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海燕：《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安海燕

【内容摘要】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关键词】乌斯王逆旨；《西天佛子源流录》；班丹扎释；明代；乌斯藏

【作者简介】安海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3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批准号：297522115122）项目成果。

引言

2008年，甘肃岷县民间所藏明代驻京藏传佛教高僧大智法王班丹扎释（དཔལ་ལྡན་བཀྲ་ཤིས1377—1452？）的汉译传记《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的录文公布，引起学界极大关注。

班丹扎释祖籍岷州，永乐初年随其师班丹坚措（དཔལ་ལྡན་རྒྱ་མཚོ）入朝南京为迎请五世哈立麻得银协巴（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做准备。班丹扎释于永乐年间3次出使乌斯藏，参与和亲历了明廷“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治藏策略的形成过程。宣宗即位后班丹扎释备受礼遇，多次受邀入内廷做仪轨法事，讲说修习旨趣，翻译密典，至正统朝，成了在北京弘扬藏传佛教的灵魂人物。《西天佛子源流录》原为刻本，刊印于正统十二年（1447），是班丹扎释的弟子和信徒为贺其70寿诞的献礼之作，存世版本为班丹扎释的后人缮写的明抄本和清抄本。该传分7品记述班丹扎释之生平事迹，对其人的修学经历和政教活动均作了详细记载，涉及明代汉藏关系史中若干重大事件。自《西天佛子源流录》公布以来，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利用这部文献展开研究，内容涵盖岷州地方史、明廷与乌斯藏地方的关系、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汉藏佛教艺术等诸方面，至今已有多种成果问世。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彻底地揭示和发掘这部文献的价值，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那就是从藏学的角度出发，对《西天佛子源流录》全文进行详细的注解，即查考传中所载事件的原委，还原其历史背景；考订其中的人名、地名、器物名、职官名，明确其所指；解释书中出现的佛教专有名词，确认其内涵。目前，笔者与沈卫荣先生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本文的主要观点即来源于笔者对《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载“乌斯王逆旨”一事的考查。兹不揣谫陋，草成小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西天佛子源流录》有关“乌斯王逆旨”事件的记录

“乌斯王逆旨”的说法见于《西天佛子源流录》第五品《永乐弘恩嗣佛旨印品》。据载，永乐九年，“乌斯王”因悖逆圣旨引发明成祖盛怒，成祖欲发兵攻取乌斯藏，“乌斯王”甚为惶恐，向当时在乌斯藏朝圣、参学的班丹扎释求救。在“乌斯王”的再三恳求和大宝法王的授意下，班丹扎释带领“乌斯王”侄等30人前往明廷向成祖陈情。成祖赦免其罪，未攻取乌斯藏。《西天佛子源流录》原文如下：

三十四岁，在乌斯国遍历胜境，参诸知识，修习禅观。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彼时国王心甚恐怖，与其部下议之。王曰：“圣朝天兵若临此土，必如破竹，人民何以图生？若之奈何？谁人为我分释此难？”部下众所推举佛子，而谓王曰：“此上人者，深达教相，方便多能，求凂赴京，代王谢罪，必得解释此危。”王亦曰：“然。”佛子彼时乐处禅定，彼王虔意谓佛子曰：“当为我等消释此难，依我所请。”佛子答曰：“我欲于此依大宗师，忏罪修禅，有所疑悔，亦可印证。”王请再三，谓佛子曰：“汝不为我施设方便，其如我国众生何？其复如教门慈悲利益何？若天兵一临我境，佛子修习之处亦莫得也。”于是以王请加诚，又奉法王慈旨，乃为允诺，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直抵大京，进见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乌斯国王侄代谢其罪，陈说其情，圣心大悦，恩赐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乌斯王罪，不伐其国。佛子凡有益于佛教、便于人事者，累奏请于上，无不可其所奏。

