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新、张吉会：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及衍生礼仪

【内容摘要】有清一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朝臣的相见礼仪，对皇帝谕令赏物的领受礼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整体而言其演变趋势为逐步趋同于清朝宫廷的君臣礼仪。这种演变主要源于清廷对藏管控力度的逐步加强，以及对这种礼仪的刻意引导和规范，同时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涉藏地区政教首领接受内地的礼仪文化有直接关系。这种相见礼仪与“檀越关系”中的相见礼仪有着质的不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对这种礼仪的接受，表现了以他们为代表的西藏政教上层对这一礼仪所表达的皇权至上、君臣关系理念的接受。

【作者简介】张子新，1980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编辑，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张吉会，1981年生，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77号，邮编730030。

一、学术史回顾

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是逐步加强的，对此以往学界已从清朝中央政府军事固边、政策变革并由此导致的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已取得丰硕成果。清朝对藏统治的逐步加强，还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及其衍生礼仪上。这种相见礼仪作为军事固边、政策变革升华为礼仪文化的结果，表现为清廷对这种相见礼仪所宣示的君臣关系、规范统治秩序目的的追求和西藏政教上层对这种礼仪政治意蕴的接受，具有更深层次的行为文化的特点。

整个清朝，清廷操演的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先后有三场，即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十三世达赖喇嘛间的相见礼仪。此外，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礼仪的衍生礼仪，还包括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和西藏使团的相见礼仪，以及朝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接受谕令赏物的礼仪。鉴于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礼仪及其衍生礼仪的重要历史象征意义，早在清末时就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总体而言，清末民初关于此种相见礼仪的记述，基本上是对《清实录》等档案史料的转述，尚谈不上研究，并且这些转述主要集中于皇太极和西藏使团、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这两场具有开创意义的相见礼仪上。

新中国成立后，在进行西藏历史尤其是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研究时，这种礼仪受到了进一步关注，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中，有涉及皇太极和西藏使团相见礼仪的，有涉及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相见礼仪的，也有涉及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相见礼仪的。此外，一些专门研究清朝西藏历史的著作也对这种礼仪给予了一定关注。一些西藏通史类著作也或简或详地记述了此种相见礼仪。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学界关于这种礼仪的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著作中以皇太极和西藏使团的相见礼仪论述为主，部分对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的相见礼仪作了简要记述，但多是简单史料陈列，尚待深入研究；二是论文以单场礼仪研究为主，缺乏对这种礼仪演变历史脉络及其原因的关照；三是鲜见朝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礼仪，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对皇帝谕令赏物的接受礼仪的研究，而这作为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礼仪的衍生礼仪，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象征意义。

境外的一些所谓“藏学家”，对此种相见礼仪，尤其是皇帝和达赖喇嘛间的相见礼仪自然有“研究”，只不过他们的“研究”多是为了“论证”其所谓的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清廷和藏传佛教格鲁派是“檀越关系”的谬论，刻意回避这种礼仪所强调的君臣关系的政治意蕴。例如，黎吉生有意曲解清朝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相见礼仪所表达的君臣关系，称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时“皇帝不仅是从粗犷的和不拘礼节的满洲皇廷来的新人，刚刚接触了中国皇廷的古老仪式和弄虚作假”；查尔斯·贝尔则将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于宗教观念而单膝跪拜慈禧太后的礼仪描述为整个觐见过程中的礼仪。

本文对这些相见礼仪进行整体研究，重点在考察其历史演变，通过系统论述不同历史时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朝臣的相见礼仪，以及对皇帝谕令赏物接受礼仪的嬗变，揭示其背后的动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西藏地方进一步融入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本研究也对这些相见礼仪和“檀越关系”礼仪进行对比研究，以期进一步驳斥将清朝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清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说成是宗教上的“檀越关系”的谬论。

二、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

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十三世达赖喇嘛间的相见礼仪，不仅是这种相见礼仪的标志性事件，并且因为分别发生在清初期、中期和晚期，因此对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礼仪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崇德七年（1642）西藏使团抵达盛京，成为清廷和西藏地方间建立正式联系的开始，而皇太极和西藏使团相见礼仪也成为清廷首次操演相关的相见礼仪。关于皇太极和西藏使团的相见礼仪，《清实录》有记载，概言之包括以下内容：（1）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2）入“马馆”后西藏使团“为首两喇嘛”“以达赖喇嘛书、氆氇进圣汗，汗速起立，受之”；（3）西藏使团为首两喇嘛和皇太极行握手礼，使团其他成员行“三跪九叩”礼；（4）“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与榻右，命两喇嘛坐”；（5）筵宴时，西藏使团“为首两喇嘛”“从大政殿西侧入，分坐两侧［之］诸臣起立，至诸王前，诸王离座，令呼图克图与和硕郑亲王比桌而坐”。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清廷之所以给西藏使团如此之高的礼遇，除了为统治漠南、漠北广大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蒙古族地区，做强自身实力，急需争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格鲁派高层信任和支持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则是此时清廷还只是偏居于东北的地方政权，还没有问鼎中原。

