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华：陈庆英先生著作目录初考

陈庆英先生著作目录初考

陈立华

作者简介：陈立华，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

编者按：陈庆英先生是我国著名藏学家，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为国内外藏学界所重视，其虚怀若谷的学术品德更为众多藏学界后辈所敬仰，有学者赞誉他“通汉藏著史集译注古籍十万函，究古今明学问传授桃李百千众”。本文详尽列出陈庆英先生藏学研究各类成果及相关文章，作者从女儿的视角回忆与陈庆英先生共同生活的日子，述说了对“亦父亦师亦友”的父亲深切的感恩与怀念。

一、著作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略传》（藏文，与端智嘉合作），民族出版社，1984年。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编著，与王辅仁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资料选编）》（参加编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塔尔寺概况》（主要执笔者和组织者），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历史上的塔尔寺》，《塔尔寺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参加编写词条），学苑出版社，1990年。

《蒙古佛教史》（与乌力吉合作译注），文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藏族部落》（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碑刻译释》（与马林合作），兰州古籍书店，1992年。

《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

《藏族传统文化辞典》（副主编之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

《阿古顿巴的故事》，蒙藏儿童读物丛书之一，台湾“蒙藏委员会”，1997年。

《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主编，与王尧合作），浙江人民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主编，与孙国璋合作），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历史》，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补充再版为《藏书坊·西藏历史》（中、英）。

《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主编，与丁守璞合作），西藏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年。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西藏通史》（主编，与高淑芬合作），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西藏史话》（与丹珠昂奔、喜饶尼玛等合作），鹭江出版社，2004年。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下，与邓锐龄、张云、祝启源合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编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与陈立健合作），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修订本为《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与李德成合作），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西藏通史》（8卷本），总主编之一；《宋代卷》和《元代卷》主编之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

《固始汗及其子孙》，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西藏历史图说》（与丹珠昂奔、喜饶尼玛等合作编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

《流年乾坤：西藏历史述略》（中、英），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年。

《元朝首任帝师八思巴》（人文西藏丛书），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年。

二、论文

《西藏佛教史上的汉印佛教辩论》，《淮阴师专学报》增刊，1981年1—3期。

《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与端智嘉合作），《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敦煌学辑刊》，1981年。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与端智嘉合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试论赞普王权与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

《固始汗生平简述》，《历史知识》1983年第6期。

《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与洛桑群觉合作），《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元朝帝师制度述略》（与仁庆扎西合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西宁弘觉寺与西安小雁塔〈正统圣旨碑〉》（与仁庆扎西合作），《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元世祖的藏族宰相桑哥》，《历史知识》1984年第4期。

《元朝藏族宰相桑哥》，《历史知识》1985年第3期。

《与八思巴有关的几份藏文文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西纳家族、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与蒲文成合作），《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与祝启源合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关于萨班与阔端会见的几个问题》，《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

《元朝帝师八思巴年谱》，《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

《大革命时期拉卜楞藏族地区的革命斗争》（与仁庆扎西合作），《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与史卫民合作），《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土观·却吉尼玛及其〈颐和园礼赞〉》，《藏学研究文集》第3辑，民族出版社，1985年。

《萨迦世系史·八思巴生平》（萨迦·达钦阿美夏著、陈庆英译注），《西藏研究》1986年第1期。

《元代乌思藏萨迦政权及其与蒙古皇室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塔尔寺楹联上的八思巴字》，《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

《〈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1987年1—2期。

《大蒙古王统综述——〈汉藏史集〉节译并注释》（与史卫民合作），《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1期。

《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

《海西蒙古族溯源》（与孟珂合作），《柴达木开发研究》1987年第2期。

《敦煌藏文写卷P.T.999号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藏文文献目录学》（上中下，与东嘎·洛桑赤列、敖红合作），《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1988年第2、3期。

《章嘉·若必多吉与清朝皇室兴建的喇嘛寺院》，《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八思巴传略》（与王辅仁合作），《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江孜法王的家族与白居寺的兴建》，《拉萨藏学讨论会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塔尔寺记事碑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蒙古统治制度——〈汉藏史集〉节译并注释》（续一，与史卫民合作），《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第1期。

《北京香山昭庙乾隆御制诗碑记略》（与王文静合作），《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事略》，《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

《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简论“汉藏史集”》（与沈卫荣合作），《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思想战线》1988年第5期。

《从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89年。

《四至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他们的灵塔》，《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历辈班禅大师事略》，《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

