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张子凌：西藏宗教的时代化变迁——读《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的思考

廖云路著：《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中国藏学出版社2023年3月

旧西藏，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社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和希望，维护着权贵和僧团自身的利益。1959年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宗教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西藏宗教成为个人信仰的自由选择，寺院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其独特的职能，僧尼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作为普通公民享有权利和义务。

藏传佛教从“政教合一”地位退到社会子系统，政教关系决定了藏传佛教事务必须要接受党和国家的领导。无论从宗教的主观愿望，还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国家都势必会高度重视藏传佛教这一社会子系统，也构成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社会语境。  

随着中国社会高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就业选择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宗教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随之发展变化。推动宗教中国化是时代的课题，藏传佛教也必须在所处社会环境中调整自己，适应时代。不能说藏传佛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也不能说藏传佛教已经完成中国化了，不需要再去推进。宗教中国化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鲜活过程。

现实社会中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是值得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者关注的前沿课题。廖云路博士的新作《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一书正是这一研究课题的最新成果。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宗教工作中的根本遵循。该书利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将藏传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寺院与社区”的关系，认为藏传佛教在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变迁决定了不同寺院与社区之间耦合而成的形式、层次和逻辑，折射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路径。对寺院这一宗教实体和周边社区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剖析，是廖博士在长期扎实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归纳与总结。该书以藏传佛教寺院与社区的互动关系为切入口“破题”藏传佛教中国化，探讨国家、宗教、社会等要素作用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有效形式，是构建宗教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的有益探索。

去过西藏的人大都知道，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一般都建在依山傍水的高地上，与社区保持着一定距离。原因在于寺院与社区的分离不仅便于寺院管理，彰显了寺院的神圣性，同时也最大限度避免了社区居民对寺院的打扰，有利于僧人潜心修佛。而廖云路所调研的扎基寺、策门林寺、丹吉林寺这三所小寺院都身处于拉萨的闹市区中，是典型的社区性寺院，与建立在高地上的藏传佛教寺庙有所不同，它们各具特色，冷暖自知。

按照资源的属性，宗教资源可分为神圣性资源和世俗性资源、集体性资源和个体性资源等不同类型。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这三所寺院所在的地理环境、宗教产品和组织结构，在本书中，廖云路借鉴了著名社会学者肖尧中《都市佛寺的社会交换研究》一书对寺院资源的分类法，将寺院的宗教资源分为空间资源、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其中，空间资源为寺院所在地理位置、空间布局，以及与社区环境的耦合情况等；物力资源为寺院所拥有的神灵、法器、壁画、仪式和维系日常运转的生活设施等；人力资源包括寺院自身拥有的僧人、勤杂人员，以及慕名而来的部分社区居民、企业经营者等；财力资源是指寺院所持有且能够通过市场运作使之不断壮大的财产。这三所社区性寺院都是依靠宗教资源在社区中的重新配置，来调动社区对自身的支持，从而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

依据廖云路博士的分类法，通过他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可以看出这三所寺院在宗教资源上各有各的特点：从空间资源上看，扎基寺的优势最为明显，它地处于拉萨城关区，距离自治区水利厅和拉萨北郊客运站不远，人流量密集，且扎基寺的寺院广场既为扎基寺增添了神圣性色彩，使“寺院更加像一座寺院”，又丰富了寺院的服务功能。尤其当寺院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广场的空地可以随时改作经营等用途，让寺院应对市场需求的能力更强。

扎基寺整体布局

信众在寺院广场烧香，后面是扎基寺纪念品商店。

从物力资源上看，策门林寺所供奉的神像数量最多，仅宗喀巴大师的佛像，就根据不同的坐姿、手印姿势分为好几座。且它创办的讲经仪式与节庆性宗教仪式在满足信众需求、提升寺院名气、增加寺院收入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其中节庆性宗教仪式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日常性宗教仪式，信众供奉的各种资粮是平时的几十倍，正是基于日常性宗教仪式经营中的资源匮乏，在诸多因素下触碰到了神圣性之于宗教资源的意义，才促成了节庆性宗教仪式的资源集中。

策门林寺整体布局

节庆性宗教仪式期间，信众在居民大院里活动。

从财力资源上看，丹吉林寺自任摄政的六世第穆之后，积累了丰厚的财产，以至于丹吉林寺在西藏有“绿松石宝盆”之称。同时它也是拉萨老城区信众最多的寺院之一，拉萨人甚至把丹吉林寺称为“昂措拉让”（我们的寺院）。但在十三世达赖当政时期，丹吉林寺财产被多次瓜分，直到1937年经热振活佛认定，正式交由桑耶寺管理后才得以维持下来。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下，丹吉林寺借力桑耶寺的符号影响力，以保障宗教资源行之有效的运行。

丹吉林寺大殿

丹吉林寺正殿台阶下方设有供品销售点，信众自取后随布施交给上方的僧人。

通过廖云路的调研分析，我们看到扎基寺的“围寺而商”是宗教资源市场化的写照；策门林寺的“嘛尼同珠”是宗教资源仪式化的体现；丹吉林寺的“营销代理”是宗教资源异地化的结果。正因为扎基寺以市场为中心的宗教经营，才催生了策门林寺以仪式为中心的宗教经营，三所寺院根据自身历史文化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经营策略。同时宗教资源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关系呈现出一种“钟摆模式”，一方面随着社区资源来源的多元化，社区也可以根据寺院的宗教经营情况，对宗教资源进行选择性“嵌入”，在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下推动宗教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寺院也在与周边社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进行调试，在大时代变迁中找准自身定位，维护合法权益，争取健康发展。这样的基于理性与信仰分化的寺院与社区关系，也更加符合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

一般观点来看，包括藏传佛教本身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都会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僧团的至高无上是和彼时残忍的封建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西藏民主改革前，“三大领主”拥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其中寺院与政权的利益高度吻合，藏传佛教是政权的支持者和合作者；西藏民主改革后，寺院在经济上的根基消失，必须通过宗教资源的配置实现对社会的整合，而作为有神论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根本性问题。

综上，三座寺院在宗教资源配置上的时代化变迁，一方面对寺院的发展和藏传佛教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另一方面，这三座处在闹市区的寺院，和传统意义上“远离尘世”的寺院相比，已经逐渐有了本质上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可以理解为，寺院在适应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的改变中，逐渐完成了本土化、处境化的过程，从而寻找到一条更有利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道路。这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廖云路博士以寺院和社区这一选题为立足点，把宗教中国化的政策理论逻辑与田野调查实践进行了严谨而生动的结合，这是他基于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对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作出的最好解读。

（作者张子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