文中的“乌斯王”即当时中部西藏最有权势的帕木竹巴阐化王扎巴坚赞（དབང་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其统治的中心在前藏（དབུས），即文中所称“乌斯国”。元末明初，帕木竹巴万户在万户长绛曲坚赞（བྱང་ཆུབ་རྒྱལ་མཚན）的率领下崛起，最终取代萨迦地方势力，成了乌斯藏最有实力的掌权派，但这种统治是相对的，乌斯藏各地依然教派林立，僧俗首领各据一方。从帕木竹巴第二代第司章阳沙加（འཇམ་དབྱངས་ཤཱཀྱ）接受明廷的招抚以来，帕木竹巴与明廷相安无事，间或遣使来朝。永乐四年（1406），明廷封帕木竹巴第五代第司扎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启了明廷在乌斯藏封教王的先河。扎巴坚赞虽然是帕木竹巴政权的中兴之主，但在明廷采取的制衡措施下，永乐年间帕木竹巴的势力已在走向衰落。阐化王在任时配合明廷维护驿站，多次遣使来朝，与明廷保持了融洽的关系。文中阐化王求救的对象班丹扎释，最初是因筹备迎请哈立麻得银协巴事宜随师入朝的，不料其师在到达南京后不久圆寂，接待得银协巴的相关事宜便落在了班丹扎释身上。班丹扎释先于青海中途接迎得银协巴，得银协巴到达南京后，班丹扎释又奉侍左右，日夕听法，全程担任得银协巴说法的译使。永乐六年（1408）班丹扎释奉命陪送大宝法王得银协巴返回乌斯藏，其后作为大宝法王的陪侍弟子住在楚布寺（མཚུར་ཕུ），“乌斯王逆旨”事件就发生在此期间。

自《西天佛子源流录》公布以来，有关“乌斯王逆旨”的这段记载多次被学者引用，以彰显明廷对乌斯藏地方的有效管辖。的确，阐化王的恐慌之情透露出乌斯藏最有实力的掌权者对明廷权威的忌惮，然而“乌斯王”所逆之旨为何，明成祖因何而发怒？“乌斯王”为何要再三恳请班丹扎释为之解围，后者在此事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事涉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有必要弄清其原委。有关“乌斯王逆旨”事件发生的原因，罗炤先生认为，此事发生于永乐十年（1412）明廷第二次遣使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ཀུན་དགའ་བཀྲ་ཤིས）期间，当时昆泽思巴和江孜法王叔侄向迎请使者杨三保提出申诉，要求阐化王归还原先占据的萨迦大殿。此间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杨三保站在昆泽思巴一边要求阐化王归还萨迦大殿；二是明成祖早在杨三保受命之时就向他下达了要求帕木竹巴归还萨迦大殿的旨意。在要求阐化王归还萨迦大殿遭拒后，杨三保假托皇帝的名义威胁阐化王云若不归还萨迦大殿，皇帝将发兵攻取乌斯藏。在此情况下，再加上金字使者在止贡寺后遇劫，便引发了这场政治危机。不管是杨三保假托，还是确有其事，罗炤先生认为“乌斯王”所逆之旨为明成祖命“乌斯王”将萨迦大殿交还萨迦派的圣旨。近年来，杨天雪有关大乘法王的研究披露了若干此前未被学者使用的史料，其中包含关于“乌斯王逆旨”的重要线索。经考查可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确发生在明廷遣使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期间，但“乌斯王”所逆之旨并非颁给“乌斯王”令其归还萨迦大殿之旨，而是颁给昆泽思巴邀请其前往明廷之旨，这正是《西天佛子源流录》言其“逆旨”而非“抗旨”的原因。下文先就此点展开论述，再讨论班丹扎释在“乌斯王逆旨”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乌斯王逆旨”与明廷迎请昆泽思巴

“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导火索——金字使者在止贡寺后遇劫这一信息来自巴俄·祖拉陈瓦（དཔའ་བོ་གཙུག་ལག་ཕྲེང་བ）所著的《贤者喜宴》（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该书在叙述完大宝法王的南京之行后有一段与“乌斯王逆旨”事件相关的记录，其曰：