《青海贵德珍珠寺碑记》（与马林合作），《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元代玉树藏族名僧胆巴国师》，《青海方志》1989年第4期。

《近十年来青海藏学研究概述》，《社会科学参考》1989年第9期。

《历辈达赖喇嘛事略》，《社会科学参考》1989年第21期。

《元代萨迦本钦辨析》，《藏学研究论丛》第二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与周生文合作），《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

《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与周生文合作），《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章嘉·若必多吉年谱》（一、二），《青海民族研究》1990年第1、2期。

《海西历史上的藏族》，《柴达木开发研究》1990年第2期。

《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

《关于藏族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与王辅仁合作），《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

《1989年青海藏学研究综述》（与马连龙合作），《社会科学参考》1990年第6期。

《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上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2期。

《简析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社会科学参考》1991年第1期。

《从账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

《五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关系资料》，《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与蒙古各部》，《卫拉特研究》1992年第2、3期。

《“白狼歌”新探》，《江河源文化研究》1992年第2期。

《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西夏语同藏语词汇之比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试探》，《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西藏山南琼结家族》（与马林合作），《政大民族学报》（台北）第20期，1993年。

《五世达赖喇嘛年谱》，《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从西夏〈文海〉看西夏语同藏语词汇的关系》（一、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4期。

《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波东行纪略》，《安多研究》创刊号，1993年。

《雍和宫的佛仓简说》，《中国西藏》1994年增刊。

《青海塔尔寺调查》，《藏学研究论丛》第六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的蒙藏关系史料》（与马连龙合作），《西藏研究》1994年第4期。

《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与廖祖桂、周炜合作），《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

《论清朝金瓶掣签制度》（与廖祖桂、周炜合作），《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蒙藏委员会”编印，1995年。

《五世达赖喇嘛年谱（1643—1653）》，《藏学研究论丛》第七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巴桑结嘉措关系探讨》，《蒙藏专题研究丛书·六十八》，台湾“蒙藏委员会”编印，1996年。

《雍和宫杂论》，《藏族历史宗教研究》（第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简说》（与冯智合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五世达赖喇嘛年谱（1654—1662）》，《藏学研究论丛》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关于元代西藏的户籍清查》，《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边政协会”编印（台北），1996年。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事迹》，《纪念韩儒林先生学术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和家世》，《中国西藏》1997年第1期。

《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

《西夏族源探讨》，《民族学报》第22期，“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台湾），1997年。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弘宣佛法与记录人生——略说藏传佛教传记文学作品》，《佛学与文学》，台湾法鼓文化出版社，1998年。

《简论青藏高原文化》，《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元朝国师八思巴》，《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燕京学报》第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西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

《关于八思巴蒙古新字的创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

《大乘玄密帝师考》，《佛学研究》2000年。

《明代的甘青川藏族地区》，《贤者新宴》第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洛克在甘青藏区：民族学研究的一手资料》（与李若虹合作），《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的起源新探》（与金成修合作），《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

《格鲁派的兴起和一世达赖喇嘛的青少年时期》，《贤者新宴》第三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纪念根敦群培》，《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第2期。

《民国藏事档案解读之一——〈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为报到并呈履历事致蒙藏院呈〉》，《民族学报》第24期，“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台湾），2005年。

《关于西藏通史研究的断代史思考——兼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史实特征》(与李少魁合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基础资料整理与藏学研究》，《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6期。

《解读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到京任职的几份档案》，《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吐蕃王朝飞马使印章考释》（与邹西成合作），《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研究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西藏通史〉课题进展情况》，《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论产生活佛转世的思想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对松巴堪布及其〈如意宝树史〉的研究》（与张子凌合作），《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意义》，《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萨迦班智达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政治活动》，《藏族历史与文化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与马丽华、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合作），《中国藏学》2010年第4期。

《高原文明的足印》，《中国藏学》2010年第S0期。

《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笃布巴本生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与赵桐华合作），《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与王晓晶合作），《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

《西羌与青藏高原古代族群文明互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更敦群培和季羡林——学术道路和命运的异同》（与田甜合作），《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六世班禅灵柩回藏考》（与王晓晶合作），《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关于“藏边社会”的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论唃厮啰政权的兴起》（与白丽娜合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西夏大阿阇黎帝师官印考释》（与邹西成合作），《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解读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到京任职的几份档案》，《西藏档案》2013年第2期。

《青海省1950年1月刊印的〈共同纲领〉藏文译本》（与张子凌合作），《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宋代西北吐蕃与甘州回鹘、辽朝、西夏的关系》（与白丽娜合作），《西藏研究》2013年第5期。

