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十一世达赖喇嘛之金册，系1841年道光皇帝所赐，纯金铸造，封册每片长23厘米、宽10厘米、厚0.4厘米，共13片。相邻两片上、下边用铜锔缀连，可折可展，开阖如书帙。金册从左至右，依次为封面、满文、汉文、藏文、蒙古文书写的文字各3片。封面边刻二龙戏珠，面书“敕封十一辈达赖喇嘛文册”。金册的汉文部分共333字，字依数分行，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启，册文按例首述皇帝权威，因达赖有功，应施以恩宠，进而给予封赏。
“册命”之礼起于西周，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不少“册命金文”。《朱子语类》记载：“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封三王，后遂不废。自古有此礼，至武帝始复耳。郊祀宗庙，太子皆有玉册，皇后用金册，宰相贵妃皆用竹册······此礼，唐以来皆用之。”到了明清时期，这一册封制度更趋完善。皇帝授藩属、诸侯、宗族、妃嫔与功臣等以封爵，皆举行一定的册封仪式，连同册文、玺印一并授给被册封人。
此次朝廷“改受金册”，并未颁授金印。《十一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准许为政教事务使用以前的达赖喇嘛的印鉴”，即按照惯例启用前世达赖喇嘛的印章。册文强调的重点在于“所有图伯特事务，其悉依例，董率噶布伦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道光明令达赖喇嘛遵之，强调了驻藏大臣领导西藏地方收府、管辖噶伦和所有僧俗官员，明确驻藏大臣作为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
驻藏大臣制度始于雍正时期，是清朝治藏稳藏的必然结果。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社会、政治地位平等，集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事权、财税权于一身。驻藏大臣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清朝法治的统一，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统治。驻藏大臣在履行朝廷所赋予使命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加强和发展中央与地方关系、密切西藏各民族之间交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巩固祖国边防、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十世达赖喇嘛圆寂，皇帝诏令驻藏大臣和摄政策墨林呼图克图负责寻访其转世灵童。经多方寻访，寻访到4名幼童，其中西藏、四川各两名。七世班禅等出示达赖喇嘛所留之物，由4名幼童辨认真假，皆辨认无误。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九日，驻藏大臣孟保等奏报请求进行金瓶掣签。第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孟保主持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由七世班禅为转世灵童剃度，取法名凯珠嘉措。道光帝下旨批准，派遣成都副都统席孟格、五世章嘉呼图克图等赴藏与孟保一道看视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赐银一万两作为坐床典礼的经费。希冀达赖喇嘛感戴皇恩、勤于学习、弘扬黄教、安居百姓、勿要怠惰。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件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正是此次由特派官员携带入藏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已满8岁的十一世达赖喇嘛拜七世班禅为师，在大昭寺受沙弥戒。咸丰五年（1855年）初，按照诏命，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但其命运多舛，亲政不到一年，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圆寂，年仅18岁。此后，咸丰帝命热振呼图克图担任摄政。
当时，驻藏大臣携西藏僧俗上层遵从诏令，遵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在十一世达赖喇嘛的寻访、查验、掣签、认定、坐床、亲政等程序及达赖喇嘛圆寂后任命摄政的过程中，加强对格鲁派的管理，使西藏地方宗教上层更加倾心于朝廷，积极配合驻藏大臣忠实地遵行清朝在西藏地方的诸项统治政策。这也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制度管理的加强。中央政权直接介入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革除昔日活佛转世中存在的弊端，防止西藏地方贵族权力的集中，对藏传佛教的有序发展及西藏地方的稳定意义重大。
（作者张中亚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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