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彬：论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论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杜永彬

作者简介：

杜永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对指导新时代的藏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思想为宗旨，以新中国70多年的藏学研究成果为依据，注重涉藏研究的民族因素、区域因素和治理因素，从4个视角探讨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一、中国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二、西藏与其他涉藏地区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三、藏族和其他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四、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藏学；藏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主线，对指导藏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于涉藏领域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据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查询结果显示，2018—2021年年初，涉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报刊文章和学术论文共有16篇，新创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也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涉藏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注重”：注重指导思想、注重区域因素、注重民族因素、注重治藏因素。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思想，以新中国70多年的藏学研究成果为依据，分别从指导思想、区域因素、民族因素、治藏因素等视角探讨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十分注重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方法论体系应当有3个层次，即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唯物辩证法、一般的科学方法论（中间层次）、藏学的具体方法论。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藏学研究者形成对涉藏地区的认识、形成学术观念和提出学术观点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中国人的西藏观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藏学专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时代党中央的治国方略、治藏方略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为遵循，承担“两个服务”的神圣使命，以“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为出发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潜心钻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中国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形成了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且对推进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民心凝聚、宗教和顺、生态平衡和治理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促进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藏学专家认识到，促进涉藏地区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涉藏地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涉藏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使各民族人民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是中国藏学研究的宗旨和中国藏学专家担负的神圣使命。

不同的藏学研究指导思想，得出的学术观点和认识具有本质的区别。在西方藏学界，一些藏学专家在研究西藏和藏族时，只关注西藏的民族特点，忽视西藏的区域特点；只注重西藏同内地的差异、藏族同其他民族的不同，忽视西藏和中原及内地的共性，忽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古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忽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必然导致对西藏、藏传佛教的神化和想象，对新西藏的巨大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的误读甚至诬蔑。

（二）藏学研究方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藏学与国外藏学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相同性，又因历史文化差异和国情不同而存在明显不同，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中国藏学专家既遵循一般的科学方法和藏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又十分注重涉藏地区研究的民族因素、区域因素和治藏因素，并注重藏学研究的“三维视野”。

第一，遵循通用的研究方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地理学、生态学、医学、天文学、历算学等）；利用多语种的文献和材料，如藏文、汉文、蒙古文、满文、英文和其他西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日文、印地文、梵文等文献和档案；采用多种研究方式，如实地调查、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

第二，注重涉藏地区的3个因素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藏学专家研究藏学，注重民族、区域、治藏3个因素，涉藏地区皆为中国领土的地理单元，涉藏地区的藏族和其他民族都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自元朝以来涉藏地区都为中央政府治下的行政区域。相比较而言，国外藏学界尤其是西方藏学界，把涉藏地区的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混为一谈，对中国涉藏地区的研究和认识，主要关注民族因素，忽视区域因素和治藏因素，由此导致其在看待涉藏地区和藏族与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时，只看到特殊性和差异性，看不到普遍性和共性，有意无意地把作为地方名称的西藏等同于民族名称的藏族，进而混淆西藏和涉藏地区，把只是一个行政单元的西藏，等同于整个涉藏地区，甚至别有用心地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称为所谓的“供施关系”。