《西藏古代印章文化》，《西藏研究》2014第3期。

《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瑜伽师浦南吉尔事迹考》（与王晓晶合作），《8—15世纪中西部西藏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

《对六世班禅进京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

《简论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与陈立华合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元代西藏的藏传佛教觉囊派》（与陈立华合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分析》（与陈立健合作），《青藏高原论坛》2015年第4期。

《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内地传播时轮教法记略》（与文厚泓合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第5期。

《纪念王尧老师——在王尧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

《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2016年第4期。

《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先生访谈》（口述，央珍整理），《中国藏学》2016年第S1期。

《八世班禅丹贝旺秋年谱》（一、二）（与陈立华合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

《安多区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汉论坛》2017年第3期。

《近现代港台地区藏密居士传承述记》（与文厚泓合作），《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评〈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与杨洁合作），《西藏研究》2018年第1期。

《论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思想》，《中国藏学》2018年第4期。

《藏密宁玛派内地居士传承考述》（与文厚泓合作），《法音》2018年第6期。

《吉德尼玛衮和他的阿里王朝》，《西藏宗谱：纪念古格·次仁加布藏学研究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

《民族融合宗教和谐记青海贵南陀乐寺》，《中国宗教》2019年第1期。

《八世班禅贝丹旺秋和〈八世班禅传〉》（与陈立华合作），《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

《对西藏分治割据时期历史的思考》，《藏秦讲堂2016》，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

《再读阔端致萨班书》（与孙鹏浩合作），《藏学学刊》2020年第2期。

《1414年大慈法王奉命进京朝见及永乐皇帝的安排》（与陈立华合作)，《西藏大学学报》2021第4期。

《古代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藏文，与端智嘉合作），《章恰尔》1982年第1期。

《土地面积丈量——试析吐蕃时期的土地制度》（藏文），《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三、译著

《吐蕃传》（汉译藏，与端智嘉合译），青海民族出版社，1984年。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译汉，下同），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

《王统世系明鉴》（与仁庆扎西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红史》（与周润年合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藏文文献目录学》（上中下，与敖红合译），《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1988年第2、3期。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与马连龙合译），民族出版社，1988年。

《萨迦世系史》（与高禾福、周润年合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藏文〈蒙古佛教史〉选译》（一、二，与孟轲合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2期。

《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与马连龙合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台湾全佛出版社，2001年繁体字版。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与格桑益西、何宗英等合译），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下三册，与马连龙、马林合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台湾全佛出版社，2003年繁体字版。

《康区林仓土司历史试探》，《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献目录学》，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

《一世达赖喇嘛根顿珠巴传》，台湾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

《二世达赖喇嘛根顿珠巴传》，台湾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

《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与马连龙合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仓央嘉措情歌新译》（与张子凌合译），《仓央嘉措情歌三百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

《西藏简明通史》，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年。

《历辈桑顶·多吉帕姆活佛和桑顶寺简志》，《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遍显明镜——塔尔寺志略》（新译，与陈立华、王晓晶合译），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

《六世班禅传》（新译，与王晓晶合译），西藏古籍出版社，待出版。

《八世班禅传》（与陈立华合译），西藏古籍出版社，待出版。

《松巴堪布青海史译注》（英译汉，下同，与向红笳合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十四世纪西藏苯教文献中的蒙古人和契丹人》（与王育红合译），《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评拉堆绛（家族）世系》，《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

《大司徒绛曲坚赞（1302—1364？）的生平和政治活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

《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造像艺术》，《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四、校订编辑

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校订修改全书译文，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社署为特约编辑。

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校订修改全书译文，并翻译《觉囊巴·多罗那它生平简述》附于书中，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社署为特约编辑。

校订赞拉·阿旺、佘万治所译《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校订马连龙等人所译《夏琼寺志》，《社会科学参考》1989年第11—21期。

校订拉毛措所译《拉莫察汗诺门汗呼图克图传略》，《社会科学参考》1990年第1期。

校订耿昇所译《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校审许得存所译《觉囊派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校订许德存所译《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

校订罗旦所译注《拉萨市藏传佛教寺院》，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

五、图书序言及书评

《熔历史、文学、宗教于一炉的藏文名著——评“王统世系明鉴”》（与端智嘉合作），《格桑花》1984年第2期。

《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前言》，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藏族史研究的补阙之作——读王恒杰教授〈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

