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汉字织锦展现了汉晋时期宏大的交流网络，是反映早期西藏西部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考古实证。
一
在西藏博物馆“雪域长歌——西藏历史与文化”展厅中，陈列着一件带有“王侯”两个汉字纹饰的织锦。
这件汉字织锦是偶然被发现的。2005年，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寺僧人在门前的一座墓葬洞穴里收集到一些木棺碎片、丝织品、铜器等珍贵文物。
2012年，相关部门又对这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在邻近地区发现3座古墓，合称为“故如甲木墓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碳14年代测定，该墓地的年代为公元2-3世纪，即我国古代的汉晋时期。
出土“王侯”汉字织锦的墓葬为故如甲木墓地M1号墓，有学者认为其东边1.5公里处的卡尔东城址就是象雄王国都城穹隆银城的所在地。但也有学者认为十几公里外的札达县曲龙古城址才是穹隆银城，而卡尔东城址可能只是不同时期的象雄都城或陪都。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王侯”文字织锦。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故如甲木墓地基本为同一时期的卡尔东城确为象雄国的一处重要据点。因此，可以推断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故如甲木墓地埋葬的人或许就是卡尔东城的居民。
故如甲木M1号墓葬还出土了陶器、铁器、铜器、金器、银器、木器和丝织品等，其中许多物品属于高档奢侈品，数量和种类等级明显高于其他3座墓葬，墓主人可能是某位象雄贵族。
二
“王侯”汉字织锦为一件殓具，发现的时候包裹于墓主人的头部。
织锦呈长方形，长44厘米、宽25厘米，底为藏青色，纹饰为黄褐色，自下而上为3层循环图案。最下层为连续的波形纹饰，其上部为一组对鸟纹，中部似乎为一侧首展翅的鸟纹，下部有一铜钱形纹饰，其他纹饰仍难以辨认，每个黄褐色波形内则为一几何形镂空纹饰。
而立柱状纹饰将织锦的第二层图案均匀分割为数个单元，每单元中间有一树状纹饰，上下两头皆有一铜钱。树两侧对称分布成对的朱雀和白虎，单元四角对称分布成对的青龙和玄武，在单元左侧顶部朱雀的身旁可见隶书汉字“王侯”，对面为“王侯”的镜像反字。织锦的最上层以中层的树状纹饰为对称轴，两侧是背对而立的有翼虎形神兽，尾部有一个三足带盖圆鼎，旁边为隶书汉字“宜”。
织锦由彩色丝线织成，是丝织物中最贵重的一种，一般采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此件织锦为蚕丝织成的平纹经锦，织物密度为27×15根/平方厘米。在相同面积的织锦中，重叠的丝线根数越多，经纬线紧密度越高，织锦的质量和织造难度也就越高。
汉代时，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和蜀郡天府（今四川成都）都是织锦生产的重地，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等汉墓中也出土了多件织锦，体现了中原地区织锦技术的成就。
而当时的西藏阿里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技术都不具备生产此类织锦的条件，那么这件织锦从何而来呢？
▲尉犁营盘墓地出土“王侯”文字织锦。
三
提到带有汉字的织锦，许多人可能会想到那件大名鼎鼎的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因地处丝绸之路且气候干燥，新疆地区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沮渠封戴墓地出土的禽兽纹锦、尉犁营盘墓地出土的“王侯”纹锦与阿里地区出土的“王侯”汉字织锦十分相似。
有学者认为，从装饰艺术风格上来看，故如甲木墓“王侯”汉字织锦与新疆地区出土的同时期丝织品一致，它可能是从新疆输入的。但当时只有中原地区才有这样复杂的织造工艺，因此新疆地区仅为织锦输入阿里地区的中转站，其源头在中原。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带有“王侯”汉字的织物是中原官服作坊制作并赐予边疆地区各族首领的信物。
通过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阿里高原周围的群山之间有许多河谷和山口为人们前往其他地区提供了可能。由阿里经狮泉河通道、羌塘高原通道等，翻越重重高山即可抵达新疆南疆的叶城、和田、民丰等丝绸之路重镇，与来自各地的人们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
因此，根据现有线索，关于“王侯”汉字织锦的来历，可以想象出这样的路线：由中原的官服织造作坊完成后，被赐予边疆地区前来觐见皇帝的首领，从都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继而在新疆向南通过河谷和山口，最终来到阿里地区的卡尔东城内，被一位身份尊贵的象雄贵族所使用。
总之，这件“王侯”汉字织锦展现了汉晋时期宏大的交流网络，是反映早期西藏西部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考古实证。
（作者：王俨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助理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转载自“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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