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华：《藏医药浴法源流——从敦煌医书到人类非遗代表作》讲座纪要

2023年11月16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日知系列讲座”第101期暨“中国古典学”学术对谈《藏医药浴法源流——从敦煌医书到人类非遗代表作》于国学馆122室成功举行。本次活动有幸邀请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特聘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刘英华老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维忠主持，与谈人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周琦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李远达讲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永中久美博士。

讲座伊始，刘英华研究员首先简要介绍了藏医药浴法在藏医体系中的地位。前者属于藏医饮食、起居、内服、外治四大疗法中的外治疗法，和手术、放血等其他外治疗法相比，因其疗法柔和，安全有效，适应面广，广泛应用于临床。同时，药浴法还具有健身、卫生等效用，是日常起居养生的重要方面，并与浴佛等宗教活动息息相关，因此在民众中也相当流行。

藏药浴法不同于普通的温泉疗法和其他医学的沐浴疗法，是在藏医理论指导下，以天然温泉、人工配制的药液为介质，通过浸浴、熏蒸和缚浴等方式治疗疾病，同时也是起居养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融合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先进的养生医疗保健的科学知识，还有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接着，刘英华研究员从起源开始梳理，认为药浴法是由生活习俗而渐渐发展为苯教医药疗法之一种。沐浴习俗本与药浴关系密切，沐浴实为药浴之前身。沐浴习俗在世界各古老民族中具有普遍性，藏族人民在4世纪时，已有“每五天沐浴一次”的习惯，而且“每月至少也要有三天沐浴净身拜神”（IOL Tib J733），可见其已纳入到苯教仪轨中，成为人人都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藏医药浴法便来源于早期苯教医学。

藏族人认为水对生命有极重要的影响。藏医胚胎学将胎儿分为三期，鱼期、龟期和猪期，分别对应了水生、水陆两栖和陆生，表明了生命起源于水的认识。另外，藏族人认为最早的疾病是消化不良，而最早的一味药物是开水，都说明藏地文化中水的神圣性与特殊性。

敦煌藏文文献中涉及到沐浴洗头的部分有P.3288V《沐浴择吉》、IOL Tib J506《时日宜忌》和P.T.127V《四季十二月择吉》等。P.T.127V主要按照12个月的顺序依次记述每月裁衣、婚姻、沐浴、洗头、攻敌、祭祀、超度、搬迁等各类事项的吉日选择。

IOL Tib J506和P.3288V在文例结构、卜辞内容上十分接近，但两者的行文书写与吉凶宜忌略有不同，前者主要强调何时沐浴为宜，后者则展开说明吉凶宜忌的具体内容。如第22-29行说：“སྟོན་སླ་[ར་བ]ཚེས་བདུན་དང་་་་་་་། ཚེས་ཉི་ཤུ་ལ་་་་་་་གསྟེ་། །སིག་་་་་་་ ། །ཚེས་ཉི་ཤུ་རྩ་བདུན་ལ་ཁྲུས་་་་་་་དུ་མི་རུང་ངྟོ་། ། སྟོན་སླ་འབིང་པྟོ་ཚེས་ལྔ་དང་ཉི་ཤུ་རྩ་བདུན་ལ་། སྐྲ་བཀྲུས་ན་། ཚེ་རིང་ཞིང་ཕྱུག་པྟོར་འྟོང་ ཉི་ཤུ་གཆིག་གི་ཉི་མ་་་་་་ནད་དང་་་་་་་དགའ་བའི་རྩ་བདུན་བཅུ་་་་་་ བཅུ་ལ་ནྟོར་རྫས་གཏྟོས་་་་་་ཁྲུས་་་་་་འྟོ་།”大意为“（孟）秋七日和……，二十日时……，恶……，二十七日洗浴……不宜也。仲秋五日、二十七日，洗发的话使人长寿、富裕。”同时，这些文本中对洗浴吉日的记载不完全一样。刘英华研究员认为，宜忌日期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涉藏地区范围广大，各地海拔、气象条件差异大，生活习俗不尽相同，宜忌出现差异合情合理。

这些文书记录的沐浴习俗与历法密切结合。分一年四季十二月，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再分孟、仲、季，具有鲜明的汉族历法特色，与苯教的历算有差异，这体现了吐蕃时期河西走廊地区汉族、藏族等多民族文化和生活深度交融。这些文本虽然用藏文写成，但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的元素，或竟编译自汉文历书，表明沐浴法在汉藏两族中都有流传。

