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俨思：这件美轮美奂、价值高昂的瓷器来自何方——元代缠枝牡丹双兽首盘口大罐管见

在我国古代陶瓷藏品中，有一种瓷器曾在拍卖会上创下中国艺术品的价格奇迹，因其特殊的原料、稀有的存世数量被收藏者所追捧，博物馆也纷纷将它们奉为镇馆之宝，这就是美轮美奂、别具一格的元代青花瓷器。

在西藏布达拉宫众多珍藏中，就有这样一件元代青花大罐——缠枝牡丹双兽首盘口大罐。这件大罐器型硕大端庄，胎体浑厚，器身满绘花纹。上有盘口，下接束颈，肩部贴塑双兽首耳，下腹部渐收，属于元青花大罐两种常见形制之一。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大罐的肩部和腹部连接处有明显凸起的接痕，这是因为元青花瓷器一般器型较大，当时的制作工艺还不能一次拉坯成型，所以采用了上下分开制作再粘合的方法。两侧贴塑的双兽首耳形象生动，怒目怪张、獠牙外呲，下部还有长长的胡须，兽口两侧有孔贯穿，参照同类型的元青花大罐来看，兽首上或曾衔环。此外，在一些保存完好的同类瓷器上可以看到，罐的口沿上方是有盖的，但因不易保存，这件大罐兽首上的衔环与罐盖均已丢失。

了解完器型，再看器身的纹饰。元青花瓷器的纹饰一般较为繁密，且自上到下分为多层，每层纹饰之间以双弦纹隔开，使纹饰丰富但不杂乱。布达拉宫藏的这件缠枝牡丹双兽首盘口大罐自上而下共有7层纹饰，每一层都值得细细欣赏和解读。

在大罐最上方的口沿处和腹部下各绘有一圈卷草纹。这是一种植物枝茎作连续波卷状的纹饰，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忍冬纹，但此时卷草纹更规范细致，通常作为辅助纹饰，在元、明、清三代都非常流行。口沿处卷草纹之下，绘有一圈缠枝纹。这是一种元青花瓷器中常见的植物纹饰，既可以在瓷器口沿处作为边饰，也可作为肩、腹部的主体纹饰。纹饰的枝叶多为波形，呈连续缠绕状，具有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等美好寓意，因此也被称为“万寿藤”。

在大罐的颈部和最下层的胫部皆绘有一圈看起来略显抽象的莲瓣纹。这种莲瓣纹是元代青花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又被称为“八大码”。关于这一称呼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元代青花瓷器的底部常画8个莲瓣，且码放整齐，故俗称“八大码”；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从佛教中演化而来的纹饰，梵文中的莲花即称“巴达码”。这件文物的莲瓣纹呈方折形，顶部有尖，莲瓣的轮廓用一粗一细两种线条勾勒，每个莲瓣之间并不相连，大小和间隔相等，整体形制十分规整。研究者认为，这种莲瓣纹的流行是受元代统治阶层崇佛尊佛和净土莲社之风在民间兴起的影响。此外，在早期的藏传佛教造像中，佛像底部多有莲台，元代青花瓷器中的莲瓣纹也有可能是受到了莲台形象的影响。

大罐颈部为朝下的覆莲花瓣，莲瓣内绘有杂宝纹。杂宝纹是一种起源于宋代、流行于元明清时期的吉祥纹饰，常作为瓷器上的辅助装饰出现。与佛教中的八吉祥纹略有不同，杂宝纹中的宝物形象较多，且无定式，此罐上绘有法轮、火珠、火焰、灵芝等纹饰，每两个宝物之间配有一花草形纹饰。大罐胫部则为朝上的仰莲花瓣，莲瓣内绘有云头纹，云尖朝下，云尾内卷，底部为一宝珠。

视线继续向下，大罐肩部绘有一圈凤穿牡丹纹，牡丹的茎叶呈藤蔓状，花茎线条舒展流畅。花叶间穿插两对凤凰，身体上的羽毛呈鱼鳞状，身姿优美舒展，在造型上相互呼应。

大罐腹部绘有缠枝牡丹团纹，所描绘的牡丹有两种不同的形制，一种为牡丹的侧视图，花瓣底部纤细，呈怒放状；一种为牡丹的俯视图，花瓣结构紧凑。这些牡丹团纹注重色彩深浅对比变化，显得更加生动立体。

那么，这样一件存世量稀少、价值高昂的青花瓷器是在哪里制作完成，又是如何来到布达拉宫的呢?

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在江西景德镇的落马桥窑址、湖田窑址中都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残片和烧造青花瓷器的原料，这里可能就是当时生产青花瓷器的主要窑址，布达拉宫藏有的这件器物很可能也产于此。瓷器在吐蕃时期随着茶叶等物产一起由中原地区传入西藏，但当时西藏社会对瓷器的使用并不广泛。到了元代时，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区划、清查户口、设立驿站、驻扎军队、征兵征税、审理案件等，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自此之后西藏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往来空前繁荣，瓷器也日益成为藏族人民最喜欢的生活用具之一。据统计，西藏收藏有上万件古代瓷器，来源主要为元代以后中央政府对西藏高僧和寺院的赏赐、西藏僧俗上层的定制以及汉藏两地民间贸易等。这件元代缠枝牡丹双兽首盘口大罐极有可能是元代中央政府赐予西藏高僧或寺院的器物，最后流传到布达拉宫被永久珍藏。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助理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