清廷第一次真正操演皇帝与达赖喇嘛的相见礼仪，是在顺治时期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时。顺治九年（1652），因清廷的多次邀请，五世达赖来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为了更好地理解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此次相见礼仪，有必要首先了解以下三个方面的背景：一是此时的清廷已入主中原，清廷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加强对藏统治是其必然的选择；二是虽然此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领导人固始汗、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已表示臣服于清朝，但此时清朝在西藏地方既未派驻官员也未派驻军队，对西藏地方缺乏强有力的统治；三是清廷力邀五世达赖喇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推行其兴黄教以安蒙古的治国策略，尤其是此时崇信格鲁派的蒙古准噶尔部还没有臣服于清朝，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虽然臣服，但形势也十分不稳，而五世达赖喇嘛无论是对准噶尔部还是对漠北蒙古的向背都有着较大影响。在清初还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此次相见礼仪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事实上，此后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相见礼仪，无一不是以此为参考规制。在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初次相见及礼仪安排上，清廷遵循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要能彰显皇帝的至高无上和清廷与西藏地方的主属关系，同时要顾及五世达赖喇嘛的感受。虽然取消了原来拟定的顺治帝亲赴“关外”迎接的礼仪，但从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清廷又有着予以五世达赖喇嘛特殊礼遇的必要性。因此，“十月九日”当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时清廷精心安排了顺治帝和五世达赖喇嘛在南苑的初次相见。对于此次相见，清廷的安排思路是顺治帝到南苑狩猎，顺便接见晋京的达赖喇嘛。这种安排不排除是“主迎派”和“拒迎派”互相妥协的产物，但主要还是为了避免殿堂正式接见可能引起的礼仪分歧，其核心要义仍是为了巧妙宣示相见礼仪所蕴含的皇权至上和君臣关系的政治含义。根据《宫中杂档》和《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在南苑的相见礼仪主要包括：（1）当五世达赖喇嘛到达时，顺治帝“由御座起行数步，与达赖握手问候”；（2）在御座侧设“稍低于御座的”达赖座，请五世达赖喇嘛“登座吃茶”。从表面上看，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的相见礼仪与皇太极与西藏使团“为首两喇嘛”的相见礼仪类似，但事实上二者有着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为首两喇嘛”只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派出的使团首领，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无法与五世达赖喇嘛相比；二是此时的清廷已入主中原，清廷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在相见礼仪的操演上，清廷要宣示的是中央和地方间的主属关系；三是对达赖喇嘛尊崇的目的也由争取变成了更好管束，以通过达赖喇嘛“安众蒙古”，加强朝廷对蒙藏地方统治的目的。同时，这种刻意避免殿堂相见礼仪的安排，以及对五世达赖喇嘛的特殊礼遇也照顾了蒙藏政教上层的感受和西藏地方政治和文化的特殊性。因为尽管五世达赖喇嘛对蒙藏地方的政治有着重要影响，但此时在外在形式上他首先是一个宗教领袖，与一般边疆政权的世俗政治领袖明显不同。

