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红等：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西藏汉语文习得和使用的发展历程

【内容摘要】汉藏民族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唐代吐蕃贵族赴内地学习汉语文、自唐以来大规模的汉译藏活动、考古发现的汉藏对音资料及藏汉双语文献、元明清时期藏族社会各阶层使用汉语的情况，无不昭示着：藏族人民习得汉语文的现象在历史上不曾断绝。在当今时代，伴随着西藏双语教育的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但是，西藏社会的语言习得与使用仍然存在区域、人群等方面的差异，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探讨西藏汉语文习得与发展的历程，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服务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西藏；汉语文；藏语汉借词；双语现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作者简介】王宝红，陕西宝鸡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汉语词汇。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西藏三江流域藏语康方言比较研究”（项目号：20BYY20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22）04-0078-07

已有研究成果显示，无论从历史、考古、分子遗传学或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都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汉藏民族同根同源。汉族与藏族大约在5000年前分化，汉语与藏语是由史前的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有同源关系。据初步统计，目前经学界考证的汉藏语同源词或准同源词约有3000对。从原始祖语分化以后，汉语和藏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亲属语言。早在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与中原文化进行着直接的沟通和交流，中原文化对青藏高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青藏高原文化的发展。伴随着文化上的交流，藏族人民已经开始习得和使用汉语文，这方面的情形在历史文献中记录甚繁。藏族人民习得汉语文的传统在历史上不曾断绝，这就为当代西藏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的深入推广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论述。（说明：下文第二部分汉语词前后的语音标记为藏文的拉丁转写形式。）

一、藏族人民学习和使用汉语文的历史

（一）唐代吐蕃贵族学习汉语文的热潮

青藏高原各族先民与祖国内地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公元7世纪前叶吐蕃王朝建立，唐蕃之间使臣往来、王室通婚、会盟等，使得双方的联系空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唐蕃双方使臣往来约二百余次，使臣人数达五十至百余人，并留居对方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吐蕃与唐两次和亲，其间大批内地人员入藏，他们在日常交往中使用汉语，为汉藏语言文字的紧密接触提供了有利条件。吐蕃赞普派遣贵族子弟赴内地学习汉语文，学习内地的文献典籍和治学方法，前后历经四十余年，为吐蕃培养了一批精通汉语文的官员。这些人员中，如吐蕃使臣仲琮，“为吐蕃大臣，咸亨三年，吐蕃遣仲琮来朝。先是，仲琮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至是，帝召入赐宴，甚优礼之。”迎接金城公主入藏的吐蕃使臣明悉猎汉语文造诣精深，在景龙四年与中宗君臣的柏梁体联唱中，当场吟诵出联句的最后一句“玉醴由来献寿觞”，非常得体。那些在唐朝为官的吐蕃人“服改毡裘，语兼中夏。”“语兼中夏”意即兼通中原地区的语言，也即通晓汉语。

吐蕃使臣也积极学习汉语文。迎接文成公主时，“吐蕃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汉语”。吐蕃又聘请汉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与唐朝往来的文书，吐蕃官府中常有精通藏汉两种文字执掌文书的人，一些文书用汉文写成。唐时有不少汉文典籍传入吐蕃，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不少书籍，其中“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金城公主入藏时，将“各种工巧明书籍……皆携至西藏”。开元十九年，吐蕃使者代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玄宗“制令秘书省写与之”。穆宗长庆时，唐朝使臣“韦休符之使西番也，见其国人写定《商山记》于屏障”，吐蕃人家把当时文学家冯定的《商山记》写到屏幛上，可见当时汉族文学家的作品已经在吐蕃人中有了一定影响。唐时吐蕃人对学习汉语文与汉文化是十分重视的，学习汉语文的风气也十分浓厚。这些都有利于藏汉两族的友好往来，也为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大规模的汉译藏活动