后来，虽然皇帝的金字使者又来到西藏，但在止贡寺后面的色如谷（སེ་རུ་རོང）遇劫，而且藏地亦有人进了许多的谗言。之后，明军即将来临之际，帕木竹巴王吉剌思巴监藏（扎巴坚赞）向法王座前连续三次呈文，无依无靠般发出哀嚎，表示将自己的身首奉献，［本人］曾亲见［呈文］。当时，法王因为有大慈悲心，无追求名利、权势之分别心，唯以众生利乐为重，反复［向皇帝］进言［劝阻］，故大皇帝将上师语敕之宝冠奉于头顶，使汉人从来世之苦中得到救护，使藏人从现世之苦中得到救护。总之，［法王］使藏地从明军之毁灭中得救，如此功德难以计量。

这段文字从大宝法王的角度呈现了“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另一个侧面。此处虽未明言“乌斯王”所逆之旨为何，但至少透露出以下两方面的信息：第一，明军就要进藏的原因，与明廷派出的金字使者在乌斯藏遇劫以及藏地有人向使臣报告不利于阐化王扎巴坚赞的内容有关；第二，阐化王危机的化解，是通过大宝法王向明成祖陈情。第二方面涉及大宝法王和班丹扎释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的问题，详于后文，此先讨论第一方面的信息。金字使者是携皇帝圣旨出使乌斯藏执行任务的钦差，“乌斯王”所逆之旨必与此次金字使者承担的使命有关。永乐年间，朝廷曾多次派使团前往乌斯藏，使团多由僧人或中官率领，规模常达四五百人，出使的任务包括巡查边情，迎请各教派领袖和密教高僧入京，传宣圣化，封授、赏赐乌斯藏各地僧俗首领，等等。那么“乌斯王逆旨”发生在哪次使藏过程中？《西天佛子源流录》将此事记于永乐九年，让我们来看永乐九年前后明廷遣使乌斯藏的情况。

《明实录》永乐八年（1410）九月壬辰条载：“遣内官关僧赍书及白金、彩币往西土征尚师昆泽思巴”，此即明廷遣使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的派出记录。藏文史书《江孜法王传》（ཆོས་རྒྱལ་རབ་བརྟན་ཀུན་བཟང་འཕགས་ཀྱི་རྣམ་ཐར）中对该使团到达乌斯藏的情况有如是记载：“阳水龙年（永乐十年），达钦56岁，二月里，因皇帝派来迎请大乘法王的以杨大人为首的金字使者们抵达，为宴请他们而去了巴觉（སྦད་གཅོད）地方，对大人及其随从约500人做了广大服侍后返回。”这里有一个疑问，《明实录》载派出迎请昆泽思巴的使者是内官关僧，而《江孜法王传》中出现的迎请使者是内官杨三保杨大人。陈庆英、罗炤等先生推测明廷先后于永乐八年派出关僧、九年派出杨三保两次迎请昆泽思巴，其依据为《萨迦世系史》（ས་སྐྱའི་གདུང་རབས་ཆེན་མོ）中的一句话，陈庆英等将其译作：“住在北方大国转动大力法轮的国王大明皇帝，从心里产生大敬仰，两次专门遣金字使者前来迎请。”杨天雪已指出，后一个小分句当译作“遣使来迎请，使者来了两次”，这一译法既符合文意，又与史实相符。《萨迦世系史》所载“两次”，是指迎请的使团于永乐九年某月和十年二月两次来到后藏敦请昆泽思巴赴京，而非指两次独立的遣使。综合考虑明廷遣使的情况以及使团在乌斯藏迎请昆泽思巴期间出现的障碍，可知明廷遣使迎接昆泽思巴，仅永乐八年一次，关僧和杨三保二人俱在同一使团中；使者之所以到了两次，是初次迎请昆泽思巴未果，再次前来敦促，其间发生的阻碍与阐化王扎巴坚赞有直接关系，以致“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以下试析之。