乾隆年间六世班禅入觐，是清朝继五世达赖喇嘛晋京后最重要的藏传佛教高僧晋京事件。和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时相比，此时蒙藏地方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第二次出兵赶走扰乱西藏的准噶尔蒙古，并于康熙六十年（1721）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清朝对西藏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其二，雍正元年（1723），清朝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之乱后，对青海蒙藏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其三，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后，清朝结束了西藏地方的郡王制，将西藏地方政府的部分政治权力交给了达赖喇嘛，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治理；其四，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皇帝乘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进占伊犁，击溃达瓦齐军，乾隆二十五年（1760）准噶尔汗国最终灭亡。在宗教方面，清廷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宗教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七世达赖喇嘛在清廷大力支持下在布达拉宫顺利坐床，并得到藏传佛教界的普遍认可，此举结束了西藏政教界关于真假达赖喇嘛的斗争；二是此时驻京呼图克图制度已经定型，章嘉、噶勒丹锡哷图、济咙、敏珠尔等驻京呼图克图的宗教威望得到了藏传佛教高层的普遍认可；三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并规定雍和宫教经堪布必须从西藏选派，此举得到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高层的高度称赞。这些兴建、修复藏传佛教寺院，壮大僧侣队伍的举措进一步加强了北京和广大蒙藏地方的宗教联系。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此次六世班禅是为恭祝乾隆皇帝70大寿而自愿入觐的，这让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感到无比欣慰。鉴于以上背景，在对六世班禅相见礼仪的安排上，清廷一方面重视相见礼仪中彰显皇帝和朝廷威严，另一方面也十分注意照顾班禅额尔德尼的感受，并借此表现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特殊礼遇。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入觐乾隆。关于此次觐见时六世班禅是否向乾隆行“跪礼”，《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和清代官方史料《内阁起居注》《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入京师及迎送接待赏赐情况》等有不同记述。前者记述称“当班禅大师准备屈膝跪拜时”被乾隆皇帝阻止，后者则一致记载为行了“跪礼”。根据上述史料并结合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军机处议定并经乾隆皇帝谕准的六阿哥永瑢于岱海寺晤见并筵宴六世班禅时六世班禅跪接谕令赏物的礼仪，笔者认为六世班禅觐见乾隆时采用了跪礼，但并不是三跪九叩礼。《西藏新志》也持此观点，该书称“旧以达赖、班禅有高行，入觐惟跽而不拜，至是班禅喇嘛固请拜，高宗嘉其恪诚，从之”。进一步讲，无论六世班禅是否真正有“跪”的实际动作，其“跪”的意愿则是毋庸置疑的。

显然，与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时的礼仪相比，六世班禅在来京途中及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觐见乾隆皇帝时，礼仪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主动“跪接”乾隆皇帝的谕令赏物；二是觐见乾隆皇帝时心甘情愿地行“跪礼”。

由此可见，此时班禅额尔德尼已经基本接受了清廷君臣相见的基本礼仪。这种礼仪的演变，归根结底是清朝对蒙藏地方统治进一步强化的反映，当然和清朝在北京“兴黄教”的做法得到包括六世班禅在内的格鲁派上层的好感也有一定关系。根据当时六世班禅晋京途中长达一年多和清廷官员接触的经历，六世班禅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到达热河，途中一直有奉命照看的清廷官员随行。到达内地后，更有各地官员奉命迎送。可以推测他对这种礼仪的政治意蕴应该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同时，为了扩大与班禅相见的政治影响，六世班禅的这种“跪礼”操演被安排在“外藩毕集”的场合进行，以此向“外藩”展示班禅额尔德尼的教权对乾隆皇权的服从以及藏传佛教为清廷政治统治服务的本质。为使“外藩毕集”，乾隆帝还刻意调整了一些蒙古王公的入觐时间。例如，谕令将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的入觐时间由四十四年（1779）改至四十五年（1780），同时特别准许“情愿”“自备资斧”的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等部蒙古“自贝勒以上”前来热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面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等的侵略行径，清廷一味屈服退让，委曲求全，导致了全国上下的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革命活动暗流涌动，清朝的统治危机四伏。就西藏地方而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清末驻藏大臣大多昏聩无能、贪婪腐败，且因为清朝的命令，驻藏大臣等对英国侵藏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驻藏大臣和性格倔强且力主抗英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日益尖锐。二是，英国侵略者加快侵藏步伐并加强对西藏事务的干涉，继1888年隆吐山战役后，于1903年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并于1904年8月进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往外蒙古。1906年4月，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从而为英国进一步干涉西藏事务提供了方便。三是，在五台山和北京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数次和英、俄、日、美等外国在华人员接触，受到了他们的挑唆，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些外国人对清廷的轻蔑态度，这也助长了其自大心态。这种历史背景反映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相见礼仪上，就是在进一步趋同于清廷君臣相见礼仪的同时产生了一些礼仪方面的分歧。在趋同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光绪皇帝时，“恭请圣安，并叩谢恩赏”。这说明，尽管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驻藏大臣未能全力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抗击英国侵藏而感不满，但是仍行“跪见”“跪叩”礼，认可“跪礼”的政治意蕴。作为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特殊礼遇，“陛见之日，达赖进殿门，皇上起立”，十三世达赖喇嘛“恭请圣安”“叩谢恩赏”时光绪皇帝“立受”，并在“御座侧设矮床，为达赖座”。从清廷给予的优礼而言，此时对达赖喇嘛的尊崇，除了继续贯彻安抚蒙藏、稳定边疆局势的国策外，更是由于西藏地方已经成为抵制英印等侵略的前沿阵地，此举也有抵制英国等对藏侵略、维护对西藏的主权的目的。在争执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按清廷相关部门的要求跪见慈禧太后，研究者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意跪见慈禧太后，有着佛教观念中对女性歧视的因素。从无论是初次相见还是十月初六日光绪皇帝在紫光阁筵宴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跪迎”“跪送”，并“跪领”“赏项”，“行三跪九叩首礼谢恩”的情况来看，此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在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来看，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显然有了自大的心理。同时，和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时的礼仪相比，此次相见礼仪已进一步趋同于朝廷君臣礼仪。