第三，注重藏学研究的“三维视野”中国藏学研究注重涉藏地区视野、中国视野和国际视野：一是注重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历史和区情的研究及认识；二是注重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国情的研究和认识，注重对中央政府的治国方略、治藏方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等的研究和认识；三是注重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对国际涉藏问题的历史和态势的研究和认识。然而，在国外尤其是西方藏学界，由于大多数藏学专家都不懂汉语文，难以利用汉文文献、档案和相关藏学论著，也就难以理解中国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中国历史发展逻辑、中国的国情和新中国的治藏方略，导致一些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神化和想象、对新西藏和新中国治藏方略的误读，制造出所谓“供施关系说”“满蒙非中国说”“西藏独立论”等无稽之谈。显然，缺少中国视野是国外藏学尤其是西方藏学的一个硬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藏学研究人员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研究、对藏族和其他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对历代中央政府治藏和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研究，充分发挥了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二、西藏与其他涉藏地区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注重涉藏地区的区域因素与区域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人员在对西藏加以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川、青、甘、滇涉藏地区的研究。新中国70多年的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促进涉藏地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西藏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70多年的西藏研究，在西藏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西藏历史和考古研究，如《西藏通史》（8卷）和《昌都卡若》等，深化了对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西藏历史和现状以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认识，揭示了西藏的远古文化受到中原远古文化的影响。通过研究血型、蛋白质等多种遗传标记，并从分子遗传学角度对比分析基因结构，人类遗传学家已经证实：现代汉族和现代藏族的先民，同出于共同的远祖。语言学家通过对词汇、语法、语音等重要语言要素的大量对比分析，认为藏语和汉语之间内在地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世界语言学研究上，将它们共同划归为汉藏语系。考古学家通过对西藏的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得到多学科研究成果有力支持的结论认为：西藏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与黄河流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共同文化因素；西藏古代各期考古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同期文化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西藏与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西藏政治和法律研究，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来，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被废除和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新西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的西藏政策和新时代治藏方略对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民心凝聚、宗教和顺、政治昌明、生态平衡和治理现代化的巨大效力；探讨了西藏法规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揭示了西藏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国外涉藏研究，探讨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历史和现状，“西藏问题”的由来与根源，西藏各族人民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的斗争历史，当代国外“藏独”势力、西方反华势力和海外民族分裂势力打“藏独牌”“西藏牌”和“分裂牌”的图谋，阐明了西藏各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分裂斗争。西藏文化、艺术、教育和体育研究，探讨了西藏文化、艺术、教育和体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和特点，西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与祖国其他地方艺术的交流和交融，揭示了西藏文化、艺术、教育和体育是中华文化、艺术、教育和体育的组成部分。西藏宗教研究，探讨了西藏地方藏传佛教和其他宗教并存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藏传佛教对民间宗教的影响和民间宗教对西藏社会和民众的影响。西藏经济研究，探讨了西藏经济的历史和发展变化，西藏与其他涉藏地区和民族地区及祖国内地的经济交流，茶马贸易对西藏和内地经济的影响，揭示了新西藏的经济建设成就，全国支援西藏、西藏的民生改善、小康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西藏科学技术研究，探讨了西藏的科学技术的历史和发展变化，科学技术对西藏社会发展和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揭示了西藏的科学技术与祖国其他地区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影响。西藏的地理和生态研究，探讨了西藏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历史演变、特点和规律，对西藏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论证了作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一部分的西藏高原的地位和影响，认识到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二）其他涉藏地区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其他涉藏地区的研究，主要研究川、青、甘、滇涉藏地区。70多年对其他涉藏地区研究，无论是在传统的康区研究和安多研究，还是在现代的川、青、甘、滇涉藏地区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大量成果，探讨了这些地区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这些涉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西藏与其他涉藏地区研究，从区域因素的视角揭示了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客观事实。

三、藏族和其他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注重涉藏地区的民族因素与民族关系研究。新中国70多年的藏族和其他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促进涉藏地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藏族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藏族研究与西藏研究和其他涉藏地区研究，既存在密切联系，又具有明显区别：西藏和涉藏地区研究是区域研究，藏族研究是对涉藏地区的单一民族藏族的研究。藏族语言文字研究，探讨了藏文和藏语的历史和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藏文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的历史和演变，藏文藏语同汉文汉语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如藏文藏语中的汉文借词等），藏文藏语同祖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如藏文与蒙古文、满文等文字的关系）。藏族文化和教育研究，探讨了藏族文化和教育的历史和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藏族文化和教育与祖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影响，揭示了藏族文化和教育是中华文化和教育的组成部分。藏族史学和学术史研究，探讨了藏学的起源和发展、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的关系，藏学与其他民族的学术交流和影响，新中国藏学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揭示了藏学是中华民族学术史和中国学术史的认识。藏族文学研究，如《藏族文学史》和《格萨尔》史诗的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等，探讨了藏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汉族文学作品在藏族地区的流传和藏族文学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藏族艺术史研究，探讨了藏族艺术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藏族艺术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艺术的交流和交融。藏族宗教和哲学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对勘本、《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藏传佛教思想史纲》等，探讨了苯教、藏传佛教和藏族哲学的历史、变化、特点和影响，藏族的宗教和哲学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宗教和哲学的交流和交融，揭示了藏传佛教中国化发展演变的历程。藏文古籍的整理、翻译、研究和出版取得了众多成果，如“五明精选丛书”，《先哲遗书》《噶当文集》《萨迦五祖文集》等，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华大典·藏文卷》，推进了藏文典籍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保护和传承了藏族传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藏族政治、经济、社会研究，探讨了藏族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结构和性质，藏族经济与西藏和涉藏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交流，深化了对藏族社会变革的必然性的认识。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手工艺研究，探讨了藏族的医药学、天文历算和手工艺的历史和发展演变及其对藏族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揭示了藏医药、天文历算和手工艺与中原医学、天文历算和手工艺的交流，以及中医药、天文历算和手工艺对藏医药、天文历算和手工艺的影响。