《对青藏高原古文化的新探讨——〈丝路文化·吐蕃卷〉简评》，《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一部嘉惠学界的工具新书——〈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评介》，《中国西藏》（中文版）2000年第3期。

《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简论》，载于《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汉区佛教源流记·序》，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唐代吐蕃史研究·序》，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蒲文成藏学文集·序》，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

《对仓央嘉措之谜的探讨——序李少魁先生的新作〈仓央嘉措去哪儿啦〉》，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年。

跋文

父亲离开已经快一年的时间，我用了一段时间来接受这一事实。

从小我就喜欢缠着父亲聊天，他总是很有耐心，不会因为我是小孩子就打发我，和他聊天总是轻松自在。即使后来逐渐长大，我还是经常和父亲信马由缰地瞎聊。父亲的工作很繁重，长时间伏案的间隙，疲劳的他会停下来抽支烟，如果我正好在旁边，这就是最好的下午茶时光，马上泡杯茶或冲杯咖啡，开始闲聊。那是我最喜欢的时刻，什么都可以谈论，历史、文学……似乎没有边际。如果抛却父女身份不论，爸爸的确是一位非常博学而严谨的思想导师，他从来不会轻易否定什么，但对他不认同的问题也从来不盲从，他会用柔和而谨慎的方式给予指导、支持，我曾开玩笑说我们上一辈子一定是师徒关系。本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对我来说他不仅是父亲，还是良师、善友。

父亲去世后，很多他的故友旧交和生前工作单位都对他的生平过往及研究贡献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追忆。很多事情是我之前所不了解的，但也并不意外，父亲骨子里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既有治学严谨求真、力求为学在实的一面，同时也有沉毅笃行、从容淡定的一面，使得他可以豁达清明、不为虚名所累。

我记忆中的父亲和其他人追忆的形象稍有不同，这可能和父亲早年的经历有关。我的祖父陈昌明是广东台山人，抗战期间大学生涯几经波折，最终于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工作，与教会中学毕业、从事抗战宣传工作的祖母何利珊相识并结婚。父亲于1942年作为家中长子出生于四川南充。2007年我曾陪父亲回南充旅行，我们找到了他出生地的旧址。据父亲讲述，当时接生他的是一位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医生，刚出生时没有生息，幸亏大夫经验丰富终化险为夷；我们还找到了当时为了躲避飞机轰炸，奶奶带着年幼的他暂居的寺院旧址；还在嘉陵江坐船逆流而上，前往江心小岛流连忘返，追忆他的童年时光。这趟旅行，父亲非常高兴，讲述了很多他小时候的趣事。

据父亲讲述，他5岁开始上学，成绩一直不错，但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当时家庭经济困难，初中时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学费和生活费，他会利用假期去从事开石、修路等重体力劳动。1958年祖父的弟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工作的六爷爷陈昌平和李汉佩伉俪为了不耽误父亲的学业，在自己家庭负担也颇重的情况下，仍主动提出要过继父亲去上海读书，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同年父亲跟随父母离开四川迁居青海，生活依然困顿。高中的最后一年，作为长子的父亲曾想退学，尽快参加工作以分担家庭重担，但好在他当时高中的沧石校长为他争取到了助学金，才得以最终坚持到毕业。多年以后父亲仍很感念沧石校长的恩德，多次提起。父亲的为人处事往往是对于自己受到的不公淡然处之，而对得到过的帮助念念不忘。高中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原因，虽然成绩名列全省前几名但还是差点读不了大学，不过父亲认为他自己的运气还不错，因为正好那几年青海为了加快本省建设，大搞教育，上马了好几所高校，父亲由此进入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学习，也正是因为这个机缘，父亲开始学习藏语文，接触牧民生活。父亲1965年大学毕业后等待分配，1967年被分配至海西德令哈的红卫中学当老师，按他的原话就是：“什么都教点儿。”