三、朝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

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实施为界，之前和之后朝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在实质上反映的是不同时期清廷对藏直接管控力强弱的变化，同时也是清廷进一步规范相见礼仪的结果。朝臣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超规格礼遇，也是对朝廷尊崇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政策的一种必然反映。

关于顺治朝和康熙朝时的相见礼仪，虽然《清实录》、《五世达赖喇嘛传》和《七世达赖喇嘛传》等资料中有多处关于清廷派朝臣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传谕赏物的记载，但是对于双方的相见礼仪都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从《七世达赖喇嘛传》等在记载朝臣与达赖喇嘛相见时使用“朝见”“拜见”等词的情况来看，他们所采用的应该就是藏传佛教的见面礼仪。例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藏历三月，“清朝官员甘州总督与其他随从官员前来朝见”七世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七年（1718）藏历四月，“来自皇帝尊前的加赫克雅再次拜见喇嘛，礼拜甚恭”；康熙五十八年（1719）藏历三月，“皇帝的代表公策旺诺尔布来拜见”等。关于此，康熙五十八年（1719）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与七世达赖喇嘛的相见礼仪可为佐证：“文殊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将军王由众大臣和三千余士兵簇拥浩浩荡荡来塔尔寺。快到塔尔寺扎仓时，将军王下马步行，喇嘛相迎于大经堂前门……喇嘛先以竖长洁白哈达恭请大皇帝圣安，然后向将军王请安，将军王恭敬相谢。之后，将军王握住喇嘛的手一块儿步入大经堂，至法座前，喇嘛请将军王先就座，将军王道：‘大皇帝有令，请喇嘛先入座，我要磕头’。于是，喇嘛就座，将军王磕头毕才就座……”显然，胤禵“磕头”行的是宗教礼仪，并且这种礼仪得到了皇帝的特别允准。这一时期包括胤禵在内的朝臣之所以奉行尊崇达赖喇嘛的宗教礼节，一方面是为了表现清廷对格鲁派的尊崇；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达赖喇嘛和格鲁派的宗教地位，使清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既定国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当然，清廷派往西藏的朝臣绝大多数或者出于个人信仰，或者出于顺应朝廷尊崇达赖喇嘛的政策的需要，至少在表面上是藏传佛教信徒，因此在朝廷没有规范相见礼仪前采用宗教礼节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清廷规范朝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礼仪的记载，最早见于和硕果亲王允礼在理塘惠远寺与七世达赖喇嘛相见时。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皇帝谕准七世达赖喇嘛返藏，果亲王允礼和章嘉呼图克图奉命赴里塘惠远寺慰问七世达赖喇嘛。在动身前果亲王依照雍正皇帝的旨意，就与达赖喇嘛相见礼仪与大学士鄂尔泰进行商议。最后议定并得到雍正皇帝同意的相见礼仪如下：

王（指果亲王允礼——引者注，下同）到彼之日，应令达赖喇嘛在庙之大门内迎候，其敕谕恭捧前行，王带领章嘉呼图克图等自左边行，达赖喇嘛自右边行。其赏赐达赖喇嘛物件，先令人送入屋内设放，俟达赖喇嘛恭请圣安后，王转降谕旨，将赏赐物件交付毕，彼此以相见之礼，各给哈达，即行就坐。王所坐之床，应与达赖喇嘛坐床相等，仍分左右对坐。章嘉呼图克图应与王坐床之次设放矮床而坐，其随去之大臣官员按品级稍向后排坐。递茶时，王与达赖喇嘛所饮之茶一齐递送。王辞出时，达赖喇嘛出房门送至院中。另择吉日设席，以王与达赖喇嘛相见之礼，自跟随达赖喇嘛之堪布喇嘛等以及第巴、头目等，俱赐以筵宴。筵宴之时，除喇嘛外，应令公索诺木达尔扎及第巴、头目等俱叩头就坐，宴毕谢恩。筵宴之日，达赖喇嘛在房门迎接，与王相见，行坐仪注俱照初见之礼行……达赖喇嘛仍于庙之大门内恭请圣安，送王起身。

