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八年刻版朱砂印《甘珠尔》
“甘珠尔”为藏语音译，意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语录的译文”，也是《藏文大藏经》组成部分之一。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文字。至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的200余年之间，先后涌现出吞弥·桑布扎等50多位藏族译师。他们与印度等地的班智达一起将大量佛典从梵文、汉文及邬仗衍那文等译成藏文，编写了《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10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涌现出近200位大译师，他们和阿底峡、真扎·热呼拉等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地的70多位班智达一起，又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和论典，藏文大藏经的文献由此形成。14世纪初，纳塘寺学者迥丹日热的弟子降格巴希，从祖国内地集得物资，整理并抄录成最早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此，规模宏大的藏文《大藏经》问世。
明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版《甘珠尔》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根据《甘珠尔》古写本编纂而成，在南京刊刻，并用朱砂印刷。它的刊刻以及后来在多地的流通，使西藏地区首次拥有了藏文大藏经的刻板，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延续了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管辖治理西藏并同西藏各教派首领保持密切联系的制度。即位当年，即“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斯藏征尚师哈立麻”。此时的“尚师哈立麻”便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史载，朱棣尚为燕王时，就听说过哈立麻“道行卓异”“善幻化”，十分想拜见上师，但未能成行。藏文文献《贤者喜宴》中记载了明使侯显奉命带去的邀请诏书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明成祖对得银协巴尊重且信任，希望他能早日来京弘扬佛法，也希望他能够为明太祖皇帝和皇后设斋荐福。
得银协巴应诏抵达南京后，明成祖率文武百官以汉式新年礼仪为其接风。在南京期间，除了率众僧诵经传法、在宫中设坛为皇帝以及臣僚们授无量灌顶外，得银协巴另一项重要功绩是建议刊刻《甘珠尔》。当时，明成祖派侯显等人再次入藏，将此次刊刻参校的古写本蔡巴《甘珠尔》带回京城，并命得银协巴任永乐版《甘珠尔》刻本总纂和刊样印施。
《甘珠尔》刊刻完成后朱印数套，分别赠与噶举派、萨迦派和五台山寺庙及宗喀巴、释迦也失等人，现存世仅3套：西藏色拉寺藏一套（103函），由明成祖赐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布达拉宫馆藏一套（106函），由明成祖赐予萨迦派首领贡噶扎西。这套永乐版《甘珠尔》原藏于日喀则萨迦寺，后移贮于布达拉宫。上世纪初，甘肃拉卜楞寺也曾发现一套永乐版《甘珠尔》，共有108函。相较于前两套，这一套更为完整全面。
永乐版《甘珠尔》每一函均有明成祖所作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汉文、藏文一式两份。御制赞文中写到“朕抚临大统，仰承鸿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绪之德，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证明它的底本确为明朝使者带回南京的，并阐述了明成祖礼请得银协巴入京及刊刻《甘珠尔》的目的。正是出于政治等方面的考虑，明成祖才以蔡巴《甘珠尔》为蓝本，并作“赞”及“序”，刻版印行，颁给西藏各主要宗教派系首领，以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意义十分重大。
明永乐八年刻版朱砂印《甘珠尔》书影
明永乐八年刻版朱砂印《甘珠尔》之明成祖撰《御制后序》
至今，永乐版《甘珠尔》仍是现存最早的、较为精善的《甘珠尔》之一，在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研究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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