早在唐朝时，吐蕃人就开始从中原大量引进并翻译佛经、天文历算和医药等书籍。赤松德赞执政时，曾请汉僧到吐蕃翻译佛经、从事佛教活动，吐蕃也有一些佛经译师从事汉译藏的工作。这一时期，不少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论语》等与其他汉文史籍被翻译成藏文。藏族译师们还把内地的民间文学作品翻译过来，如孔子项橐相问的故事，在唐代以来由中原传至敦煌、吐蕃等地，在敦煌藏文写卷中就有16个汉文抄本和三个藏文抄本的《孔子项橐相问书》。从汉文译入的佛经译著数量更大，唐时吐蕃编撰的大藏经中就包含译自汉文的34部经典。在元朝至元时，《新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被译成藏文，其译文被藏文史籍《红史》吸收。在清代乾隆年间，汉语名著《大唐西域记》也被译为藏文。这些不同时代的译著，丰富并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

元朝政府召集吐蕃佛教学者同汉族等民族学者一起进行规模宏大的佛经核对勘察工作。翻译的前提是要精通汉语文，译经活动促进了汉藏语言的相互学习，造就了一批汉藏语言兼通的人才。西藏高僧八思巴精通藏、汉语，另一天文历算学家康巴噶逻亦精通汉语文。清乾隆时期，三世章嘉国师通晓多种语言，翻译了诸多汉语佛教经典。翻译必然伴随藏、汉两种文字的交流。自吐蕃时期以来形成的重视翻译汉文历史文献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三）考古发现的汉藏对音资料及双语文献

从考古发现来看，吐蕃时代藏汉民族交往主要在西北一带。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中有不少藏文写卷，学者们从中发现了唐时吐蕃编写的《蕃汉字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吐蕃人学习汉语文的字典。唐代后期，吐蕃占据河陇地方近百年（763—851），形成汉藏民族杂居的局面，为汉藏民族民间层面语言上的相互学习创造了条件。出自敦煌千佛洞的藏汉对照词语残卷，收录藏汉对照词语175条，每个词条藏语在前，汉语在后，汉语词用藏文标音。敦煌文书中还有汉藏对音的《千字文》残卷及《藏汉对音词语》《汉藏对照词汇》等珍贵文献。2006年出版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从18种原始文献中收集对音汉字1432个。这些资料是吐蕃人占据陇右、敦煌时期学习汉语的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汉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相互学习、交流的深刻程度。此外，在西域的考古资料中也发现大量藏汉双语文献，使用藏语的藏族人对汉语的习得和使用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

（四）元明清时期藏族社会各阶层使用汉语的情况

13世纪中期，西藏正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中央王朝在西藏实施括户、分封、置驿等管辖举措，大批政府官员、戍军、商贾、技工入藏，并长期定居，促进了藏汉通婚，形成血缘与文化的交融。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明代安多或康区藏族中，有一批兼通藏汉语言的民众，充任通事舍人的职务，在朝廷与西藏的联系中起到沟通交际的作用。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清廷在西藏派有驻藏大臣，内地赴藏人员逐渐增多。清代各类文献记录了不少藏族各阶层人士使用汉语文的情况。乾隆年间，西藏士人恭格班珠尔能写汉文诗，曾与入藏办理军务的清廷官员孙士毅吟诗唱和，留下了两首汉文诗作。

清代笔记也记录了藏族平民通习汉语的情况。据《灯窗丛录》载：“康熙末，常熟杜昌丁入藏，过澜沧百里，其部落曰狜猔，有小女名伦几卑者，聪慧明艳，能通汉语，昌丁来往屡住其家，见辄称木瓜呀布。”其中的“狜猔”即今古宗，为吐蕃后裔，这则材料反映的是藏族平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的情形。出于信息或经济交流的需要，接邻四川的藏族民众通晓汉语者不乏其人。据《西藏纪述》载：“民人稠密，汉番杂处……近年番民多习汉语，南接里塘，乃西藏经由大道……土司扎什朋楚通汉语……”《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四载：“惟瓦寺土弁格特布虽不能书写，而通晓番话，兼能汉话。”清末驻藏大臣有泰在驻藏期间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些藏族平民使用汉语的细节。如：“早发察竹卡……行卅里旗子坡，自下帐房早尖，即有三十六族原岳威信公所留番（装）[庄]谓之三六村，通汉语。”又：“旁有通汉语番子，将此话一传，番众即赶去。”“山南王子见余下马请安，颇似汉人，问以汉话，答亦明白。”“此处（按，指打箭炉）习汉语者甚多。”与汉语在西藏使用的情况相比，汉字的使用则甚少，“致达赖喇嘛信件，彼处竟无识汉字者。”在藏戏传统剧目《苏吉尼玛》中，国王达唯森格乘船渡海时，两个船夫身着清代侍从兵勇服装，说着夹杂有汉语词的藏话相互逗笑，进行摆渡舞蹈表演。这一戏剧情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在清代西藏社会的流行程度。