由此礼仪可以看出，果亲王和七世达赖喇嘛是以平等的身份相见的，这和皇十四子胤禵与七世达赖喇嘛以藏传佛教的礼仪相见有着巨大不同。归根结底，这种礼仪演变反映的是清朝对西藏地方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当然，此时七世达赖喇嘛身在理塘，周围始终有奉命照看他的清朝官员，这些清朝官员的礼仪必然会对达赖喇嘛产生一定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礼仪也应该受到了场域的影响。

果亲王允礼与七世达赖喇嘛的此次相见礼仪，为以后朝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开创了先例，此后清廷就不再允许朝臣在内地“跪叩”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关于此，乾隆皇帝对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叩拜晋京的六世班禅事件的处理具有代表性。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晋京的六世班禅一行抵达甘青交界的东科尔寺，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在此“叩见”六世班禅。得奏后，乾隆帝大为恼怒，于十一月初三日专门就此谕令陕甘总督勒尔谨、陕西巡抚毕沅、山西巡抚巴延三等，要求沿途迎送官员不可叩拜跪迎。显然，在乾隆皇帝看来，跪拜之礼只适用于对皇帝，严厉指责勒尔谨跪叩就是为了强化朝臣对皇权高于教权、皇权至高无上的认识。

根据上述果亲王允礼和七世达赖喇嘛的相见礼仪及此后六阿哥永瑢与六世班禅见面时的礼节，可以大概勾勒出清廷禁止跪拜后朝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主要大臣和达赖喇嘛“立地握手问好，扈从大臣等亦立地问好”，双方“各给哈达”，然后就坐。

果亲王允礼和七世达赖喇嘛、六阿哥永瑢与六世班禅的见面礼仪都发生在中原。对于赴藏办事大臣及驻藏大臣，因为场域的变化，并没有与中原同步改变，而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实施以前朝廷也允许他们在“存体制”的情况下变通处理。关于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赴藏办事的福康安和八世达赖喇嘛的相见礼仪具有代表性。福康安前往西藏时，乾隆帝特别为其与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颁有谕旨，称福康安“身为将军，且为安辑卫藏前往，初次见面传旨，自应无庸向其行礼，但藏内番众素所敬重，亦未便不稍为加礼”，准许福康安“斟酌情形，以饰观瞻而存体制”。因此，福康安在完成“传谕”后请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上座，准备以“佛法相见”，但因达赖喇嘛“固辞”而作罢，最终“只彼此问讯，合掌致敬”。《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实施前，关于驻藏大臣在藏时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嘉庆十九年（1814）清廷查询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相见仪注时，曾为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的松筠与和宁的奏稿有记述，称：“西藏因达赖喇嘛掌天下黄教，最为番众所信崇，是以从前相沿旧习，驻藏大臣见达赖喇嘛亦以佛法瞻礼，达赖喇嘛并不下座。”

双方相见时的座次也是相见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此，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公布实施前并没有严格限制。除了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时的座次外，较早记录朝臣和达赖喇嘛座次的是《七世达赖喇嘛传》，该书记述了康熙皇帝专派使臣多凯钦差、克雅、察克玛加果齐在塔尔寺参加七世达赖喇嘛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上的座次情况：“欢迎会上，两排坐席之首两位经师就座，右派是青海湖诸首领，左派是皇帝的使臣。”由此可见，此时皇帝的钦差座次甚至低于七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当然，这也不排除这些官员本身职位较低的缘故。但是果亲王允礼和七世达赖喇嘛相见后就坐时果亲王和达赖喇嘛“分左右对坐”“坐床相等”；六阿哥永瑢和六世班禅相见时则是“班禅额尔德尼居中，六阿哥在左，章嘉呼图克图在右，扈从大臣等继阿哥坐在地铺上”。由此可见，此时对于座次的安排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关于驻藏大臣的座次，前述松筠和和宁的奏稿都没有明确提及，但松筠奏稿转述了曾为西藏地方政府喇嘛噶伦的建巴多布丹的说法，称“向来驻藏大臣原系旁坐，而每见达赖喇嘛必先磕头而后坐”。结合二者说法，可以肯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实施前驻藏大臣基本上是以“佛法瞻礼”，座次则是达赖喇嘛“正坐”，驻藏大臣“旁坐”。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的平等，则是在第二次廓尔喀战争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驱逐廓尔喀军出西藏后，福康安等按照皇帝的谕令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政治进行大力整顿。对于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地位，《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十条规定：“嗣后驻藏大臣除前往布达拉宫瞻礼外，有商议问题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共同进行。”显然，这一规定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此后，清廷严禁驻藏大臣和赴藏办事朝臣跪拜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并且也开始重视座次问题。例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松筠接替和琳驻藏办事时，乾隆皇帝就曾明确谕令其不可“叩拜”达赖喇嘛：

