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儿只唱”图记是一枚明代象牙图章，方形印面，配以狮钮，高6.1厘米、边长5.2厘米，原收藏于西藏罗布林卡，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朵儿只唱”，藏语意为“金刚持”，又译作“多吉锵”。图章印背有汉文款识，左侧为“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右侧为“大明万历戊子年制”，即公元1588年制。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番僧答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图书”。“朵儿只唱”即为达赖的名号，是明朝廷颁赐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的。
明朝治藏政策的核心多被概括为“多封众建、因俗以治”。藏传佛教格鲁派建立以后即与明朝廷接上了联系，该派首领释迦也失曾入京朝觐，并先后获封“西天佛子”“大慈法王”封号。在宗喀巴和释迦也失之后，格鲁派久未出现可以统领教派的人物，明朝廷与其上层人物之间的交往有所减弱。直到16世纪时，先后担任过扎什伦布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堪布的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成为格鲁派的实际首领。1542年，根敦嘉措圆寂后，格鲁派开始寻访他的转世灵童。经查验并报请西藏地方政府后，格鲁派认定1543年出生于拉萨西北堆龙地方的一位幼童为转世灵童，并于1547年将其迎往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坐床，取法名“索南嘉措”。而明朝中央政府对作为格鲁派著名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的敕封，正是从三世达赖喇嘛开始的。
“朵儿只唱”印章之印体与印背
在转牧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顺义王俺答汗的两次遣使邀请下，索南嘉措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自哲蚌寺启程，第二年五月抵达青海湖边与俺答汗会见，获赠“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圣”即“圣人”；“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指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之人；“瓦齐尔达喇”为梵文音译，有“金刚持”之意，是对密宗方面最高成就者的尊称；“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故这个尊号指代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取得最高成就、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
事实上，俺答汗与达赖喇嘛发生联系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达赖喇嘛希望以此获得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以促进自身教派的发展，而俺答汗想依靠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稳固自己在青海藏传佛教信众中的地位，于是二者互赠封号。显然，顺义王赠予的名号若想有更高的权威，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故顺义王代达赖喇嘛向明朝廷求赐封号，这才有这一枚赐给索南嘉措的“朵儿只唱”印。
索南嘉措到达青海后，明朝廷也在1578年命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前往与其取得联系。索南嘉措于当年冬天应邀去到甘州（今甘肃武威），下榻在八思巴曾经住过的幻化寺。其间除了同侯东莱会晤外，他还给宰辅张居正写了一封信，托其向朝廷致意，并为皇帝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这封书信的译文收录在《张文忠公全集》中，信中索南嘉措对明朝很是尊崇，还表明自己要向朝廷贡马，请求朝廷按照前例给予赏赐。
通过这次会晤和信件，索南嘉措与明朝廷正式建立联系。他还根据皇帝的旨意劝说俺答汗从青海返回内蒙古驻牧。俺答汗回到蒙古后于1582年病故，索南嘉措又应邀去蒙古为其祈祷。在蒙古期间，明神宗派出官员专门敕封给索南嘉措“朵儿只唱”的封号，并邀请他赴京觐见皇上。遗憾的是，索南嘉措在准备启程之时圆寂了。
“朵儿只唱”图记作为明代朝廷授予达赖喇嘛系统的名号，见证了早期达赖喇嘛传承系统与明朝中央政府之间久远的政治关系，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