德令哈是个海拔3000米左右的新兴城镇，旁边是戈壁滩。父亲在德令哈遇到了我的母亲，因为母亲是青海的蒙古族，父亲还学会了说一些蒙古语。我小时候由于父亲读书老是不在家，我总缠着母亲问父亲的事情，母亲的描述中父亲是一个活泼而温和的人。德令哈当时有不少从内地来的青年人，母亲说父亲人缘很好，有很多的朋友，父亲也喜欢热闹，和他的朋友们在闲暇时经常会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还时常搞些创作，写写小说，也写诗歌，并以酒量好著称。后来母亲带我去中央民族学院探亲，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宿舍是两人间，他的室友是端智嘉叔叔，两个人的床底下堆满了空酒瓶，以至于一直有传言他俩都是在酒后写文章。我也很好奇酒后如何能写好文章，所以后来我还专门问过他这个问题，被他否认了，他说喝酒是喝酒，但写东西还是要专注的。那么多酒瓶是因为他们宿舍当时是同学们喜欢聚集的据点之一，他和端智嘉叔叔都是带工资上学，由于来自高海拔地区，算是工资相对高的，俩人又志趣相投、出手大方，喜欢当东道主，来喝酒聊学术的同学朋友也会不断带酒来添砖加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空酒瓶。作为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父亲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有差、民族不同、经历有别、学习氛围浓厚，聊天的内容涉及天南海北，如同在开学术沙龙一般，让作为听者的我也感觉非常有意思，心驰神往。

虽然父亲喜欢朋友聚会，但他从来不会因此疏忽家庭。母亲说我们兄妹几个小的时候半夜哭闹，他会主动披衣起床哄小婴儿，让母亲休息。我出生当年正好父亲去北京读书，他很体恤母亲的辛苦，尽量让我们的生活不枯燥。我们在德令哈的家是一个带着小院的平房，还养了一只猫，妈妈自己做酸奶，我每天都在疯玩。父亲特别喜欢捣鼓相机，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部海鸥牌照相机，给我留下了很多童年的印记。当卡带机风靡起来以后，他马上给妈妈买了一个，流行什么就带回来什么，当时家中经常萦绕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小小的我假期最盼望的当然就是爸爸放假回来，因为永远不知道他又会带回什么新奇的礼物。虽然远在边陲之地，但也要我们拥有轻松快乐的生活，这是爸爸努力营造的家庭氛围。

父亲会要求我要有礼貌，行为要得当，但他不是不分曲直。我小时候很调皮，虽然爱哭，但受不得委屈，和男同学打架也不会落下风，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责难过我。我们家是严母慈父的配置，印象中父亲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唯一会让他沉下脸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没有用功读书，所以当他严肃起来，我立马会警觉，乖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过父亲也不是古板不融通，以前的小学生不知道作业为什么那么多，一些重复的作业到睡觉时间也写不完，太出奇的时候会写到崩溃，父亲偶尔也会出手帮忙，他会说：“算了，你去睡觉吧。”然后默默拿过作业本尝试尽量用蹩脚的字迹唰唰开始写。我在小升初的阶段被查出近视，学校要求家长带着去配眼镜，以往一向配合的父亲却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深受高度近视之苦的他决定尝试点儿其他的办法。有半年的时间父亲经常下厨做爆炒猪肝等据说有食疗效果的民间秘方来拯救我的视力，这完全暴露了他的好手艺，各个菜品都好吃，全家都很开心，而且神奇的是我的近视竟然也真的没有再加深。只可惜父亲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很少再有时间一展厨艺了。

回忆父亲过往的点滴，他确实是一位特殊的父亲，我作为女儿，他对我的期待和培养从来与性别无关，他尊重每一个孩子为独立的个体，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子女都能学有所好、学有所成。他从来没有规定过我必须要做什么，虽然我开窍很晚又天性散漫，有一段时间还非常抵触别人知道我是他的女儿，因为我知道自己就算竭尽全力也无法达到他的高度，我只想悄悄地泯灭于众人中，父亲似乎也了解我的小心思，从来没有给过我压力，只是给予我尽量多的陪伴和支持。

在西宁的时候，父亲空余做得最多的事是去书城，他往往会带上我，到了书城把我往儿童书籍区域一放，他就去看自己的专业书，我们各干各的，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下午，回家的路上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吃着冰棍的我是美滋滋的。后来我们举家搬到了北京，位于美术馆附近的三联韬奋书店和中华书局是父亲带我去过最多的地方，几乎每次都不会空手而返。从书店出来以后，父亲还会请我喝杯咖啡或者美美地饱餐一顿，他总是有办法让我热爱上书店和阅读。

当然，他也有诙谐的时候。多年前，有一次他来我们学校看我，学校临时给他安排了一场学术讲座。讲座很成功，结束时校报的老师让我去把这次讲座的演讲稿要过来，可是我实在没办法向校报的老师解释：父亲讲座时手里拿的那叠纸其实都是空白的。