比敦煌文献晚一些出现的是药浴节，距今约800多年。该习俗的出现和南亚有关，可能是受到印度影响，《八支心要集》的梵文本中就有相关内容。药浴节时间在藏历七月，弃山星出现后的七天内。据说此时所有的水都变成甘露，并具有八功德：一甘、二凉、三软、四轻、五清、六不臭、七饮时不伤喉、八饮下不伤腹。用来沐浴，可驱邪纳祥、除病健身。这反映了药浴法在民俗中的影响。

在敦煌文献以外，名人传记也记录了温泉浴的情况。陈庆英所译《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册第三章标题即为“有关去彭波地区洗温泉浴的情况”，其中说：“每天认真洗浴，所以对血液非常有益。此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我根本未患感冒。”此外在《自传》的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温泉浴。

据《四部医典》后续部第23章“五械疗法药浴章”记载，藏医主张使用天然温泉浴疗法来治疗一些疾病，但是由于温泉的数量有限，分布不均，又受到季节和气候的限制，病人常常延误治疗。为了解决天然温泉供需不均的矛盾，藏医尝试用药物来模仿和代替天然温泉，如今所实行的药浴法即由此萌芽。

敦煌文书中有多处记录了药浴疗法，所针对的病症门类繁多，诊疗方法百花齐放。如ITJ758中记载以药浴法治死胎不下，便不见于今日藏医体系，其第11-13行录文：“བུད་མེད་བུ་ཁོང་ཏུ་ཤི་སྟེ་མྱི་ཕྱིན་བའི་དཔྱད་ལ། །རྒྱ་སྲན་ཆེད་པོ་ཚྭ་འྀ་ནང་དུ་་་་་་་་[བཙོས]་ལ། །ཆེས་རབ་པ་དང་ཁུ་བ་བཙགསྟེ། ཕུལ་གསུམ་འཐུངས་ན་མོད་ལ་ཕྱིན་ཏེ་ཕན་རབ་བོ། །ཡང་དན་འདའ་འབྲུམ་གཅྀག་མྱིད་ན་མོལ[མོད་ལ]་ཕྱིན་ཏོ། །ཡང་ཁཾ་བཀྲའྀ་རྩ་བ་བཙོས་ཏེ་ཚོས་རབ་ ་་་་་་། །ཁུ་བ་བཙགས་ལ། ལུས་བཀྲུ་། པུས་མོ་མན་ཅད་སྦངས་པ་དང་བུ་མོད་ལསུ་ཕྱིན་ཏོ། །བུད་མེད་བུ་རོགས་མྱི་ཕྱིན་པའྀ་དཔྱད་ལ།”，译文云：“（孕）妇人胎死腹中，死胎不下的疗法，……（略）。大籽蒿的根煮得稀烂，滤出药汁，（给孕妇）洗身子，把膝盖以下浸泡（在药液里），死胎即刻娩出。”

药浴法还被用到动物身上。P.t.1064.2记用热水浴治疗马病，第3-4行：“སྐྲང་ཚབས་ཆེ་ཞིང་ཁུམས་ན་ཞག་གསུམ་ལོན་པ་དང། ཆུ་ཚ་བས་ཁྲུས་སྟེ། སྤུ་སྐམས་པ་དང། སྦང་ཁུས་བསྐུས་ཏེ་བཏང་ངོ་། །”译文：“剧烈地冷颤、肢体蜷缩者，满三天，用热水洗澡，体毛干燥后，用酒糟汤汁涂抹。”

此外，还有P.t.1057、ITJ756所记药液蒸汽熏蒸疗喉病，ITJ760所记兽医药液冲洗法疗目伤，ITJ 401所记咒水浴疗人、畜病，ITJ 1278所记以洗发之污垢治病。但迄今为止，敦煌吐蕃文书中未发现药浴专篇，相关内容散见于敦煌医书和兽医文书中。所记录的浴疗法包括洗浴、浸浴法、蒸汽熏蒸法等。使用的沐浴药液有香水、药面用水调合的药物混悬液，水煮的药物滤液等。除了单纯使用药液和水之外，还有配合咒语进行医治的记录，这种浴法主要是宗教和民间法术的用法。与前述沐浴习俗不同，药浴疗法通常不强调特定的时间，也没有见到对每次药浴持续时间的要求。敦煌藏医文献所展现的种种药浴方法，反映了藏医在探索阶段不断开拓尝试的努力，是后期藏药浴理论总结升华的实践基础。