……现派松筠赴藏办事，伊系蒙古，素遵黄教，倘不知自重，恐将来办事仍虞掣肘。著传谕松筠，抵藏后接见达赖喇嘛等不可叩拜；即使遵奉黄教，俟年满回京之日再行礼拜，亦无不可。

由此可以看出，清廷严禁驻藏大臣和赴藏办事朝臣跪拜达赖喇嘛，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治理西藏，发挥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应有的作用。

由前述嘉庆十九年（1814）松筠与和宁的奏稿可知，其具体相见礼节及座次为：

钦差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系属平等，不必瞻礼，以宾主礼相接……奴才（指和宁）等因公赴布达拉与达赖喇嘛相见时，达赖喇嘛下座迎至楼门内，彼此以哈达相授，达赖喇嘛仍上高座。至奴才等坐位，设在达赖喇嘛高座之西，俱一字平例南向。事毕，达赖喇嘛送至楼门内……

至于座次情况，松筠的奏稿进一步称：

达赖喇嘛高坐之左首，设有靠背矮床，奴才与和宁俱同达赖喇嘛向外一字平坐，从未面向达赖喇嘛旁坐，亦从未有任何争论。

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与达赖喇嘛“并坐”的朝臣是果亲王永礼，最早与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并坐”的驻藏大臣是和琳，而最早与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并坐”的清朝办事大臣则是福康安。

关于座次情况，嘉庆十九年（1814）时为驻藏大臣的瑚图礼的奏稿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历来大臣上山之时，于屋之正中，设达赖喇嘛大床，褥垫铺数层，左边设大臣坐杌，已低已小，褥垫亦少铺三四层，高下判然……

瑚图礼的这份奏稿是对嘉庆皇帝以瑚图礼作为驻藏大臣在座次上不尊达赖喇嘛而进行诘责的回奏，因此特别强调了驻藏大臣在座次的“小”和“低”，以此来证明对达赖喇嘛的尊崇，但事实上这仅仅出现在清后期极个别信仰藏传佛教的大臣身上，一般情况下并没有那么悬殊。根据松筠、和宁和瑚图礼的奏稿可以看出，在座次上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面南并坐，但驻藏大臣的座位要比达赖喇嘛的稍小稍矮。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议复的福康安“筹酌善后章程”中有“嗣后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的规定。并且，从对勒尔谨跪拜事件的处理，以及对松筠赴藏礼仪的训示都可以看出，清廷并没有严格禁止驻藏大臣和赴藏办事人员私下以宗教礼仪跪拜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因此，尽管清廷三令五申要求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应“并坐”，但事实上个别驻藏大臣或者因为性格懦弱，或者因为自身信仰，“仍移令稍偏，或竟西向”，并没有很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从而导致了部分驻藏大臣公私不分，自弃身份，丧失威信，呼应不灵。

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接受清廷谕令赏物的礼仪

广义而言，接受皇帝谕令赏物的礼仪也是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礼仪的衍生礼仪，同样这种礼仪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顺治时期，清廷曾数次派人前往西藏传谕或赏物，但对于五世达赖喇嘛及四世班禅是以何种礼仪接受皇帝谕令及赏物没有记载。较早记载达赖喇嘛接受皇帝谕令礼仪的是康熙十三年（1674）奉派到西藏的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的奏书，其中称，“至达赖喇玛处，达赖喇玛俯伏接旨”。“俯伏”应该至少有跪的意思，但根据下文将要论述的达赖喇嘛接受谕令的相关礼仪来看，拉笃祜的这一描述似乎并不准确。康熙十七年（1678）十一月，达赖喇嘛在给康熙皇帝申辩未与吴三桂同叛朝廷的奏书中也有“小僧跪接谕旨”的说法，但这很可能只是藏语表示极为尊重的一种表述方式，汉译时译成了跪接，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有“跪接”的动作。一般而言，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实施前，达赖喇嘛接受敕书的礼节多是“离席，立地合掌接旨”。关于此，史料多有记载，例如雍正五年（1727）八月，因噶伦之乱奉命先期赴藏的马腊、僧格到哲蚌寺向七世达赖喇嘛宣谕时，“达赖喇嘛下楼接领敕书，立听宣读毕，恭请皇上圣安”。又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索琳奉派到西藏向七世达赖喇嘛颁赏时，七世达赖喇嘛接受敕书赏物的礼节是“望阙面东，立地合掌，献哈达，恭请圣主万安”。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例外，史料中还有少量达赖喇嘛“跪领”赏物的记载。例如雍正十二年（1734）三月二十四日鼐格奏陈达赖喇嘛接领赏物谢恩情形的奏折中称：“奴才等恭陈赏物于案，亲捧系哈达之曼达颁赏，达赖喇嘛就地下跪，双手恭受。”当然，这也不排除是朝臣为取悦皇帝而有意夸大的可能。

