频繁，其规格和数量亦远远超越明代对于三大法王的赏赍。与此同时，西藏宗教与世俗器物也通过西藏上层进京朝贡大量输入宫廷，这些都直接推动了汉藏工艺技术、审美风尚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融合。
因此，以八吉祥为代表的藏传佛教装饰母题传入清廷后，不仅被用于皇室的佛堂供奉以及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中，同时又被宫廷以不同形式加以仿造，广泛运用于各类艺术，其中的吉祥结也逐渐剥离出来，融入到中原地区的吉祥文化之中，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寓意吉祥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作者杨鸿蛟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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