永乐初年到永乐十三年（1415）是明廷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形成期。明廷不断派遣使团到乌斯藏巡视、考察，在深入了解各僧俗势力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复遣使团进藏进行封授，以此将乌斯藏各地方势力纳入朝贡体系，同时调整乌斯藏各地方势力间的结构，使其相互制衡，不为边患。已有研究表明，杨三保曾带领一个使团在永乐十年以及更早的时候在乌斯藏巡查，以了解边情，广为宣谕，该使团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返京。根据杨三保所率使团的巡查结果，明廷于同年派出由中官侯显、宋成率领的500人使团到乌斯藏执行多项迎请、封授任务，明廷借此建立起一张与乌斯藏地方僧俗权贵紧密联系的网络。杨三保巡查使团的任务之一即是迎请昆泽思巴前往明廷，关僧是迎请工作的负责人；该使团的出发时间，当与明廷签发关僧迎请昆泽思巴的时间（永乐八年九月）相去不远。

明廷遣使迎请昆泽思巴，是继噶举派噶玛巴得银协巴和格鲁派宗喀巴之后，对萨迦派领袖展开的邀请。尽管昆泽思巴最终前往了南京，但使团迎请昆泽思巴的过程并不顺利。见于昆泽思巴的弟子萨迦宗巴派系创始人宗巴贡嘎坚赞（རྫོང་པ་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1382—1436）所撰《大乘法王广传》中的一段文字，显示出迎请事件的曲折，为我们提供了揭开“乌斯王逆旨”事件原委的重要信息：

要去汉地时，所有僧众都认为（法王）年事已高，此前诸位帝师大多都没有返回，众人心有不安，小心地问道：“去还是不去呢？”法王说：“在你们还没有睡醒之前我就会返回。不必伤心。”……使团来迎请时，（法王）年事已高，并确定有眼疾，然而，迎请的使臣说：“（法王）如不去汉地，帕木竹巴就会遭到（皇帝的）严厉谴责。”（法王）想，汉地的军队确定就要入藏，则无论有什么艰难和阻碍，此次前往（明廷）对众生有利，也是令藏地全境安全的唯一方法。

明廷遣使来迎昆泽思巴时，他已届64岁高龄，更因眼疾而失明，萨迦寺僧众的担忧不无道理。对此，《萨迦世系史》有类似记载：“当时，该寺僧众认为诸位先祖担任皇帝的帝师，大多未能返回本寺，大师年事已高，此去很可能不能返回本寺因而心情异常悲痛，有人甚至痛哭流涕。”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去不去明廷，不仅是昆泽思巴个人的问题，更关系到从帕木竹巴手中夺回萨迦大殿这一对萨迦派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大事。萨迦大殿是帝师八思巴在元朝的资助下命萨迦本钦释迦桑布（ཤཱཀྱ་བཟང་པོ）建立的，是萨迦派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元末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在控制乌斯藏大部分地区时占领了萨迦大殿，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萨迦大殿一直处于帕木竹巴的管理之下。如今明廷邀请萨迦派的最高领袖昆泽思巴入朝，对萨迦派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昆泽思巴可以向明成祖当面请求命阐化王交出萨迦大殿。可以想见，在昆泽思巴令人担忧的身体状况和收回萨迦大殿的根本利益之间，萨迦派的僧众是何等的犹豫不决。

这段引文涉及的另一信息——如果昆泽思巴不前往明廷，阐化王将受到皇帝的严厉谴责，可与《贤者喜宴》所述金字使者遇劫，藏地有人向使者进言，传言朝廷将发兵惩戒阐化王的内容联系起来考查。皇帝派来迎请昆泽思巴的金字使者在阐化王势力范围内遇劫应当是阐化王所为，藏地人向使者告发的正是此事。金字使者遇劫是对明廷权威的挑战，民族文化宫藏《大慈法王传》手抄本中录有一封明成祖致大慈法王的书信，涉及明成祖对一干抢劫金字使者的番僧的处置：

皇帝圣旨

谕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曾有番僧反叛，抢劫上方金字使者，现已逮捕送来京城，按刑律给予了惩处，现将他们送到五台山叩拜，让他们忏悔，如能弃恶从善，可赦免其罪行，剃度为僧人，让他们在北方皇城中诵经做法事，如何？