我曾经因为父亲长期从事历史研究，而兄长们读大学时也都选择了历史专业而大放厥词，认为“一家人都学历史有什么意思呢？”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但是之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会将一些他认为写得好的历史学著作和论文推送给我，慢慢地让我自己意识到历史学的精妙之处，并且让我自己认识到曾经的狂妄无知。感谢父亲，虽然我没有受过历史专业的系统训练，但正是他让我领略到了历史学之美。后来当我开始攻读民族学硕士之后，假期回到家里，发现书架上多了几本民族学的经典之作；攻读博士期间转向宗教学后，跨越到完全不同的领域，感受到学业压力很大，和父亲也有过很多的讨论，那个时候父亲的书架上开始出现了宗教学理论的著作，愚钝的我当时以为这又是像小时候一样，是父亲将他认为我会感兴趣的书籍悄悄放在书架上，引导我自己去发现。但是当我打开书本之时，看到那些翻看的痕迹，才突然间明白过来，这是父亲想要了解和帮助我……父爱无声，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却总是默默地付出他能付出的所有。

父亲文理科功底都很扎实，这使得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逻辑严密、言简意赅的特点，同时“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传统，不仅影响了中国一代代文人的风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父亲这一代学人。父亲的学术研究虽然以西藏历史为主，但不局限于此，对于藏传佛教、蒙藏关系、西夏历史、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等方面也都有涉及。父亲还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了众多集体项目，他的很多思考和创见多体现于集体成果中，个人得失往往不是他所追求的，相比较而言，他更关注整体的推进和长久的效用，这也是多篇关于他的回忆文章中时常被提及的。父亲的导师王尧先生师承近现代中国藏学第一代开创者之一的于道泉先生，父亲在求学阶段也同时师从东噶·洛桑赤列、王辅仁等学术大家，父亲在提到他的老师们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他们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质，比如很少计较个人名利、待人诚挚、醉心学术、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等。前辈为人处世的态度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后学。 

除了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外，父亲学术生涯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曾有学者再三向我提到父亲与乌力吉老师合作翻译的《蒙古佛教史》的重要性，其实不止于此，父亲一直译笔不辍，正如李若虹老师所评述的：“陈老师还把一系列重要的藏文史籍，如《红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王统世系明鉴》《第三、第四和第五辈达赖喇嘛传》《章嘉·若必多杰传》等等译成了汉文。他的学术意识，对藏文史料孜孜不倦的研读和融会贯通的理解，使他在藏学很多领域得以开风气之先。”

由于父亲近40岁半路改行进入藏学领域，却在研究和翻译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曾有不同的长辈开玩笑问我：“你爸爸是不是都不睡觉？他哪来那么多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他所有成就的获得都是他勤勉努力日积月累的结果。1984年当父亲为了家庭团聚调回青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由于房间不够，所以将我的小床支在了爸爸的书房，小小的我半夜醒来总是会看到那个被台灯光晕笼罩的背影，翻个身再安心地睡去。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很早就意识到，纵然有天赋，也需要努力来加成。

我6岁时父亲用唐诗为我开蒙，教我的第一首诗是《游子吟》，等我学会了让我去给母亲背诵，妈妈一边择菜一边笑意吟吟地听我背诵的场景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后来，我再大些，父亲会从《古文观止》中摘选文章来让我读。爸爸选择的诗词文章大部分都很严整，少年时的我喜欢的是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洒脱飘逸，但父亲更欣赏杜甫。杜甫的诗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过于艰涩了，那时候的我还不是很能理解诗词歌赋不仅是文字的华藻，也是诗人所处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写照。父亲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我守在他的床边，我俩边看着电视边聊着天，正好电视节目中在重播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纪录片沿着杜甫生前的足迹回顾了诗圣颠沛流离的一生，中间穿插着杜甫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诗作，父亲看得很仔细，还时不时会将纪录片中没有出现的杜甫的其他诗作信口诵出，我也终于到了可以理解这些诗作的年纪，我们很认真地看完了纪录片。那天他的精神很好，我们从杜甫谈到了唐宋诗词，谈到了安史之乱，一直到宋元明清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当谈论这些话题时，父亲的精神似乎完全离开了病榻，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仿佛是自带一个小宇宙，神采奕奕地沉浸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并且再一次邀请我也进入到这个美妙的世界中，虽然我只能在山底漫游，但很感谢藉由他的引领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星辰。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当年祖父给父亲起名字的时候或许也考虑到了这层意思吧。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也正是他教会我自知自胜的道理。对我来说，他就是最完美的父亲。

由于时间跨度大，可能仍有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文稿遗漏，特别是一些散落的前言和序文，未免遗憾，有待以后有机会继续补齐。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2期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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