药浴的零散记载见于吐蕃时期的医书《月王药诊》、《毕吉黄函》，此时还不在医书中占据专门章节，体系亦不完备。其系统论述最早见于《四部医典》《苯教四部医本》，今日藏药浴最常用的介质药液“五味甘露”的名称也是最早见于此二书，《四部医典注释》则给出了五味甘露的具体组方。

传统认为《四部医典》成于公元8世纪中期，由玉妥宁玛·允丹贡布所著，但现存《四部医典》实际是玉妥萨玛·允丹贡布在12世纪修订补充而成，其中引用了《八支心要集》和《时轮经》的内容，这两部医典都是11世纪才引进到藏地的。玉妥萨玛·允丹贡布是玉妥宁玛·允丹贡布的13世孙，精通医学。如前所述，经其修订增补的《四部医典》中没有记载五甘露的药物组成，其本人自著的《藏医十八支》中同样只记载了五甘露的名称而没有具体药物成分。在“五械罨浴章讲解”中说：“若无天然温泉时，可用五种甘露。”现行《藏医十八支》的随行夹注中列出了五种甘露的药名，“黄花杜鹃、藏麻黄、蒿、水柏枝、圆柏枝”。此注与现在通常所用的五甘露组方完全一致，明是由后人所加。

另外，不同文献中的五味甘露的组方不尽相同。《千万舍利》两处写明五味甘露的组方，与《四部医典》的注释相比，一处多螃蟹甲，一处多螃蟹甲与草地柏，药物的加味可能反映了南北派藏医的不同体系。并且《千万舍利》还不直称药名，而使用隐语代替，以旃檀代表圆柏、丁香代表藏麻黄、黄花杜鹃代表杜鹃花、白色莲代表螃蟹甲、诃子代表水柏枝和白色水生代表蒿等。

最后，刘英华研究员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他指出，敦煌藏文医算文书中的沐浴材料表明早在吐蕃时期，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藏族已经形成自己特色的沐浴习俗。这种与藏族历法相联系的沐浴习俗体现了天人相应的自然哲学观念，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族群卫生和健康的重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反映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而在长期生活、生产和防病治病的实践过程中，藏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水对生命的重要价值，掌握了水的保健和医疗知识，并尝试采用天然矿泉水和调制的药水、香水来防治疾病，改善生活品质。吐蕃时期，药浴已经成为藏医治疗的重要的手段之一。吐蕃时期藏药浴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使用的材料因地制宜，包括蒸汽浴、浸浴、淋浴等多种形式，适应了高原地区医疗的需求。

刘英华研究员强调，虽然敦煌文书中的药浴材料比较零散，没有对药浴理论的论述，但其中有现存最早的药浴记录，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值得深入发掘研究。现存的敦煌文书只是吐蕃医学文献遗存的一部分，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吐蕃时期药浴实践。必须结合藏医史和存世的其他吐蕃医书，才能更好地认识吐蕃时期的药浴学水平。

讲座第一部分结束后，进入与谈环节，三位与谈人依次向主讲人提出疑问。周琦研究员首先指出目前苗医的传承与发展存在一定问题，不像藏医一样建立了医学传承的现代模式，仍旧以祖传和师传为主。同时苗医的独特性面对现代医学也受到不小冲击，许多苗医诊所使用西药，但又自称是苗医，这就使得其陷入迷惘状态里。藏医目前的发展值得其他少数民族医药学习，寻找自身的传统。

李远达讲师就《千万舍利》中隐语结构的形成过程与知识逻辑提出疑问。刘英华研究员回答到同义词的替换在藏文中十分常见，这种现象称作藻饰。藻饰词有些类似于汉语的诗歌创作，如以梅月代替腊月。在藏语中藻饰词和其所代表的词的关系是固定的，儿童会在学校中进行专门的学习。而《千万舍利》的作者是舒卡·年姆尼多吉，是南派藏医的创始人。《千万舍利》有搜集记录的倾向，将师说和民间系统都如实记录，因此会见到两种记录方式。

李远达讲师又具体问到“心口肚脐之上不可浴”这一判断背后的诊疗经验。刘英华研究员指出“心口肚脐之上不可浴”在藏医治疗体系中并不具有普适性，只是该篇文书的特例，依疾病类型与人体状态而转移。另外，这和藏地历法息息相关，药浴法有日期的宜忌，如人神初一日在大脚趾，便不能对该处进行手术，“心口肚脐之上不可浴”只是这种宜忌体系下的一个具体实践例子。

最后由永中久美博士就甘露的梵、藏语源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并与主讲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三名与谈人表示受到很大启发，在场师生均表示受益匪浅、收获颇丰，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