因为班禅额尔德尼住在后藏的扎什伦布寺，驻藏大臣等带来的朝廷赏物等一般都托交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或委派随员等转交，所以其接受谕令赏物的记录更少见。关于班禅额尔德尼接受谕令赏物的礼仪，较早有明确记载的是驻藏大臣留保住和堪布额尔德尼诺门汗阿旺簇勒提木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关于赴扎什伦布寺向班禅传旨并商议启程日期、路线的奏折，该奏折在描述六世班禅接受谕旨时的礼仪时称：“奴才等宣以圣旨，颁给珍珠，时班禅额尔德尼合掌告称……”同样，乾隆四十四年四月，索琳前往扎什伦布寺颁给班禅额尔德尼谕令赏物时，班禅也是“立地合掌，以唐古特语告知通事，令通事跪于奴才前，转奏称……”由此可见，六世班禅在从扎什伦布寺出发前接受皇帝谕令赏物时并不行“跪接”礼。但是，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通过福隆安给留保住的谕令中却称，“今据留保住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凡接朕旨，皆跪地合掌祇领”，乾隆帝并谕令“嗣后领旨赏物，著留保住转传朕旨，搀立班禅额尔德尼即可，无需下跪。在京章嘉呼图克图等大喇嘛，朕且不令跪叩，班禅额尔德尼系西土承法大师，益加不可令其下跪”。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十四日，乌尔都纳孙等奉旨在归化城向六世班禅宣旨赏赐车轿黄布城时“班禅额尔德尼跪迎”，但乌尔都纳孙等因“前有谕旨免班禅额尔德尼下跪，遂扶起”。由此可见，班禅额尔德尼在从扎什伦布寺到塔尔寺前的路途中应该也有行跪礼的时候，但是前述留保住的奏书“皆跪地合掌祇领”的说法显然有夸大之嫌。

结合上述七世达赖喇嘛在理塘惠远庙、六世班禅在晋京路上跪接赏物的情形来看，这应该和当时的场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无论是七世达赖喇嘛去惠远庙还是六世班禅晋京，都是皇帝“恩赐”的结果；另一方面，无论在惠远庙还是在晋京途中，七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周边都有奉命照看的朝廷官员，七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的这种跪礼很可能就是对这些朝廷官员礼仪的一种模仿。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跪礼”接受皇帝谕令赏物成为定例，始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实施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福康安率兵班师回朝，途中在扎什伦布寺与七世班禅相见，在离开扎什伦布寺前往拉萨时七世班禅先到“十里之外”“恭设方幄”相送，并行“跪礼”。关于此，福康安在奏折中称：“查班禅额尔德尼向来恭请圣安，敬谢圣恩，俱系向上站立，合掌稽首。此次特行跪礼，实系班禅额尔德尼感谢圣主卫护黄教至意，藉表诚敬之心，尚属知恩晓事。是以臣等于其跪接金册，跪请圣安时，未便相止。”同样，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康安等从拉萨班师回内地，八世达赖喇嘛也先期在“十余里外”“恭设方幄”送行，并“特行跪礼，呈递哈达，恭请圣安”。由此可见，在第二次廓尔喀战争后的初期，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接受皇帝谕令赏物时虽已经开始行跪礼，但当时仍是作为一种特例来看待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实施后，明确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政治上与驻藏大臣平等，同时随着清中央政府对藏统治力的加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跪礼接受谕令赏物的礼仪也逐渐成了定例。例如，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十九日，特清额奉命到布达拉宫宣旨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等跪接，向东叩头谢恩”；道光二年（1822）八月初八日，苏冲阿和章嘉呼图克图向十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宣旨赏物时，“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同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跪听宣读敕谕，祇领赏赉，均向阙九叩，恭谢天恩”；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三日，升泰为九世班禅呼毕勒罕坐床而在扎什伦布寺宣旨赏物时，“该呼毕勒罕望阙叩谢天恩”；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初二日，时任驻藏大臣的奎焕就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宣旨赏物时，“达赖喇嘛敬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后，即行接管事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接受清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时，不仅以三跪九叩礼接受敕书，而且在正厅跪迎“恭捧”敕书入内的西宁办事大臣。