（二）涉藏地区的其他民族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涉藏地区除了主要居民为藏族之外，还生息繁衍着汉和羌、纳西、蒙古、门巴、珞巴、傈僳、普米、回、土、撒拉、裕固、锡伯、彝等十多个民族。70多年来，中国藏学专家在对涉藏地区的藏族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涉藏地区其他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深化了对涉藏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语言文字研究，深入探讨了涉藏地区的羌族、纳西族、蒙古族、土族、彝族等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历史和发展变化及其特点，涉藏地区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与藏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揭示了涉藏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与汉族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于发展历程和生存环境不同，涉藏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与其他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学术界对这些语言现象还缺少研究。其他宗教研究，探讨了涉藏地区传播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汉传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历史和发展变化及其对民众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揭示了这些宗教与祖国其他地区宗教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研究，探讨了羌族、纳西族、蒙古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揭示了涉藏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与祖国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和互鉴。相关汉文和其他文字古籍的整理、翻译、研究和出版成果，如历代中央王朝关于藏族的文献和档案、蒙古文涉藏文献和档案、满文涉藏文献和档案、梵文贝叶经等，为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档案材料，体现了汉族和其他民族对西藏和藏族的描述、记录、研究和认识，揭示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治理。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迄今还缺少对涉藏地区汉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

（三）民族关系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民族关系研究，涉及涉藏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区域、祖国其他地区等的各种民族关系。7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深入开展了涉藏地区的民族关系研究；推进了涉藏地区与藏传佛教传播区域的民族关系研究，如内蒙古、新疆、山西五台山、北京、河北承德、四川成都、东北地区（黑、吉、辽）、云南丽江、沿海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等；加深了对藏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深化了对涉藏地区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和睦共处、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以及同祖国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认识。学术界还对独特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区域“藏彝走廊”和“藏羌彝走廊”进行深入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研究，探讨了涉藏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发展变化和交流交融，如《大唐西域记》的藏文翻译、吐蕃马球传入长安，《格萨尔史诗》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等，阐述了涉藏地区的文学艺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民族关系，揭示了涉藏地区各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宗教关系研究，深入研究了涉藏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在蒙古族、满族、纳西族、土族等地区的传播，涉藏地区的关公信仰，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汉传佛教等之间的宗教关系以及相互交流和影响，揭示了涉藏地区的各种宗教与祖国其他地区传播的宗教的交流和互鉴。内地建立的藏传佛教寺庙，既体现了汉藏佛教交流，也是汉藏建筑艺术相互影响的见证。与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对涉藏地区不同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薄弱。不同民族的经济关系研究，探讨了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关系和相互影响，如清代西藏藏族与新疆维吾尔族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关系，揭示了涉藏地区经济与祖国其他地方的经济交往关系和相互影响。不同民族的科技关系研究，如藏医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学术界对涉藏地区的民族关系的研究还较薄弱，有待加强。

涉藏地区的藏族和其他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阐明了涉藏地区的藏族和其他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对加深有关涉藏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认识，对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注重党在涉藏地区的治藏因素与方略研究。藏学专家十分重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治理，以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

70多年来，中国藏学界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领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仅从断代的视角研究了各个朝代和中央政府对西藏和涉藏地区治理的历史，而且从通史的视角探讨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治理的历史，深化了对中央政府治藏的历史和发展演变及现状、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和其他涉藏地区实行了有效管辖的认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和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进行的有效治理。

同时，中国藏学专家也致力于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如《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和《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等，深入探讨了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和发展变化，深化了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认识，阐述了西藏地方和其他涉藏地区与历代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及其历史演变，阐明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和其他涉藏地区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管辖，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对促进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宗教、生态发展和治理现代化的巨大作用。

当然，西藏与其他涉藏地区研究、藏族和其他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研究，是藏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整体，作这样的划分是相对的，这正是中国藏学注重区域因素、民族因素、治藏因素的特点之所在，也是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的体现。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广大藏学专家的潜心研究和辛勤耕耘，中国藏学研究人员在西藏与涉藏地区、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中国特色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形成了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且深化了对西藏与其他涉藏地区的区域特点、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特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和治藏特点的认识，深化了对藏族的历史和现状、涉藏地区与祖国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新中国的西藏政策和新时代中央的治藏方略的认识，深刻认识到藏族同涉藏地区的其他民族和祖国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源远流长，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藏族同中国的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阐明了“西藏问题”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探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揭示了中国藏学研究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外来分裂、捍卫国家安全，促进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繁荣、宗教和顺、生态平衡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藏学研究注重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注重涉藏研究的民族因素、区域因素和治藏因素，充分发挥了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