自元代以来，打箭炉位于康区汉藏中间地带的中心，是川藏大道上重要的商埠、汉藏贸易的场所。在这里，汉藏两族人民相互接触交融，出现了精通汉藏双语充任汉藏贸易中介的青年女性，这在清人李苞的《炉城即事》诗中有记载。在青藏高原东部，汉藏语言长期深刻接触，产生了一种混合型语言——倒话，其词汇来自汉语、语法结构来自藏语。这是自18世纪早期以来，进入康藏地区的汉族军人与船夫及零星汉人与当地人联姻后，在家庭语言交际中产生的一种杂糅汉藏语言特征的混合语。

总起来看，藏族人民习得、使用汉语文的现象，在西藏社会发展史上不曾断绝，尽管各个时期西藏通晓藏汉双语、双文的人只是极少数。

二、藏语中的汉语借词

在汉藏两族长期的密切交往中，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传入西藏，藏语也借用、吸收了不少的汉语词，大大丰富了藏语的词汇。自七世纪藏文始创，藏语中的汉语借词（以下称为“藏语汉借词”）被藏文记录下来。

（一）藏语汉借词的概况

历史文献中沉淀下来的藏语汉借词反映着不同时代藏、汉民族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交往、交流的具体内容。20世纪初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历史上的藏语汉借词现象，产生了不少成果。

1.藏语汉借词的专题研究成果

劳费尔考证了藏语中的29个古汉语借词，又依据古辞书与碑铭等材料，确定了元代至民国初年借入藏语的77个汉语借词。有藏族学者认为，苯教的一些术语如藏文bon（苯）是“卍”字的汉语音；苯教祖师敦巴辛绕的辛（g-shen）字可能是仙、圣或神字的读音。据此推断，汉藏文化史则可能上溯至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向柏霖基于敦煌藏写汉文献，认为藏文词wa（狐狸）是上古汉语“狐”字的借音，藏文me long（镜子）是上古汉语“铜”字的借音，他把54个中古汉语借词划分为中古早期、中古中期与中古晚期三个层次进行讨论。《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看汉藏两民族的亲密关系》一文记录唐代至解放前出现的藏语汉借词近120个。《汉音藏语由来之管窥》把西周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藏语汉借词分为政治、军事、宗教等七类，共列举133个词。

2.藏语汉借词研究的零散资料

今人汉译整理的部分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汉藏对照文献以及碑铭石刻、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中，也有零星的借词资料。如厄eg，鳖phevi，亥戌hevi shivi，黑帝子hig te ce，星宿shin shu，鸠鹿kyevu sha，大厄eg che，小厄eg chung。立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的《唐蕃会盟碑》，其中一些人名、地名和官衔名称，使用了汉语音译的形式。

明清藏文档案的汉译本如《噶厦日志铁兔年1831》，在译注部分讨论了一些藏语汉借词。研究西藏历史的著作，如《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一书，提到的藏语汉借词有：硙mchig，釉子g-yu rtsi，连枷rgya dbyug。