五、政治礼仪与檀越礼仪

入主中原后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本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近代以来，英国等帝国主义出于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炮制出了所谓的宗主国概念。之后，以夏格巴和范普拉赫为代表的境外一些所谓“藏学家”把清朝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说成是“檀越关系”（即“供施关系”），把达赖喇嘛说成是“独立的君主”。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否认清廷和西藏地方间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否认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此，以往中国学者已经撰文进行了有力批驳。整体来看，这些批驳主要是从清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上层的封赏，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在西藏地方驻官驻军行使主权管理等的角度进行批驳的，但鲜有从“檀越关系”本身该有的特征进行分析批驳。本文以下对“檀越关系”应有的相见礼仪，与历史上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的相见礼仪及其衍生礼仪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间关系的本质。

“檀越关系”即“供施关系”，藏语称为“mchod-yon”，是指“俗家施僧、寺以资法缘，僧、寺施俗家以法利这种财物或法利相互施予的关系……在供施关系中，施主和福田的相互施予实际上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间的一种特殊交换活动”。“檀越关系”是基于宗教信仰的一种关系，宗教信仰的本质体现的是人们对终极关怀的渴望，而在“檀越关系”中作为福田的僧是作为信徒的施主实现“终极关怀”渴望的重要前提条件，作为信徒的施主首先须皈依佛门，顶礼佛法僧三宝。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檀越关系”作为“一种特殊交换活动”，福田和施主互相依存，但在这一关系中福田和施主并不是平等的关系，作为福田的僧显然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是施主顶礼的对象。在藏传佛教理论中，皈依佛门就是要皈依佛法僧三宝（其中上师即是“僧宝”）。由此可见，如果清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皇帝的关系是“檀越关系”，则作为施主的皇帝理应顶礼作为福田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但从本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事实上有清一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在公开场合的相见礼仪，不仅不是“檀越关系”的相见礼仪，即便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或者站立，或者只跪不拜，或者单膝跪地等的特殊相见礼仪，也是经过清廷特准的。不仅如此，《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实施后，朝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公开场合的相见也是禁止采用宗教礼节的。总体而言，此种相见礼仪在不断趋同于清廷君臣礼仪的同时，宗教性的相见礼仪则被严格限定在非常有限的私密空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因为寺院对藏族文化教育的垄断，藏传佛教知识精英垄断了史书撰写权，因此后弘期以来的藏文史书可以说都是宗教史，都用佛教的世界观“解释”世界，理解社会关系。在这些史书中，世俗政权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支持弘教的施主，二是限制弘教甚至毁灭宗教的教敌。正因为此，部分藏族传统史书中也确有以“檀越关系”描述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清廷关系的表述，显然这只是因为清廷大力扶持格鲁派发展的政策符合佛教观念中“施主”的一般形象，但事实上这只是囿于藏传佛教世界观的一种描述。并且，因为只有“檀越关系”才能抬高、凸显自己教派的地位，所以在这些史书的描述中大部分都有意回避了这种关系中宗教领袖所表现出的从属地位。

无论在私密的宗教场合皇帝、朝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所行的是何种宗教礼仪，关于乾隆和六世班禅间的宗教礼仪，但毫无疑问，在公开场合操演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朝臣的相见礼仪，以及对皇帝谕令赏物的接受礼仪，清朝始终看重的都是其所表达的皇权至上、君臣关系的政治意蕴。鉴于不同历史阶段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统治力的强弱，以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作用的不同，其礼仪也在发生着相应演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西藏政教上层当然清楚这种礼仪的政治意蕴，因此礼仪的演变也体现了西藏政教上层对这种政治内涵的接受。同时，这种礼仪的演变，反映了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对朝廷政治礼仪文化的接纳。

六、结论

第二次廓尔喀战争前清朝皇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及相关衍生礼仪，有着不同于朝廷礼仪的鲜明特色。第二次廓尔喀战争后至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时发生礼仪之争前，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心悦诚服地接受觐见皇帝、接受谕令赏物时行跪礼，与朝臣相见时行互献哈达礼的礼仪安排。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时礼仪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清末乏善可陈的治藏政策，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清中央政府产生了不满。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和北京期间受到英、美、俄、日等国部分驻华人员的有意挑拨离间，从而使本来就性格倔强孤傲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自大的心理。这也说明这种礼仪在逐步趋同于清朝宫廷君臣礼仪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张力。从清朝中央政府的角度而言，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及其衍生礼仪与朝廷君臣礼仪的趋同化，正是中央政府不断调整治藏政策、规范统治秩序的结果。清末，在西藏已经变成抵制英国侵略的前沿阵地的背景下，清廷对于礼仪的坚持更反映出对西藏主权的捍卫。这种相见礼仪，在实质上体现的是皇帝为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臣的君臣关系，这与宗教的“檀越关系”有着质的区别。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相见礼仪及其衍生礼仪，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一个微观面相。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