永乐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乌斯藏距内地道阻且长，明成祖命人将抢劫金字使者的番僧押送至京城惩处，可见这次金字使者遇劫事件的严重性以及明成祖对此的重视。这里所说金字使者遇劫或即是迎请昆泽思巴的使者在色如谷遇劫一事，迎请昆泽思巴的金字使者遇劫在永乐九年到永乐十年，明成祖处置抢劫者是在永乐十三年，其中的时间差可以理解为乌斯藏当地处理抢劫事件以及押送抢劫者前往明廷所需时间。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明成祖对抢劫金字使者事件的严厉态度。

阐化王之所以在明廷迎请昆泽思巴的过程中制造障碍，根本原因在于帕木竹巴和萨迦派在萨迦大殿上的利害关系。萨迦大殿是萨迦派在后藏权力的象征，元末伴随帕木竹巴势力的崛起萨迦派丧失了萨迦大殿的管理权，半个多世纪以来，萨迦派一直致力于夺回大殿而未果。明成祖邀请昆泽思巴前往明廷，对萨迦派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对帕木竹巴而言则是一次严重的危机。此前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前往明廷后被封为“大宝法王”，备受礼遇和殊荣，大大提高了其在乌斯藏的声誉和地位。如果昆泽思巴顺利前往明廷，不仅可以获得类似大宝法王的殊荣，而且极有可能借助中央的权威夺回萨迦大殿，这意味着帕木竹巴在后藏影响力的削弱。后续发生的事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昆泽思巴进京后被明廷封为“大乘法王”，受到的礼遇仅次于大宝法王；另一方面，昆泽思巴从萨迦启程后不久，其施主江孜法王叔侄即在巴觉地方与之会合，共同商议夺回萨迦大殿事宜。在到达明廷后，昆泽思巴请求明成祖令帕木竹巴归还萨迦大殿，成祖允其所奏，于永乐十一年五月八日下诏令帕木竹巴归还萨迦大殿。永乐十六年（1418），在萨迦大殿隆重举行了帕木竹巴正式向萨迦派归还大殿的仪式。正如罗炤先生所言，萨迦大殿管理权的丧失是帕木竹巴政权走向衰落的起点，而帕木竹巴政权的衰落是明朝乌斯藏政局的重大变动。由此观之，无论是昆泽思巴声望和影响力的提升，还是萨迦大殿管理权的移交，都是阐化王不愿看到的结果，其设法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管是萨迦派内部的犹豫不决，还是阐化王扎巴坚赞惧怕昆泽思巴前往明廷将威胁到帕木竹巴在乌斯藏的势力致他或明或暗地从中阻挠，总之，迎请事务受到了阻滞。在迎请工作遇阻后，金字使者再次前往后藏与昆泽思巴及江孜法王叔侄沟通。迎请使团于永乐九年抵达乌斯藏，到永乐十年四月携昆泽思巴离开，在乌斯藏停留约大半年。在此期间，杨三保、关僧等使臣有足够的时间派人向明廷报告阐化王对迎请事务的不配合并收到皇帝的旨意。在使臣再次前来敦促昆泽思巴启程的永乐十年二月之前，杨三保、关僧为主的使者应已向阐化王传达了永乐皇帝的谴责，由此引起阐化王的恐惧。罗炤先生推测杨三保等人假托圣旨吓唬阐化王，恐有不妥；若如是，则后续发生的阐化王之侄等30人随使团赴京向明成祖请罪，以及成祖赦免、遣使安抚阐化王之事等就无从谈起。从迎请的使团抵达乌斯藏，到最后昆泽思巴前往明廷，时间跨越永乐九年到了十年，《西天佛子源流录》将“乌斯王逆旨”一事系于永乐九年，大致合理。