3.民族语辞书中的藏语汉借词

成书于1476年的藏文辞书《丁香帐》，从藏文字形厘定前的部分佛经中摘取新旧词语1000多条，其中出现的藏语汉借词如丞相phyin sang，黄蜡hung la，桌子cog tse，样子gyang tse，藏红花as man，蒸饼cing phing等，一经借入就融入藏语词汇，以致于人们常把这些词视为藏语古词。《西番译语》是明清两代官方编纂的多种番汉对译辞书《华夷译语》中的一种，其中的《草地译语》是明永乐年间（约15世纪初）四夷馆所编，记录的是比较古老的安多藏语形式，其余九种《译语》编写于清乾隆间（18世纪中叶），其中的《松潘译语》《象鼻高山译语》属藏语安多方言的农区话，《木坪译语》《打箭炉译语》《木里译语》记录的是甘孜州一带的康方言。《西番译语》共收词700余条，每个词项配有藏文和汉字对音。词目内容以当地生活中的常用词为主，其中保存了一批藏语汉借词。《五体清文鉴》是清代官修的满、藏、蒙、维、汉五种文字对照分类辞书，其中所保留的藏语词是近世藏语（14—17世纪初）的代表，其中的藏语汉借词有200多条。另有《藏汉大辞典》与《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所收词语大多使用于1949年以前，其中也收有藏语汉借词。

（二）藏语汉借词的特点

1.藏语汉借词的文献分布及借入途径

藏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大致分布于敦煌吐蕃文书、写卷、史书、笔记、碑铭、简牍、辞书等文献中。从借词的语音特征看，部分藏语汉借词的语音保留着上古或中古汉语的语音特征，有些词还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汉语方言的发音特征。一些藏语汉借词在藏文里有两种以上书写形式，如：cing ping（蒸饼），mog mog（馍馍），“蒸饼”是中古汉语的词，在明代以来逐渐被“馍馍”一词取代，藏文中的这两个词形是不同时代的借词。大部分藏语汉借词是直接借用的，有些则是辗转借入，如yam bu（元宝），是从东突厥语中传入藏语的。自唐五代始，西北方言词及其发音被借入藏语，一直延续至清代。如yivu shang（油香）指油饼，man chil tse（面切子）指面条，这些指称西北一带面食名称的词语很早就被藏语吸收。自明代以来，藏语也吸收了一些四川话的词语。

2.词语借用的方式

从借词方式看，藏语汉借词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全借词。这是采用音译法借用整个词形，如公主kong co，笔pir。音译时，也会适当增减构词成分，如：玉gyang Ti，是“羊脂”的音译，羊脂即羊脂玉，白玉，音译略去了“玉”。个别词条音译与意译词并存。如《五体清文鉴》中葶苈thing le，ngar yakan，第一个词形thing le是“葶苈”的音译，第二个ngar yakan是藏语意译。第二，半借词。即半音译半意译的词。一些藏文词语在表述内地常见事物时，采用半音译半意译的方法。如荠菜 ki tshod，其中ki是“荠”的音译，tshod是藏文意译，“菜”义。第三，音译兼意译词。是指兼收汉语词的读音与意义，是音译与意译的叠加。如《象鼻高山译语》中有“文官，pev shun dpon po red百姓奔不里”的词条，“百姓奔不里”是“文官”的藏语对音，“百姓”是音译，“奔不里”是藏语意译，“官”义，意译是对音译的补足说明。第四，合璧词。这是由两种以上语言成分合成的借词。如《五体清文鉴》中“护卫wang gi sgovi khva”，wang是“王”的音译，gi是表领属关系的藏语助词，khva是满语音译，“侍卫”义。总起来看，唐宋时期的藏语汉借词以全借词居多，明清以来藏语吸收汉语借词的方式灵活多样，出现了半音半意、音意兼译及汉藏合璧词等方式。

3.借词的意义偏向及传承情况

根据我们对上述各类文献以及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的详细考察，得到千余条藏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从词义上看，藏语汉借词以名物类词居多，有称谓、饮食、器物、服饰、医药、动植物、建筑、文化等小类，范围较广；动作行为类词偏少，性状类词几乎没有。每个时代都有一批汉语词被藏语吸收，并在藏语中扎下根来。这些藏语汉借词或单独使用，或作为构词语素与藏语自源成分结合形成新词。有些借词后来则被藏语自源词替代。随着时代变迁，藏语中的古汉语借词有些仍在使用，有些则已退隐。

