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朱丽霞：五台山信仰与清代藏民族内向心力的建构

2022年12月6日晚7点，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朱丽霞教授以“五台山信仰与清代藏民族内向心力的建构”为题发表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学术演讲。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举办的“明清时期的藏族与中国边疆”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熊文彬教授主持。

此次讲座从五台山信仰增强藏民族内向心力的机制、文殊与皇权相结合的逻辑进展过程、五台山信仰对藏民族在宗教意义上内向心力的建构情况等方面阐述了五台山作为中华佛教圣地所产生的地缘凝聚力。

讲座伊始，朱丽霞教授对“内向心力”这一学术语言作了解释。“内向心力”指的是边疆民族对位于内地的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认同和归向。紧接着朱丽霞教授依次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讲述：

一、五台山信仰增强藏民族内向心力的机制

五台山信仰推动藏民族内向心力的建构的逻辑起点是清代国家力量的参与——清王朝对于藏民族五台山信仰的走向是有控制和引导的，国家在场是理解清代藏民族五台山信仰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代五台山信仰的发展是国家边疆治理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纯粹的宗教信仰问题。

清朝十分重要的一个政策是“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里“兴黄教”并非主要指在西藏兴黄教。事实上，清政府在统治的中心区域因地制宜地开发了新的藏传佛教中心，包括北京、五台山和承德等地。这些新宗教中心的兴起使得蒙藏力量的结合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清政府在五台山兴藏传佛教时也采取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行动：

一，历代帝王在巡礼五台山时，多数驻跸于藏传佛教寺庙中，以世俗权力引动宗教风尚。这个行为一方面增加了这些寺庙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由于清朝皇帝们巡礼五台山的时会携带蒙藏高僧、地方首领和贵族同行，也向外界传递其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对藏传佛教道场的虔敬；此外，清朝皇帝在巡礼五台山期间，往往会给予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首领、寺院大量赏赐，这为五台山成为内地藏传佛教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重修或者新修了许多“纯粹”的藏传佛教寺庙。这有利于增加蒙藏民族对这些寺院的信仰，对将五台山打造成中原腹地的藏传佛教中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提升常驻五台山的章嘉呼图克图的地位。清政府对章嘉呼图克图地位的提升，使得整个章嘉呼图克图系统的活佛，特别是章嘉呼图克图二世和三世成为了清代政治地位显赫的宗教领袖，激发了藏蒙僧侣前往五台山学法的热情，进一步巩固了五台山作为藏传佛教修学中心的地位，对安多、蒙古地区的五台山信仰影响巨大。

清政府的以上措施，提升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规格和地位，将五台山打造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藏传佛教中心，增强了其对蒙藏信徒的吸引力。事实上，五台山最终也成为了中国各民族共有的佛教圣地，其宗教魅力加固了各民族的政治向心力，而这种政治向心力的核心表现是蒙藏民族将文殊和皇权结合起来，使清朝皇帝获得了文殊师利大皇帝的身份。

二、对中央政府的最高认同：文殊皇帝

清代西藏地方对中央王权的高度接纳，虽有国家的引导，其实施和完成者还是西藏民众。因此，五台山藏传佛教信仰的内向心力是中央政府的主导与西藏民众意愿的统一。

在佛教的观念里，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在佛教的四大菩萨信仰里，只有文殊信仰与皇帝有联系，尤其到了清朝，几个著名的皇帝都被冠以“文殊皇帝”的称号。这个称号来自于西藏，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除了将非常有智慧的高僧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还将那些有统治谋略和护持佛教的统治者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一旦人主被视作菩萨的化身，对他的身份认同就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认同，赋予了皇帝神圣性和不可亵渎的特点。西藏历史上就有将统治者与菩萨相结合的传统。

1.“三怙主”与吐蕃赞普：西藏神话王权的传统

吐蕃历史上三个崇佛的赞普被认为是三怙主的化身：即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赤松德赞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赤祖德赞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吐蕃赞普被视为三怙主化身的观点，很快转变为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来看待菩萨与世俗世界的联系，汉地是文殊菩萨的教化之地，而藏地由观音菩萨教化。

2.皇帝为轮转王：世俗统治者的世俗认定

到了元代，忽必烈等人被称为“轮转王”“金转轮王”，这是世俗统治者所能达到的极致。若要进一步提升皇权，只能打破凡圣界限，将世俗统治者和菩萨相结合。在元代已经出现了将忽必烈视为文殊化身的传说，《邬坚巴传》中曾记载邬坚巴质疑忽必烈被视为文殊菩萨化身的传说。

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较大转化，皇帝与文殊最终实现了合二为一，出现了“文殊皇帝”的称呼。学界一般认为“文殊皇帝”的称呼最初是由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开启的，他最早于1653年将顺治皇帝称为“统驭天下文殊菩萨圣主陛下”。然而，五世达赖喇嘛在此之前已经建构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帝王观。他本人也称元朝的皇帝为“文殊皇帝”，而且他将“文殊皇帝”的标准定为“此摩诃支那凡能凭仗武功，统御疆土，升登八足狮子所擎宝座，足踏金莲，七宝前导，天神下降为人间之君主者，皆是受怙主文殊菩萨之所加持，清凉光明，映照心间，众喜甘露，涓涓长滴之人主也”。元朝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三百多年之后，完成了国家大一统的，因此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称元朝皇帝为“文殊皇帝”。是书完成于1643年，早于1653年。其实第一个直接称呼清朝顺治皇帝为“文殊皇帝”的不是五世达赖喇嘛，而是第巴索南饶丹，其在顺治九年上奏皇帝谈及迎请五世达赖喇嘛事宜时，就用到了“文殊皇帝”的称呼。所以在1652年左右，西藏政教界已经形成了称呼清朝统治者为“文殊皇帝”的共识。五世达赖喇嘛回藏之后，给顺治皇帝的请安奏疏里面很正式地将顺治帝称为“文殊皇帝”了。

清朝皇帝也十分乐意接受西藏僧俗力量将其称作“文殊大皇帝”。乾隆帝十分喜欢“曼殊师利大皇帝”这一称呼，他的诗碑《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中，就有“卫藏呈进丹书，均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的注释。在乾隆御容像唐卡中，乾隆本人的形象也具有文殊菩萨的象征。

以上这些说明，以“文殊皇帝”来称呼清朝统治者，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传扬，皇帝和文殊菩萨合而为一，在世俗权利之外，清朝皇帝又获得了宗教身份，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得到了又一层保证。因此，文殊菩萨与皇权的合一是在藏民族的推动下完成的，它体现了西藏地方对中央皇权权威的再塑造意愿以及高度的认可。

三、宗教意义上内向心力的建构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涉及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宗教意义上对蒙藏民族内向心力的建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清代出现的藏文史书中，许多高僧被认为是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化身，并且在寂灭后，又回归五台山。有的藏传佛教僧人，不仅转世在五台山，而且转世在五台山的汉传佛教僧人中，体现了西藏僧众中华佛教观的建构，中华佛教观的特征是跳出了汉传、藏传佛教的认知局限。

第二，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僧人心目中重要的修行圣地。有大量的蒙藏僧众到五台山学法、修行。伴随着大量蒙藏高僧在五台山的修学，五台山中华佛教圣地的身份最终定格。

朱丽霞教授的演讲结束后，熊文彬教授进行了总结，最后朱丽霞教授对听众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晚上9点整，讲座圆满结束。