三、班丹扎释在化解“乌斯王逆旨”危机中的作用

《西天佛子源流录》无疑是研究明代汉藏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但在利用它进行研究时我们不能不留意它作为记述性史料的性质。和众多高僧传记一样，《西天佛子源流录》是以班丹扎释为中心的描述，有过度渲染传主神通、能力的一面。就“乌斯王逆旨”事件而言，如果不参诸其他史料，仅按照《西天佛子源流录》的叙述，很容易让人得出班丹扎释消弭了一场汉藏之间的战争云云这样的结论。前引“乌斯王逆旨”相关史料已经表明，其危机的化解涉及多人，诸如大宝法王、班丹扎释、杨三保、昆泽思巴，甚至是明成祖。如前所述，明成祖本无意真正发兵攻取乌斯藏，言明军就要进藏，只是明成祖在金字使者迎请昆泽思巴遇阻后向阐化王宣威的一种手段；既然昆泽思巴最终动身前往了明廷，威慑阐化王的目的亦已达到，就更无派兵攻打乌斯藏的必要。可以说，明成祖最终赦免阐化之罪是顺理成章的事。抛开明成祖和昆泽思巴方面的因素，在此仅讨论该事件中的外部因素，即大宝法王和班丹扎释的作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乌斯王主要求救的对象以及替他向明成祖陈情的主角是大宝法王而非班丹扎释。《西天佛子源流录》细致描摹了“乌斯王”恳请班丹扎释为其分忧解难的情状，对大宝法王仅以“又奉法王慈旨”一语带过，接着说：“佛子引乌斯国王侄代谢其罪，陈说其情，圣心大悦，恩赐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乌斯王罪，不伐其国。”而《贤者喜宴》根本没有提及班丹扎释，言大宝法王“反复［向皇帝］进言［劝阻］，故大皇帝将上师语敕之宝冠奉于头顶，使汉人从来世之苦中得到救护，使藏人从现世之苦中得到救护”，且在下文评价大宝法王时说道：“总之，就像大成就者本人（指噶玛拔希——引者注）为蒙哥汗而驾临，法王亦依妙音［文殊］和导师［佛陀］之事业，专为皇帝之社稷和化解汉藏战争而驾临。”两种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因角度的不同而出现了偏差，罗炤先生将其解释为阐化王连续向班丹扎释和大宝法王发起了求救的信号。此言不差，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在此事中发挥了同等的作用。事实上，《西天佛子源流录》中“又奉法王慈旨”一语不可忽视，这表明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人前往京师向明成祖求情，是奉了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意思，大宝法王才是起主导作用的人物。当时，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刚刚受明成祖之邀前往汉地为明太祖及其皇后马氏举办荐扬大典，创下了后人称之为南京奇迹的轰动效应，进而被加以元朝帝师八思巴曾经拥有的“大宝法王”之号，成了明朝所封第一位法王，可谓恩荣至极。相较之下，班丹扎释初出茅庐，方因其师的关系进入明成祖的视野。“乌斯王逆旨”事件发生时，班丹扎释的身份是奉命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使者兼侍从，由于他住在大宝法王所在的楚布寺，故他应当亲见了阐化王苦苦哀求大宝法王的场景，阐化王情急之下附带着请求他代为陈情也在情理之中。明成祖能赦免阐化王逆旨之罪，主要是考虑大宝法王的情面。附带提及，在乌斯藏，具有宗教影响力的上师经常参与调停地方上的政治、军事纠纷，《贤者喜宴》和《青史》均记载得银协巴曾在18岁时调停过馆觉（གོང་འགྱོ或 ཀོང་གྱོ）附近的一起战事。

其次，班丹扎释作为明廷使者兼大宝法王的信使，在“乌斯王逆旨”事件中起到了沟通和联络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载班丹扎释携带阐化王侄等人前往明廷以及在明成祖释阐化王逆旨之罪后再次派他到乌斯藏安抚阐化王，都是配合明廷主使团完成任务，他并未独自率领一个使团。《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了班丹扎释“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时一路降服强盗、外道前往明廷的过程：

道次遇贼，凶狠无伦，一见佛子，心生欢悦，遂舍恶心，护送佛子数程之地。后至丹麻必哩触江，正值夏月，江水泛涨，渡岸弥没，舟楫无投，贼盗远窥，徒众怆惶，无计可渡。佛子尔时心犹安闲，谓其徒曰：“汝等勿怖，惟专心三宝，必得加护，当以护法施食投于水中。”……时有数老者于佛子前蹲跪，誓云：“我等道流之辈，为乏衣食，故挠害佛子。夕见佛子护法逼迫，极生恐惧，自今已往，于佛教中僧伽之处，再不侵犯。”其后途路遂得宁静，直抵大京，进见太宗文皇帝。