三、西藏汉藏双语教育的发展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

（一）汉藏双语教育的发展

1.藏汉双语教学的萌生

在西藏，藏族人民通过学校教育途径学习汉语文的方式出现较晚。1906年，张荫棠在藏期间提出广设汉文学堂、创办汉藏文白话报等设想。1907年，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设立汉文传习所，入学的藏族子弟有20人。联豫的办学范围从拉萨逐渐推广到贡布、达木、山南等地，共设立16所学堂。民国政府曾在拉萨和昌都等地创办学校，其中以1938年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开办的国立拉萨小学较为有名。这所学校开设的课程中有汉语文的国语注音字母和千字文课，学生毕业时，会使用藏汉双语。这些努力，使得西藏地区习得和使用汉语的人数略有增加。

2.藏汉双语教学的稳定发展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政府在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地创建立了一大批小学，接受汉语教学的人数开始增加。各种夜校、训练班的举办，激发了藏汉居民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热情。与此同时，大批藏族青年开始进入内地高校学习汉语文及其他专业知识。20世纪80年代后，西藏的大中小学均开展汉藏双语教学。1994年，《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颁布以及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均明确规定了汉语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经过多年实践，到20世纪末，西藏逐步建立起藏汉双语教学体系。

（二）藏汉双语现象的发展与汉语的普及

自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大批内地工人、技术人员、知识青年等先后进入西藏，援助当地的各项建设。在建设新西藏的过程中，汉语文作为传授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际工具，在藏族民众中得到广泛运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藏汉两个民族亲密无间的合作共处中，西藏的藏汉双语现象开始出现。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先进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藏汉双语成为提高西藏文化、科技发展水平的有力工具，掌握藏汉双语的人数不断增多，其中青少年成为多数，西藏的主要城镇也由单一语言社会逐步向双语社会过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广播电视普及率的提高、双语教育的全面实施、经济形态的转变等，西藏的双语现象逐渐增多，并出现向汉语一端倾斜的发展趋势，汉语的普及率进一步提高。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的推广

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推广的历程

200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西藏自治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出台的各项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005年，西藏自治区国家语委成立，同年开始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全区1300多名教师、学生和公务员获得普通话等级证书。此后，西藏各地相继推广普通话培训测试，在全区创建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开展城市语言文字评估、中华经典诵读等活动。这些举措规范着西藏的社会用语用字，促进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的深入推广。

2019年，西藏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列入各县政府重要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并建立起推普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验收制度，2020年全面完成了全区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目前，西藏的推普工作又与全国的对口援藏项目对接。总之，在西藏的语言生活中，汉语的使用日益广泛，藏汉语并用成为西藏语言使用的基本格局，西藏的推普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2.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西藏的普及程度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社会基本普及。”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西藏的普通话普及率仅为16.1%；2017年国家语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西藏的普通话普及率为30%。上述普及率的取样基本上以市、县为主，调查取样中农牧区的样本代表性不足。2021年7月，我们在西藏山南乃东区及措美县与浪卡子县选取7个经济发展较好的村落，调查了195名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现状，结果显示，普通话普及率为44.1%，汉字普及率为24.1%。如果扩大调查范围，普通话及规范汉字的普及率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数据。受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信息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目前西藏的普通话普及率较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社会氛围相对薄弱，距离《规划纲要》的目标有很大差距。

至2019年年底，西藏全区74个县（区）均已实现脱贫摘帽，随着西藏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西藏旅游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聚集以及外来人口的增多，西藏的藏汉双语使用现状将会不断发展。从西藏各地兼用汉语的情况来看，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城镇，汉藏语言的接触较为密切，汉语文已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和认同；在农牧区，仍是单一的藏语使用模式。从整体上看，西藏社会汉语言的习得与使用仍然存在区域、人群、途径、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2021年12月，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联合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10个百分点，接近或达到80%的基本普及目标。在未来几年，西藏的普通话普及率要达到这个目标，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认同建构论认为，语言表达且建构着认同。在历史上，藏民族习得和使用汉语文的过程，也是文化的长期交流、血缘交融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文化心理认同的一个过程。在当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从心理上、情感上和价值观上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文化纽带，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习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关系到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历史的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挖掘、梳理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藏民族习得汉语文的历程与历史细节，对于今天在西藏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以及强化推普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