这段记述，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班丹扎释单独携“乌斯王”侄等30人前往明廷，事实上，班丹扎释是与前述杨三保所率巡查使团同行的。《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条载：“中官杨三保等使乌思藏等处还。乌思藏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遣侄劄结等与三保偕来朝贡”，可知班丹扎释和阐化王侄等30人俱在杨三保所率使团中。

在明成祖赦免了阐化王之罪后，又遣班丹扎释前往乌斯藏向阐化王宣传诏旨，赏赐礼品，以示安抚，同时给大宝法王赠送藏文大藏经，此即为班丹扎释第二次出使乌斯藏。《西天佛子源流录》载：

永乐辛卯三月，太宗文皇帝诏佛子至大善殿，修庆赞法事……是年三月，复召佛子至奉天殿，赐织金袈裟、表里、钞贯、定器，仍奉命入乌斯国，传宣圣化。赍持赐大宝法王西番字大藏经……及乌斯王赏赐等……渐次行至乌斯国界，时乌斯国王与其臣属知佛子至，遣使奉迎。将至其国，王自亲迎。至于国内，宣传诏旨，乌斯国王不胜感悦。

正如罗炤先生所说，将此次出使的任务与《江孜法王传》相关内容对比可知，班丹扎释的这次出使，是与永乐十一年侯显、宋成所率使团同行。该使团即前文所述杨三保巡视乌斯藏返回后明廷派往乌斯藏集中封授各地方头目和宗派首领的使团。与此次集中封授对应的藏文记载见于《江孜法王传》：

特别是在这一年中（永乐十一年），皇帝燕王为迎请法主班钦实哩沙哩卜得啰和向乌斯藏许多首领传达旨意［原注：向大乘法王、噶玛巴赠送礼品，为楚布寺运来金顶，给萨迦日托拉让首领封大国师，给（辅教）王送来封王的诏书］，给［法王］其弟封国师，给那塘寺堪钦和乃宁寺堪钦送封为国师的诏书，给霍尔·锁南巴瓦和拉堆洛的劄巴贝送封为司徒的诏书，为装新帕巴香衮的佛塔，为向前藏人送交命其交出萨迦大殿（给萨迦人）的诏书，派遣以侯大人、宋大人为首的五位大人及随从约五百人于本年五月八日从京城动身来藏，于十二月中抵达此间。法王为接受诏书前去颇章孜，迎请大人从春堆（ཚོང་འདུས）前来，于初五日宣读诏书，赐给名号为荣禄（大夫）大司徒热丹贡桑帕巴，并赐给（法王的）弟弟热觉桑波委任为朗钦的诏书和印章，以及礼品等。

由此可知，永乐十一年颁给乌斯藏僧俗领袖的这批诏书中，亦包括了明廷命阐化王归还萨迦大殿的诏书，这与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入朝后的积极争取不无关系。明廷这次对乌斯藏的大规模集中封授，是明廷“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班丹扎释作为该使团的重要成员，参与和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四、结语

“乌斯王逆旨”事件是发生在明廷与乌斯藏地方势力帕木竹巴阐化王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该事件的起因是明廷迎请后来所封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并非有学者认为的因萨迦和帕木竹巴因萨迦大殿而引发的冲突。“乌斯王逆旨”危机的化解，大宝法王起了主要作用，班丹扎释在此事件中发挥了沟通和联络的作用，他应当是带着大宝法王替阐化王说情的信件去见明成祖的。在解除了阐化王的危机后，班丹扎释又奉命前往乌斯藏安抚阐化王并巩固明廷与大宝法王之间的关系。班丹扎释携阐化王侄赴京陈情以及入藏安抚阐化王，都是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是明廷“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环节。

本文以考证《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载“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原委为例，以此彰显语文学的方法对于《西天佛子源流录》研究的意义，即要充分发挥该书在研究明代汉藏政治文化方面的价值，须将其中涉及的人、事、物置于明代汉藏政治文化交流的整体视野下，对其文本进行精细的、多维度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